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民国三年银元现在的收藏情况

民国三年的银元收藏价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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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袁大头真品市场参考价800元左右。收藏价值当然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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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又成为正式大总统。当时，为了巩国内政局稳定，发展民族经济，也为“制宪”和“称帝”作准备，于是毅然决定在全国“统一币制”。

　　是年（民国3年，即1914年），制定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于是大量收购旧币，在天津造币总厂和武昌、广州、南京等分厂按规格、重量等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全国通用，逐渐取代了“大清银币”，等银币，这便是我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存世量最多的10余种“袁大头”机制银币（民国3年、8年、9年、10年等）。

　　北洋政府于1914年推出《国币条例》，确立银本位货币制度，定国币“壹圆”重七钱二分，含纯银八成九，即六钱四分八厘，（23.9024808克），约等同于银圆壹枚，又定十分之一元为一角，十分之一角为一分。国币的壹圆被铸成八成九银、一成一铜的硬币，上有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并推出以银铸造的辅币。袁大头出现后，逐渐取代“龙洋”、“鹰洋”等旧有银圆，在全中国流通。

　　“袁大头”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均为光头）戎装左侧面像，上方为“中华民国×年”；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后几种上方分别有“每二枚当一圆”、“每伍枚当一圆”和“每十枚当一圆”的字样；该系列币分别重27克(七钱二，即7.2×3.75=27)、13．3克、5．3克和2．6克；成色分别为90．4％、84．5％、 80．4％和82．5％；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另外，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

　　在该系列币中，民国3年、9年、10年等一元币较为常见。在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中，袁世凯 “签字版”则出类拔萃地被收藏爱好者所钟爱。一类是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另一类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以上两类（5种）均为样品币，未曾正式流通使用，所以存世不多。　　业内行家提供了一种鉴定银币真伪的好办法：将银币在一块试金石上擦拭几次，直至出现道道银白色的擦痕，然后在擦痕上滴入盐酸和硝酸。

　　这时，如果是真币，擦痕上的混合液体呈乳白色，伪币则呈无色透明状。如果角币含银量不足，盐酸和硝酸的混合液体也呈现乳白色，但不够浓郁。含银量越少，其浓郁度就越低。　　“袁大头”在货币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它是我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俗话所说的“袁大头”，指的是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铸造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种银元在抗战前曾广泛流通，此后也长期存在，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宋代起白银就已成为中国的通用货币，主要形式为宝银，按两计值。由于宝银在形式、重量和成色上都没有统一规定，为其流通带来诸多麻烦。到了清代，纹银成为标准银，但各地纹银重量标准不尽相同，折算标准十分复杂，即使是行业中人，也很难搞得很清楚。与纹银的混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银元形制精美，成色划一，计枚核值，使用方便，因此深受市民欢迎。道光年间外国银元已深入内地，成为通用货币的一种。

　　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有十多种，在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间流通的是西班牙本洋(即“佛头银元”)，后来则是墨西哥铸造的“鹰洋”。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鉴于中国市面流通的全是外国银元，奏请自铸，力谋抵制。经清政府批准，1889年广东银元局开始试铸，1890 年于市面，因其背面铸有蟠龙纹而被称为“龙洋”。自广东之后，湖北、直隶、安徽、浙江、奉天、吉林等省也纷纷设厂铸造，所铸银币统称“龙洋”。

　　“龙洋"流通渐广后，清政府遂下令将龙洋作为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都能通用。　　然而各省铸造银元，却和当初铸造纹银一样，不仅重量和成色不能统一，数量上也难以控制，．加剧了货币的紊乱，改革币制遂成为清末朝野反复议论的重要课题。 1909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采用银本位，并鉴于银元已经广泛流通，以元为货币单位，统一铸造重量七钱二分、成色千分之九百的大清银币，以期取代各省龙洋。1910年度支部又奏改币值调查局为币制局，以此为督理币制机关。

　　但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因急于用款，不仅加工赶铸银元，还滥铸铜圆，滥发钞票和军用票，币制更加紊乱。　　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时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筹款办法主要有三种，即增税、借债和发行纸币。政府最初主要依赖外债，然而借债要还，．终非长久之计。从短期来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孙中山、黄兴曾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银元、统一银元和纸币发行权，否则将如袁世凯、熊希龄所言，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币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袁大头"银元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恶本位胜于无本位"——一波三折的本位确定　　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其解决根本在于整理财政，而币制为财政之总枢，统一币制成为当务之急。欲推行币制改革，必先确定本位。当时普遍认为采用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为大势所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币制纲要六条，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无论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需要有相当的黄金储备，但中国的黄金储备少得可怜，无论如何满足不了需要。

　　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流通着大量白银，如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些白银该怎么处置?显然，陈的建议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还为时过早。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

　　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甩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　　1913年秋，币制委员会撤销，币制改革问题移交国务院会议继续讨论。时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对币制改革十分热心，他认为采用金本位乃世界大势所趋，中国也必须以此为最终目标，但是又认为目前不易办到，应根据国内习惯，先用银本位来统一货币，等将来商业发达之后再改行金本位制。

　　按照熊希龄的解释，虽然银本位不好，但“恶本位胜于无本位"，实行银本位制是推行金本位的必然前提。在他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最后于1914年2月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国币以一元银币为主币，总重七钱二分，成色九零，即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其成色与法定成色之公差不得超过千分之三。国民可以将生银交托政府代铸_元银币，每枚收铸费库平六厘。　　为了能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政府又于1914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任梁启超为总裁。

　　梁启超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　　整理货币的关键是经费问题。

　　当时袁世凯政府正以币制改革为名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忙于战事，无心理睬，币制改革前途暗淡。此时梁启超仍充满信心，认为大款无望，小款也可。他准备一边铸造新国币，一边以此为准备发行兑换券，而发行兑换券只需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准备即可，两年内约可铸造主币4亿元，辅币6亿元，再发行兑换券8亿元，到1916年末全国通用货币可达14亿元，新币制基础即可大定。他向袁世凯提出，只要有 500万镑，够六个月运用，随借随还，两年内即可将国内硬币和纸币整理完毕，而且还可以有数亿元的铸币余利与保证准备发行的兑换券，应国家需要。

　　然而这有着美好前景的建议却并未打动袁世凯，梁启超屡谏不听，心灰意冷之下自劾而去，币制局也旋于1915年2月被撤。财政部在接收币制局之后，重新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讨论有关币制的重要问题。　　废“龙"驱，“——“袁大头"一统币市　　在此期间，新币铸造计划并未停止。财政部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但是负责发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认为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自难统一，推行不易。

　　按规律，新币成色若高于旧币，反易被旧币驱逐，清末发行的大清银币就因此被大量熔毁。当初制订《国币条例》时，以为可以获得币制借款，能够迅速回收旧币，改铸新币，所以规定新币价值较高，现在既然借款无望，也只能加以变通。于是财政部议决改从原北洋造银元标准，成色八九，公差仍为干分之三。这一改动虽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分区陆续推行，是新币发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新币式样亦经大总统袁世凯核准，新银币一面摹镌大总统袁世凯侧面肖像和造币年份，另一面雕印嘉禾花纹，中间刊有一圆、中圆、二十分、五分等字样。

　　1914年12月24日，天津造币总厂首先开铸新银主币，接着南京、武昌等造币厂也开始铸造，191 5年1月新币开始发行。新银元因有袁世凯头像，一般称为“袁像币”，又有“袁大头’’、“袁头”、“大头"、“袁像"等俗称，且各地俗称不同，在西安称之为“大头洋”，在成都、重庆称之为“人头洋"，万县俗称“老壳’’，长沙俗称“光洋"。虽然“袁大头”银元上标有铸造年份，但并没有每年启用新钢模铸造。后来天津造币总厂按规定赶制注有“中华民国八年造"字样的祖模，因受一战影响钢料缺乏，一再辗转迁延，等到祖模设计完成时已届年末，不得已又改刻“中华民国九年造”币模。

　　据侯厚培著《中国货币沿革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记载，当时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民国三年造、民国八年造和民国九年造三种银元。银元流通的时代，自然有掺和过多铜质或铅质的假银元，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银元真伪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铿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或者用两指捏住银元中心，甩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则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点数大宗银元时，左手拿成叠的银元陆续推出，右手拿一块银元依次敲响左手银元的边，边敲边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就剔除出来加以鉴定。

　　小商店的伙计们则会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扔，声音清脆的就收下，声音发木就要求客人换一块。“袁大头"发行以后，在重量、成色上有严格的管理，每星期都要抽样送财政部化验，中国银行公会也可随时派员化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委托各造币厂铸造“袁大头”时也要随时抽送化验，对于不合格者均随时熔毁，绝不迁就。因此，“袁大头”一进入市场，就信用昭著，深受商民欢迎。曾为袁世凯总理财政的梁士诒回忆，天津造币总厂开铸“袁大头”后的最初九个月，每日铸造量达30万元，使得“袁大头"迅速流通开来。

　　此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经与上海钱业公会协商，于1915年8月1日取消洋厘之．“龙洋”行市，代以新币“袁大头"，于是“袁大头"通用范围由北方而扩展到南方。1919年7月5日上海钱业公会又取消“鹰洋"行市，“鹰洋”势力被彻底废除，“袁大头"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全国通用且为中外商界所认可的唯一主币。　　乱世难濯，币制改革如履污潭　　对于袁世凯来说，“袁大头"上的侧像固然有利于提升他的威望，但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铸造银元，促进统一货币的推广，进而发行纸币是他获得军事经费的有效途径，也是他复辟图谋的重要措施。

　　因此对于“袁大头"银元的流通和推。广，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迫切。为了鼓励各造币厂加工赶铸新币，袁世凯甚至在1916年政府预算案中专门划拨500万元给造币厂，其中二分之一为四个造币厂员司花红。然而当时几个造币厂铸造能力毕竟有限，到1915年底新铸“袁大头”银元也仅铸有7100余万元，中国银行发行的“袁大头’’兑换券也只有3000余万元。当时中国、交通两行实力充足，而且发行兑换券十分谨慎，有充分的现金准备，所以“袁大头"兑换券的信誉也颇高，在财政部的积极推广下逐步通行全国。

　　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士诒也主要依靠交通银行为其发行兑换券垫款。复辟帝制失败，纸币信誉动摇，袁世凯政府下令停兑。191 6年4月，北京、上海、天津曾引发兑现风潮，而中国、交通两行各省分行多数未遵循停兑令继续兑现，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两行纸币信誉。　　张勋复辟失败后，1917年7月，梁启超又在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提出“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对于币制改革，梁启超仍坚持主张先在白银的基础上统一货币制度。

　　为了推行币制改革，梁启超听从熊希龄的建议，一面以缓付五年的庚子赔款发行5000万元公债，一面两次向日本借款1450多万元，想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把北洋政府的财政引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段祺瑞政府军费开支急剧增加，每年缓付的1300万元庚子赔款不得不拿来充作军政开支，币制改革无从进行，梁启超上任不足四个月即悄悄离京，漫游欧洲去了。　　“袁大头"银元开始发行不久，币制委员会鉴于新币与《国币条例》规定不符，建议修订该条例，以确定新币的国币地位。

　　同时，该委员会还认为《国币条例》纯粹采用银本位，与金本位毫无关系，如果不设法做些准备，恐怕永远不具备采用金本位的条件，所以主张试铸金币。1918年8月，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制订了《金券条例》，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发行金券，遭到全国上下和英、法、俄等国的联合抵制，被迫取消。在《金券条例》取消后，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龚心湛、财政次长李思浩又提出币制计划大纲，拟通过借外债推行金本位制。1919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造了袁世凯金币，分为十元和二十元两种，上有“民国八年"字样，此外还有一种十元的袁世凯洪宪纪念金币。

　　因数量较少，时局动荡，袁世凯金币的历史作用十分有限。此后，以金汇兑本位制芍目标的币制改革偃旗息鼓，暂告一段落。　　银元绝响——大幕终落史留痕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停铸“袁大头”银元，改铸总理新币，俗称“孙头"(或称“船币")o此后国内就通行“袁大头"和“孙头"两种银元，其成色基本相同，可以通用o 　　“袁大头"通行之后，生银流通渐少，从百姓日常使用、完粮纳税，到官款出入都改为银元。

　　尽管如此，银两制度仍保留下来，内地各省尚有以银两为通用货币t 的，通商大埠商业往来还是习惯使用银两，国际收支更是如此。在上海钱庄和银行汇集之区，每天清早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宝银多是装成箱，大约60锭一箱，结算后用人力或车力运送。　　银元与银两的并存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商业上，交易计算用银两，而实际收支用银元，辗转折合，贴水亏耗很大。

　　既然生银已经流通极少，各地平色分歧，自然多属转虚账位，因此作为通用货币已无存在的意义o 1933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废止银两制度，规定所有收付一律使用银元，1935年11月又宣布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白银收归国有，限令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至此，以“袁大头"为代表的各类银币完成其历史使命，开始退出市面，银元逐渐为法币取代。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巨大通货膨胀，久未见踪影的“袁大头’’银元又在黑市出现，成为抢购对象。

　　此后银元黑市一直存在，直至解放后政府打击黑市，收兑银元，“袁大头"才基本上从市面销声匿迹，如今已成为钱币爱好者的收藏对象之一。　　
　　“袁大头"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出现，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铸造，“袁大头"数量增多，流通渐广，虽僻处边陬，也有其踪迹。到1920年3月，天津造币总厂及各分厂大约共计铸成“袁大头”银元三亿八千多万元，另外还铸成一些五角新银辅币。 “袁大头"银元的通行将“鹰洋"、“龙洋”渐渐从市面挤出，促进了银元的统一，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是我国近代货币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在近代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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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又成为正式大总统。当时，为了巩国内政局稳定，发展民族经济，也为“制宪”和“称帝”作准备，于是毅然决定在全国“统一币制”。

是年（民国3年，即1914年），制定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于是大量收购旧币，在天津造币总厂和武昌、广州、南京等分厂按规格、重量等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全国通用，逐渐取代了“大清银币”，等银币，这便是我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存世量最多的10余种“袁大头”机制银币（民国3年、8年、9年、10年等）。

北洋政府于1914年推出《国币条例》，确立银本位货币制度，定国币“壹圆”重七钱二分，含纯银八成九，即六钱四分八厘，（23.9024808克），约等同于银圆壹枚，又定十分之一元为一角，十分之一角为一分。国币的壹圆被铸成八成九银、一成一铜的硬币，上有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并推出以银铸造的辅币。袁大头出现后，逐渐取代“龙洋”、“鹰洋”等旧有银圆，在全中国流通。

“袁大头”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均为光头）戎装左侧面像，上方为“中华民国×年”；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后几种上方分别有“每二枚当一圆”、“每伍枚当一圆”和“每十枚当一圆”的字样；该系列币分别重27克(七钱二，即7.2×3.75=27)、13.3克、5.3克和2.6克；成色分别为90.4％、84.5％、 80.4％和82.5％；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另外，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

在该系列币中，民国3年、9年、10年等一元币较为常见。在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中，袁世凯 “签字版”则出类拔萃地被收藏爱好者所钟爱。一类是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另一类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以上两类（5种）均为样品币，未曾正式流通使用，所以存世不多。 业内行家提供了一种鉴定银币真伪的好办法:将银币在一块试金石上擦拭几次，直至出现道道银白色的擦痕，然后在擦痕上滴入盐酸和硝酸。

这时，如果是真币，擦痕上的混合液体呈乳白色，伪币则呈无色透明状。如果角币含银量不足，盐酸和硝酸的混合液体也呈现乳白色，但不够浓郁。含银量越少，其浓郁度就越低。 “袁大头”在货币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它是我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俗话所说的“袁大头”，指的是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铸造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种银元在抗战前曾广泛流通，此后也长期存在，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宋代起白银就已成为中国的通用货币，主要形式为宝银，按两计值。由于宝银在形式、重量和成色上都没有统一规定，为其流通带来诸多麻烦。到了清代，纹银成为标准银，但各地纹银重量标准不尽相同，折算标准十分复杂，即使是行业中人，也很难搞得很清楚。与纹银的混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银元形制精美，成色划一，计枚核值，使用方便，因此深受市民欢迎。道光年间外国银元已深入内地，成为通用货币的一种。

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有十多种，在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间流通的是西班牙本洋(即“佛头银元”)，后来则是墨西哥铸造的“鹰洋”。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鉴于中国市面流通的全是外国银元，奏请自铸，力谋抵制。经清政府批准，1889年广东银元局开始试铸，1890 年于市面，因其背面铸有蟠龙纹而被称为“龙洋”。自广东之后，湖北、直隶、安徽、浙江、奉天、吉林等省也纷纷设厂铸造，所铸银币统称“龙洋”。

“龙洋"流通渐广后，清政府遂下令将龙洋作为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都能通用。 然而各省铸造银元，却和当初铸造纹银一样，不仅重量和成色不能统一，数量上也难以控制，.加剧了货币的紊乱，改革币制遂成为清末朝野反复议论的重要课题。 1909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采用银本位，并鉴于银元已经广泛流通，以元为货币单位，统一铸造重量七钱二分、成色千分之九百的大清银币，以期取代各省龙洋。1910年度支部又奏改币值调查局为币制局，以此为督理币制机关。

但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因急于用款，不仅加工赶铸银元，还滥铸铜圆，滥发钞票和军用票，币制更加紊乱。 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时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筹款办法主要有三种，即增税、借债和发行纸币。政府最初主要依赖外债，然而借债要还，.终非长久之计。从短期来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孙中山、黄兴曾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银元、统一银元和纸币发行权，否则将如袁世凯、熊希龄所言，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币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袁大头"银元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恶本位胜于无本位"——一波三折的本位确定 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其解决根本在于整理财政，而币制为财政之总枢，统一币制成为当务之急。欲推行币制改革，必先确定本位。当时普遍认为采用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为大势所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币制纲要六条，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无论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需要有相当的黄金储备，但中国的黄金储备少得可怜，无论如何满足不了需要。

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流通着大量白银，如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些白银该怎么处置？显然，陈的建议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还为时过早。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

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甩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 1913年秋，币制委员会撤销，币制改革问题移交国务院会议继续讨论。时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对币制改革十分热心，他认为采用金本位乃世界大势所趋，中国也必须以此为最终目标，但是又认为目前不易办到，应根据国内习惯，先用银本位来统一货币，等将来商业发达之后再改行金本位制。

按照熊希龄的解释，虽然银本位不好，但“恶本位胜于无本位"，实行银本位制是推行金本位的必然前提。在他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最后于1914年2月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国币以一元银币为主币，总重七钱二分，成色九零，即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其成色与法定成色之公差不得超过千分之三。国民可以将生银交托政府代铸_元银币，每枚收铸费库平六厘。 为了能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政府又于1914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任梁启超为总裁。

梁启超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 整理货币的关键是经费问题。

当时袁世凯政府正以币制改革为名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忙于战事，无心理睬，币制改革前途暗淡。此时梁启超仍充满信心，认为大款无望，小款也可。他准备一边铸造新国币，一边以此为准备发行兑换券，而发行兑换券只需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准备即可，两年内约可铸造主币4亿元，辅币6亿元，再发行兑换券8亿元，到1916年末全国通用货币可达14亿元，新币制基础即可大定。他向袁世凯提出，只要有 500万镑，够六个月运用，随借随还，两年内即可将国内硬币和纸币整理完毕，而且还可以有数亿元的铸币余利与保证准备发行的兑换券，应国家需要。

然而这有着美好前景的建议却并未打动袁世凯，梁启超屡谏不听，心灰意冷之下自劾而去，币制局也旋于1915年2月被撤。财政部在接收币制局之后，重新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讨论有关币制的重要问题。 废“龙"驱，“——“袁大头"一统币市 在此期间，新币铸造计划并未停止。财政部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但是负责发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认为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自难统一，推行不易。

按规律，新币成色若高于旧币，反易被旧币驱逐，清末发行的大清银币就因此被大量熔毁。当初制订《国币条例》时，以为可以获得币制借款，能够迅速回收旧币，改铸新币，所以规定新币价值较高，现在既然借款无望，也只能加以变通。于是财政部议决改从原北洋造银元标准，成色八九，公差仍为干分之三。这一改动虽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分区陆续推行，是新币发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新币式样亦经大总统袁世凯核准，新银币一面摹镌大总统袁世凯侧面肖像和造币年份，另一面雕印嘉禾花纹，中间刊有一圆、中圆、二十分、五分等字样。

1914年12月24日，天津造币总厂首先开铸新银主币，接着南京、武昌等造币厂也开始铸造，191 5年1月新币开始发行。新银元因有袁世凯头像，一般称为“袁像币”，又有“袁大头、“袁头”、“大头"、“袁像"等俗称，且各地俗称不同，在西安称之为“大头洋”，在成都、重庆称之为“人头洋"，万县俗称“老壳，长沙俗称“光洋"。虽然“袁大头”银元上标有铸造年份，但并没有每年启用新钢模铸造。后来天津造币总厂按规定赶制注有“中华民国八年造"字样的祖模，因受一战影响钢料缺乏，一再辗转迁延，等到祖模设计完成时已届年末，不得已又改刻“中华民国九年造”币模。

据侯厚培著《中国货币沿革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记载，当时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民国三年造、民国八年造和民国九年造三种银元。银元流通的时代，自然有掺和过多铜质或铅质的假银元，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银元真伪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铿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或者用两指捏住银元中心，甩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则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点数大宗银元时，左手拿成叠的银元陆续推出，右手拿一块银元依次敲响左手银元的边，边敲边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就剔除出来加以鉴定。

小商店的伙计们则会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扔，声音清脆的就收下，声音发木就要求客人换一块。“袁大头"发行以后，在重量、成色上有严格的管理，每星期都要抽样送财政部化验，中国银行公会也可随时派员化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委托各造币厂铸造“袁大头”时也要随时抽送化验，对于不合格者均随时熔毁，绝不迁就。因此，“袁大头”一进入市场，就信用昭著，深受商民欢迎。曾为袁世凯总理财政的梁士诒回忆，天津造币总厂开铸“袁大头”后的最初九个月，每日铸造量达30万元，使得“袁大头"迅速流通开来。

此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经与上海钱业公会协商，于1915年8月1日取消洋厘之.“龙洋”行市，代以新币“袁大头"，于是“袁大头"通用范围由北方而扩展到南方。1919年7月5日上海钱业公会又取消“鹰洋"行市，“鹰洋”势力被彻底废除，“袁大头"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全国通用且为中外商界所认可的唯一主币。 乱世难濯，币制改革如履污潭 对于袁世凯来说，“袁大头"上的侧像固然有利于提升他的威望，但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铸造银元，促进统一货币的推广，进而发行纸币是他获得军事经费的有效途径，也是他复辟图谋的重要措施。

因此对于“袁大头"银元的流通和推。广，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迫切。为了鼓励各造币厂加工赶铸新币，袁世凯甚至在1916年政府预算案中专门划拨500万元给造币厂，其中二分之一为四个造币厂员司花红。然而当时几个造币厂铸造能力毕竟有限，到1915年底新铸“袁大头”银元也仅铸有7100余万元，中国银行发行的“袁大头兑换券也只有3000余万元。当时中国、交通两行实力充足，而且发行兑换券十分谨慎，有充分的现金准备，所以“袁大头"兑换券的信誉也颇高，在财政部的积极推广下逐步通行全国。

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士诒也主要依靠交通银行为其发行兑换券垫款。复辟帝制失败，纸币信誉动摇，袁世凯政府下令停兑。191 6年4月，北京、上海、天津曾引发兑现风潮，而中国、交通两行各省分行多数未遵循停兑令继续兑现，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两行纸币信誉。 张勋复辟失败后，1917年7月，梁启超又在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提出“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对于币制改革，梁启超仍坚持主张先在白银的基础上统一货币制度。

为了推行币制改革，梁启超听从熊希龄的建议，一面以缓付五年的庚子赔款发行5000万元公债，一面两次向日本借款1450多万元，想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把北洋政府的财政引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段祺瑞政府军费开支急剧增加，每年缓付的1300万元庚子赔款不得不拿来充作军政开支，币制改革无从进行，梁启超上任不足四个月即悄悄离京，漫游欧洲去了。 “袁大头"银元开始发行不久，币制委员会鉴于新币与《国币条例》规定不符，建议修订该条例，以确定新币的国币地位。

同时，该委员会还认为《国币条例》纯粹采用银本位，与金本位毫无关系，如果不设法做些准备，恐怕永远不具备采用金本位的条件，所以主张试铸金币。1918年8月，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制订了《金券条例》，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发行金券，遭到全国上下和英、法、俄等国的联合抵制，被迫取消。在《金券条例》取消后，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龚心湛、财政次长李思浩又提出币制计划大纲，拟通过借外债推行金本位制。1919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造了袁世凯金币，分为十元和二十元两种，上有“民国八年"字样，此外还有一种十元的袁世凯洪宪纪念金币。

因数量较少，时局动荡，袁世凯金币的历史作用十分有限。此后，以金汇兑本位制芍目标的币制改革偃旗息鼓，暂告一段落。 银元绝响——大幕终落史留痕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停铸“袁大头”银元，改铸总理新币，俗称“孙头"(或称“船币")o此后国内就通行“袁大头"和“孙头"两种银元，其成色基本相同，可以通用o “袁大头"通行之后，生银流通渐少，从百姓日常使用、完粮纳税，到官款出入都改为银元。

尽管如此，银两制度仍保留下来，内地各省尚有以银两为通用货币t 的，通商大埠商业往来还是习惯使用银两，国际收支更是如此。在上海钱庄和银行汇集之区，每天清早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宝银多是装成箱，大约60锭一箱，结算后用人力或车力运送。 银元与银两的并存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商业上，交易计算用银两，而实际收支用银元，辗转折合，贴水亏耗很大。

既然生银已经流通极少，各地平色分歧，自然多属转虚账位，因此作为通用货币已无存在的意义o 1933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废止银两制度，规定所有收付一律使用银元，1935年11月又宣布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白银收归国有，限令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至此，以“袁大头"为代表的各类银币完成其历史使命，开始退出市面，银元逐渐为法币取代。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巨大通货膨胀，久未见踪影的“袁大头银元又在黑市出现，成为抢购对象。

此后银元黑市一直存在，直至解放后政府打击黑市，收兑银元，“袁大头"才基本上从市面销声匿迹，如今已成为钱币爱好者的收藏对象之一。
“袁大头"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出现，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铸造，“袁大头"数量增多，流通渐广，虽僻处边陬，也有其踪迹。到1920年3月，天津造币总厂及各分厂大约共计铸成“袁大头”银元三亿八千多万元，另外还铸成一些五角新银辅币。 “袁大头"银元的通行将“鹰洋"、“龙洋”渐渐从市面挤出，促进了银元的统一，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是我国近代货币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在近代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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