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赵孟兆页提出了远追晋人，师法二王？

赵孟兆页是谁~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俯，汉族，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代著名画家，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也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

由于王羲之《兰亭序》是魏晋风度的审美典范，而魏晋风度的审美风尚对后世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而《兰亭序》对后世书风的影响是任何一件作品都难以比拟的。王羲之书风对后世的影响有时表现为后人对他的技法的学习，有时则表现为后人对他的艺术精神（魏晋风度）的理解和把握。前者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消极影响，后者则促进了书法艺术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本文限于篇幅，仅从各个时代撷取有代表性的书家来分析王氏书法的影响。
　　唐代立国之初，太宗李世民为政治文化统一的需要提倡南朝文化，其于书法，更出于个人的审美趣味，极力推崇王羲之。先是在史官编纂《晋书》时，亲为王羲之作传论；而后是于贞观初年下诏，出内府金帛征求王羲之墨迹，并命“弘文馆”（唐代专门的书法机构）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鉴别编目，又御选榻书人精工榻模，广为流传。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可谓不遗余力。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除了因国家政治文化统一需要外，个人的审美情趣尤其值得考察。其所作的《王羲之传论》称：
　　……所以详察古今，研今自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在《传论》中，李世民历数各家之短，独赞王羲之书“尽善尽美”。指出王羲之书法技巧之精湛“点曳之工，裁成之妙”，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韵味“烟霏露结”，“凤翥龙蟠”。初看起来，李世民欣赏的是王羲之书法的“尽善尽美”，其实，王羲之之所以能折服帝王之尊的李世民，除了王羲之书法形式之美而外，更深层的是形式之中所蕴含的神韵。这似乎令人费解，其实作为万人之尊的皇帝，一方面需要“治国平天下”，在“治国平天下”中实现自我价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因而，在其书论中鼓吹“筋骨”、“骨力”，甚至以兵喻书，把书法比作打仗。（见李世民《论书》）。另一方面，当个体价值在社会群体中得以实现后，思考个体身心自由与健全的道家哲学就成了“高处不胜寒”的皇帝也不可或缺的了。因而，李世民折服“神气冲和”。优美无比的王书，主张“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李世民《指意》），这才是李世民“尊王”思想的本质所在。从现存李世民书法《晋祠铭》来看，完全是王羲之书作的翻板，影响可见一斑。
　　李世民“尊王”的审美倾向，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直接影响了“初唐四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和薛稷的书法创作，使初唐书法笼罩在尚“意”书风之中。如果说李世民和“初唐四家”的书法创作还仅只是侧重对王羲之书风的继承而无多少新意的话，那么盛唐的颜真卿、张旭、怀素的书法创作则完全是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精神的弘扬与创新，使唐代书法达到了鼎盛时期，也奠定了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颜真卿行书是沉抑顿挫、至刚至大的儒家面目，其行书追求自然，不计工拙，随处可见的涂抹无不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强烈的震撼力；张旭的草书气势连绵，如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有吞吐洪荒的气慨；怀素的草书绝去人间烟火，如一缕清烟。从表现形式看，颜真卿、张旭和怀素的书法与王羲之书风截然不同，但其艺术精神却是共通的。王羲之书法强调自我、张扬个性、得意忘形，借汉字线条抒写性灵的创新的艺术精神在颜真卿、张旭和怀素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也正是他们抓住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本质，才使这三位在书史上成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家。
　　宋代有成就的书法家“苏”、“黄”、“米”、“蔡”（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同样抓住了魏晋风度的审美本质，继承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精神并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苏轼，杰出的文学家及书画家。在当时，苏轼是一个士大大领袖式的人物，其诗文书画不过“博学余暇，游手于斯”的副产品。他真正的抱负是在政治上干一番大事业，脑子里充满了忠君爱国，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但是，苏轼的艺术创作和美学思想的主要方面并不在于此，苏轼虽然志在仕进，可终其一生也未能施展宏图。建立于易文化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哲学，本来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两个方面，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隐，杀身成仁与颐养天年，就象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构成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这种阴阳（儒道）互补的文化特征，在苏轼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加之宋代佛与道合流，禅意识空前盛行，政治上的不得志，更促使苏轼一头扎进了佛道之中，以求得心灵上的慰藉，这和王羲之是非常相似的。佛家万物皆空，一切虚幻与道家的“无我”，佛家的“本心”与道家的“齐物”在苏轼思想中完整的契合。基于这样的思想，苏轼在书法理论中主张“不践古人”，认为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就在于对传统“法”的突破，这种创造性的突破可称为“无法之法”。“王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故。”（《东坡集》）。对于崇尚规矩的唐楷，苏轼认为未免匠人之气，评价张旭、怀素书法“粉饰”、“市倡抹青红”、“妖歌曼舞”。苏轼提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天真浪漫是吾师”，崇尚自然纯朴，清闲妙丽的艺术风格。不难看出，苏轼一方面要突破传统书法（主要是王书之法）的技法，但其书法的审美情趣却和王书非常相似。这些，无不说明魏晋风度的审美风尚和王羲之书风对苏东坡书法的深刻影响。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书法观念上一承苏东坡“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而提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观点，在创作上和东坡一样实践着魏晋风度的美学精神。至于米芾，自云：“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米芾“集古字”主要是“集”（学习、临摹）“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从现存米芾所临《中秋帖》来看，其临摹“二王”书法几乎可以乱真，但米芾“集古字”的目的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总而成之”，即其所谓“集古成今”。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魏晋风度的审美风尚及王羲之对米芾的影响是如何深刻了。宋四家中的蔡襄。用笔受唐人影响较大，书风追求静中有动，明显受到了王羲之书风的影响，但其书法缺少个性，不足论之。
　　元至清中叶的书法主流是笼罩在复古主义的思潮下的，这里的“古”，主要就是指王羲之书风。他们的书法完全是学习从王羲之起的一派王书体系，以得晋人和王羲之风韵为最高宗旨。
　　元代书坛的领军人物赵孟兆页是复古主义的旗手。他的小楷法度严谨，字形峭拔秀丽，结体妍媚舒展，线条清劲圆畅，既不臃肿，也不浮滑，布白停匀，秀逸可爱，直接二王遗韵。行草亦以晋人为风范，不过技法精熟，温润婉丽，有一种说不出的风韵和意态，是典型的唯美主义的代表。
　　明代初至明中叶的几代帝王喜爱翰墨，尤爱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帖”，于是朝野一体，掀起了学“阁帖”的热潮。明中叶的书坛高手尽出吴中，“吴中三子”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各有所擅，但都是王羲之书风的延续。
　　元明两代书家大多集结在复古主义的大旗之下，亦步亦趋，刻意描摹王书，在观念和形式上没有太多的拓展。从形式上看，他们是王羲之书风和魏晋风度的代表，但其艺术精神实则背离了张扬个性、表现性灵的魏晋风度的审美趋向和王羲之书风的内涵，使书法本体的发展陷入了沉滞的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明末后期从复古主义思潮的阵营走出了一支叛军：王铎、徐渭、傅山、倪元璐、黄道周、八大山人等，他们一反元代赵孟兆页之风，甚至不惜破坏复古主义者所遵循的“二王”的经典的“法”，使书法走向了抒情与表现，真正从审美内涵和艺术精神上继承了魏晋风度和王羲之书风。
　　尽管如此，元代以后以王羲之书风为审美典范的复古思潮主导下的“帖学”的消极影响还是延伸到了清中叶。
　　清中叶后，因“小学”的盛行，文人研究汉魏碑刻，并从汉魏碑刻中领悟到了不同于王羲之（元明尊为“帖学”）的粗旷、豪放、朴拙、大气、宽博的美，于是“碑学”兴起了。“碑学”在书法史上的兴起，其价值就在于使书法在复古主义的旗帜下重描摹王派书法技法，忽略其艺术精神而沉寂了几百年的书法重新回到了借助线条与结体来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魏晋风度和王羲之书风的精神上来，从而使书法本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首先元代复古尚态的潮流所致.其次针对宋代尚意书风所导致的的过于恣意的弊端,他认为要入唐出晋,先通唐人法度,复融入晋人韵致得到优美的体态,王羲之书法中和,忘献之放逸,具有无上的高美.另外这还和他的书风取向,生活经历有关,他的书法是技巧派的,而二王正是达到了技巧的极峰;他是江南人江南人的秀雅与二王书法颇有联系;他是宋朝皇室的后裔,却做了元朝的一品高官,在他人的责难和深深的自责中度过一生,所以他的书法是略带哀婉的唯美主义这都与他提出"远追晋人，师法二王"的倡导有关.

个人爱好,也有人喜欢别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有什么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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