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谁

行为派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

班杜拉:行为学习理论的创始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588171.htm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学习就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合(简称联结学说)。常用S—R加以表示。该派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桑代克、华生、斯金纳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动物与人的行为类比的客观研究,着重于客观的观察和实验。
1．联结学习
桑代克是学习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通过对动物的研究，提出了学习的联结学说。在他设计的用猫解决疑难笼问题的著名实验中，笼外放有鱼和肉，放入笼中的猫开始东抓西抓，乱撞乱闯，在这种冲动的过程中，猫会偶然拉动门闩逃出笼外，取得食物。然后再将猫放回笼中，猫仍需经过乱抓乱跳，最后打开笼门吃到食物，不过所花的时间减少了。如此连续实验多次，所需时间逐渐减少，无效的动作逐渐摒除，最后，描一入笼内，就能打开门闩取得食物。
因此，桑代克认为，学习是一种惭近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随着错误反应逐渐减少、正确反应逐渐增加。终于形成稳固的刺激——反应的联结，即S—R之间的联结。
通过一系列动物和人的学习实验，桑代克提出了三条基本学习定律和五项学习原则，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系统的学习理沦。
(1)桑代克的三条基本学习定律的内容。
①准备律。
联结的加强和削弱取决于学习者的心理准备和心理调节。当任何传导单位准备传导时，给于传导就引起满意；当任何传导单位不准备传导时，勉强要它传导就引起烦恼。
②练习律。
一个已形成的可以改变的联结，若加以应用，就会使这个联结增强。一个已形成的可以改变的联结，如不应用，就会使这个联结减弱。
③效果律。
在情境与反应间建立可以改变的联结，并发或伴随着满意的情况时，联结力量就增强；并发或伴随着烦恼的情况时，联结力量就削弱。
(2)桑代克的五项学习原则。
①多重反应的原则。对同一情境先后可能发生多种反应，当一种反应不能适应外在情境时，学习者就会触发、产生另外一种新的反应，—直到某一反应最终导致满意为止。
②心向和态度的原则。
心向或从事活动的意向对于反应的始发是重要的，学习者的态度在决定他的行动和成功等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③反应的选择性原则。
学习者对情境中的某些因素的反应具有选择性的倾向，这种反应的选择与学习的分辨能力有关。
④同化或类比的原则。
学习者对于各种类似的情境有发生同一反应的倾向。即学习者能从已有经验中抽出或辨别出它与新情境的相同因素，作出类似的反应。
⑤联想交替的原则。
如果有甲、乙两个刺激经常共同或先后出现，并且受到了学习者的注意，那么，以后刺激甲出现，也可引起在来只能由刺激乙所激起的那一种反应。
2.刺激一反应学说
华生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的影响下，提出了刺激一反应学说。华生的理论认为，有机体的行为完全是以刺激与反应的术语进行解释的。他不考虑有机体的内部状态，认为这一部分是“黑箱”。因此，该学说的公式也是S—R。华生认为学习的实质是形成习惯，而习惯是通过学习将由于遗传对刺激做出的散乱、无组织、无条件的反应，变成有组织、确定的条件反应。他提出了两条学习的基本规律。
(1)频因律。
能解决问题的动作在每次练习中是不可缺少的；这种S—R刺激联结建立的次数越多，联结越牢固。
(2)近因律。
让尝试与错误过程最后的成功动作，总是前一次练习中的最后一个动作，于是，在下一次练习中，这一动作必获得较早发现。
3.操作性条件反射学说
斯金纳在上节所述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他认为，由于人的行动多半是各种各样的操作，因此操作行为更能代表实际生活中人的学习情境。他把重点放在结果控制下的操作学习上。
斯金纳十分重视强化的作用。他对强化的解释与巴甫洛夫有所不同，他把凡能增强反应概率的刺激，均称作强化物。他指出，行为之所以发生变化，是由于强化的作用。他认为，强化所增加的不是刺激—一—反应的联结，而是使反应发生的一般倾向性，即发生的概率。对有机物偶然出现的某一动作，若能立即给以强化，则该动作复现的概率就会大于其他动作，若强化多次．这个动作就能得以保持。他认为，练习本身并不提高速率．它只是为进一步的
强化提供机会。所以，强化是塑造行为和保持行为强度的关键。他把学习定义为反应概率上的变化。
斯金纳认为，直接控制强化物就是控制行为，因此必须严格控制强化的程序，采取连续接近的方法去塑造行为，即把动作分成许多小步子，当有机体每往所需的动作接近一步，就给该步骤以强化，直到最后达到所需要的所有动作。他认为，倘若采取这样的方法，无论操作性行为离所设想的目标多么遥远，或者所设想的行为多么复杂，只要一直稳步前进，就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斯金纳把他的理论运用到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中去，在教学上影响较大。
4．新行为主义的学说
以赫尔、斯彭斯、莫勒、米勒等人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对经典的S—R公式作出了修正，他们认为，刺激与人表现出的外显反应之间有中介体。他们把中介体设想为人们的语言和思维的等价物。赫尔以环境的各种因素为自变量，以反应的各个方面为因变量，在中介体中设置动因、诱因、习惯强度、反应势能等中介变量，用行为的数理理论展开了较严密的理论推理，列出了借助中介变量而形成的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函数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A.H马斯洛，C.R罗杰斯，皮亚杰，费希纳等等.
认知心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认知心理学是指凡是研究人的认识过程的，都属于认知心理学，而目前西方心理学界通常所指的认知心理学，是指狭义的认知心理学，也就是所谓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它是指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和术语，通过与计算机相类比，模拟、验证等方法来研究人的认知过程，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就是信息的接受、编码，贮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纳为四种系统模式:即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控制系统和反应系统。强调人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他的行为和当前的认知活动起决定作用。其最重大的成果是在记忆和思维领域的突破性研究。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实际上，洋务运动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他没有能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仅仅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正因为这种阶级局限性，而让洋务运动最终成为了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王安石变法的后世评价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确定“是元佑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从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以降至今，历史已走过近900年。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亦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
晚清以前近800年的评价：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各项新法是聚敛之术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历代思想家在总结北宋兴亡史时，大都较为集中地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评论和批判。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1)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2)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3)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
徙木为信
原文：
商鞅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
译文：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威信。
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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