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4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政府又出台了哪些宏观调控措施呢？

分析我国201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 政府采取了哪些宏观调控的措施~

一、我国经济形势展望



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基本得到控制，2011年第四季度通胀率走入下行通道，11月通货膨胀率为4.2%，可见我国的通胀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展望2012，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通胀压力仍然较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震荡；各国宏观调控目标和方向存在分歧和冲突，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毕吉耀等，2011）。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张立群（2011）认为，2011年经济增长呈下行态势，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成效，进入2012年后，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平稳降低，受世界经济和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当然也存在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其中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企业困难和就业问题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1）总结，中国宏观经济复苏的步伐放缓，呈现出“经济增速逐季回落、通胀压力高位回缓、经济泡沫逆转、资源错配加剧、金融风险上扬与结构刚性持续的局面”。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CQMM )课题组(2011)使用预测模型得出，2012年, GDP增长率可能回落至9. 45% ，CPI预计将维持在4. 55%
的水平。

我们认为，在进入2012年以后，通胀并不像之前那样是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目标，但基础还不牢固，仍有继续影响的可能。因此，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外围环境都面临一个严峻形势，应当对于增长情况赋予更多的关注。在国内经济中对民生和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的房地市场调控已经取得成效，从经济的长远健康角度而言，目前的房价仍具有泡沫成分，房地产市场调控在2012年仍然重要。



（一）通货膨胀问题

通货膨胀率虽然回落，但通货膨胀的危险犹在。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进入2010年以来，通货膨胀就开始成为经济中一项不容忽视的问题。2011年7月CPI甚至达到了6.5%的峰值，之后在中央大力的调控治理下虽然开始走入下行通道，但参考09年末的形势，在11月CPI和PPI数据虽然都处于低位，并不意味着来年的通货膨胀可以完全放松。随着美国继续推行小规模的国债购买计划，并长期将名义利率维持在低位，全球的流动性仍然充裕，这部分流动性是否会向我国传导，仍是一个重大问题。纵观2012，通货膨胀仍然是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需要对其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二）增长问题

1.外围环境仍然不稳定

2012年，欧元区国家将迎来一个还债高峰，欧洲债务危机将继续发酵，为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欧元区国家将被迫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据统计，欧洲债务危机主要国家在明年2-4月会有大量债务到期，债务违约风险将会集中凸显，欧洲能否就此问题达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并将其对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降至最小化，将是2012年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驱动事件。

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通过金融市场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进行传导，在美国、日本等经济体本身增长乏力的状况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观察2000年以来数据，可以发现，出口一直是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借鉴2009年的经验，如果我国的净出口表现不理想，那么投资就担负起了保持经济增长的重担，这样与历史数据相比过高的投资拉动额，对之后的经济会有一个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总体态势下，2012年我国出口将受到严重挑战，而“外向型经济”也将受到重大的影响，经济增长总体情况并不乐观。

2.中国经济的内部制约因素

除去国际环境的外生影响，随着我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相对价格体系也随之在迅速调整。

（1）劳动力成本上升


目前我国各地都出现了工资上涨的情况，特别是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热门行业。苏剑（2010）通过依据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来进行研究，发现以“民工荒”为特征的特定市场劳动力短缺将是今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我国的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劳动力无限供给是我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在工资上涨的压力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一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的竞争力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调整；其次，劳动力及价格的上涨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物价控制等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2）房地产泡沫

房价泡沫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来源之一，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泡沫资产的温床，其中仅2009年，从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价几乎翻了一番，而政府的房价调控措施几乎毫无效果。而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仍然按照一个平稳的增长速度进行，这说明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的泡沫化的趋势。进入2009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广东等过剩流动性的目标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全国平均值。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北京市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28.73元，这就意味着一名平均收入水平的北京市民一年的工资并不能够在同期的北京购买1平方米的房子。房价水平与收入水平脱钩，正是房地产出现泡沫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目前，虽然房地产销售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我国的商品房销售增速已经开始下降，这些都说明房价调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应继续加强调控。与此同时，房价下跌将导致我国房地产投资的下降，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可能性加大。同时，由于刚需商品房的替代品——“保障房”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商品房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缓冲，但由于房地产的高产业关联性，房地产“去泡沫化”给2012年带来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不容忽视。



二、政策目标选择



（一）调控政策总体目标的选择

2011年12月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稳中求进”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调。所谓“稳中求进”，就是在巩固价格水平稳定这一成果的情况下，实行调整性的政策组合促进经济的增长。张立群（2011）对此的解释是统筹协调好控物价、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之间的关系；孙学工、樊彩跃（2011）认为需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提高重要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寻找新的增长点。

我们认为，2012年我国应警惕通货膨胀，以保增长为主要政策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挤除房价泡沫。因此，我国2012年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



（二）引入供给管理的总供求分析框架

目前的宏观调控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和抑通胀二者之间只能保证一个，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忍受较高的通货膨胀，而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就得忍受高失业。这是需求管理必然的结果。实际上，有一些政策措施是能够同时保增长、抑通胀的。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税收的措施就是如此。降低生产成本和税收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刺激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增加供给，稳定物价，这就同时达到了保增长、抑通胀的目标。这种政策被称作“供给管理政策”。“供给管理政策”与以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同，后者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同一时期只能保证一个，而且在实现一个目标时必然以另一个的恶化为代价。

苏剑（2008）、刘伟和苏剑（2007）探讨了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许多人认为，供给管理政策只适应于长期调控，不适合短期宏观调控。在他们看来，一个经济的总供给是由这个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的规模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都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因此在短期内总供给是无法调控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是由于供给管理政策的长期性特点，使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的重视仅限于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而对供给管理政策的短期调节效应没有予以充分承认。事实上，供给管理政策不仅能够，而且经常被运用于调节短期经济波动，只是不被人们关注，或者不被视为供给管理政策，被想当然地看作需求管理政策了。总供给是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企业的生产成本却是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内调控的，政府只要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可以影响短期总供给。因此，供给管理是可以用于短期调控的。

苏剑（2008、2011）指出，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经常运用的供给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财政政策，比如针对企业的税收政策，减税意味着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利润上升，其效应相当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2）要素价格政策。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能源、原材料价格、利率等，都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要素价格政策的一种。（3）第四，行政、法律手段。这些手段影响企业在某一市场的准入条件和审批手续办理的难易程度，因此可以达到调节某一行业的总供给的目的。（4）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政策，比如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深化改革等等，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三、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政策建议



（一）宏观政策组合

在进行政策设计时，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下滑虽然有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要想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只要稍稍放松政策紧缩力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幅度的刺激措施。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大起大落的局面，房价调控和抑制通胀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因此，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应采取“稳中求进”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下，为了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三个目标，我们认为我国应该采取以下的政策组合。

1.货币政策：“总量稳健、定向扩张”

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的总规模，防止流动性在2011年紧缩后的大规模扩张，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房价，并以定向扩张的货币政策扶持小微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企业和项目。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基本偏紧，但是是全面性的偏紧，所以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运营问题。因此进入2012年以后对经济中的流动性应当进行有目的的倾斜，通过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等，对小微企业以及其他符合长期目标的企业予以定向宽松。

2.财政政策：以供给管理型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政策目标

财政政策总的方向应该是扩张性的，但以供给管理（尤其是降低企业税收）为主。大型的国家财政购买计划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过剩的部分夕阳产业再度扩张，不利于经济总体的结构转型和长期稳定增长。而且如果实施大规模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还可能使经济陷入新一轮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降低企业税收一方面刺激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供给，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供给的增加又有助于抑制物价上涨，因此这种政策能够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

3.实现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

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需求，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供给，在宏观调控中应该积极、充分地利用体制改革的有利效果，既推进改革，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跟降低企业税收一样，一些体制改革措施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刺激供给、抑制物价，有助于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



（二）具体调控措施

1、供给管理层面

（1）降低企业税费

在短期供给管理政策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自然是减税。为了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应当降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就相当于企业的成本，因此减税就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企业税收和降低个人税收虽然都是减税，但对经济的影响不一样。降低个人税收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因此是需求管理政策；这种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却会加剧通货膨胀。但降低企业税费是供给管理政策，企业能够在原材料位于高位的情况下维持其原售价，同时又提高了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激励，从而一方面稳定了物价，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减少企业生产税费不仅仅从生产成本角度减低了企业的成本，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而言，减税政策一方面压缩了税收机构的运行成本，降低了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减少了政府规模、另一方面也同样减少了企业的缴税成本，能够为企业正常运营管理节约更多的经费，激发企业内部管理活力。降低企业税收降低针对企业的各种税收，尤其是要大幅度降低微型企业的税收。我国最近在某些地区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提高这些税收的起征点的做法就是这种政策。

（2）降低物流成本

降低物流成本显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成本。我国目前的物流成本很高，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1]。其中很大比例是由于高速公路的垄断收费权（过路费、过桥费）使得物流业成本居高不下。

实际上，降低物流成本这种政策我国近年来一直在采取，但仅主要针对农产品，对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扩大到所有产品的流通过程。由于一国的总生产成本肯定小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肯定大于18%。因此，如果把物流成本降低10%，就会使我国的总生产成本降低至少1.8个百分点，假定这会一比一地反映在价格上，那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下降至少1.8个百分点。在执行上，政府只需要出台一个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的规定就行了，不会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支出。因此，这种政策的效果应该非常好。

（3）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其他辅助方法

降低企业注册门槛，鼓励各种创业活动，尤其是对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应如此。改进工商管理，简化行政管理环节，降低行政性收费标准，免去可以免去的各种收费。加强和改善经济方面的立法、司法、执法，增加这些方面的透明度，提高执法、司法公平，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同的履行，尽可能降低经济纠纷出现的可能性和处理经济纠纷的成本。

（4）实行以猪肉价格为主的肉禽价格保护制度

我国近期的通货膨胀中，食品价格占到了很大一部分，通过观察09年12月以来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均基本上高于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时期，居民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远大于CPI，峰值达到了33.6%的涨幅，相对应的，本期CPI指数也到了6.5%的峰值。因此可以认为，肉禽价格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考虑到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在肉禽价格的上涨中，猪肉价格对CPI上涨率起到了主导性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对猪肉等肉禽价格的管理措施存在问题。以猪肉为例，在价格上涨时，政府出手稳定价格；而在价格下跌伤及养猪者时，政府并没有采取相适应的措施。肉价涨时政府打压，肉价跌时政府不管，其结果，肉价波动的风险大部分由养猪者承担，这种做法严重打击养猪者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肉价下跌时，养猪者大幅度减少生产，使得下一期猪肉价格大起；肉价上涨时，养猪者不敢大幅度增加产量，结果肉价大涨的局面加剧。这部分风险又将转化到民生中，造成我国的通货膨胀风险。

要避免猪肉等肉禽价格的大起大落，就要像粮食保护价一样，实行猪肉保护价制度，而且肉禽保护价应该保证养殖者有一定的正常利润。这样就能保护养殖者的生产积极性，保证肉禽生产。供给有保证，肉价自然不会大起；保护价的存在则避免了肉价大落。这从供给层面，对保证民生，调控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也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2、需求管理层面：扩大有效需求

（1）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把我国对部分产品的进口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

我国虽然每年出口规模很大，但进口也不少，净出口的规模其实并不大。2009年我国的进口总额达到了68618.4亿元，接近消费总额165526.8亿元的1/3。刨除通货膨胀因素，我国1990-2009年的进口平均增速为13.5%。这意味着我国的国内需求还是有的，只是有相当一部分需求花在了购买外国产品上，只要能够把这些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就相当于扩大了内需。鼓励企业通过引进技术或自主创新的方式进行国产化工作。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转换。

（2）严厉打击生产犯罪和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产品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和消费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增强我国产品的吸引力和美誉度，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

自从三聚氢胺事件发生以来，我国的乳制品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尤其是婴幼儿乳制品受到的打击最大，高端婴幼儿乳制品行业几乎成了外国品牌的一统天下。尽管政府加强了监管，但老百姓依然不买账，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生产犯罪的惩罚力度太小，老百姓无法相信生产者不会继续造假。因此，加强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确保消费安全，才能保证我国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才能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过小，甚至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佑之下犯罪者毫发未损（比如双汇“瘦肉精”事件），必然迫使国内消费者转而消费外国产品，这不仅降低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也会削弱政府扩大内需的其他政策的效果。

具体措施方面，可以考虑借用市场力量打击生产犯罪。比如鼓励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为避免搭便车的情况发生，可以实行最先起诉者优先政策，规定一旦确认生产犯罪，将对犯罪者处以高额罚款，并把对犯罪企业的处罚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归最先起诉者所有。

（3）吸引民间资金进行生态治理和生态开发，用对荒地、荒山、荒漠的长期使用权或所有权吸引私人企业投资

扩大投资的关键是给企业提供好的投资机会。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对土地的需求也将扩大，地价将逐步上升。因此，许多沿海城市都已经开始了填海造地的工程。在内地，我国还有大量的荒山、荒地、荒漠，尤其是面积巨大的沙漠。随着地价的上升，距离繁华经济带较近的荒山、荒地、荒漠甚至沙漠就逐步有了开发价值。我国目前的生态治理主要是由政府进行的，以后可以考虑吸引民间资金，双方共同进行生态开发和治理。

可以考虑如下政策：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配套设施，然后进行招标，本着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将该土地一定时期的使用权甚至所有权赋予治理企业，以此来吸引企业进行生态治理和开发，从而扩大投资。参考美国“西进运动”对西部地区的成功开发，有理由相信吸引民间资金对荒地、荒山、荒漠等的开发是切实可行的，也具有很大的长期效应，这部分刺激出的有效需求是依乘数扩散的，如果切实能够成规模开发，很可能会带来我国经济的一个新长期增长点。

3、控制房价，挤压房产泡沫

在房价调控中，应强化住房的居住功能，淡化投资功能，去除投机功能；同时合理调控预期。在2012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仍应放在与增长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对其进行持续性的科学调控，让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同时又将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1）税费层面调控

首先，按现行所得税法，对住房投资征收利得税，并在此基础上征收住房投资附加利得税，并按持有年限执行累退税率。比如，持有两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100%征收；持有两年以上五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80%征收；持有五年以上至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50%征收；持有十年以上二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20%征收；持有20年以上，不再征收附加利得税。这样，就可以有效抑制投机性住房需求，只留下居住性和投资性住房需求。

其次，全面征收物业税，把投资性住房逼向房屋租赁市场，抑制房租，并给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预防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份来自于出售土地使用权，这就形成“房地产绑架地方财政”的情形，而全面征收物业税，有利于开拓地方政府税收来源，不仅对房价起到调控作用，还能消除房产调控的后顾之忧，并预防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一举多得。如果在持有环节不征税，那持有者就几乎没有持有成本，考虑到交易成本等因素，租出住房的积极性就不高。因此，实行物业税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租房选择，抑制房租大幅上涨，为改善民生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全面征收物业税，就在于一个人可能在许多城市都有住房，对其持有的部分住房征税将造成地方政府间税收利益的分配不公。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一个住房所在的政府为这套住房及其所有者提供了保安、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服务，因此所有者应该缴纳税收。

（2）选择执行限购政策，尽量避免用提高利率、提高首付等手段控制房价

由于限购政策在根本上还是违背市场的选择机制，长期实行会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因此如果上述税收政策能认真贯彻实施，就不再需要限购手段。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政策可能的滞后周期，上述政策不是短期内就能出台的，因此，限购政策就应该继续执行下去，直到住房税收体系完善为止。

而控制房价的目的首先是民生范畴的意义，提高利率虽然可能有助于抑制房价，但却提高了房贷和月供，这部分支出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刚性需求”中的工薪收入者。工薪收入者的住房支出可能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而提高首付则直接限制了工薪收入者的购房能力，对“刚性需求”有大的挤出效应，与调控目的不符。因此房地产市场的直接调控中，还是应选择好调控指标和手段，以防出现与调控初衷背道而驰的现实。

（3）合理调控房价预期

应该注意到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房价调控目标及政府对该目标的表述方式对老百姓房价预期的影响。房价调控是政府调控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博弈，政府对老百姓的房价预期有很大影响，而预期对房价则具有正反馈作用。比如，我国政府去年宣布的房价调控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这就导致老百姓认为，即使政府的调控目标实现，也只不过是房价增速下降，而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因此老百姓就会抓紧时间购房，结果就导致房价过快增长，政府的调控目标就实现不了。因此，在老百姓的预期作用下，如果政府宣布的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最终结果必然就是“房价过快增长”。目前，我国的房价下降的预期逐渐形成，这也将有一个正反馈机制，政府应注意谨慎选择宣布房价调控目标，以免房价下降过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阶段，应该继续坚持“让房价回到合理水平”这样的目标，利用预期的正反馈机制，让房价降下来；随着房价的缓慢回落，逐步调整政策目标和明确合理房价区间，让老百姓形成“房价稳定”的预期。当然，老百姓房价预期的最关键决定因素还是之前所说的政府采取的其他实质性调控措施，比如限购、利得税、物业税等，这些政策的选择应考虑到其对老百姓的预期的影响。

（4）加强保障房建设，优化保障房结构，对保障房合理定位，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

对于极低收入群体，应以保障房来满足其住房需求。同时从经济运行的层面而言，调控房价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保障方的建设来弥补。可以说，保障房一方面从住房需求角度满足了极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促进社会公平，同时又作为调控政策对刺激实体经济方面的“缓冲垫”，防止房地产市场调控对其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巨大冲击。

但一方面，现在保障房太少，另一方面，保障房分配制度有缺陷，导致许多高收入者得到保障房，而极低收入者反而得不到。我们可以在保障房的户型、面积等方面进行专门考虑，以挤出高收入者对保障房的需求。比如，可以考虑保障房面积分20平方米、30平方米、50平方米三种，小面积的给单身使用，中等的给没有孩子的两口家庭使用，大的给三口之家使用。使用者可以申请购买，也可以以保护价租赁。而且保障房不得在市场上出售，也不能出租，只能按原买入价（可以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卖回给政府主管机构，一个家庭买了商品房之后必须把保障房卖回给政府。这样，高收入者就没有了获取保障房的积极性。第一，户型小，不符合高收入者的需求，而低收入者则能够接受。第二，不能在市场上出售，意味着不能取得投资收益，投机者也不需要。第三，一个人不会永远都是低收入者，随着年龄、资历、经验等的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提高，比如刚毕业的学生肯定买不起房子，只能住保障房，随着收入的增加，就能买得起更好地房子，于是就会搬走，保障房腾出来给新的年轻人使用。也就是说，保障房就是仅能满足人们的最基本的住房需求的住房，保障房的条件不能太好，否则就会产生寻租行为，保障房可能就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对住房有更高需求的人可以进入商品房市场，用市场价格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

　　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有利影响及应对方略摘要：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各界关注。通过剖析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各层面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出口贸易结构，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缓解贸易矛盾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五个方面入手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升值所产生的最终结果是利大于弊，影响是积极的。在当前升值已成事实的背景下, 我国更应积极采取相应的后续措施，来稳定与优化经济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因经济波动（汇率变动）而发生的损失。 关键词：汇率；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一.引言 在我国传统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正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既定目标。对于我国前一阶段人民币升值的举措究竟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谓是见仁见智。有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一是不利于克服通货紧缩,二是不利于吸收外资,三是容易诱发金融风险。一旦人民币升值而钳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不会缓解东亚地区通货紧缩的压力,反而会使东亚地区经济变得不稳定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是有很大好处的。比如可以更好地运用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可以缓解目前国内经济过热的局面，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等等 。 本文认同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的观点，本文的结构是：首先叙述了盯住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与改革的发展要求以及表现出来的缺陷；接下来从产业结构，出口贸易结构，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缓解贸易矛盾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五个方面探讨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最后针对人民币升值提出了几项相应的后续措施，以此来扩大升值的积极影响，稳定与优化经济环境。 二.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及应对方略 在世界经济进入结构调整阶段、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大,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与互动明显加强。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都比较关注,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一直没有平息过。近期，中国政府终于做出决断：对人民币汇率做了小幅度升值调整。面对国内各界对这一举措的褒贬不一的论断，通过对我国经济各个层面的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升值从长期来看是利大于弊的，并且可以通过一些升值政策后采取的相应后续对策来进一步扩大这种好处和促进作用。 1994 年以来我国一直沿用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迄今已有15年了。15年来,国际经贸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盯住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与改革的发展要求。它表现出来的缺陷有： 首先，固定的名义汇率已丧失其真正的经济意义，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难以形成市场出清的均衡汇率。实际中，结售汇和资本管理制度在压抑外汇需求的同时创造了很大一部分外汇供给，而央行的持续干预以及事实上的最大市商的地位，抹平了一切真实的供求差异。央行确定的基准汇率并非市场真实供求均衡的结果，也无法反映市场的变化。 其次，固定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存在根本冲突，削弱了货币政策效果，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货币政策自主权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大要优先于汇率的稳定性。但人民币对美元无弹性的汇率将我国经济与美国紧密联系，这使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制定受到很大的限制。 再次，名义汇率固定激励着资本投机，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一个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框架下，市场的动态均衡是由国际套利资金自发维持的。而在政府维持的固定汇率制度下，尽管汇率能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但其潜在的炒作火力空间却在不断扩大。一旦因客观情况的改变使这一制度难以维持，大量国际市场上投机性基金等游资的攻击，将以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方式释放这一获利空间，从而给一国货币制度带来灾难性后果。 正因为我国已有的汇率制度存在的这些致命性的缺陷，因此，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和重新选择已是势在必行了。人民币作出的小幅度升值调整就是我国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和重新选择的契机。一项新的举措的好与坏往往众说不一，虽然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会有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以人民币升值为代表的汇率制度改革是利大于弊，最终也会提高整个中国的经济水平。 我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影响是积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可以迫使我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金流向资本密集型部门，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方向努力。 人民币的升值，将导致流向出口部门也就是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金就会流向资本密集型部门，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向有利的方向调整，最终资本会转向投资国内市场，当货币升值后，资本就会寻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进行投资，使这些产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改革，增加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进军国际市场，这是伴随着汇率下降产生的。在对很多产业有巨大的冲击的同时，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总体走势来说还是有益处的。 （二）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扩大内需，进而有助于我国形成稳定的经济增长趋势。 中国主要以“价廉物美”打进世界市场。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对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一定的伤害，最终导致出口的减少。但同时，从长远看，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分析，升值的确有利于改善我们的出口贸易结构，改善我们的贸易条件，从而对出口企业也会有正面推动作用。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我国本应该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国，外需比重不宜过大，没有必要一味地扩大出口规模，调整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促进外贸出口由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转变已是势在必行。此次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助于提升我国目前出口贸易结构，同时增加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促进外需与内需协调发展，加快启动国内需求，形成内外贸结合的发展态势，从而起到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稳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作用

2004年，面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和不稳定因素，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有效避免了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实现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200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方面，某些领域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已得到控制，薄弱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通货膨胀势头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得到抑制的同时，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较快、活力较强的良好势头；投资、消费、净出口仍保持着较为强劲的态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较强。从总体上看，2005年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基本在合理区间运行。一季度GDP增长9.4%；预计二季度GDP增长速度也不会低于9%。可以认为，当前经济运行已转入稳定的增长阶段。

具体而言，宏观调控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明显回落，宏观调控效应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719亿元，同比增长26.4%，比上年同期回落8.4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看，第二产业同比增长32.1%，比上年同期回落15.7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比增长分别为27.5%和22.6%，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15.8和5.1个百分点。投资增速的回落以及投资增速结构上的变化，凸显宏观调控的积极效应。

2.消费增长平稳，居民收入保持增长。今年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775.5亿元，增长13.3%，比上年同期加快2个百分点。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99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12.8%。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同比有所上升，环比略有下降。今年一季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3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6%。农民人均现金收入967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1.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较大幅度的提高，确保了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增强了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

3.CPI和PPI增幅差距逐渐缩小，价格上涨压力有所减缓。今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比上年同月上涨1.8%，其中城市上涨1.4%，农村上涨2.4%。与4月相比，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0.2%。1～5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2.4%。分类别看，5月食品价格比上年同月上涨2.8%，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1.2%，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趋于合理，CPI全年控制在4%的目标可以实现。1～5月，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比上年同月分别上涨8.2%、7.5%、5.1%、5.7%、5.7%，回落比较明显。目前，上下游价格背离的现象有所缓解，对于经济结构调整较为有利。但对成本推动、服务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可能形成的通胀压力，仍不可掉以轻心。

4.财政和货币信贷保持稳定。今年1～5月，全国财政收入完成135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69亿元，增长13.1%；全国财政支出958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63亿元，增加15.2%；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收入大于支出3956亿元。在增收节支保持良好势头的同时，各项财税改革积极推进，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继续加大，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政策措施得到积极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教科文卫等重点支出项目得到进一步保障。货币总量增长保持平稳。5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26.9万亿元，同比增长14.6%，继续保持在13%～15%的区间内，与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金融机构存贷款稳定增长，一季度储蓄存款新增9705亿元，同比多增1459亿元，各项贷款新增7375亿元，同比少增976亿元，存差有所扩大。

5.对外贸易总量持续扩大。今年1～5月，进出口总额5228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部分商品国际价格上扬以及美元低位运行等因素作用下，出口增长强劲，出口2764亿美元，增长33.2%；受原油、钢材、汽车等产品进口量下降的影响，进口增长趋缓，进口2464亿美元，增长13.7%。进出口相抵，顺差300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贸易逆差92亿美元。

6.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有所改善。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农业继续增产和农民收入继续增加。2005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预计为15.58亿亩，比上年增加2.3%。其中夏粮种植面积3.95亿亩，增加4.8%，扭转了连续7年下降的局面。行业投资结构出现新的变化。今年以来，煤、电、油、运等瓶颈行业的投资继续加强。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193亿元，同比增长82.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投资404亿元，增长31.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投资198亿元，增长20.2%。而部分过热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控制。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经济增长转入稳定期以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关系变化方向的不确定性加大。宏观调控既要防止出现反弹，又要防止出现过度回落的问题。

1.防止出现反弹。第一，投资率和投资增长速度依然偏高。1～5月，投资增速达26.4%。虽比上年同期的34.8%有较大回落，但这是建立在上年高速增长基础之上的，投资规模仍非常可观。从今年已公布的数据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除1～3月略有回落外，基本保持了逐月增高的态势，已出现反弹征兆。

第二，上游产业利润空间较大，对投资有一定的吸引力。今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968亿元，同比增长15.8%，增幅比上年同期下滑了27.9个百分点。但上游产业利润空间仍然较大，对投资有一定的吸引力。1～5月，煤炭、石油、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等采矿业利润同比仍有较大增长，分别达到88%、71.8%、35.6%、149.7%、51.6%。其中，石油开采业利润逐月上升，由一季度的增长62.7%，到1～4月的69.8%，再到1～5月的71.8%。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其利润扩大的主要原因。

第三，较高的储蓄率和逐步增加的银行存差为投资反弹提供了资金条件。财政方面，财政政策虽已由扩张转向稳健，但仍然带有一定的扩张性特点。2005年，将继续发行相当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且财政预算仍然安排了3000亿元的赤字，因此，财政资金使用方向需严格控制。金融方面，近年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差一直呈上升趋势，今年2月以来存差增速明显提高，相对于1997年1月以来长期趋势线的偏离程度越来越高。5月存差已突破7.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0%，比上年末增加了21%，比上月增加了5.8%。商业银行体系巨额的存差与持续上升的存差与贷款余额之比，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有大量的资金并没有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商业银行需要为过多的剩余资金寻找出路。此外，大量民间资本不断积聚，力量日益壮大，也为投资反弹创造了条件。

第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仍然很高，具有投资反弹的内在动力。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有所回落，但许多地方增加投资、上项目的冲动仍较强。今年农用地转建设用地计划为400万亩，各地申请用地量是计划的3倍，投资扩张压力还非常大。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也是可能出现反弹的因素之一。

2.防止出现过度回落。目前，出现过度回落的风险，主要是CPI变动低于预期水平、企业利润增速下降、亏损面扩大。但生产资料价格水平依然较高，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不大。

第一，从行业方面看，下游产业亏损面扩大。今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幅下滑，这一方面是前一阶段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迅速上升。值得警惕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有逐月增高的趋势：1～5月亏损额917亿元，同比增长56.1%，增速比1～4月高10个百分点，比一季度高近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和应收账款也一直在高位运行。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11241亿元，同比增长19.4%；应收账款净额23551亿元，同比增长15.5%。增速与前几个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1～5月石油加工及炼焦行行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并出现全行业亏损，净亏损额达10.3亿元。同时化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建材、电力、电子通信等行业也出现利润下降或亏损。由于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不畅的局面，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所以下游企业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这种格局长期持续，对经济运行不利。

第二，从产业方面看，服务业缺乏活力。虽然工业增长明显超过长期平均值，但服务业仍显滞后。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长7.6%,不仅低于10%的长期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时期1998～2002年平均8.2%的增长水平。

第三，从外贸方面看，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对出口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今年以来，贸易摩擦逐渐升温，反倾销个案迅速增加。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遭遇国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底，已受到各类反倾销起诉600多起。同时，我国有25项出口产品被施加反倾销措施，是被施加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已开始对我国的出口扩张形成实质性制约。

第四，人民币汇率变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人民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上调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引致的效应相当复杂。仅就其负面影响而言，可能会造成出口减少和就业压力加大，也会给宏观经济造成向下的压力。

三、政策取向

经济增长转入稳定期以后，保持供给和需求关系的大体平衡，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努力拉长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稳定期，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应抓住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有利时机，着力推进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1.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使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在尽可能长的时段内保持在合理区间之内。当前，不必出台新的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也不要急于出台大的刺激经济的措施。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使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在尽可能长的时段内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按照推动结构调整和实现“五个统筹”的要求，安排好预算内资金和长期建设国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经济增长转入稳定期以后，针对经济总量关系变化方向不确定性加大的问题，应密切跟踪经济形势，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反弹或过度回落两个方面的苗头，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采取有针对性的微调措施，防止经济总量出现大的失衡。

2.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更好地将市场的调节作用与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在宏观调控中必然需要结合使用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行政型的调控措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如果过多依靠行政手段，则会造成市场扭曲。在目前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应更加注意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减少行政手段，注意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3.抓住当前宏观经济进入稳定期的有利时机，着力推进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要抓住当前宏观经济进入稳定期的有利时机，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各项改革，为保持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打好体制基础，增强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体制性、机制性弊端，经济运行产生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病根”就会存在，旧病复发就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成果，必须标本兼治，更加重视治本，在铲除滋生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土壤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当前，应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比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积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4.采取切实措施，刺激消费需求，在调整对最终消费有促进作用的政策时需慎重。目前，经济增长过分依靠投资拉动的局面亟需改变，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任务。除了努力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之外，创造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的环境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方面。当前，在落实“有保有压”的结构性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当涉及到对最终消费需求有促进作用的政策进行调整时，需要慎之又慎，防止对消费需求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

5.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适度增长，注意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用。今年1～5月，各月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同比增幅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注意保持货币供给的适度增长，以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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