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 航海技术
从历史看一定有，因为徐福去扶桑寻找长生不老药，这一定是要具有较成熟的航海经验与技术的。
汉代的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据古籍记载和对现代出土的汉代船模的研究，可知汉代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种类型的船，有客船、货船、战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艑、艇、扁舟、轻舟、舲舟、舫舟等。战船有很多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而来的。战船比民船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战船的结构、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首先要坚固，能防御敌人的进攻，还要有攻击性，要配备能进攻的武器，还要求速度，更要灵活，进退自如。所以战船代表了当时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战船也有很多种类，如戈船、桥船、斗舰、艨艟〔méngchōng蒙冲〕、楼船等。
汉代我国造船技术已经成熟。最能说明汉代造船技术高超的是“楼船”。楼船是水军的代称，也是对战船的通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船上能起高楼，所以叫楼船。这是汉代重要的战船船型。楼船秦时已有，汉代时，其规模、形制均较秦时大得多，它的大量出现是汉代造船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楼船体势高大，上面有三个楼层，第一层叫“庐”，“像庐舍也”；第二层，即“其上重宝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第三层，“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刘熙《释名》）。庐、飞庐、雀室，这三层每层都有防御敌人弓箭矢石进攻的女墙，女墙上开有射击的窗口，为了防御敌人的刀枪火攻，有时船上还蒙上皮革等物。楼船上设备齐全，已使用纤绳、楫、橹、帆等行驶工具。楼船的四周还插满战旗，威武雄壮。有时，昆明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楼船。汉代，一次战役就能出动楼船200O多艘，水军20万人。作战时，舰队配备有各种作战船只。位于最前列的战船叫“先登”；还有狭而长的冲击敌船的战船“艨艟”；有又轻又快如奔马的赤色快船叫“赤马”；此外，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叫“槛”，四面设板防御矢石，其内如牢槛的重武装船。还有主力战舰露栈、冒突、戈船等等。楼船、戈船都是大战船，都在500斛以上，船上还有小屋，叫“斥候”，以观察敌人进退。300斛的叫“■”。200斛以下叫艇，其行径梃，一人所行也。还有“艆■”与“■”（■）等都是航海大船。此外还有更大的船，如豫章大舡〔xiāng乡，又读chuān船〕上面起宫殿，可载万人。“万人”也许太夸张了。即使载“千人”，载重量也已达90—100吨了。
汉代造船的数量很多。当时所造的船是以长度“丈”来计算的，有些大商人一家就有船1000丈。
从考古发掘中也可证明汉代造船业的发达和造船技术的先进。1973—1974年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上西汉墓中出土了木质船模，长71厘米，中部最宽处为10.5厘米，头部较窄，尾部稍宽，底部平坦呈梭形，两端呈流线型上翘。与船模同时出土的木简中也有记载舟船的资料。
1951—1952年，在长沙发掘的西汉203号墓中发现一只两头小、中间大，船形狭长的船模，有16支划桨，船模两侧边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规则的钉眼。说明这种船已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钉接技术了。
1955年，在广州郊外的东汉墓椁中出土了一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三舱，舱上都有盖顶，船首两旁有桨架三根，船舱有横架梁橹八根，船的两侧设有撑篙用的边走道，有舵锚，是一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内河客货船。
1975年在广州发掘出一处规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场遗址，发现了三个大船台，可同时建造数艘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据考证，这是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此外，在川、陕、闽、浙、赣也有秦汉造船工场。
西汉有很多水师基地。水师常备军皆驻扎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属于所在郡守统辖。西汉的水师主要基地有豫章（江西南昌）、浔阳（江西九江一带）、庐江（安徽安庆）、会稽（江苏苏州）、句章（浙江余姚钱塘江口杭州湾处）、博昌（山东博兴入莱州湾处）等处。庐江、会稽等郡同时也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完成了对东瓯（今浙江省东南部）、闽越（福建部分地区）、南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等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统一，巩固了海疆，为东南与南方沿海航路的畅通打下了基础，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还曾七次巡海，不但年矩很近，有时一年一次，而且直到他死去的前两年，在69岁高龄时还在巡海。
第一次巡海：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汉武帝首次东巡海上。至东莱（今山东掖县），齐人趁机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万人。他派出了与徐福东渡规模相等的数千人的大船队探寻通日本之路。甚至要亲自率船队出海赴蓬莱求仙人。经群臣苦谏才罢。随后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东巡行到辽西，后于五月回都城长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仅距第一次巡海六个月，武帝再巡东莱留居数月，求神仙无所见。四月回长安。秋，派左将军荀彘〔Zhì治〕从辽西出兵，楼船将军杨仆率将水军5万从山东渡渤海水陆夹攻朝鲜。这次两路进军路线与武帝第一次巡行东莱和赴辽西路线相同。可知这次巡海仍为开通对日航线。次年，由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卫氏朝鲜亡。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真番（今朝鲜开城一带）、临屯（今朝鲜咸镜南道南部）、乐浪（今朝鲜平壤南）、玄菟〔tù兔〕（今辽宁清源附近）四郡，以开拓海外航路。此后，中日航线的中间障碍（朝鲜）被打通，汉人大量迁徙到朝鲜、日本，倭人也能经朝鲜来中国。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长江中下游造船基地，再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率一只大船队“自浔阳浮江，射蛟江中，获之”。顺江而下，到安庆视察了安庆以下菜子湖口的枞阳（安徽枞阳）造船基地，又增添船舰及水兵然后“舳舻〔zhúlú逐卢〕①千里，薄（通泊）枞阳而出”，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入东海，沿海北上至琅邪。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长安。对长江下游及沿海来说，庐江（安徽安庆及枞阳一带）水师基地比浔阳（江西）水师基地更为重要。
第四次巡海：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十月，武帝东巡至海上，查元封元年派遣出海寻仙船之下落，因未见返航，再派第二批船队出海东渡。
第五次巡海：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正月，武帝又东巡海上求神仙并了解出海船队情况，仍未见返航。四月，封泰山，禅石阁（在泰山下，方士以为仙人之阁），还长安。
第六次巡海：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武帝又东巡，求神仙，至琅邪，然后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还”。
第七次巡海：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正月，武帝最后一次巡海至东莱，欲亲自浮海求神山，群臣谏阻不听，适逢海上大风十余日，海水沸涌，楼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三月，武帝追悔以往的错误，采纳了田千秋的建议，取消了诸方士求神仙之事。之后，武帝每对群臣自叹：“从前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全是妖妄，还是节食服药，少得点病就行了。”
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国往来。在汉武帝的努力下，汉朝终于先后开辟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
1.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南北沿海航线。
2.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日本。
3.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航线。
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
我国自古以丝绸（Seres）闻名于世，古希腊人把丝叫作ser，就是从“丝”字读音而来的，“Seres”（制丝的人）以后被引申为产丝的地方——中国。古希腊人曾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远销至大秦（即罗马帝国），但要经过亚洲西部古国安息（领有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商人转销。罗马人希望能找到海上通道至中国。汉武帝时，大秦国曾入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国贡花蹄。其色骏，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①。
汉代的帆船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贸易。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南海、印度洋上的航路第一个较完整的记录见于《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郡比景，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我国海船经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航行的真实写照。即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中国从此处可购得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中国的丝绸（杂缯）等由此可转运到罗马，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据古罗马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说，罗马恺撒时代今斯里兰卡岛的拉切斯等四人从海道出使罗马，据拉切斯对罗马人说，他父亲曾亲自到过中国。还说中国和罗马都与斯里兰卡有直接往来。普林尼还介绍说罗马贵族“投江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罗马贵族把珠宝除留给自己享用外，还以它们“远赴赛里斯（中国）以换取衣料（丝绸）”。“据最低计算，吾国（指罗马）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者不下一万万赛司透司（Sesterces）。”①只有多次海船往返，才能把大量丝绸运至罗马以换取“奇石异物”，才能达到一亿赛司透司的贸易额。
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徽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直接友好往来的最早记录。这种友好往来，突破了斯里兰卡的中转，是接通了海上远洋东西航线直接进行的。
汉代造船航海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航海知识的丰富。在指南针尚未能应用于航海的汉代，舟师只能凭经验观察星象特别是北斗星与北极星来定出航向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淮南子·齐俗》）在气象变化上，汉代已知观测风向，作出判断，已知利用季风航海。风的顺逆至关重要。顺水行船，再加顺风，航行快速安全，如是逆水行船，再加逆风，航行缓慢又容易发生危险。舟师都非常重视这种随季节而变向、定期而至的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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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与西周时期，人们除了会制造船舶之外，已能制成帆而利用风力航行。甲骨文用“凡”代替“帆”，说明殷人行船已经使用帆，不过，这时的帆一般主要用在陆地江河航行中。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海上活动兴起，人们航海的地理知识逐渐增加，将中国东部外测的不同水划成“北海”（今渤海）、“东海”（今黄海）、“南海”（今东海）。人们已了解到“百川归海”并一开始在沿海巡航。同时，人们在江河和航海过程中，逐渐认识了风，并利用风和帆航行。
先秦时期，人们在认识风的同时，也对一些云雨气象有所了解，如《尚书·洪范》“月之从星，则从风雨”等都是人们在航行中注意天气变化而总结出的经验规律。
这一时期，人们对海洋水文特别是潮汐有一定的了解。如《尚书·禹贡》“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等，说明当时人们已知知道趁涨潮出海，利用海洋定向潮流，顺流而下。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海上导航技术已与天文学联系起来。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对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恒星进行了定量观测，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并把海上航行与天文学相结合，利用北极星为航行定向。战国时期，磁石“司南”已发明。但其用途主要用于陆上定位。英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以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
总之，先秦时期的航海技术已有一定的基础，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刻，对洋流、风力、潮汐，和海上天文、气象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利用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并发明了海上测天体高度的仪器。
二、 秦汉时期航海技术：
秦汉时代的远洋航海，人们已开始自觉使用季风航海。中国人已掌握了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并已应用于航海活动。实际上，东汉应勋在《风俗通义》已经提到：“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落梅风”意即梅雨季节以后出现的东南季风。两汉时期人们只有利用季风，才能做远洋航行。
在先秦时期天文导航的基础上，秦汉时期的导航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据《汉书·艺文志》载，西汉时海上导航的占星书已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等有关书籍总计达一百三十六卷之多，可能是中国航海人员载航海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天文经验和规律。其内容应是记录航海中对星座、行星等位置判定以确认航线。
除天文导航外，地文导航与陆地定位在航海中也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汉时，人们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确测量海上地形地貌。唐代李淳风《海岛精算》记载了这种利用矩或表进行两次观测，可求得海岛之高度和与船的距离，这对后世航图的测绘及航程的推算具有深远的影响。
汉时，人们对潮汐已不仅局限与水面的涨落，而能找出其中的原因。王充在《论衡·书虚篇》第一次科学地将潮汐成因与月球运动联系起来，反映了人们对潮汐认识的进步，同时对人们航海借海潮流向进出港湾有一定的帮组。
总之，秦汉时期造船业发达，已能利用季风航行，天文和地理导航几时进一步提高，并能对潮汐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航海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已步入了世界先进航海国家的行列。
三.关于徐福东渡
俗语道：“做了皇帝想成仙”。秦始皇是正是这样的人物。清人丘琼山《纲鉴合编》曾云：“始皇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唯不可必得志者，寿耳。”一些方士投其所好，编织神仙之说，声称海上有仙人仙药，吃了仙药便可长生不死。齐人徐福就是这种情况下航行入海的。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大队人马在泰山封禅刻石，又浩浩荡荡前往渤海。抵达海边，秦始皇登上芝罘岛，纵情浓览。只见云海之间，山川人物时隐时现，蔚为壮观，尤令秦始皇心驰神往。这种景象，本来是海市蜃楼，但方士为迎合秦始皇企望长生的心理，将其说成传说中的海上仙境。徐福乘机给秦始皇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赢洲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可以得到长生仙药。秦始皇大为高兴，随后根据徐福的要求，派重男、童女数千人随他出海求取仙药。他本人也在此留连忘返，等候徐福佳音。然而，等来的只是徐福空手而归。徐福自称见到海神，海神以礼物太薄，拒绝给予仙药。对此，秦始皇深信不疑，增派童要童女3000人及工匠、技师、谷物种子，令徐福再度出海。秦始皇则不肯离开，一直等候3个月，不见徐福消息，才怅然而回。
其后几年中，秦始皇又派燕人卢生等入海寻求仙药，当然也是一无所获。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再次来琅琊。当年徐福入海寻找仙药，已经九年过去，一直未来归报。当即派人传召徐福，徐福连年航海，耗费很大，担心遭到重谴，奏告秦始皇：“蓬莱仙山确实有仙药，出海时常遇大蛟鱼阻拦，所以不能到达。请派弓箭手一周前往，见到大蛟鱼用连弩射击。”秦始皇下令入海时带足鱼具，自己也准备了连弩。海船由琅琊起程，航行数十里，经过荣成山，再前行到芝罘时，果然见到大蛟鱼，当即连弩齐射，大蛟鱼中箭而死，沉入海底。秦始皇认为此后当可无虞，又命徐福入海求仙药。这次，秦始皇再也等不到徐福音讯了。当年秦始皇病死于沙丘（今河北世鹿东南），而徐福“得平原广译，止王不来，”一去再也不回了。
徐福，又作徐市，徐福故里据考证在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徐阜村，根据当地地方志，徐阜村在明清两代均称徐福村，至今这里还流传着徐福率童男童女浮海东渡之事。但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故里为今山东省龙口市。
史籍中最早记载徐福史事的是司马迁，可是没有讲明徐福浮海到了何处。后人以为是台湾或琉球，也有说是美洲，但大多数认为是日本。最初提出徐福东渡日本的是五代后周和尚义楚。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干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义楚称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和尚弘顺。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提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遒宪等人，都参观了徐福墓，并诗文题记。
本世纪以来，中日学者对徐福浮海东渡之事进行了大量研究。马非百在《秦集史》认为徐福是有目的赴日本的，“其意初不在求仙，而实欲利用始皇求仙之私心，而借其力以自殖民于海外。”而徐松石在《日本民族的渊源》中说，战国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大量往日本移民，徐福率领的童男童女是其中一队，“徐福入海东行，必定真有其事。”香港卫挺生著《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仲田玄，并认为他是颛顼之后徐驹王29世孙。台湾学者彭双松著《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进一步充实卫挺生的观点。至今日本保存着不少徐福活动的遗迹，如和歌山县徐福和他的传员七人墓、徐福宫，九洲岛佐贺县“徐福上陆地”纪念碑、徐福的石家、徐福祠，另外又有奉祀徐福的金立神社等等。
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更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日本10世纪左右的产物，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徐福当时到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他在日本的事迹、遗迹、墓地，均属后人虚设。
另外，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的美洲，回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而日本与中国大陆相距甚近，根本不需要耗费巨资，数年才能抵达。
人海茫茫，徐福东渡究竟去了何方，呈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这故事明显是假的…… 首先秦始皇“焚书坑儒”治理的就是妖言术士。
今天拿“焚书坑儒”来指责秦始皇是不对的。虽然电视里总是将读书人叫“儒生”，很多人会将“儒”跟读书人联系在一起。
这是错误的。“焚书坑儒”发生在统一战国后的秦国时代。“儒”在这时指的是术士。秦始皇坑杀的是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儒、治世之儒。秦始皇是鼓励人们读书的，经历了两千多年，战国的很多书籍仍然留传至今，这便是秦始皇对于书的态度。而很多资料的丢失过也并非秦始皇，而是后人，比如清朝的修四库全书，就毁坏了许多资料……在中国删改毁坏资料不止一次，而清朝最为严重……
既然秦始皇自己反对术士妖言，不惜做到“焚书坑儒”这种地步，自己又怎么会信仙丹呢？
更假的地方是，既然徐福去了日本并没有返回中土，那人们又怎么知道徐福成了日本之祖呢？既然没人回来，故事就不可能留传。
再从技术方面谈，别扯秦朝的航海技术有多好，到唐朝，中日关系有了飞速发展。但即使在唐朝，日本来唐朝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能成功往返的也是寥寥无几。
假设有一个叫徐福的去日本，这批人中有人到日本后返回中土，想想看，成功到达日本，再成功回到中土的机率有多高，在公远前200年左右，这概率比中数亿彩票的机率要小的多，莫说是500童男500童女，即便5000万人，有人能在秦国时代成功往返吗？
再从日本来看，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秦朝的建国时期是公远前221年。日本出现天皇的时间比秦朝建国早400多年。徐福成为日本之祖，这太扯了。
即使日本早有人民，已经出现天皇，那么徐福这批人，即使到了日本，如何跟日本人沟通？如何在日本生存…… 那时候，中日肯定100%隔绝，谁也不知道有对方的存在，完全没有翻译…… 徐福如何能取代日本天皇，成为日本之祖……
问题一个接一个…… 这个谎的窟窿太多了……
秦朝一直是个内陆国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航海技术，但是自统一六国以后，就将六国的航海技术收入怀里，当时拥有强大的航海技术是齐、越两国，越在南方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去，所以齐国这个老牌诸侯国，配套设施最完善，技术最先进，这就是为什么徐福了，还有之前等人去蓬莱仙境都从现在的山东（齐）出发。
但是，由于海上技术一直没有应有到军事领域，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几乎所有新技术都是先出现在军事领域的，然后再民用）。等到了元朝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到达日本。所以，我认为在当时的秦朝，去日本时一次冒险之旅，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可能去。
日本的情况就不同了，他是岛国，盛产木材，航海技术一直不错，在我国唐朝的时候就很牛了，比如遣唐使等。。
有可能的。
从山东半岛出发，沿海岸线航行到巨济岛，再渡海到对马岛（两地距离约30海里，大航海时代的快船航行时速约10海里，先秦的海船航行速度未知），对马岛现属日本。
对马岛再向南40多海里就到本子四大岛中的九州岛了。
这条航线危险性不高，但是要航海家清楚沿途岛屿分布和洋流风向的前提下才能成功。
本子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据说就是一个“渡来人（指从大海中乘船而来的非日本土著）”，日本弥生时期（约中国的战国中后期）就有不少关于“渡来人”的传说。
一百多年后的汉武帝年间，将军杨仆平定朝鲜后也带来了“朝鲜有北渡之倭”的传闻。
再一百年后的光武帝年间，有倭人朝贡，言其王甚慕天汉，帝悦，赐之以“汉委奴国王印。”这枚印章在近代被挖掘出来了，就收藏在日本某博物馆。
至于七百多年后的遣唐使多死于海难，那是因为他们要开辟新的航线，遣唐使有四条到大唐的航线:
北路是传统航线，即从九州航行到对马，再横渡釜山海峡到巨济，沿海岸线到平壤，再横渡渤海到山东半岛登陆。这条航线相对安全但不快捷，加上日本与半岛关系时而和时而紧张，沿途不一定会供应淡水粮食给遣唐使，甚至还有可能会袭击他们，迫不得已之下遣唐使才开辟了三条新航线。
南三路没啥可说的，都要横跨大洋，稍有风浪便船覆人亡。
秦朝的三千童男童女,那只是传说,不可信的。秦朝时的航海技术还是很落后的,即使有这回事,可能他们已经喂大鱼了,很难到日本去。
离云雅邦： 从历史看一定有,因为徐福去扶桑寻找长生不老药,这一定是要具有较成熟的航海经验与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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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云雅邦：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形成时期, 人们已累积了一些天文定向、地文定位、海洋气象等知识,初步形成了近海远航所需的技术和相关的知识,出现了较大规模...
辽源市15584893023： 除了郑和,中国古代还有哪些著名的航海家? - ？
离云雅邦： 东方的马可波罗”——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元代豫章人汪大渊(首次远航比郑和1405年早74年,比哥伦布1492年早161年) 字焕章,元· 江西南昌人,约生于元·至大一年 (1308年).中国中世纪伟大的航海家. 少负奇气,景慕司马...
辽源市15584893023： 假如秦朝发现美洲新大陆会怎样(假设啊)? - ？
离云雅邦： 如果是秦始皇时期,而且秦始皇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话,应该会出兵占领并移民,秦朝是中国扩张欲望最强的朝代(元朝不算),秦始皇想建立的是万世基业,因此一定不会放弃这种扩张的可能.当然这是假设,因为航海技术不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