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斌不是“清朝第一清官”？

汤斌“清朝第一清官”之说是无稽之谈？~

　　根据历史考证，汤斌在整个清朝历史典籍中根本找不出“天下第一清官”的记载。只是现代这个叫高阳的台湾人编了一本叫《清官册》的小说，他在小说里说汤斌是“大清王朝第一清官”。于是人们就以讹传讹，有了汤斌是“清官册上第一名”的说法。实际上在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清官册”，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说法更无从考稽，不过是小说语言而已。在清代大臣和皇帝的评语中，也找不到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任何记载。
　　一些学者指出汤斌的《明史稿》涉嫌抄袭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与汤斌所撰者相同，因汤斌为总裁，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删改方稿入之潜庵史稿中。……且其所撰，与汤潜庵拟稿相比，皆较简单，以知汤稿实为增改之作。凡此皆据李氏（晋华）《纂修考》之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刘节编著《中国史学史稿》）
　　雍正十年（1732年），汤斌入祀“贤良祠”。这时正处于满清“文字狱”酷烈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大批汉人遭到逮捕迫害。吕留良是与汤斌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但与汤斌不同的是在明亡后誓死不仕清朝，隐居山林，落发为僧，并锐意著述，曾有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而引起满清统治者的仇恨。而汤斌是率先入仕满清政府的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并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满清所倡导的文化政策，曾在江苏以“扫黄”的名义封杀坊间出版物等反清言论，所编修的《明史稿》也符合满清统治者的口味。清政府为了强化“文字狱”的成果，去世45年后的汤斌又被雍正皇帝树立为榜样表彰并入祀贤良祠。
　　清朝经过“文字狱”的大肆封杀和血袭，只有象汤斌、杨名时之类绝对臣服并全心全意为之歌功颂德的少数汉人才得行其道。明清之际，汉族典籍饱经满清禁毁、抽毁，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惨状，而满清典籍，则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因此，面对史事，检索典籍，则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鲁迅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当今学界躁急浮华，迎合功利，于中国历史有“戏说”、“谩说”、“歪说”等等，不一而足。不仅缺乏学术责任，也同时缺乏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在国家重修《清史》之际，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吴三桂降清，貌似学术“创新”，而实为解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种理论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为汪精卫等“曲线救国”人士平反。纵观世界各个国家，不仅日本和俄罗斯，就连美国这种高度民主和重视个体生命的国家，在涉及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都是绝对强硬和严格的，这是作为一个好人的道德底线。“肯定吴三桂降清”的言论不仅与国家现行的道德水准要求相去甚远，而且亦将沦丧中华民族千百年得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痛定思痛，可以想象，在中华民族的各个朝代都腾跃过鲜活的生命和铮铮铁骨，绝非现在的影视界所充斥睁眼就能看到的所谓的“康乾盛世”才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汤斌、于成龙等作为当时汉族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率先应招入仕满清，一改当时宿儒大家不仕清朝的先例，再加上汤斌所参修的《明史稿》也比较符合清朝后来“文字狱”打压汉民族文化政策的要求。所以汤斌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刻意树立为大儒高官的后世楷模令汉人效仿，以期达到从根本上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而与他同时代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年—1695年）、万斯同（1638～1702）、朱之瑜（1600～1682）等人则都是些学以致用的抗清名士，与这些高尚民族气节的义士相比，汤斌的理学就显得生命力不足，难以致用了。而且汤家也是受过明代国恩的世家旧族，其本人所受的基础教育也是在明代进行的，从这种民族大视野来看汤斌的思想里是有投机生存意识存在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去膜拜效仿。
　　近代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说：“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可见虽贵为“驯静奴隶”，但仍要遭受满清统治者的歧视。从清朝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史看，服务于清朝统治者的臣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君”与“臣”的关系，唯唯诺诺，更象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就连满、汉官员的比例和权重配置比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悬殊得惊人。这对于今天需要重塑民族自信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人来说是需要有所认识和警醒的，是值得反省的深层次问题。
　　《汤斌墓志铭》现保存在商丘市博物馆内，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都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显得比较低，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和标准，可见汤斌去世前后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后来所刻意宣传拔高的那样尊崇。

　　汤斌压根就不是什么“天下第一清官”，他不过在满清的“文字狱”时期写过一些很受清朝主子喜欢的文章而已，所以才会有一些媚清情节的人对他大吹特吹。他还在山西带兵擒获过明末抗清将领李玉廷。另外，汤斌也很会作秀，他在江苏任巡抚期间，领着家属妻儿吃青菜豆腐不吃肉，而于成龙在外为官二十年，却都是孑然一人，从来不带家属。
　　根据历史考证，汤斌在整个清朝历史典籍中根本找不出“天下第一清官”的记载。只是现代这个叫高阳的台湾人编了一本叫《清官册》的小说，他在小说里说汤斌是“大清王朝第一清官”。于是人们就以讹传讹，有了汤斌是“清官册上第一名”的说法。实际上在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清官册”，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说法更无从考稽，不过是小说语言而已。在清代大臣和皇帝的评语中，也找不到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任何记载。
　　一些学者指出汤斌的《明史稿》涉嫌抄袭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与汤斌所撰者相同，因汤斌为总裁，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删改方稿入之潜庵史稿中。……且其所撰，与汤潜庵拟稿相比，皆较简单，以知汤稿实为增改之作。凡此皆据李氏（晋华）《纂修考》之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刘节编著《中国史学史稿》）
　　雍正十年（1732年），汤斌入祀“贤良祠”。这时正处于满清“文字狱”酷烈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大批汉人遭到逮捕迫害。吕留良是与汤斌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但与汤斌不同的是在明亡后誓死不仕清朝，隐居山林，落发为僧，并锐意著述，曾有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而引起满清统治者的仇恨。而汤斌是率先入仕满清政府的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并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满清所倡导的文化政策，曾在江苏以“扫黄”的名义封杀坊间出版物等反清言论，所编修的《明史稿》也符合满清统治者的口味。清政府为了强化“文字狱”的成果，去世45年后的汤斌又被雍正皇帝树立为榜样表彰并入祀贤良祠。
　　清朝经过“文字狱”的大肆封杀和血袭，只有象汤斌、杨名时之类绝对臣服并全心全意为之歌功颂德的少数汉人才得行其道。明清之际，汉族典籍饱经满清禁毁、抽毁，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惨状，而满清典籍，则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因此，面对史事，检索典籍，则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鲁迅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当今学界躁急浮华，迎合功利，于中国历史有“戏说”、“谩说”、“歪说”等等，不一而足。不仅缺乏学术责任，也同时缺乏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在国家重修《清史》之际，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吴三桂降清，貌似学术“创新”，而实为解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种理论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为汪精卫等“曲线救国”人士平反。纵观世界各个国家，不仅日本和俄罗斯，就连美国这种高度民主和重视个体生命的国家，在涉及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都是绝对强硬和严格的，这是作为一个好人的道德底线。“肯定吴三桂降清”的言论不仅与国家现行的道德水准要求相去甚远，而且亦将沦丧中华民族千百年得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痛定思痛，可以想象，在中华民族的各个朝代都腾跃过鲜活的生命和铮铮铁骨，绝非现在的影视界所充斥睁眼就能看到的所谓的“康乾盛世”才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汤斌、于成龙等作为当时汉族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率先应招入仕满清，一改当时宿儒大家不仕清朝的先例，再加上汤斌所参修的《明史稿》也比较符合清朝后来“文字狱”打压汉民族文化政策的要求。所以汤斌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刻意树立为大儒高官的后世楷模令汉人效仿，以期达到从根本上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而与他同时代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年—1695年）、万斯同（1638～1702）、朱之瑜（1600～1682）等人则都是些学以致用的抗清名士，与这些高尚民族气节的义士相比，汤斌的理学就显得生命力不足，难以致用了。而且汤家也是受过明代国恩的世家旧族，其本人所受的基础教育也是在明代进行的，从这种民族大视野来看汤斌的思想里是有投机生存意识存在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去膜拜效仿。
　　近代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说：“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可见虽贵为“驯静奴隶”，但仍要遭受满清统治者的歧视。从清朝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史看，服务于清朝统治者的臣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君”与“臣”的关系，唯唯诺诺，更象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就连满、汉官员的比例和权重配置比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悬殊得惊人。这对于今天需要重塑民族自信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人来说是需要有所认识和警醒的，是值得反省的深层次问题。
　　《汤斌墓志铭》现保存在商丘市博物馆内，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都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显得比较低，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和标准，可见汤斌去世前后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后来所刻意宣传拔高的那样尊崇。

　　根据历史考证，汤斌在整个清朝历史典籍中根本找不出“天下第一清官”的记载。只是现代这个叫高阳的台湾人编了一本叫《清官册》的小说，他在小说里说汤斌是“大清王朝第一清官”。于是人们就以讹传讹，有了汤斌是“清官册上第一名”的说法。实际上在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清官册”，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说法更无从考稽，不过是小说语言而已。在清代大臣和皇帝的评语中，也找不到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任何记载。
　　一些学者指出汤斌的《明史稿》涉嫌抄袭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与汤斌所撰者相同，因汤斌为总裁，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删改方稿入之潜庵史稿中。……且其所撰，与汤潜庵拟稿相比，皆较简单，以知汤稿实为增改之作。凡此皆据李氏（晋华）《纂修考》之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刘节编著《中国史学史稿》）
　　雍正十年（1732年），汤斌入祀“贤良祠”。这时正处于满清“文字狱”酷烈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大批汉人遭到逮捕迫害。吕留良是与汤斌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但与汤斌不同的是在明亡后誓死不仕清朝，隐居山林，落发为僧，并锐意著述，曾有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而引起满清统治者的仇恨。而汤斌是率先入仕满清政府的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并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满清所倡导的文化政策，曾在江苏以“扫黄”的名义封杀坊间出版物等反清言论，所编修的《明史稿》也符合满清统治者的口味。清政府为了强化“文字狱”的成果，去世45年后的汤斌又被雍正皇帝树立为榜样表彰并入祀贤良祠。
　　清朝经过“文字狱”的大肆封杀和血袭，只有象汤斌、杨名时之类绝对臣服并全心全意为之歌功颂德的少数汉人才得行其道。明清之际，汉族典籍饱经满清禁毁、抽毁，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惨状，而满清典籍，则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因此，面对史事，检索典籍，则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鲁迅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当今学界躁急浮华，迎合功利，于中国历史有“戏说”、“谩说”、“歪说”等等，不一而足。不仅缺乏学术责任，也同时缺乏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在国家重修《清史》之际，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吴三桂降清，貌似学术“创新”，而实为解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种理论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为汪精卫等“曲线救国”人士平反。纵观世界各个国家，不仅日本和俄罗斯，就连美国这种高度民主和重视个体生命的国家，在涉及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都是绝对强硬和严格的，这是作为一个好人的道德底线。“肯定吴三桂降清”的言论不仅与国家现行的道德水准要求相去甚远，而且亦将沦丧中华民族千百年得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痛定思痛，可以想象，在中华民族的各个朝代都腾跃过鲜活的生命和铮铮铁骨，绝非现在的影视界所充斥睁眼就能看到的所谓的“康乾盛世”才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汤斌、于成龙等作为当时汉族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率先应招入仕满清，一改当时宿儒大家不仕清朝的先例，再加上汤斌所参修的《明史稿》也比较符合清朝后来“文字狱”打压汉民族文化政策的要求。所以汤斌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刻意树立为大儒高官的后世楷模令汉人效仿，以期达到从根本上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而与他同时代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年—1695年）、万斯同（1638～1702）、朱之瑜（1600～1682）等人则都是些学以致用的抗清名士，与这些高尚民族气节的义士相比，汤斌的理学就显得生命力不足，难以致用了。而且汤家也是受过明代国恩的世家旧族，其本人所受的基础教育也是在明代进行的，从这种民族大视野来看汤斌的思想里是有投机生存意识存在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去膜拜效仿。
　　近代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说：“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可见虽贵为“驯静奴隶”，但仍要遭受满清统治者的歧视。从清朝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史看，服务于清朝统治者的臣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君”与“臣”的关系，唯唯诺诺，更象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就连满、汉官员的比例和权重配置比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悬殊得惊人。这对于今天需要重塑民族自信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人来说是需要有所认识和警醒的，是值得反省的深层次问题。
　　《汤斌墓志铭》现保存在商丘市博物馆内，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都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显得比较低，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和标准，可见汤斌去世前后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后来所刻意宣传拔高的那样尊崇。

有一个叫高阳的人在自己的小说《清官册》中写了一个叫汤斌的清代巡抚，说他平时做官如何节俭，每顿饭只吃清淡的豆腐和青菜，于是高阳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绰号加以颂扬，说汤斌是“天下清官第一”，进行大书特书。但根据历史考证，汤斌在整个清朝历史典籍中根本找不出“天下第一清官”的任何记载。也只是这个叫高阳的人让汤斌在小说《清官册》中过足了一把“大清王朝第一清官”的清官隐。于是便有人附和，有了汤斌是“清官册上第一名”的说法。实际上在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清官册”，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说法更无从谈起。在清代大臣和皇帝的评语中，也找不到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任何记载。只不过汤斌和他同时代的吕留良、顾炎武、黄宗羲、张苍水等人士相比很会识时务，为官之初就带领清兵捕获了抗清将领李玉廷，颇受清廷赏识而已。
大家知道，近几年国家提倡反腐倡廉，人们反而又想起清官了。政府用道德的准则来树立清官，媒体以历史戏剧来刻画清官，而老百姓则以故事传说的形式来传扬清官。一时间，“清官”之说甚嚣尘上。
各地及一些历史人物的后代们都在从各自的角度标榜自己心目中的清官。迄今所能看到清朝康熙年间“天下第一清官”的说法有多种版本，有些杜撰显得十分滑稽。于成龙、赵申桥、张伯行、张埙、施世纶、王言等人现在都有“天下第一清官”之说。而据考证，张伯行、于成龙、施世纶等人在生前或死后确曾被当时的老百姓或官方颂称过“天下第一清官”。现在的人为施世纶重新造了一个“天下第一清官”的匾额，说是康熙皇帝亲笔所题。至于王言，在其出生地，有一块据说也是康熙皇帝亲笔赐敕的“天下第一清官”的赤匾。仅就此而言，不知道这位康熙皇帝不识数乱出“戏言”还是后人狗尾续貂的太滥，弄出了这么多的“天下第一清官”。人们渴望清官出世的愿望是好的，但历史学的考据也是很严肃的学问，不能掺杂进去太多的浮躁。
严格说来，清朝所标榜的清官很难符合历史上人民心目中清官的传统道德标准。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以血腥换来的政权，必定要残酷镇压占有绝对人口基数的汉民族反抗，在多次大规模的“文字狱”清洗过程中，清朝的清官们连行文中的“清风”、“明月”等字眼被发现后都有可能被追究杀头，又怎么能要求他们为民请命和刚直不阿呢，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也只能以清廉的名义为自己搞一点形象工程和生存空间而已。
从根本上来看，刚正不阿和铁面无私应该成为判断一个清官的必要条件。清官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操守，应该是古代循吏、良吏和廉吏理想化的集合体。不能仅看他是不是清廉，应该在生活俭约、奉公守法、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等多方面都有所表现。
而以吃糠咽菜的“豆腐汤”、“南瓜胡”、“玉米耿”和穿破旧官服的模式搞面子工程，的确事半功倍，在短时间内名声就有可能被树立起来，这样得来的清官成本是最低的。
我国历史上被人民称颂过的清官不计其数，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百姓誉之为“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包拯和敢于责备皇帝的海瑞，这些出于公心不惜触怒权贵和皇帝为民办事的行为，是有丢官杀头危险的，远比一些表面上吃糠咽菜的作秀成本要高得多，弄不好就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众所周知，古今历史上很多贪官都善于作秀和演戏。进入现代社会，贪官作秀的手法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些贪官衣着朴素，言语“老土”，把穷酸当成一种保护色，以节俭作遮阳伞，大贪若廉。
现代的成克杰、胡长青、王华元等人，无一不是作秀的高手。成克杰手里举着盛满法国名酒的酒杯，口里却说着：“我们的老百姓还有很多连温饱都没有解决，我吃饭吃得不安心啊。”而这满口装着老百姓的人却利用职权贪污四千多万。
巨贪胡长青能写得一手好字，他曾自书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牌匾挂于办公室内。他提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清正廉明”。他在位期间每次回老家，都不带随从，坐的是普通型的桑塔纳轿车，既不抽烟又不喝酒。每次到乡下，总是到最贫穷的村民家里去走走看看，他专到地上满是鸡屎的农户家里去喝茶，他抱起满身是泥土的孩子去亲脸……这种平易近人的举动，感动得村民们热泪盈眶，连呼“清官”。而实际上他在担任江西省副省长期间，平均每月受贿33万元，每天收受的贿赂相当于江西省5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在本地以“清廉”著称。他曾经让厅纪委和保卫处将上百万元的贿赂款退还给澳星公司，还多次让门卫把前来行贿的人轰出大门。而当检察机关搜查他家时，豪宅里不仅停有价值140万元的奔驰轿车，而且其财产总额竟然超过1300万元。
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建设局局长明九斤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但在他的身上却有着众多的“廉政轶事”：明局长总是穿最廉价的衣服，袜子上甚至有窟窿；明局长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赶回单位吃饭；明局长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明局长的弟弟、妹妹都是没有工作的下岗人员，弟弟拉人力三轮车，妹妹帮人守摊。 南川市原五交化公司经理金荣中贪污金额近二百万元，可他用的旧手机却有多处残破，用胶布包了一层又一层。金荣中和他的妻儿们常拣亲戚朋友的旧衣服来穿，他最“体面”的一件皮衣，竟然是其姐夫不要后送给他的！
种种案例，不胜枚举。《宰相刘罗锅》中一些贪官故意穿着破旧的官服，还让大小官员都穿破旧官服，并以官服破旧程度来定其前程。这个情节虽然是戏说，但也足见清代汉人官员的生存无奈和作伪之一斑。

算得上是第一清官
汤斌（公元1627-1687），清初理学名臣。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人。汤斌出身明朝阀阅旧族，家教甚严，崇祯十四年（1641年）应童子试，十五岁前读毕《左传》、《战国策》、《公羊》、《史记》、《汉书》等，汤斌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清政府所倡导的文化政策，禁书坊出版物。但生活简朴，鱼肉荤腥不入衙署，每日以豆腐作菜肴，人称“豆腐汤”。他的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二十六年（1687年）改任工部尚书，未一月病死。入贤良祠。著有《汤子遗书》。

是的，汤斌不是“清朝第一清官”，没有任何历史记载支持这种说法，他只是清代一个写了很多能讨统治者喜欢的书籍而已，是一个没有犯过大错的巡抚，任过短时间工部的副职（工部尚书有2名，以满族爷爷掌印，汤斌得靠边站。）

清朝：于成龙、吕璜、汤斌、张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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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始县18251612248： “清朝第一清官”有张伯行、于成龙等,就是没有汤斌这种说法谁是始? ？
语陈乐息： 汤斌只是清朝统治者在文字狱时期为打击汉人知识分子树立的一个靶子,自己很会作秀,在苏州做官时带着妻子儿女,还装作吃什么“豆腐汤”,于成龙为官二十年才和结发妻子见上一面啊.和于成龙相比,汤斌根本算不上什么清官.

建始县18251612248： 刘统勋是清朝第二文正大臣,那第一是于成龙吗? - ？
语陈乐息： 不是.于成龙不是文正.第一文正是汤斌,第二刘统勋,第三朱珪,第四曹振镛,第五杜受田,第六曾国藩,第七李鸿藻,第八孙家鼐

建始县18251612248： 为什么清朝多清官,明朝反而是贪官比较多? - ？
语陈乐息： 你的问题就存在问题,明朝清官廉吏多如繁星,何来清官少贪官多?而清朝是一个倒退的朝代,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啥德行就不说了人尽皆知,赋税繁重多如牛毛,百姓惧怕官吏,官员上下级之间都要跪拜,口口奴才,这样的社会你觉得能有几...

建始县18251612248： 一钱落职中的潜庵汤公是一个怎样的人 - ？
语陈乐息： 这个汤潜庵即清代八大文正公之首的汤斌,雎州人,顺治九年中进士及第,康熙时任江苏巡抚,一生政绩卓著,为官清廉,颇受百姓拥戴. 汤潜庵胸怀宽广,极能容人.有一事为证.汤前往江苏赴任时布衣牛车,仅一老仆相随.途遇一知县,...

建始县18251612248： 雍正对清官是怎样的的态度 - ？
语陈乐息： 1,皇帝喜欢清廉的地方官.2,皇帝忌惮没有把柄的高级京官.

建始县18251612248： 中国古代有哪些清官(请列三个) - ？
语陈乐息： 恩恩!!中国历史上十大清官: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 3 黄霸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人. 4. 徐有功 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 5. 狄仁杰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 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 7. 包拯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 8. 况钟 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 9. 海瑞 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 10. 汤斌 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

建始县18251612248： 清朝有几个文正公? - ？
语陈乐息： 清朝八文正汤斌(1627~1687) ,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人.雍正中,入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谥文正.道光三年,从祀孔子庙. 刘统勋(1698-1773)字延清,另字尔钝,清内阁学士,刑部尚书,高密县逄戈庄(原属诸城...

建始县18251612248： 中国古代得到过最高谥号的人有那些? - ？
语陈乐息： 国古代谥号最高的是单字“文”,其次是“文正”.得到过的大臣有: 单谥“文”的是文官最高的谥号了,单谥“文”的就王安石和韩愈,历史上也只有这个两个. 从宋代以后“文正”便是对大臣的最高谥号,比较有名的如司马光、范仲淹等...

建始县18251612248： 历史上有谁富有却吝啬 且是深居要职的官场之人 - ？
语陈乐息： 一是曹洪.三国时期的曹洪,是曹操的堂弟,曾数次舍命救过曹操,随曹操南征北战,屡屡征伐有功,被拜为都护将军.曹丕称帝后,任曹洪为卫将军,再升骠骑将军,封野王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