关于屈原创作 天问 的背景 资料 越详尽 越好 谢谢 啦 ~~

作者&投稿:梅雄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屈原《天问》写作背景及心情~

在屈原的作品当中,《天问》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语言的角度上,《天问》的风格与屈原的其他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不似《九歌》语言瑰丽大气,也不似《橘颂》光明坦荡,相反多了些神秘与晦涩。在《天问》中,屈原就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及人文提出了一百七十余个问题,根据东汉王逸所考,《天问》是屈原被贬路上“……忧心愁悴……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祠堂……呵而问之”正因为这部作品中独特的种种,《天问》的主旨即屈原的写作最初动机成为了文学家和史学家一直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天问》 屈原 楚文化 写作主旨正文在屈原的作品当中,《天问》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语言的角度上,《天问》的风格与屈原的其他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不似《九歌》瑰丽大气,也不似《橘颂》光明坦荡,相反多了些神秘与晦涩。在《天问》中,屈原就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及人文提出了一百七十余个问题,根据东汉王逸所考,《天问》是屈原被贬路上“……忧心愁悴……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祠堂……呵而问之”正因为这部作品中独特的种种,《天问》的主旨即屈原的写作最初动机成为了文学家和史学家一直探讨的问题。一.何为主旨,众说纷纭 自古以来,人们对天文的主旨众说纷纭,比较有影响力和代表力的是东汉王逸、明朝王夫之和当代学者启良的观点。1) 王逸——泄愤说王逸认为《天问》为屈原被贬谪路上呵壁而作,以泄愤懑,抒泻愁思。原为《问天》,又因天尊而不可问,故曰天问。王逸的观点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因为《天问》全篇结构凌乱,用词晦涩,能够体会出作者复杂而冲动的情感。王逸之所以将《天问》看做“楚人辑”而“屈原作”也是为此。虽然这中看法颇延续了一段时间,但逐渐受到怀疑。依我所见,《天问》虽行文凌乱,但提出的问题至深至广,非一时激动而能写出。如开篇——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提问大胆深刻,在神秘色彩浓重的政治环境和封建迷信的社会中,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开创了先河,很难说是泄愤之作。因此认为王逸的观点不足以成立。2) 王夫之——讽谏说 王夫之《楚辞通释�6�1天问》云:“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王夫之认为,屈原作《天问》意在向楚王进谏。从《天问》的内容上看,的确有这种可能。《天问》后半部分着重写各个诸侯国的兴衰,讲述君主及臣子的作为,并提出了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如对伯邑考和梅伯两位忠臣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与愤慨,对舜之胞弟象受到优厚待遇的不满(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若参考屈原当时的处境,王夫之的提出这样的观点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但这种观点并不全面,仅考虑了《天问》的后半部分,却遗漏了前半部分关于天地山川的质疑,因此这样的理论是不全面的。3)启良——反汉化说 启良认为,可将屈原所处的楚文化同当时的中原文化看做两种文化类型,并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去把握屈原的思想意向。由于中原人与楚人的文化理念、形态和特色不同,楚文化与中原文化难免发生冲突,尤其是在交通相对不便、交流堵塞的东周年间。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可以从《天问》中援引大量楚地神话并将他们与中原文化进行对比上看出来。按照观点,则《天问》主旨与《九歌》相似,是用楚人的思想感情来创作,其用意是表述楚人的信仰世界和文化精神。在天问中屈原对于中原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尧舜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而对中原很少进行肯定的浇、周昭王等无明显的批评。我认为,若将《天问》理解成一篇屈原给汉文化的檄文,未免有些狭隘,因为在我看来屈原在《天问》中宣传的大多是关于正义与罪恶斗争的普世思想。虽然多提到楚国神话,但这些是作为屈原思想的载体出现。如果将这些作为《天问》的主体去理解,我认为会有所偏颇。二.《天问》主旨之我见1.质疑天问三百七十余句,一百七十余问一气呵成,自始至终未曾脱离“质疑”二字。从一“曰”字开篇,屈原阐述了自己种种质疑,其中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自然现象的疑惑,在以天为神、充满神学色彩的东周,问天既可以理解为对自己曾经的信仰的疑问。如古代人普遍相信盘古开天辟地,屈原却开创性的提出——譢古支出,谁传道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领主多以神意威服百姓。屈原这一提问,已经远远超出了关于宇宙本源的科学性问题,而是对所谓“神授君权”的质疑甚至于否定。试问,在那样一个混沌初开的时代,能够大胆的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有多少,退一步讲,有这种思想深度能够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又有多少。这种疑问,同时也意味着屈原信仰的崩溃。当时的屈原遭到误解,被贬谪。将这些问题放置到当时的环境中,不难发现,屈原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产生了怀疑。他的迷茫在于不知自己何以登上仕途,又为何被那个曾给予自己前程的君主处罚(后人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屈原的质疑不仅仅限于自身的悲剧,他将这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现象推广开来,投射到神话传说当中,便发现奸臣当道良臣遭叵的悲剧自古有之。于是他开始对社会本身产生疑惑。屈原能够辨善恶,却不明白为何在世界上善与恶的结果常常是恰恰相反。如屈原批评禹之胞弟象与想要谋害兄长并霸占嫂子,诡计多端,然而子孙却长久兴旺(负子肆情眩弟并淫 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 后嗣而逢长。)他怒斥“犬豘之人”阻塞君主视听,然而往往是这样的人能够被重用,想自己一样有一腔热忱和忠心的人却郁郁不得志。世道善恶黑白混乱,呜呼屈子。与他曾经的作品《橘颂》中的“秉徳无私,参天地兮”与《惜颂》中的“值苍天以为证……俾山川以备御”所表达的对山川天地无上标准的景仰不同,《天问》中他却提出了“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这表达除了他对天地的深度怀疑和对真理的追求。因此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学》中所说,屈原的《天问》“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质疑,是为《天问》一大主旨。2.探究天道这一点原因应当参考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风气。诸侯并起割据,也带来了百家争鸣,学术气氛空前活跃,而讨论中心大多有关于治国之道。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的“思想界”主要有两种立场——“法先王”和“法后王”。法先王以古代君主为模范,而法后王者,往往探究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天道。如《尚书》中用天命研究社会政治中的民命。以天道和治世相对照探讨治理国家的法则,也成为《天问》中的一大主要思想。这便是为什么在《天问》的后半大量讲述诸侯国兴衰,实际上是为了找寻到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这种角度看,《天问》就不仅仅有文学上的含义,更是一部政治著作,阐述了屈原的对整个宇宙、自然法则乃至人类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进行的探究和其深刻的学术思想。总上所述,我认为《天问》的主旨是探究与质疑的结合,是屈原不断探索真理的产物。《天问》“是屈原把自己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批判采用问难的方式提出。”(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屈原的这部《天问》无论是在中国的文学、社会学还是史学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为研究我国文学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但是当人遇到挫折时,不是不应当“天问”,而是要积极寻求问题的答案,以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屈原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不能那个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个人的悲剧。我们无从想象如果屈原找到了心中疑问的答案,坚强的活在那个乱世中,会是什么样子,但单纯的疑问从来不是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每一个人,对于心中的“天问”,都应作出自己理性的回答。参考书目:《国学经典丛书——楚辞》(中州古籍出版社) 《读楚辞》胡适 《楚辞听直》黄文焕 《屈原赋今译》郭沫若杂感琐记凌晨一点,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的初稿,松一口气。说实话,对于《天问》,无论是写评析还是写论文都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单单是通读《天问》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很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老爸语)。尤其是《天问》不像屈原的其他作品可读性强,它的结构相当零散,涉及到大量的天文地理知识,需要很大的古代汉语知识储备(为此还特地查阅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以及天文相关知识)。第一次写论文,真辛苦,但是静心想想,受益匪浅。仿佛是敞开了一道古典文学的大门,而我有幸得到的钥匙,竟然是这最华丽的《楚辞》。细细数来,读《天问》的过程仿佛是游览一个偌大的博物馆,收获的精神财富足以弥补身体上的劳累,真的值了。从没有对自己读过的书进行这样理性而耐心的思考探究,这是我人生中写的第一篇论文,我应当珍惜他,因此我可以快乐而自豪地说——这篇论文,绝对是“原创版”。此时感到的,是指尖传来的键盘的温暖,是双手因为长时间打字而颤抖,是盘坐着的双腿发麻,而有一种感觉凌驾于这一切之上——喜悦。仿佛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种下的种子突破泥土的重围发芽长叶开花,仿佛在花上看到一个绽放着的果实……窗外烟火早已睡去,一片纯粹的黑色。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叫屈原的诗人,看到的是否也是同样的一篇黑色呢?只是他太心急,心急到忘记等待了那即将喷薄而出的黎明吧…..略有所感,聊以记之

《天问》为屈原所作。题目为何不为“问天”?天尊贵因此不能向其发问,故而成为”天问”。屈原被逐,心中忧愁憔悴。彷徨于川泽之间,游荡在平原丘陵之上。向苍穹发出呼号,仰面叹息。见到楚国先王的宗庙以及王室公卿的祠堂,墙壁上描绘着主宰天地山川的神灵,画面瑰奇美丽,形象神奇怪异,又有描绘古代圣君贤王行事的图画。四下游览之后,身体疲惫,于壁画下修养精神,抬头正看到所绘图案,于是在墙壁上书写了文字,以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楚人哀叹屈原的不幸命运,将此文字收集起来,因此此篇在文字顺序上有颠倒之处。

《天问》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楚辞》中的一篇,全诗373句,1560字,多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错落有致。该作品全文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赏析一 《天问》是屈原所作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由于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的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作者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 何谓“天问”?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又据传屈原被逐,忧心愁惨,旁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这种说法虽有一定历史文献的记载及文物可作参考,但未必就是屈原写《天问》的真实起因。《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它所涉及的人事,大多有当时的现实意义。因此,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不会是仅仅根据庙堂壁画。而是有他主观上的选择并经他精心结撰的。从全文的先后次序来看,先天地自然后三代史实,而以楚国的贤君愚臣作为结尾,这里显著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动机与创作意图,因此,这篇包含着作者深层思想结晶的《天问》,不可能是他“呵壁问天”的即兴之作。 《天问》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粹,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而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学人所探究的问题,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几乎都已讨论到。屈子的《天问》则以惝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钜制,这就是屈子所以为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而“天”字的意思,战国时代含义已颇广泛。大体说来,凡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人所不能了解,不能施为的事与物,都可用“天”来统摄之。对物质界说,又有本始、本质、本原的意思。《易·系词》中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天问》的天,也颇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与道家的“道”字,《易经》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这些“法象”的名词,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是正杂说之意,《天问》的光辉和价值也就很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了! 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2句1553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有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 全诗总体看来大致可分两大部分。每部分中又可分为若干小节。 从篇首至“曜灵安藏”,这部分屈子问的是天,宇宙生成是万事万物的先决,这便成了屈原问难之始,其中从“遂古之初”至“何以识之”问的是天体的情况,“明明暗暗”四句讲宇宙阴阳变化的现象。第二小节自“圜则九重”到“曜灵安藏”则是对日月星辰提问:它们何以不会坠落?太阳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阴晴圆缺?以及有关日月的一些传说的疑问。从“不任汩鸿”起问的地事,从禹治水过渡到“九州安错……何气通焉”说的是古传说中关于地球的一些情况,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则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现象发问。第三节从“焉有石林”到“乌焉解羽”一节多为二句一问,都是当时民间传说中的怪事。 以上《天问》的第一大部分,大体是就自然界的事物发问,并联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一些神话与历史传说,文章富有变化,联想丰富而有情致,除少数可能有错简外(如“河海应龙”二句或为错简,或有失误),不能以后人习惯的文章结构之法去看它,而认为是“与上下文不属”,杂乱而无章法。 从“禹之力献功”起,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提出了问题,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构成了《天问》的第二大部分。 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子对这些传说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的传说的怀疑中,往往表现着诗人的情感、爱憎。尤其是关于鲧禹的传说,表现了作者极大的不平之情,他对鲧治水有大功而遭极刑深表同情,在他看来,鲧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认为的是治水失败之故,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这种“问”,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愤懑,《天问》的思想光辉就应当是这样来理解的。 自“天命反侧”起则进一步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舜、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庐、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问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这些叙述可以看成是这位“博闻强志”的大诗人对历史的总结,比《离骚》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楚国政治现实的抨击,也是希望君主能举贤任能,接受历史教训,重新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变幻了的表现手法。 《天问》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以四字为句,以问的形式从一个问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细细读去还是可以理清脉络,弄明主脑的。《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屈赋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四句为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使用,富于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语,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鑛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它表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问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在修辞手法上,自然没有像《离骚》、《九歌》、《九章》那样绮丽而富于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贺裳《骚筏》所评“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自然是宇宙间一种奇文”。 《天问》问世之后,摹拟的作品为数不少。晋傅玄有《拟天问》,梁江淹有《遂古篇》,唐杨炯有《浑天问》、柳宗元有《天对》,明方孝孺有《杂问》、王廷相有《答天问》,清李雯也有《天问》……可见其对后世文学创作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摹拟之作大多既缺乏思想价值也缺乏文学价值。 总之《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具特色而有很特殊意义的文学杰作,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它相当高的价值与地位。 赏析二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该作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盘花歌》,布依族民间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内容以花为核心,相互盘问种花的过程和经验,涉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流行在贵州惠水一带。苗族民间歌曲,借花盘问,或以花比喻对方,两句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贵州望谟一带。 那么,楚国庙堂里真的有壁画吗?答案是肯定的。人类开始绘画的历史目前已经追溯到数万年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够画上图案的材质,当初人们都曾经尝试过,并由此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绘画品种。例如人体画、服饰画、陶器画、木器画、石器画、金属器画、皮画、帛画、纸画(画面尺寸相对较小),以及岩画、地画和壁画(画面尺寸相对比较大)。 一般来说,古代绘画内容,一是为了宗教或巫术目的,二是为了记述历史,三是为了传播知识。例如,我国畲族有一种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称祭祖舞。每年农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举族大祭祖,以及丧葬仪式,都要由年长者主持,请师公(巫师)和祭祖者(丧葬仪式为八人),在祖先画像前,唱祭祀歌,跳表现祖先功德的舞蹈,众人随之共舞。祖先画像又称祖图,通常为长卷式,绘画内容为本民族起源与迁徙的传说。 我国岩画分布地域非常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宁夏的桌子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以及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岩画、西南地区(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岩画和福建台湾岩画,此外牡丹江亦发现有岩画。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吕梁山、秦岭、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荆山、大别山等山脉却几乎不见有过什么样的岩画(吉林、辽宁、湖南、江西、浙江、广东、海南亦未发现岩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岩壁上绘画了。 在我国,地画和壁画(包括墙壁、天花板)是两种相当古老的绘画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时期(通常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地画首次发现于1982年10月,当时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王营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中,在一处房屋居住面上方发现一幅用碳黑颜料绘制的地画,画面范围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米,图案为舞人和陈牲,现存画面有两个人物像,画像人物高约33厘米、宽约14厘米,状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绘画时间距今已有5000多。陕西省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后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发现一幅黑红色装饰画,现存的椭圆形图饰,东西宽1·3米,南北长1·5米。此外,我国先民还创造有地面摆塑画,用贝壳或石块摆塑成动物、人物或星座等图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里出土有贝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画、虎背卧鹿画、龙头蜘蛛画、人骑龙背画,它们也可以归入地面画。 我国壁画最早见于5000多年前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在出土的墙壁残块表面绘有几何形纹图案画,系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形图案。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存在;因此,随着古代建筑物的坍塌,建筑物内的壁画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无踪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曾在庙堂里、墓室内广泛地绘制过壁画。 丁晏在《天问笺·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武梁祠堂有伏戏、祝诵、夏桀诸人像。”事实上,许多典籍都记载有古代壁画,《汉书·霍光传》提到周公负成王图,《汉书·成帝纪》记有:“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汉书·叙传》称:“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文选》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太平广记》卷210引《王子年拾遗记》:“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喷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成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读,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惟恐飞去。”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绘制壁画的有名有姓的画家的最早记录。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问》的内容与《山海经》有许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经》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和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相传《山海经》原本有图,如其不谬,那么《山海经图》也有可能曾经被绘制在上述历史朝代的庙堂墙壁上(常见的说法是,山海经图被铸造在九鼎上)。屈原创作《天问》长诗的时间,没有留下记载。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

  何谓“天问”?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又据传屈原被逐,忧心愁惨,旁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这种说法虽有一定历史文献的记载及文物可作参考,但未必就是屈原写《天问》的真实起因。《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它所涉及的人事,大多有当时的现实意义。因此,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不会是仅仅根据庙堂壁画。而是有他主观上的选择并经他精心结撰的。从全文的先后次序来看,先天地自然后三代史实,而以楚国的贤君愚臣作为结尾,这里显著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动机与创作意图,因此,这篇包含着作者深层思想结晶的《天问》,不可能是他“呵壁问天”的即兴之作。
  至于屈原撰写《天问》的灵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于是屈原“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有趣的是,王逸称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言外之意是屈原过去并不知道楚国有庙堂,庙堂里有壁画。显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于楚国望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屈原实际上是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楚国庙堂壁画的内容所震惊,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撰写出千古奇文《天问》来。
  至于《天问》的写作时间,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说在顷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后,也有可能作于怀王之时。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同理,《天问》是作者在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时产生的巨大疑问,而《九章》诸篇则大多是作者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的情感记录,因此《天问》也只能作于《九章》之前。
  由于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时间,是楚怀王在位或活着的时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击,则发生在楚顷襄王新就位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之际。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在楚怀王被扣留秦国直至客死秦国期间,在如何对待楚怀王的问题上,屈原与顷襄王、令尹子兰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屈原在为楚怀王主持完招魂仪式后,怀着悲痛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再一次进入楚国庙堂,面对庙堂里的壁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终于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和质疑,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知识体系产生疑问和困惑,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满腹疑惑一股脑倾泻出来,从而一气呵成写出千古名篇《天问》来。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那么,令尹子兰究竟是“闻之”什么事情会“大怒”呢?顷襄王又因何“怒而”一定要放逐屈原呢?一般来说,屈原虽然与顷襄王、令尹子兰存在政见分歧,但是屈原并不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非将屈原驱逐出国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正是《天问》一诗。当子兰读到屈原的《天问》时,对其不敬天的言词大为震怒,于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进一步谗陷屈原,并促使顷襄王决意放逐屈原。道理很简单,怀疑天命、质疑天的绝对权威,指责历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为对顷襄王的怀疑和质疑,这是顷襄王绝不能容忍的。
  《天问》的构思瑰丽雄奇、意境广博深邃、气势恢弘磅礴,作品的奇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天问》的命题、内容和写作形式都有独特之处:
  就命题而言,屈原将这部作品命名为《天问》,顾名思义就是个“天大的问题”。
  就内容来说,《天问》是对中国远古神话与传说的述问,是对中国上古和古代历史与传说的述问。《天问》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天文、地理、物种、人类、社会、历史、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故有学者称《天问》是“远古神话和上古史大纲”。对于《天问》内容之种种奇特,读者将会在本书“释疑篇”和“答疑篇”中一一领略。
  至于《天问》的写作形式,其奇特之处乃在于通篇多系“设问句”,屈原竟然用诗赋的形式、设问的方式向“苍天”提出170多个疑难问题,这在任何诗赋之作中都是空前绝后的。
  《天问》之所以被称为奇诗,就在于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难问题,就在于屈原头脑中的“问题意识”。何谓“问题意识”?爱因斯坦说“关键是不要停止发问”,华罗庚说“数学家的头脑里不能没有问题(即要时刻在思考着问题,要有充足的问题储备)”,这就是人类的“问题意识”。从古希腊泰勒斯的“万物本源之问”到后来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之问”,从1900年的“希尔伯特数学问题”到当今的“Clay悬赏问题”等,都是“问题意识”的作品。“问题意识”作品都是十分奇特的,“问题意识”作品对于认识世界、探索自然、破解疑义,攻克科学难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屈原的《天问》正是中国古代最具“问题意识”的一部奇特作品,《天问》中的疑难问题,上自宇宙形成、天体运行,下至四方地理、自然现象,中及人类社会历史、历代兴衰。对于这些疑难问题,屈原莫不穷究其理,集中地反映了他“上下求索”的哲学家、思想家的精神面貌,表现出他敢于怀疑古人传统观念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思想境界。
  令人扼腕而感慨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像屈原《天问》这样的“问题意识”作品太少了。究其原因,高炳生在《屈原天问的科学思想价值——并试解“李约瑟难题”》中认为:《天问》体现出的科学精神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相抵触,因此《天问》精神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得不到理解和发扬,以致我国近代从未发生过科学革命。高文的这种见解实在是发人深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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