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节的其它相关

贞节的其它相关~

宽松期秦汉时期，女性伦理之中的贞节观念，并没有被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倡导，女性再嫁乃寻常之事。秦汉时期，中国的两性关系一直非常“开放”，秦始皇的母亲即一个性乱的典型。巴清早年丧夫，终身守寡不再嫁。秦始皇誉巴清为“贞妇”，以表彰其贞节，并为她修建了“怀清台”，邀请她至都城咸阳安享晚年。而且，巴清还被特许“合法”拥有着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 秦汉时期，当时，在理论上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以及《礼记》的独立成书加以倡导。在实行时，统治者还采取一些行政与法律措施。像秦始皇就曾在泰山、会稽等地刻石提倡贞节：“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并且，为褒奖巴清寡妇，秦始皇修筑怀清台，以劝导贞节 。西汉宣帝也效法秦始皇，于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十八年)诏赐贞妇顺女帛。东汉安帝也曾于“开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虽然如此，但从总体上看，从秦汉以来一直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前，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况且朱买臣发达后，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著名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被罗母休回娘家后，也无人嫌弃，反而是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到后汉，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为常，如著名的蔡文姬，嫁三次，也并没有被人们轻贱，可见汉代对贞节观是较为淡薄的。一直到唐代不甚注重贞节观念。贞节宋代始至宋代，由于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学，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风俗制度，也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对于妇女的贞节，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古代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要，并非要她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制裁。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妇女贞节观念，宋代以前的统治者都倡导过，但是并非视为十分严重之事。宗教化经过宋、元、明三代对贞节观念的极端倡导，在进入清朝以后，贞节的含义变得十分偏狭了，似乎成了一种宗教，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总之，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稍有变故，就要以死全节。清代的儒道学者们连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这是什么事!你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女子如果做几句“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也要被斥责为“邪念”、“怀春”。 清代《礼部则例》规定：节妇，即“自三十岁以前守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十年，查系孝义兼全厄穷堪怜者”，及为夫守贞的“未婚贞女”。贞节烈女，包括“遭寇守节致死”，“因强奸不从致死，及因为调戏羞忿自尽”，以及“节妇被亲属逼嫁致死者，童养之女尚未成婚，拒夫调戏致死者”等等。每年地方绅耆，族长、保甲长都要向官府公举节妇烈女，各级官府都要给予表彰。清代时，京师、省府、州县各自修建“节孝祠”，矗立大牌坊。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死后设位祠中，春秋致祭。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由本家为其建坊。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皇帝还亲自“御赐诗章匾额缎匹”。节妇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志。这一来，把对节妇烈女的崇尚推至极点，成千上万的妇女以身殉夫，或自愿、或被迫，此风愈演愈烈。随之出现的女子教训书中，也增加了大量的宣扬贞节的内容。如康熙、乾隆年间蓝鼎元的《女学》、陈宏谟的《教女遗规》、李晚芳著的《女学言行录》、王相的《女范捷录》等等，流传甚广。 巴渝历史上，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女性是巴寡妇清。《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司马迁还将她与乌氏倮相提并论，深情地赞礼：“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明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可见，战国末年直至秦代名叫清的巴寡妇，便是历代中华第一女实业家。《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注说：“寡妇清台山俗名贞女山，在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也。”张守节为唐代人，唐代所辖的永安县设置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治所在今长寿区的复元乡永丰场，史称“阳关城”。怀清台遗址，相传在今长寿区的千佛乡寨沟村龙寨山。据之可见，巴清乃是当今重庆的杰出先祖之一，当今重庆人理当对她有更多的了解和敬重。秦始皇尊巴清为“贞妇”，阅尽自秦以降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史，可谓独一无二。要识别“贞妇”，关键在“贞”字。《广雅·释诂一》给出界说“贞，正也”。这样释“贞”为“正”，用在臣对君、仆对主、下对上的关系上，就是指忠实、精诚；用在女性对男子，特别是妻子对丈夫的关系上，则是指专一。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属于意志或操守坚定不移的具体化。不过还不能到此为止，还必须根据古代谥法作出分辨。古代谥法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其后从周、秦至明、清都照行不误。《谥法解》对“贞”列出三种谥法，分别为“清白守节曰贞”、“大虑克就曰贞”和“不隐无屈曰贞”，秦始皇尊巴清为“贞妇”只能是三者取一。巴清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巴渝地区早在前316年即已归属秦国，巴清作为秦国国民，“能守其业”不但做到了“用财自卫，不见侵犯”，而且有利于发展和壮大秦国经济，支持秦国的统一大业。二是作客咸阳时，出资支持筑长城，对保卫国家作出了贡献。三是为秦始皇陵提供了大量水银。距今2200多年前，巴清要把成千吨丹砂经长江，溯嘉陵江，再穿越秦巴山区的古栈道运到关中，不知要具备多大气魄，要克服多少艰辛。然而，她居然做到了。这三个方面，尤其是第三个方面，分明就是“大虑克就”。《谥法解》特地指出：“能大虑非正而何？”转换成现代白话，“大虑”即是大气魄、大胆识、大目标、大追求，“克”的意思是一定能够，“就”则指圆满完成、成就功业，四个字熔铸着何等了不起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操守。许许多多男子汉不敢想不敢做，不能想不能做的事情，巴清做到了，难怪“千古一帝”要尊她为“贞妇”。重庆历史名人中，有巴蔓子而无巴清，未免过于低估她了。

当然有其他隐情了。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朝代，在古代女子自愿殉夫守节的背后除了爱情，还有一个“烈女”的名号。虽是一个称号，但古人却极其看重声誉，一个女子在古代没了声誉这是对一个人莫大的侮辱，很多人都想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依旧因为众人的诋毁，死了名声也不好，很少人会认为这个女子都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许真的是被冤枉的。

这样的观念是从宋儒开始变得格外重要，甚至将这种道德绑架到了极端，因此在那个时期有很多女性都在丈夫死后，自己也“殉夫”了，从而得到了一个“贞洁烈女”的名号。可见当时女子的命运有多悲惨，不过如果没有古时候的男尊女卑也不会实现现在的男女平等，虽然古代用道德绑架的女性，也证明了当时女性懦弱的一面，更不懂得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道理。

古时候的人们太过于在乎别人的言语，活在别人眼中的自己，很容易受到伤害和道德绑架，无论是古代的女性还是男性，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然古时候很多案件都因为一张嘴的缘故，产生了许多冤案。由此也能证明古代女子自愿殉夫都不一定，可能只是因为外界对女子丈夫死后，对女子的语言攻击，让女性产生了死亡的念头，这其中的隐情可是相当的深那。

我相信在古代少了很多他人对女子的他人的恶意攻击，古代女子绝对不会轻易殉情的，毕竟这种古代的“礼教”行为严格了要求女性，对男性却没有任何约束。尤其是在清朝的时候，更是严格要求女子执行自愿殉夫守节，如果做不到将会被除免本家差役，因此很多女子为了不去做苦差事，更愿意选择死亡殉情，如今已经是现代我们不用再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守节，指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要“从一而终”、“一女不适二夫”,即丈夫死后妻子不再改嫁。旧时指不改变节操，特指妇女受封建宗法的强制或封建道德观念的影响，在丈夫死后不再结婚或未婚夫死后终身不结婚。夫死后，立志不嫁，坚守贞操，抚育子女，直到老死就是守节的行为，这样的妇女称为“节妇”。儒家礼教对妇女“从一而终”的要求，不但丈夫生前贞节，死后还要守节。表彰贞妇始于汉宣帝，但真正成为习俗是理学提倡和官方表彰的结果。理学家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寡妇改嫁就是失节。元明两朝特别鼓励殉烈，清代更重视寡妇守节抚养幼孤侍奉公婆，表彰节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表彰守节给家族带来荣誉，却给妇女带来痛苦。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是毛泽东在《七律·答友人》一诗中的名句，说的是一个古代的故事：唐尧将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虞舜，后舜外出巡视，死于苍梧，她们二人赶到南方，哭得死去活来，泪染竹子成斑，因称斑竹或潇湘竹。后来她们二人俱投江而死。《列女传》、《博物志》、《述异志》等俱有记述。过去许多人认为娥皇、女英二人自杀是忠于爱情的表现，实际上，这是中国建立起夫权社会后，妻子为夫殉节的一个反映。
位于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位于山东、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都先后发掘出有夫妻或大人小孩合葬墓，往往是一次葬。这些都是属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文化。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提到所有制的起源时说：“它的萌芽和原始状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上述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属于原始社会后期，在那里发现夫妻合葬墓正是以丈夫为中心、妻子是丈夫的奴隶的证明。
由此，产生了妇女的守节、殉节的观念。妻子为了表明自己是属于丈夫的，要永远忠诚于丈夫，丈夫死了也要跟着去，这就是殉节。
这种思想，后人又大加宣扬。《周易》：“妇女贞洁，从一而终。”《礼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仪礼》：“夫者，妻之天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后汉书·列女传》：“妇无二适之文”，“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等等。
妇女为夫守节、殉节有两种：一种是帝王、贵族、大官僚死后，其妻、妾、宫女、侍婢守节或殉节，这是被逼的；另一种是妇女受封建道德观念毒害，在当时社会舆论及社会风气影响下，“自愿”守节或殉节的。本文主要探讨后者。
中国自从夏、商王朝以后，人们就逐渐形成臣、子、妻要服从君、父、夫的观念。到了战国后期，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对此加以理论化，他在《忠孝》篇中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他甚至说：“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不治者也。”就是说，虽然像桀、纣一类的暴君，臣子也要绝对服从。同理，虽然丈夫不好，妻子也要绝对服从。他的这套理论，深得秦始皇赞赏，《史记·老庄韩非列传》记载：秦王看了韩非的著作后，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占了垄断地位。封建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进行改造。韩非的理论被董仲舒系统化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妇女要为夫守节甚至殉夫的思想逐渐抬头，汉代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后汉书·列女传》等鼓吹妇女要“三从四德”、“妇无二适”，并专门表彰了一批为丈夫殉节的“烈女”。从此，妻妾为丈夫殉节，成为妇女的“美德”，受到旌表。
唐代才女宋若莘在其所著的《女论语》中大讲妇女要“贞节柔顺”，提倡妇女“出必掩面，窥必藏形”，并且特辟一章，专谈守节。
宋儒程颢、程颐和朱熹所创立的道学(理学)更把“三纲”抬升为天地间永恒的天理，人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程颢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无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他们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寡妇要再嫁吗？这是私欲，当然要灭绝。因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即使死，也不能改嫁。对此，清儒戴震指出：“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这些都是违反“天理”(三纲)的，因此，也是要灭绝的。这就是所谓“以理杀人”。
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在明代以前，也只是一般的道德说教，并不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妇女是否要为夫守节、殉节，还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诗经》中的许多爱情诗表明，男女可自由恋爱，女子可以自由选择，这是“诗经时代”(一般认为是从西周到春秋中期)原始共产社会群婚制残余的反映；唐太宗曾下诏鼓励鳏夫寡妇再婚，则是受鲜卑族的影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另外，历代最高统治者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也十分重要。因此历代对这问题有不同的表现，有过起伏变化，但总的趋势是由逐渐宽松到明清以后逐渐严格、僵硬，受封建思想毒害而牺牲的妇女越来越多。
孔子编的《诗经》收入许多爱情诗，大体上可反映“诗经时代”某些地方人们恋爱婚姻的观念。例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看来，男女自由恋爱，女方可以自由选择，妇女要守节的观念还相当淡薄。《诗序》在评论《风·桑中》时也承认，卫宣公之时，“公室淫 乱，男女相奔，世族在位，相窃妻妾”。贵族私奔的事，史不绝书，就连孔子自己，也是男女野合而生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父叔梁纥“与颜氏野合而生孔子”，后来孔子也没有因此而受社会歧视。
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的“三纲”思想，但在统治者看来，最主要的是“君为臣纲”，即臣民要绝对忠于君主，至于妻子是否要为夫守节，则是次要的。因此，汉代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宽松的。著名的例子如：汉武帝的姑姑冶陶长公主刘嫖的丈夫死了以后，到了50多岁，还和比她年轻30多岁的家僮董偃结成“忘年之恋”，汉武帝不但默许这种关系，还赐董“见尊不名”，称“主人翁”的待遇，给董大量赏赐。
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成寡妇之后，再由武帝下诏，嫁给大将军卫青。汉宣帝长女敬武长公主嫁了3次。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胜利以前的艰难环境中，曾得到他的姐姐刘黄(后被封为湖阳长公主)的大力帮助。刘黄作寡妇后，愿意再嫁给大臣宋弘，光武帝亲自作媒，宋说：“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虽为宋婉拒，婚没有结成，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汉末名儒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初嫁卫仲道，卫死，她为匈奴所掳，嫁左贤王，生二子，后为曹操以重金赎回，再嫁给董祀。这些事例说明，寡妇再嫁，是社会所容许的。
唐代更加宽松。贞观元年，唐太宗曾下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丧服已除，必须申以婚媾，令其合好。”由皇帝下诏，鼓励鳏夫寡妇再婚，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因连年战乱，人口大量丧失，缺乏劳动力，严重影响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因此鼓励婚嫁和再婚；其次，可能与李氏先世出身于关陇军事集团，受鲜卑族影响有关。正如朱熹所说：李氏政权“源流出于夷狄”(《朱子语类》卷一一六)。李氏皇族的妇女自己就带头，如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长广公主初嫁赵慈景，赵战死，在高祖主持下，再嫁给杨师道；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女襄城公主，初嫁萧锐，萧死后，再嫁姜简。
统计唐代共有公主221人，再嫁者23人，三嫁者3人。皇室尚且如此，民间就更多。
有人认为，宋代兴起程朱理学，特别在南宋，改嫁的不会很多，但实际上，宋代改嫁的并不少。据《元典章》卷十八记载：宋代直至元代，“妇女夫亡守节者甚少，改嫁者历历有之”，及至“齐衰之泪未干，花烛之筵复盛”。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母亲再嫁朱氏，范“不以为讳”，并且对于继父“养育之恩，常思报之”，请求朝廷赐他官职，死时“葬之”，死后“每岁别为飨祭”(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参政范文正公仲淹》)。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初娶妻唐婉，因不见容于陆母，被迫离异，唐再嫁给赵士程，赵是宋宗室，不因唐再嫁而拒婚。南宋孝宗期间，有位妇女，先嫁单氏，生单夔，又嫁耿氏，生耿延年，后来两个儿子都做了高官，在她死时，两子“争葬其母”，孝宗知道后，深为他们的孝心感动，出来调停说：“二子之争，朕为办之。”皇上居然为一位再嫁妇女亲自主持葬礼，“衣冠至今传为美谈”(张瑞义：《贵耳集》卷下)。这说明当时在法律上妇女有离婚、再嫁的权利，皇帝是尊重的。
程朱道学并不是朝廷的官方统治哲学，并没有垄断的地位。宋代学派林立，各行其是，互不相让，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称，当时，“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学脉旁分，攀缘日众”。
总的来说，程朱道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想，对明以后有很大影响，但在宋代，影响并不十分严重。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是贫民出身，但他当上皇帝以后，皇权专制思想却十分严重。据吴晗《朱元璋传》：洪武三年，当他读到《孟子》书上有明显的对君主不客气的话时，大发脾气说：“使此老(孟子)在今日宁得免耶？”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洪武二十七年，又命人编《孟子节文》，把《孟子》书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85条删去，只剩170多条，刻印颁行全国学校，所删去的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朱元璋大力提倡“三纲”，据“夫为妻纲”的原则，他曾下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节，五十以后不改制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在皇帝亲自倡导下，守节之风大盛，到处竖立起旌表贞节牌坊。夫死妻妾殉葬之风也复起，朱元璋自己作出榜样，他死之后，有40个妃嫔殉葬。(《万历野获编》)
据统计，为夫殉节的烈女，《新唐书》记载唐代仅47人；《宋史》记载宋代为43人；而《明史·烈女传》记载为276人，而且这只是“存其什一”，未入传者，不可胜计。至于“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更是“不下万余人”。
清代继承明代的传统，再加上满人入关以前，就有人殉的恶习，因此，妇女殉节的风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据《山西通志·烈女录》不完全统计，该省贞烈之女，在元代以前仅有几人，元代增至25人，明代突增至677人，清代(从顺治到光绪)更上升到1830人。又据《福建通志·列女传》不完全统计，该省唐至宋殉节者26人，元代12人，明代猛增至679人，清代更高达5603人。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这种情况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腐儒王玉辉的女婿死了，他的女儿要殉节，他不但不劝阻，反而说：“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情，我难道反拦阻你？”女儿绝食死了以后，他不但不伤心，反而说：女儿“而今已是成了仙了……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出门去。官府衙门和邻里的人纷纷来祭奠，在门前立起贞节牌坊，阖县的乡绅都穿着公服送烈女入祠，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请王玉辉上座，说他生了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云云。
这段生动的描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
再看《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了以后，她的丫环瑞珠也触柱而亡，这就是殉主了。在高鹗所续的《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宝玉出家以后，曾经和宝玉“试云雨情”的大丫环袭人几次想殉节，但又想道：“我若死在这里(指贾府)，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我该死在家里才是。”袭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到了哥哥家，细想起来，哥哥办事不错，若是死在哥哥家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万想，左右为难。后来嫁到蒋玉函家，看见蒋玉函温柔体贴，袭人又舍不得死了。
因袭人没有为宝玉殉节，高鹗贬道：“此袭人之所以在又副册也。”其实，在第五回中，曹雪芹是根据大观园女儿们的身份，而不是根据她们的伦理表现分别编入正册、副册、又副册的。正册的都是主子，又副册的都是丫环，如晴雯，曹雪芹给她很高的评价，但因她是丫环，也和袭人一样在又副册。这说明高鹗的封建贞节观念很深，而且没有读懂曹雪芹的前八十回。
高鹗接着又叹道：“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息夫人是东周时息国国君的夫人，姓妫，楚灭息，她被楚文王掳去为妾，生二子，却始终不同楚王说话，问其故，答道：“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又奚言？”(此事见《左传》庄公十四年)汉代刘向在《列女传》中说她后来又见到息君，终于自杀了。这个故事宣扬丈夫死后，妻子不应改嫁，应当自杀，与高鹗的观点相同。这里所引的诗句见清初邓汉仪所作《题息夫人庙》，息夫人又称桃花夫人，桃花庙即息夫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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