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文字运动的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历史背景，详细些200~300字~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我国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以开设银行、强迫贷款、投资铁路、开矿办厂等方式，对我国加紧经济侵略。其中，从1895年到1899年，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攫取了近1万公里的铁路修筑权。帝国主义控制的铁路修到哪里，他们侵略的魔爪就伸到哪里。在铁路附近，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办厂开矿，掠夺我国的资源。到19世纪末，列强争夺铁路权的斗争更加激烈，甚至以武力威逼清政府。原打算自己修筑铁路的清政府，在列强争夺面前，束手无策，只得把一条条铁路修筑权，拱手送给外国。列强在我国投资修筑铁路，除了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外，还附有种种条件，包括控制铁路和沿线地区以及运输军队等。

清世祖顺治元年（西元1644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颁布圈地令，清和硕皇父摄政睿忠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三次下令圈地。
背景：清初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附近，为安置满族诸王、勋臣，解决八旗官兵生计，顺治元年十二月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土地，史称圈地令。
过程：顺治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顺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十六万余顷，一晌约六亩）。
结局：清世祖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仍时有所闻。清初战事频繁，所受地亩并未能悉心耕种，“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清圣祖康熙五年（西元1666年），辅政大臣瓜尔佳·鳌拜以镶黄旗地少贫瘠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康熙八年（西元1668年）五月智捕鳌拜，再宣布停止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下令“嗣后永不许圈”，圈地正式告终。
清代进入中期，八旗子弟多困苦，开始私自典卖旗地。售地之举，雍正初年已有耳闻，至光绪三十一年载：“无粮黑地，各处尤多。即以直隶近畿八十余州县而论，八旗王公官员兵丁各项旗地，原额十五万余顷，除已归八项旗租三万九千余顷、又王公庄田一万余顷、未尽迷失外，此外现在旗人手内交租者，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月深，辗转典卖，变为无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大量的圈地又回到地主和自耕农手上，江太新认为：“旗地私有化，为自耕农队伍稳定输送了新鲜血液。”
影响：“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八旗圈地称旗地，不准私自买卖，“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卖价及私售于民，”违者按律治罪。多尔衮凭借摄政的便利，冀东肥沃之地多流入正白旗之手。圈地后，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部份地主或农民投充到八旗庄园，或流亡他乡，造成大量流民、乞丐的出现。

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30－344．
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2）：1－11．
清末文字改革家论语言统一
李 宇 明
1892年至1911年的清末20年，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字改革运动，即后人所谓的“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运动的主张可以归结为三句话：一是字画简易，二是字话一律，三是语
①言统一。“字画简易”要求文字简单便捷，这一主张带来了各种切音字方案，并为后来的
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作了理论和实践的铺垫；“字话一律”主要指书面语与口语应具有一致性，这一呼唤实乃后世白话文运动的先声；“语言统一”为后来的国语运动以及延续至今的推广普通话工作作了舆论上和理论上的早期准备。研究切音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对全面认识百年来的语言文字现代化运动，对做好今天的语言文字工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以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清末文字改革文集》为素材，研究这些改革家关于语言统一的论述。
中国历史上虽有雅言、通语、官话等在不同的时代代行共同语的职能，但这些“准共同语”影响所及主要在官场和文化圈，实际语言生活中方言的分歧十分严重，即便清末亦如此。面对方言的分歧，人们纷纷提出了统一语言的主张。早在1892年，卢戆章在《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序》中就提出，“当以一腔为主脑”，用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P3）1898年，在京为官的卢戆章的老乡林辂存，在《上督察院书》中提出了全国“言同音”的建议。（P17）1902年，吴汝纶《东游丛录》出版，书中描述了日本推行国语、统一语言的成就，而且介绍了日本人伊泽修二的“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的看法。（P27－28）同年，吴汝纶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呼吁“使天下语音一律”，“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P29）自此之后，统一语言的呼声不断，形成了当时一批志士仁人的共识。
消除方言分歧，统一语言，是切音字运动为当时的中国开出的一剂救国良药。百年矣，统一语言的民族大业仍未完成，这剂良药今天服来仍有祛邪扶正之药效。
一 共同语的选择及其标准的建立
既然统一语言是切音字运动的救国良药，那么逻辑的结果就是要进行语言选择，确定用什么话作统一的共同语。
1．共同语的选择
当时，具有充当共同语资格的无疑是最具权威的代行共同语职能的官话。笔者（李宇明，2002）的研究表明，当时的官话并不统一，有南派、北派之分。南派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北派官话以北京话为代表，而且当时南派官话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其地位甚至高于北派官话。
尽管如此，用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的主张是当时的主流。②1898年，林辂存已提出要 这种主张在被誉为语文现代化的揭幕人的卢戆章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中已经提出（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清末文字改革文集》P2－3，下文凡只出现页码的，皆为该书）。
② 也有个别人持其他主张的，如章炳麟《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认为江汉间语音为正音；马体乾《谈文字》则说：“鄙意以为应择全国公有之音定为国音，各地特有之音定为方音。所谓国音者即与向之官音相类，而①

封建专制统治达到顶峰

民心不稳，复明思想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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