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共同特点

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

　　中国民歌的艺术特点
　　一、诗与乐的高度结合
　　从诗的角度看，民歌具有紧贴人民生活、主题明确、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特点。民歌的歌词篇幅短小、通俗易懂，属歌谣体；一般句式整齐、押韵、平仄不严；以七字句为多，兼有其他句式，在结构上以两句体、四句体为多。民歌的作者在短短数句歌词中运用比喻、比兴、对比、夸张、叙事等手法，使主题思想得到鲜明突出的体现。如用“苦麻菜”比喻远嫁少女之苦命，用“小白菜地里黄”比喻没娘的孩子，在《农夫怨》、《长工调》等歌中运用了贫富的对比……《槐花几时开》短短四句就做到情景交融、人物性格鲜明、感情细腻地表现了爱情主题。
　　二、长于抒发人的内心世界
　　民歌运用短小的结构，凝练的音乐语言，极为经济的音乐素材来表达深刻的思想感情。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深刻地表达了游子的思乡之情；《走西口》表达了离乡背井、生离死别的亲人间的凄婉、依恋之情；《牧歌》短短两句就勾勒出了一幅清新、辽阔、宽广的草原景象。
　　三、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即兴性和变异性
　　民歌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世代相传中，不同时期（或时间）、不同地区的不同歌唱者，常按个人需要，将某首现成民歌作为蓝本，进行即兴编词，见啥唱啥，想啥唱啥，这就是民歌创作和歌唱中的即兴性。在即兴编词的同时，民歌的曲调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因此出现了一首民歌有许多变体的现象，如《孟姜女》、《鲜花调》、《剪靛花》等的变体遍布大江南北，也出现了某一地区拥有几个典型曲调和特性音调的现象。

　　中国民歌的艺术特征：
　　分别为：民歌的起源与发展、体裁丰富多彩、歌舞相伴；随意性与传播性强；时代性与功能性强。

　　中国民歌的风格特点；
　　民歌的音乐语言简明洗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彩，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你是合师几班的啊，这是我找的答案哦。还没找完呢，你要有的话也给我一份吧。
　　古乐的十二调。古代乐律学名词，是古代的定音方法。即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十二律分类
　　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六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六种律称阴律。另外，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又简称“律吕”。
　　阿炳
　　阿炳，原名华彦钧，民间音乐家。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他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并广泛吸取民间音乐的曲调，一生共创作和演出了270多首民间乐曲。留存有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六首
　　赵元任 (1892～1982) 语言学家、音乐家。字宜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创作有歌曲约40多首、大型合唱曲 1首及钢琴小品若干首，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有《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等作品。 赵元任
　　赵元任，江苏进武人。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对音乐也有相当突出的专业修养和创作才能。他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一首大型合唱曲《海韵》和一些器乐小品等。

　　他的歌曲创作重要的有《老天爷》、《也是微云》、《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织布》、《劳动歌》、《鸣呼三月一十八》、《我是北方人》、《两洋镜歌》、《扬子江上撑船歌》、《背着枪》等。

　　在操作上，赵元任努力创作具有民族风味的音乐，他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中国派”曲调，按中国语言的声韵特点来处理词与曲调的关系，来探索曲调写作的民族风味，其中有的是用接近吟诗的音调来写，有的吸取吸取或民族小调的音调来加以发展。

　　在和声方面，他大胆摸索“中国化”的和声，其中有运用平行四度、五度的进行等。

　　在音乐形象方面，他十分注意形象刻画的独立意义，特别是对钢琴版伴奏的运用上，注意对表达之人公或是对外界诗意形象的刻画。

　　“赵元任一直站在民主，爱国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创作。他的创作无伦是题材的选择，音乐民族风格的探索，以及对西洋创作技法的借鉴上，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大胆创新精神，对我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器乐小品六首，总计一百三十二首作品。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21年赵元任夫妇一同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域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光明行：二胡独奏曲，刘天华作。全曲由四个主体段落加引子、尾声组成，在音乐创作中吸收了西洋音乐中大三和弦的琶音进行和转调等手法，演奏技巧也采用了大段的顿弓，音乐风格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追求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
　　昆山腔：戏曲声腔，又称昆腔、昆曲，元末明初产生于江苏昆山。它原为流行在昆山一带民间的南戏清唱腔调，因创始人顾坚居于昆山附近而得名。明嘉靖、隆庆年间，魏良辅历经十年，对昆山腔在曲调、唱法、乐队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使之成为明代戏曲腔调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
　　李叔同：（1880—1942）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文涛，又名岸，字息霜。其成就涉猎书法、篆刻、绘画、戏剧、诗词、音乐等领域，培养出了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等美术家、音乐家。一生共创作了50余首乐歌，《春游》、《送别》等代表作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又名岸，字叔同，其人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
　　他增留学日本主修绘画，兼习在日本曾与普孝谷创办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
　　1906年，他一人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仅出版一期）。他为当时美术、音乐、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歌曲创作多见于《李叔同歌曲集》，其中以《祖国歌》、《送别》（二部合唱）、《早秋》三首较有名，其中又以《春游》一曲最为突出。
　　他的大部分歌曲反映了青少年生活，有些作品是他个人的触景生情之作。其歌曲大多选自欧美各国的通俗民曲填写歌词，曲调优美，流畅，文辞生动秀丽，又富有意境和韵味，无论在艺术形象或声韵上，词曲都结合的很好。他编写的歌曲，在艺术水准上明显的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
　　1、试述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曲调来源与历史意义
　　学堂乐歌指清末民初我国新学堂开设的唱歌课中教唱的歌曲。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深受西方列强欺凌之苦。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如果要摆脱列强的侵略，就必须富国强兵，推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改革，所以他们开始呼吁改良，并发起了维新变法、洋务运动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与革新也由此被推向社会前台，1898年，康有为上书皇帝，请求效法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体制以定中国之学制，“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但因维新变法失败，其建议当时并未被采纳。1901年，摇摇欲坠的清朝廷才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实行“新政”。至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公布，新的教育体制开始在全国推行。之后，各地纷纷建立了新式学堂。新式学堂里大多开设有唱歌课，学堂乐歌开始逐渐兴起。辛亥革命后，伴随者新式学堂的更加普及，学堂乐歌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最终遍及全国。
　　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宣传富国强兵、歌颂祖国等爱国主义思想。这些作品在学堂乐歌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主要作品有《何日醒》、《中国男儿》、《体操—兵操》、《黄河》、《祖国歌》、《扬子江》等。其中《中国男儿》、《何日醒》最为突出。
　　其二，表现妇女解放内容。如《女子体操》、《天足歌》、《勉女权》、《缠足苦》等。
　　其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宣扬共和、推翻帝制。如《欧美二杰》、《演说》、《革命军》、《庆祝共和》、《光复纪念》。
　　其四，宣传新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如《地球》、《辟占验》、《跳舞》《文明婚》、《格致》、《运动会》等
　　其五，儿童歌曲。此类作品也在学堂乐歌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春游》、《竹马》、《送别》、《铁匠》、《赛船》、《龟兔》、《勉学》、《春游》、《送别》、《忆儿时》等。
　　此外，学堂乐歌中也有少部分忠君尊孔及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内容的作品。如《尊孔》、《演孔歌》、《忠君》、《五伦》等。
　　学堂乐歌的曲调来源基本上是根据现成的曲调填词，较少独立创作。曲调大部分选自欧美和日本的学校歌曲或流行曲调，很少采用我国的民间曲调。整体看来，学堂乐歌的曲调来源有以下几种：
　　其一，选用欧美歌曲曲调。如流传广泛的《送别》就是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跳舞会》是据英国国歌的曲调填词；《勉学》是据美国歌曲《罗莎•李》的曲调填词。
　　其二，选用日本歌曲与流行曲调。如《中国男儿》即根据日本歌曲《寄宿舍里的旧吊桶》填词；《何日醒》也是根据日本曲调《木南公》填词；《革命军》据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填词。
　　其三，选用我国民间曲调。有《勉女权》、《采茶歌》、《缠足苦》等作品。
　　其四，创作曲调。有《美哉中华》、《黄河》、《春游》、《军人的枪弹》、《采莲曲》等数首。
　　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方音乐文化全面传入中国，包括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方法、演奏形式；各种歌曲及演唱形式；五线谱、简谱等记谱法；西方音乐基本理论知识等。并出现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一批音乐家，出版了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曾志忞的《教育唱歌集》等一批最初乐歌集。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培养了一批音乐教育人才，对我国新音乐的启蒙与新型音乐教育体系的确立有重要
　　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是置二十世纪初我国学堂里“乐歌课”所教唱的歌曲，其产生于当时社会、文化大有关系。清末民初，向西方学习要求废科举，办学堂，变法维新成为中国大众的一致呼声，一些从日本或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士，在国内新学堂开设乐歌课，教唱一些新歌，当时称之为“乐歌”，后来音乐界将这一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应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分子要求血虚欧洲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等爱国主义思想其创作思想主要是采自日本，欧美歌曲曲调填上新词也有改曲记词的，还有一部分是创作歌曲，另外也有一部分是采用了中国传统民歌的曲调。
　　学堂乐歌是近代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开篇，它是集体歌唱这一新形势得到确立和传播；普及了简谱，接受五线谱和西方音乐知识；其国务卿体裁对其后音乐创作影响很大；“乐歌运动”影响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所以这一切都具有启蒙时期的开创意义。它直接影响了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音乐文化发展，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
　　见下册140新法密律：“新法密律”科学地解决了三分损益法造成的“黄钟不能还原”的千古难题，朱载堉用开方的方法来计算律的长度，使十二律间的音程达到严格的均匀性，这就是他有别于三分损益法的“新法”。新法密律是音乐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律学原理。

　　明代中国音乐史上出现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新法密率”的发明。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由计算方法求得了12律之间完全平均的音高关系，求得的各律之间最精密的比率。他的发明比西方约早一个世纪。不过由于当时乐器制作的条件限制，他的发明并不能用于音乐实践之中，到后来，连他的学说也或者渐渐给人遗忘了，或者并不能看出它里面深刻的革命意义。但从律学上说，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是音乐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基础。 这位发明者就是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式人物”的朱载堉。他是一个科学家、律历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个音乐家，是明代的一颗科学艺术巨星，是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位伟人。
　　聂耳的音乐创作主要是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前者如《开路行锋》、《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等，在这些歌曲里，他以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当时中国各阶层人民高涨的斗争热情以及他们对反帝斗争充满了信心；尤其是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它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大众革命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才国代国歌。

　　聂耳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他是左翼音乐运动的主要代表。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其后在联华影片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并正式开始了他的音乐创作，在他年仅两年多的创作生涯中，先后为多部话剧，电影创作了近四十首歌曲。代表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新女性》、《卖报歌》等。

　　他善于从生活及歌词的语调中提炼富于特征的音调、节奏，并善于从民间音乐和外国音乐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他的战斗性群众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等，融汇中外作品的音调节奏和体裁；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振奋人心的效果；而他的劳动歌曲则吸收了相应的劳动号子的音调、节奏，塑造出了多种不同的劳动者形象；在他的抒情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梅娘曲》等，也都渗入了民歌，说唱等音调的因素。

　　聂耳的歌曲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群众化特点，又形成了他独具的富于革命乐观主义色彩的清新，明快而又激昂的音乐风格。（死于1935年，二十三岁）
　　刘天华见下册142
　　赵元任见下册147
　　《黄河大合唱》反映了黄河两岸勤劳勇敢的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传达了广大劳动者的心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强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乐曲以群众歌曲的精华部分〈即音调〉作为基础并吸取了陕北、山西一带的民间音乐的因素作为素材进行创作。作曲家并非简单地把这些音乐材料照搬过来，而是创造性地运用民族音乐风格、民间音乐素材和民间表演形式来反映当前中华儿女为抗日救国的斗争生活。作曲家成功地创造了富有战斗性的新的民族形式、民族气派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大型声乐套曲形式，为我国音乐创作的民族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创作中，音乐语言既简炼又明快，通俗易懂。例如《河边对口曲》用陕北和山西音调写成，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问答式是民歌的一大特色，《黄河大合唱》采用这一形式，轻松有趣。《黄河船夫曲》直接吸取了船工号子的韵律和节奏，音乐形象鲜明生动，富有战斗性。
　　《黄河大合唱》在民族风格问题上的成就与作者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息息相关。作曲家一贯坚持的信念是：创作出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作为自己如何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来对待，作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来认识。所以在《黄河大合唱》中，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又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散发出永久的艺术芳香。
　　黄河大合唱：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作品以黄河为背景，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历史图卷，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控诉了侵略者的罪恶行经，塑造了坚定不屈的中华民族英雄形象，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在音乐创作中，冼星海采用了独唱、齐唱、轮唱、对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卡农等西方作曲技法。各个乐章之间，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在表现内容、演唱形式和音乐形象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全曲规模宏伟、雄伟浑厚，音调吸收了劳动号子等民间音乐素材，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音乐历史上一个重要和特殊的时期,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音乐思潮的兴起。这些音乐思潮,直接推动了多种音乐理论和创作的进步发展,而艺术歌曲作为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音乐形式,集中体现出了多种音乐思潮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因为这些观点,呈现出了多样的艺术特征。

所谓艺术歌曲，源于美声唱法发源地的意大利，原文为“Art Song”，是一个内涵较为宽泛的概念，原指根据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而创作的歌曲，在词作上讲究技巧性与艺术性，与民歌相对；在音乐上强调伴奏的艺术处理。后来，又将一些歌剧选曲和一般的创作歌曲等，统称为艺术歌曲，以与民歌相对应。
　　我国声乐艺术起步相对较晚，早期的艺术歌曲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最早出现的艺术歌曲，其中主要是以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为歌词而创作的歌曲。
　　具体而言，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审美特征，可以从以下三大层面予以解读。
　　
　　一、时代性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既以时代精神为支撑，又反映时代的思想与主题。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正是以充分彰显弘扬五四时期时代的主旋律为重要的审美特征的。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作为以科学、民主为号召、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唤起民众觉醒，走上民族振兴之路。
　　而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就充分表现了这一时代精神、时代主旨、时代思想。在这方面，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创作于1920―1921年间，易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问》，就紧扣“五四”的时代脉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深刻的社会问题：“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充满了对当时社会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的愤懑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而创作于1920年，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艺术歌曲《睡狮》，则把中国比喻为“睡狮”，面对帝国主义“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的现实，发出“睡狮醒”的呼唤与“奋斗心须壮，复仇志要坚”的号召。创作于1924年，赵国钧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五四纪念爱国歌》，是我国第一首直接歌颂五四运动的艺术歌曲，弘扬了爱国主义的时代大主题和“五四”精神。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时代性审美特征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二、人民性
　　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意愿、心声、思想、感情。其实，人民性与时代性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也以人民性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歌曲《可怜的秋香》，就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描写了牧羊女秋香孤苦悲惨的一生，表达出对中国劳动人民悲苦生活与悲剧命运的同情。而创作于1922年，发表于1928年，刘大白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卖布谣》，则“以质朴的歌谣体，叙说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辛劳悲苦，从一个侧面勾画了当时洋货倾销，农村经济破产的图景，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创作于1926年，发表于1928年，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曾到处传唱，走红一时，就因为歌曲讴歌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对纯洁爱情的执著精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人民性审美特征也是光彩无限、辉煌无比的。
　　
　　三、民族性
　　民族性是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艺术的生命和灵魂。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不问他创作了什么，不管在他的作品中目的和思想是什么，不管他有意无意，他总得表现出民族性的一些自然因素。总是把它们表现得比民族的历史本身还要深刻，还要明朗。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对民族性审美特征的追求，应当说是有明确的理论主张的，萧友梅就提出：“要在继承民族音乐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作风，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民族性审美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词作的民族性。许多艺术歌曲，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诗词五言、七言句式。例如《睡狮》：“睡狮睡了几千年，蛇虫狐鼠乱纠缠；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就采用了七言、五言交错的句式。而《卖布谣》中的“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则采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四言体”，古味更浓烈，民族特色也愈加鲜明。而在自由体的歌词中，同样具有民族风格与民族意蕴，例如《问》《教我如何不想他》等，都是民族性的成功之作。
　　其二是曲作的民族性。许多艺术歌曲，都充分运用民族音乐语汇、民族音乐手法写成。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采用了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加以变化，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郭沫若作词、陈啸空作曲的艺术歌曲《湘累》，则巧妙地运用了京剧青衣唱腔的悲切、幽婉的旋律；再如徐志摩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海韵》，虽以西洋乐器钢琴伴奏，但是无论是旋律还是风格，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民族化的审美特征，也是成功的。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时代性、人民性、民族性三大审美特征，是在美学上的提升与突破，这些成功的艺术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研究、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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