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康有为对待孔子的异同
康有为著有《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作,希图重构儒学,给变法提供理论支持。因其自命继承孔子之学,故得“康圣人”之称。他的做法跟研究“朴学”的章太炎刚好相反。晚清“朴学”最注重查明真相,事事皆引经据典以阐释圣人所言,下结论务求证据齐全,绝不肯有半点“出格”之论。
章太炎以学者姿态捍卫国史,素来鄙夷“康圣人”之流的功利主义。他未到上海以前,曾拟了数十条驳议,批评康有为治学是牵强附会,不守正途。这时,他成天目睹康门弟子恭维老师的诸般言行,自然而然就火冒三丈。他是1897年春季到报馆的,每次跟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论学都不欢而散,由此慨叹道:“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壳郎在推滚粪球。”当年四月,他工作时突然听到有人说“康圣人”是如何目光炯炯、卓尔不凡,顿感忍无可忍,插嘴打断道:“康有为能与孔子比吗?”麦孟华闻言大怒,冲上前挥手就打,梁启超等人随之一拥而上。章太炎不甘示弱,坚决反击,据说还顺手打了梁启超一记耳光。
经此一役,章太炎当然跟《时务报》分道扬镳。后来义和团事件爆发,他出席上海的“中国议会”讨论救时匡世,倡议驱逐满、蒙代表,当众割辫明志。再后来他逃亡日本,到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报馆安身时结识了孙中山,曾尝试调和孙中山之革命派和康有为之保皇派的关系;转年却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继续跟“圣人”作对。
1906年,章太炎再次东渡日本,接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跟《新民丛报》论战,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枢密顾问。1917年,章太炎听说康有为宣扬尊孔复辟、鼓吹保皇维新,竟然跟张勋合伙拥溥仪回宫,由此勃然大怒,把讥刺康有为当成余生乐事,言谈间常常杂几句嘲讽之言。康有为七十岁时,他特地赠以“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一联,嵌字隐词,对仗工整,可说是给康有为量身定做。
LZ好,1900~1919年重要事件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 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1900—1919年)
在这一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为戊戌变法派人物“以经论政”;一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借批判孔子,抽掉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戊戌变法的领袖。他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康有为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了“以经论政”的手法,即利用儒家“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他站在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皆西汉末刘歆为了“佐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它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故康有为宣称:“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否定、打击的面很大,既包括东汉以来的儒学,也包括程朱理学,这就否定了儒家政治思想赖以生存的重要理论基础——古文经学,促使人们对封建正统的政治思想产生怀疑。
康有为断言,后世儒学都不是孔学的本来面目。那么,孔学面目到底怎样?他认为《春秋》一书的宗旨在改制,而《易》经的精神在“变易”,这两种精神高度概括,即是“与时进化”,这才是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康有为又通过《孔子改制考》一书全面重塑了孔子形象。他认为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人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其中充满了“改制”的“微言”。在康有为笔下,孔子不再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颇具保守色彩的圣人,而成了立志变革的“改制教主”。康有为还认为,孔子所以在六经中“托尧舜”,是为了“行民主太平”,这样孔子又成了民主政治家。他还将“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以及议会民主制度说成是孔子之道的真义。在一些场合,他干脆宣称孔子之道、之制的真精神,直接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他说:“外国全用孔子制”(《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又说:“泰西立国之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合”(《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所说的孔子的政治思想都是他赋予的,是“以己之意见治经”。
康有为“以经论政”,虽主观武断,但他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实在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说:“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人以入思想之自由之途径而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第三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总之,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法,带有极大的任意性,他并未能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找到使之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依据。这样以来,他的论述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也就没什么学术的生命力。因此,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主要不在学术方面,而在政治宣传方面。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曾认为在原始儒学中“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他写道;“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全盛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他说,“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又说:“儒教之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此书虽已超出我们规定的时代断限,但由于此书在学界影响巨大,我们在这里一并论述。
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将先秦政治思想分为四大潮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他指出儒家始祖孔子为“礼治主义”,主张“化民成俗”,理想为“仁的社会”,手段为“修身”完善个人人格,以“人治”“齐天下”。孟子进而提倡道德至上论,实行仁政保民,反对功利主义;而荀子则注重社会生计问题,礼乐相辅。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见解。例如他指出,先秦思想家的所谓“百家言”,“罔不归宿于政治”。而“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与此方面的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他又一针见血地总结了中国学术以及先秦诸子的特点、缺点和优点。如梁启超深入地分析了儒家的礼治主义,指出,其实是由于“家族本位政治”,才造成儒家政治与伦理的紧密结合。
但《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政治思想的论述方面也存在着很多谬误,例如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即已倡导“除却元首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这依然是沿着他所批评的那种康有为的“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古人的道路走,其结论必然错误。
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同时严复又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儒学大师韩愈,用犀利的文笔写成《辟韩》一文。
陈寅恪有言:“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不仅牌位进了文庙,而其思想对宋明理学也有重大影响。基于后者,陈寅恪才有如上评述。在儒家中,韩愈是明目张胆的为封建专制主义辩护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都采取迂回的手法,基本上在尊儒的旗帜下进行。而严复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契约论”为武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了君、臣、民的关系以及君主和国家的产生。他尖锐驳斥了韩愈关于“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的谬论,认为君主乃是远古人民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而推举出来的。因为“君主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这样便产生了君主和国家。由此,严复得出结论:第一,君、臣、刑、兵都是因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天生的,“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第二,“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这一观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由严复首次提出。他认为“民贵君轻”乃是“古今之通义”。第三,君和臣的任务是为人民“锄强梗”,“防患害”,“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严复的论述虽然是唯心史观,他却将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沉重打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因此《辟韩》一文受到维新派的热烈赞扬,而封建保守势力却视之为洪水猛兽,张之洞特命人作《辟韩驳议》进行反扑。
戊戌时期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重大转折,是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思想,故而,出现了一次论述、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高潮。但这次批判多采取 “以经论政”的方法,在“尊孔”的旗帜下,以偷梁换柱的手段否定孔孟之道的某些根本性的东西,使之变形、变质。直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的批孔斗争才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其中批孔影响最大的当推章太炎。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他写的《订孔》、《诸子学略说》堪称当时剥去孔子神圣外衣,深刻批判孔子思想的最犀利的文字。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 页)。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总之,20世纪初,一些革命党人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标志着资产阶级清算封建思想文化的深入,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的新觉醒。它是“五四”时期大规模批孔的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展开了猛烈地批判,我们将在下一阶段合并叙述。 15853希望对你有帮助!
康有为虽不是廖平的弟子(康的老师是朱九江),但受后者的影响甚大,可以说正是后者进一步强化了康有为以今文家的“我注六经”姿态来解读孔子(许多人甚至认为康有为在撰写《新学伪经考》时曾大量抄袭廖平的《古经考》,引发一场学术公案),而章太炎尤其恼火的正是康有为解读孔子的随意性。1898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印行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章太炎随后发表了《今古文释义》、《订孔》。学界两大高手由此上演一幕激烈的学术较量。这里不打算去详究章太炎对这本书的批判,只从观点与材料两个方面略加描述,以见二人的学术纠纷。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观点方面。章太炎发现,廖平尚且只说六经皆是孔子所著,诸子学说都是宗于孔子,而康有为则扬言皆应归于儒家旗下,孔子不仅是学界之圣王,而且是“不在位”的政治领袖。这些言论均让章太炎感到非常厌恶。章太炎觉得,康有为自己其实想做“皇帝”和“教主”。当真如此,“则未免想入非非”。② 不过,章太炎如此批评康有为创立“孔教”、争当“教主”的念头(但欣赏他把孔子看成是托古改制之王),并不表明他是孔子及儒学的反对者,他的意思只是强调,像康有为那样随心所欲地解读孔子,实在会将儒学命脉葬送一尽,根本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孔子的儒学本意。如其所谓“欲以尊崇孔子而适为绝灭儒术”③。
其次是材料方面,康有为认为,孔子的学问是经世之学,其精华隐藏于《春秋》,而《春秋》最到位的注释本乃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毂梁传》,此即如康有为本人所言:“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毂》”④。康有为依据的参考书是今文家的注释本,他认为古文经学著作其实都是汉代刘歆伪造的,⑤而刘歆推崇的《春秋》参考书乃是《左传》。与康有为不同,章太炎十分欣赏刘歆,并因此认为以《左传》为本来解读《春秋》和孔子的思想才是正确的。二人的孔子之争由此又演变出参考书之争。总之无论是在观点方面,还是在材料方面,章太炎的立场都很坚决,且皆与康有为针锋相对,意在告诉人们康有为的认识以及他所使用的材料都是错误的,因此根本不可能认识真正的孔子。
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虽然极力批判康有为的孔子说,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能做到在局部“捣”康有为的“乱”,而并没有做到彻底独立于康有为的思考,推出完全属于自己的解读路径和孔子形象。相反,他曾一度非常赞赏康有为极力把孔子描述成伟大的政治改革家。那么,在章太炎的心目中,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在章太炎的心目中,孔子的形象也是变化的,一会认为孔子是政治改革家,一会又似乎放弃了这一看法,而更喜欢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只有汉代的刘歆可以在学术和人格品质上与孔子媲美①,连司马淡、司马迁父子都不在话下。他说:
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玄机玉斗矣。淡、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②
由此,章太炎描绘了一条以孔子为宗的史学谱系,司马迁、班固、刘歆等后世良史皆属于该谱系。如其说言:
仆以素王修史,实与迁、固不殊,惟体例为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创者难。世无孔公,史法不著。……迁、固虽材,舍是则无所法,此作者所以称圣也。③
显然,章太炎如此建构史学谱系意在告诉人们,必须改变理解孔子的路径,变为通过阅读《左传》、《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才可以认识真正的孔子。至此,章太炎才真正拿出了自己的解读方式与孔子画像,彻底摆脱了康有为的孔子说。虽然他还在使用康有为喜欢的“素王”来称呼孔子,但确实以其史学思路和阅读史学著作等主张突破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给他制造的理解障碍,批判康有为却又以康有为的基本观点来认识孔子的尴尬总算消失了。世人也因为章太炎对康有为的批评与改造多了一条解读《论语》的路径,这便是以左丘明、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家的相关著作为基础来认识孔子,并将孔子看成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不知今天批判于丹的人是否也会有章太炎曾经有过的尴尬,并因此立志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章太炎做到了后一点。不过,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很难说章太炎的解读方式就是真正或唯一“正确”的,就不是在肆意妄为地“伪造孔子”。此外,他的批判同样也无法证明康有为“伪造”的孔子一定就是错误的。毋宁说他们对于孔子所说的一切都是自己对于孔子的想象与虚构。虽然如此,他们的“虚构”中仍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他们“虚构”孔子的初衷或目的(待以后再表)。
《王粉》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驳了什么?
章太炎出版《驳康有为论革命》一书的背景是康有为海外出版《中国革命可行与不可行答南北华商》一书,阐述其反对全面革命的立场,主张对天皇进行宪法保护。指出宪政易,革命难,宪政有利,革命有害;只能是宪政,不能是革命。所以,从根本上说,章太炎写文章是为了反驳康有为的歪理邪说,澄清人们的思想,同时宣传革命思想。具体...
章太炎——民国疯狂大师
清末民初,泰妍是一位知名的老师。与袁世凯、孙中山平起平坐,与康有为、梁启超称兄道弟。他对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彬彬有礼,他的弟子都是杰出人物:鲁迅、周作人、黄侃、王栋、和钱。1906年7月,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所有那些出格的言论,只有精神病才有可能;古往今来成就大事的人,一定是神...
章太炎年谱
1888年,二十一岁的太炎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有所接触。1890年,二十三岁,父亲章濬去世,太炎遵父遗愿进入诂经精舍学习,师从俞樾等学者。1891年,二十四岁,太炎开始区分古今文师说,并在学术上有所发展。1892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学术著作如《膏兰室札记》等渐次问世。1894年,二十七岁的太炎与夏曾...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谁写的?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章太炎写的。章太炎在光绪二十九年上半年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仰慕顾绛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注释
他曾与康有为有过论战,驳斥康有为关于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观点,此事源于一九○三年五月发表于《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他为邹容的反清革命著作《革命军》作序,邹容因该书被捕并最终牺牲,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浙江潮》月刊和章太炎的诗作发表于该刊第七期,而沈禹希和《...
对章太炎的一生有一个大约400字左右的简述 不要太过于专业 但必须是...
尊子贬孔;三为受到严复的影响,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进化论做为理论架构;四为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唯识论,是章氏后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体系中充满个体主义、相对主义的色彩。除了这四大渊源外,顾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学诚、戴震、孙诒让、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也对章太炎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章太炎邹容内容简介
章太炎(1869-1936),本名炳麟,号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余杭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学者。1897年,他在《时务报》担任撰述,因参与维新运动而遭到通缉,逃亡至日本。1900年,他毅然剪去辫发,坚定地投身革命,反对满清统治。1903年,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
革命书的作者是谁
章炳麟(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字枚叔,号"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1897年,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11年担任孙中山...
鲁迅先生的老师章太炎又叫“章疯子”,为什么人们要这样称呼他?_百度...
还有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章太炎先生亲口自己承认自己对学术研究已经达到了“疯”的状态了,他也表示,只有使自己变成“疯子”,才能更好地研究学术问题,才能全神贯注的钻研不去考虑别人的眼光。章太炎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造就的学术辉煌也是旁人无法比拟的。章太炎这种置身事外的精神是...
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原文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全文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原文: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
桐蓝海斯: 任务占坑
翔安区17756431227: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别 - ?
桐蓝海斯:[答案]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对待孔子态度今...
翔安区17756431227: 改良派和维新派有什么区别? - ?
桐蓝海斯: 改良派就是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区别有以下几点:一、宣传西方思想的方式不同.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思想相结合,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批判封建的因循守旧思想;革命派则直接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
翔安区17756431227: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维新派的区别 - ?
桐蓝海斯: 资产阶级改良派诞生于维新变法时期.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他们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而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使用非暴.另外,康梁并非要推翻清政府,毕竟,即便实行他们所提倡的君主立宪制,还是需要一个政府的维新派是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而得名.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积极从事变法的理论宣传和组织活动.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 从代表人物上可以看出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翔安区17756431227: 今古文经之争的今古文经之争的历史演变 - ?
桐蓝海斯: 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翔安区17756431227: 民国名士章太炎笑评:哲学 他也配谈么 - ?
桐蓝海斯: 晚年章太炎脾气更大,不易相处.可还是有几个后生逮住个机会去拜会他老人家.老人家那天心情颇好,居然接见了.后生们变着法儿诱使他对当世名人们品头论足.谈到康有为、梁启超时,章太炎很不以为然,说:“康、梁.康,这不必谈;梁,后来变了节.他佛学倒不坏,但究竟改节的……”后生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哈哈,”他大笑起来,“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还有人问起当世红人辜鸿铭.章太炎摆摆手,说:“辜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翔安区17756431227: 章太炎提倡国学 认为 周孔之道不外乎四个字 - ?
桐蓝海斯: 周孔之道 礼乐文明
翔安区17756431227: 6.依次填入横线上的语句,顺序组合最恰当的一组是 ( ) 康有为和章炳麟描绘孔子,------------,---------- - ,但都出于要求中国进步的渴 望.------ - .------- - ,----- - ... - ?
桐蓝海斯:[选项] A. [2][4][6][1][3][5] B. [4][2][1][5][3][6] C. [2][4][1][3][5][6] D. [4][2][6][1][5][3] 求前两项解释
翔安区17756431227: 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康有为,严复学术思想的异同. - ?
桐蓝海斯: 康有为对西方了解较浅,他的学术思想主要糅合了中国传统各派思想,得出三世进化论. 严复对西方社会科学了解较透彻,他的学术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相结合,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是“物竞天择”.
翔安区17756431227: 依次填入横线上的语句,顺序组合最恰当的一组是 ( )康有为和章炳麟描绘孔子,________ - ,________ - ,但都出于要求中国进步的渴望._________.... - ?
桐蓝海斯:[选项] A. [2][4][6][1][3][5] B. [4][2][1][5][3][6] C. [2][4][1][3][5][6] D. [4][2][6][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