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阵子 时间空间结构
全词在结构上打破成规，前九句为一意，末一句另为一意，以末一句否定前九句，前九句写得酣恣淋漓，正为加重末五字失望之情，这种艺术手法体现了辛词的豪放风格和独创精神。
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原文：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译文：
醉里挑亮油灯观看宝剑，梦醒时听到军营的号角声响成一片。把牛肉分给部下享用，让乐器奏起雄壮的军乐鼓舞士气。这是秋天在战场上阅兵。
战马像的卢一样，跑得飞快，弓箭像惊雷一样，震耳离弦。一心想完成替君收复国家失地的大业，取得世代相传的的美名。可惜已成了白发人！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天，辛弃疾与陈亮在铅山瓢泉会见，即第二次“鹅湖之会”。陈亮为人才气豪迈，议论纵横。自称能够“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他先后写了《中兴五论》和《上孝宗皇帝书》，积极主张抗战，因而遭到投降派的打击。这次他到铅山访辛弃疾，留十日。别后辛弃疾写《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词寄给他，他和了一首；以后又用同一词牌反复唱和。这首《破阵子》大约也是作于这一时期。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译文
醉梦里挑亮油灯观看宝剑，梦中回到响彻号角声的军营。军营将士都能分到犒劳的烤牛肉，让乐器奏起雄壮的军乐鼓舞士气。这是秋天在战场上阅兵。 战马像的卢一样，跑得飞快，弓箭像惊雷一样，震耳离弦。一心想完成替君收复国家失地的大业，搏得天下生前死后的美名。只可惜已成了白发人！
注释
陈同甫：陈亮12世纪，字同甫（又做同父），辛弃疾的好友。富有才华，坚持抗金，终生未仕。为南宋豪放词派的重要词人
①破阵子：词牌名。题目是《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②挑(tiǎo)灯：把油灯的芯挑一下，使它明亮。
③梦回：梦醒。吹角：军队中吹号角。连营：连接成片的军营。
④“八百里”句：指部队驻扎的范围。一说指牛，有一头骏牛，名叫“八百里驳(bò)”。麾(huī)下：帅旗下面，此处泛指兵营。麾，古代指军队的旗帜。炙(zhì)：烤熟的肉。
⑤五十弦：古代有一种瑟有五十根弦。词中泛指军乐合奏的各种乐器。翻：演奏。塞外声，反映边塞征战的乐曲。
⑥的(di)[四声或二声]卢：一种烈性快马。相传三国时刘备被人追赶，骑“的卢马”一跃三丈过河，脱离险境。
⑦霹雳(pī lì)：响声巨大的强烈雷电。
⑧了(liǎo)却：完成。天下事：指收复中原。
⑨可怜白发生：感叹的悲壮语，头发都白了，还没能实现平生的壮志。
背景
这首词约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当时辛弃疾被免官闲居江西上饶带湖。布衣陈亮「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辛、陈两人才气相若，抱负相同，都是力主抗金复国的志士，慷慨悲歌的词人。1188年，辛、陈鹅湖之会议论抗金大事，一时传为词坛佳话。这首词写于鹅湖之会分手之后。
辛弃疾不只是词人，还是一名爱国武将，他积极主张抗金北伐，任职期间坚持练兵备战，因而不断受到主和派的排斥、诬陷。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上，被人弹劾罢官。他不得不已在上饶带湖赋闲家居。陈同甫，名亮，也是主张北伐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二人经常书信往来，诗词唱和。
赏析1
辛弃疾20岁时，就在家乡历夸(今山东济南)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当过许多地方的长官。他安定民生，训练军队，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闲居近二十年。这首词，抒写了他梦寐以求、终生不变的抗敌救国的理想，抒写了壮志不酬的悲愤心情。
该词是作者失意闲居信州时所作，无前人沙场征战之苦，而有沙场征战的热烈。词中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抒发了杀敌报国、恢复祖国山河、建立功名的壮怀。结句抒发壮志不酬的悲愤心情。
词的上片，写作者闲居家中心情苦闷，只能借酒浇愁；然而，就是在深夜酒醉之时，还一次又一次地拨亮灯火，久久地端详着曾伴随自己征战杀敌的宝剑，渴望着重上前线，挥师北伐。作者带着这样的思念和渴望进入梦中。他恍惚觉得天已拂晓，连绵不断的军营里响起了一片嘹亮雄壮的号角声。他把大块的烤牛肉犒劳将士们，让他们分享；军乐队奏着高亢激越的边塞战歌，以助兴壮威。在秋风猎猎的战场上，他检阅着各路兵马，准备出征。
词的下片，紧接着描写了壮烈的战斗和胜利的结局：将士们骑骏马飞奔，快如“的卢”，风驰电掣；拉开强弓万箭齐发，响如“霹雳”，惊心动魄。敌人崩溃了，彻底失败了。他率领将士们终于完成了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伟业，赢得了生前死后不朽的英名。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意气昂扬、抱负宏大的忠勇将军的形象，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然而，在词的最后，作者却发出一声长叹：“可怜白发生！”从感情的高峰猛的跌落下来。原来，那壮阔盛大的军容，横戈跃马的战斗，以及辉煌胜利，千秋功名，不过全是梦境。实际上，在苟安卖国的统治集团的压制下，作者报国无门，岁月虚度。“可怜白发生”，包含着多少难以诉说的郁闷、焦虑、痛苦和愤怒啊！
这首词基调雄壮高昂，真不愧为「壮词」。而结句的悲壮低徊，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更令人感慨与寻思。词的结构上也不同于一般词作，上下片语义连贯，过片不分，直到最后一句突然一个顿挫，读来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实为辛弃疾「沉郁顿挫」的典型之作。
从全词看，壮烈和悲凉、理想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作者只能在醉里挑灯看剑，在梦中驰骋杀敌，在醒时发出悲叹。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而作者的一腔忠愤，无论在醒时还是在醉里、梦中都不能忘怀，是他高昂而深沉的爱国之情、献身之志的生动体现。
赏析2
李白有首叫《越中览古》的诗。诗中写道：“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好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这首七言诗中，有三句写到越王勾践的强盛，最后一句才点出越国的衰败景象，虽然表达的感情显然不同，但在谋篇布局方面又有相似之处。词以两个二、二、二的对句开头，通过具体、生动的描述，表现了多层情意。第一句，只六个字，却用三个连续的、富有特征性的动作，塑造了一个壮士的形象，让读者从那些动作中去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去想象人物所处的环境 ，意味无穷。为什么要吃酒，而且吃“醉”？既“醉”之后，为什么不去睡觉，而要“挑灯 ”？“挑”亮了“灯 ”，为什么不干别的，偏偏抽出宝剑，映着灯光看了又看？??这一连串问题，只要细读全词，就可能作出应有的回答，因而不必说明。“此时无声胜有声”。用什么样的“说明”还能比这无言的动作更有力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呢？
“挑灯”的动作又点出了夜景。那位壮士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思潮汹涌，无法入睡，只好独自吃酒。吃“醉”之后 ，仍然不能平静 ，便继之以“挑灯”，又继之以“看剑”。翻来覆去，总算睡着了。
而刚一入睡 ，方才所想的一切，又幻为梦境 。“梦”了些什么，也没有明说，却迅速地换上新的镜头：“梦回吹角连营 ”。壮士好梦初醒，天已破晓，一个军营连着一个军营，响起一片号角声。这号角声，多么富有催人勇往无前的力量啊！而那位壮士，也正好是统领这些军营的将军 。于是，他一跃而起，全副披挂，要把他“醉里 ”、“梦里”所想的一切统统变为现实。
三、四两句，可以不讲对仗 ，词人也用了偶句。偶句太多，容易显得呆板；可是在这里恰恰相反。两个对仗极工、而又极其雄健的句子，突出地表现了雄壮的军容，表现了将军及士兵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兵士们欢欣鼓舞，饱餐将军分给的烤牛肉；军中奏起振奋人心的战斗乐曲 。牛肉一吃完 ，就排成整齐的队伍。将军神采奕奕，意气昂扬，“沙场秋点兵”。这个“秋”字下得多好！正当“秋高马壮 ”的时候，“点兵”出征，预示了战无不胜的前景。
按谱式 ，《破阵子》是由句法、平仄、韵脚完全相同的两“片”构成的。后片的起头，叫做“过片”，一般的写法是 ：既要和前片有联系 ，又要“换意”，从而显示出这是另一段落，形成“岭断云连”的境界。
辛弃疾却往往突破这种限制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如此，这首《破阵子》也是如此。“沙场秋点兵”之后，大气磅礴，直贯后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将军率领铁骑，快马加鞭，神速奔赴前线，弓弦雷鸣，万箭齐发。虽没作更多的描写，但从“的卢马”的飞驰和“霹雳弦”的巨响中，仿佛看到若干连续出现的画面：敌人纷纷落马；残兵败将，狼狈溃退；将军身先士卒 ，乘胜追杀，一霎时结束了战斗；凯歌交奏，欢天喜地，旌旗招展。
这是一场反击战。那将军是爱国的，但也是追求功名的 。一战获胜 ，功成名就，既“了却君王天下事”，又“赢得生前身后名”，岂不壮哉！
如果到此为止，那真够得上“壮词 ”。然而在那个被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时代 ，并没有产生真正 “壮词”的条件，以上所写，不过是词人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已。词人展开丰富的想象，化身为词里的将军，刚攀上理想的高峰，忽然一落千丈 ，跌回冷酷的现实，沉痛地慨叹道：“可怜白发生！”白发已生，而收复失地的理想成为泡影。想到自己徒有凌云壮志，而“报国欲死无战场”（借用陆游《陇头水》诗句），便只能在不眠之夜吃酒，只能在“醉里挑灯看剑 ”，只能在“梦”中驰逐沙场，快意一时。??这处境，的确是“悲哀”的。然而又有谁“可怜 ”他呢 ？于是，他写了这首“壮词”，寄给处境同样“可怜”的陈同甫。
同甫是陈亮的字。学者称为龙川先生。为人才气豪迈，议论纵横。自称能够“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他先后写了《中兴五论》和《上孝宗皇帝书 》，积极主张抗战 ，因而遭到投降派的打击。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冬天，他到上饶访辛弃疾，留十日。别后辛弃疾写《贺新郎》词寄他，他和了一首；以后又用同一词牌反复唱和。这首《破阵子》大约也是这一时期写的。
全词从意义上看，前九句是一段，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一位披肝沥胆，忠一不二，勇往直前的将军的形象，从而表现了词人的远大抱负。末一句是一段，以沉痛的慨叹，抒发了“ 壮志难酬”的悲愤。壮和悲，理想和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这反差中，可以想到当时南宋朝廷的腐败无能 ，想到人民的水深火热，想到所有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苦闷。由此可见，极其豪放的词，同时也可以写得极其含蓄，只不过和婉约派的含蓄不同罢了。
这首词在声调方面有一点值得注意 。《破阵子》上下两片各有两个六字句，都是平仄互对的，即上句为“仄仄平平仄仄”，下句为“平平仄仄平平”，这就构成了和谐的、舒缓的音节。上下片各有两个七字句，却不是平仄互对，而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就构成了拗怒的、激越的音节。和谐与拗怒，舒缓与激越，形成了矛盾统一。作者很好地运用了这种矛盾统一的声调，恰当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梦想中的战斗准备、战斗进行、战斗胜利等许多场面的转换，收到了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在布局方面也有一点值得注意 。“醉里挑灯看剑”一句 ，突然发端，接踵而来的是闻角梦回、连营分炙、沙场点兵、克敌制胜，有如鹰隼突起，凌空直上。而当翱翔天际之时，陡然下跌，发出了“可怜白发生”的感叹，使读者不能不为作者的壮志难酬洒下惋惜怜悯之泪。这种陡然下落，同时也嘎然而止的写法，如果运用得好，往往因其出人意外而扣人心弦，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赏析3该词是作者失意闲居信州时所作，无前人沙场征战之苦，而有沙场征战的热烈。词中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抒发了杀敌报国、恢复祖国山河、建立功名的壮怀。结句抒发壮志不酬的悲愤心情。
[内容评析]满怀家国之愁，壮志未酬的词人在友人纵谈离去之后，借酒浇愁愁更愁，他拨亮油灯，抽出宝剑，醉眼朦胧中，恍惚回到当年战斗的情境。嘹亮的号角吹遍了「连营」，广阔的土地上，战士们正在分食大块的烤肉。此时鼓瑟齐鸣，反映边塞生活的军乐雄壮震天。原来战士们正在沙场点兵！在词人的笔下，看似信手拈来的点兵场面，火热的战斗激情却自然喷涌而出。一个「连」字，透出声势之豪壮，军容之整肃。「八百里」、「五十弦」佳对天成，与「吹角连营」相辅相成，营造了雄浑阔大的意境。
下片以两个特写镜头开始：骏马飞快，箭如霹雳，惊心动魄。马与箭两个具典型意义的事物，以色彩鲜明的词语，写得历历如画。这一切都是为了「了却」洗雪国耻，恢复中原的「天下事」，是为了施展雄才大略，赢得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生前身后名」！读到此，有声有色，酣畅淋漓的点兵场面，斩将擎旗的英雄战士，「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赤胆忠心，无一不跃然纸上，然而一个陡转——「可怜白发生」！一下从理想的高峰跌入了现实的深渊。全词至此戛然而止，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绪。
这首词基调雄壮高昂，真不愧为「壮词」。而结句的悲壮低徊，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更令人感慨与寻思。词的结构上也不同于一般词作，上下片语义连贯，过片不分，直到最后一句突然一个顿挫，读来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实为辛弃疾「沉郁顿挫」的典型之作
赏析3
辛弃疾的这首投赠之作自称“壮词”，全篇以“壮”语贯穿始终。作者根据他三十年前抗金的战斗经历和他矢志恢复中原的理想，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在词里描绘了一个幻想中雄壮兵营生活画面。首句“醉里挑灯看剑”形象地显示出杀敌的壮志。“梦回”以后，写绵延的兵营中响起了号角声，军乐声、战旗飘扬，兵士饱餐，这一切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沙场点兵的壮盛军容。下片“马作的卢飞快”两句写自己希望能够驰骋沙场，冲锋陷阵。想象着实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壮志。然而现实却是“可怜白发生”，为壮志难酬表示极大的愤慨。前九句写得酣畅淋漓，反衬了这一句的分量，正是对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的有力批判。
作者简介
辛弃疾（1140.5.28－1207.10.3）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和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一起并称“济南二安”。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一）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
所谓悲苦，据佛教典籍载，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菩提树下悟出佛理，即成为佛教基本教义的“四谛”“十二因缘”。而“四谛”之首即为“苦谛”，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其本性均是“苦”。认真考察，自有人类以来，人们为抵御自然，获得生存的基本权利就不断地在与自然进行对抗和斗争，就生命个体而言，则是由于自身心灵的困惑、烦恼、挣扎、现实与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差距所致，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即人们有所欲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而李煜的个性、气质、信仰、追求以及登帝后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担当的责任无疑更加剧了其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并随之渗透到他的词作中。
对于忧患，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忧患是因当事者发现了得失成败与自身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下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精神上开始人的自觉的表现。〔6〕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学而终为治国安家平天下的济世宏愿。因而对自身（“小我”）的关注就相对淡漠，而更强调追求实现国家民族的宏大伟业（也即“大我”）。这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增强的自觉与未能真正参与其中去实现理想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忧患心理。纵观中国文化思想史，忧患意识几乎代表了中国圣哲志士的共同心理，并逐渐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情结。正可谓忧患的心态始终“笼罩着中国思想者，弥漫了整个中国文化史。”〔7〕李后主作为其中的个体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因其独特的地位，即作为一国的领袖人物，他所担当的重任要求他时刻以国家黎民为己任，而对他自身的个性而言，这种太过沉重的担当无疑又是超负荷的。这就决定了他矛盾彷徨、忧郁悲苦的思想情态，而词则成为他用以宣泄寄托这种情绪的最佳载体。
论述后主词中的悲苦与忧患，人们大多只看到了后期（亡国后）而常常忽略了前期的作品。其实，这一意识在李的前后期作品中都可以寻觅到。但众多的词学理论家习惯将李煜的生平分为两个（亡国前后）或三个时期（从其出生公元937——961年即位；962——975年，即从即位到其39岁亡国降宋；976——978年亡国入宋至去世。）〔8〕（P369）由此，便将后主词的写作时间作了一个主观的假设推定，即凡是表现悲愁哀苦主题的便被冠以李煜亡国后所作，而将那些描写宫廷生活、少女伤怀等内容的作品一概视作李煜前期的作品，即亡国前的作品，甚而由此得出，他前期的作品表现的是帝王奢侈糜烂的生活，大多格调不高；而亡国之后的作品由于受生活的影响，国破家亡的重创，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主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李煜生平进行分期，再在这一分期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一，通过这样的分期能够使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从宏观上对后主词作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其二，便于凸现不同时期，后主不同的思想情态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其三，通过分期还能相对完整地构架一个研究体系，从而使以后的研究能够在这样的框架下顺利展开，能够将复杂，凌乱的问题系统化简略化，更便于研究。但是，这样的分期和研究也存有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例如，因为有了这样的分期概念，容易给研究造成一种思维定势。用作品内容去还原写作时间，或者用写作时间去解读作品。这样必然会缩小作品的阐释空间，甚而遮蔽住作品的思想意义。以下作一简要分析。
以作者的身世阅历及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来研究作品，作为一种研究考证方法原本并无大错，但是若将一些主观的推定当作客观的前提，再在这个前提下去作出分析判断，必然会带来对作者和作品的误读。举个简单的例子：“1+9=10”于是因为要得到“10”这一结果就认为必然是“1+9”，而想不到“2+8”，“6+4”等，这不是很违反逻辑的吗？词学研究尤其不能这样。词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理应有更加广阔自由的意义阐释空间。而在李词中，若将那些明白无误的词看作是亡国后所作，也许有较大的合理性，也符合后主在特定时期的思想状态。如：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多少恨》）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望江南·多少泪》）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9〕
这些词作文字明白，意蕴显露，无多少隐晦之处，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将其归为亡国后的作品，符合常理。而另一些词却不尽然，但因为词学研究者心中早有了975年南唐灭亡，后主被俘入宋这样一个既定事实，因而便将一部分意含模糊，可阐释空间相对较大较宽的词也归为南唐灭亡后所作。如：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沈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昨夜风兼雨》）
从以上所引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词中都毫无疑问地贯穿了“愁”“悲”哀怨的情结，并在词中用凋谢的“林花”，悲飒的“秋风”，即将燃尽的“残烛”以及“醉酒”等来表达词人的愁苦情绪，但我们以为，并不能就此判断这些词作为亡国后所作。其实，由于李煜自幼天性儒雅懦弱，“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10〕（P362）这样的外貌被古人认为是大贵之相，故遭其兄文献太子妒忌。从嘉（煜）为避祸，“惟覃思经籍，不问政事。”后又目睹其兄为争皇位将其叔毒死的惨剧，这些经历无疑给他年幼而又具有艺术家特质的敏感心灵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至后来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佛堂听经，以此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据此，我们可以推定，根据其性格内敛、忧郁敏感的特点，这些词作为他早期创作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更符合他早期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更能凸现后主的人生阅历和性格特征。由此，对其词我们可以阐释的空间更大。因此，我们说，其实悲苦、忧患、忏悔与痛悼贯穿了后主的一生。
许凌云先生说过：“人类总是在迎接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挑战，经受千难万险的考验，才赢得发展和进步，没有忧患，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并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品格。”而“忧患也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11〕
这也证明了李煜词中的忧患和悲苦，一方面是后主的个性使然；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滋养。可以说，即使李煜不在阴差阳错中成为受尽欺凌的国君，忧患与悲苦也同样会成为其作为知识阶层一员的“一种优良传统”。而南唐国渐趋衰弱的国势，政治统治岌岌可危，民生涂炭，社会凋敝的惨景，更成为李煜词忧患悲苦的又一源头。
试以上文所引《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二词来看。
对《乌夜啼》一首，叶嘉莹先生指出：“从‘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能自花落风雨达到外表现象，而直入地体验了生命之无常与挫伤的悲苦。”〔12〕（P110，112）而《虞美人》一词则被先生誉为“把天下人一网打尽的好词。”仅仅“春花秋月”四字就写出了宇宙的永恒与无常。用一个“何时了”作问，表明了他对这一永恒的不理解。他不知道这种人生何时是一个终结。宇宙的永恒实在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敏感的李煜凭直觉感受到了。“往事知多少”又正如他在另一首词中所悲叹的“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一样写出了人生如梦，往事成空的悲哀。国破家亡，明月无殊，江山易主，“多少离愁别恨尽上心头。”
“最优美的诗篇都饱含眼泪。”（法国·缪塞语）而眼泪来自于心灵的挚爱和巨大的悲痛。挚爱是他包容宇宙人生的“赤子之心”，悲痛则是对国家、民族本该担当而不能担当的深哀巨痛，这种悲哀正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忧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更为公允、准确地评价后主，并未如原有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南唐灭亡以前，他过着无忧无虑奢侈豪华的生活，南唐灭亡后，其思想品位才得到升华，写出了大量较有思想性的诗篇。其实，在其短短的四十二载人生生涯中，悲苦，忧患始终伴随着他，在他心中满是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惆怅，他即便是在安稳的宫廷生活中，也时时在其词作中表现出了他惯有的空廖和寂寞。
（二）李煜词中的忏悔与痛悼
后主虽未遁入空门，却早已被佛家思想所浸淫，从而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词中有这样的一些句子总是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思想境界和某种具有较强宗教感的哲学思想和心灵感悟。如“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在另一些词作中，则表现了对国破家亡深深的忏悔和痛悼思想。如：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采桑子·亭前春逐红英尽》）
所谓忏悔，佛教名词，原意指人们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请求原谅和宽恕。佛教将此作为修心的方法。〔13〕“忏悔本是人类基于对原罪的恐惧和对天国的向往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宗教情结。……作为人之心灵的一种活动，忏悔是主体内省和反思之后多自我进行谴责与否定，体现着人希望超越自我的内在渴求。”〔14〕而我们认为，李煜词中的忏悔意识除了具有这种“神圣的宗教情结外”，更多还是对自我的内省和反思之后的自责与否定。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便逐渐成为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倡全部身心的爱，即一种民胞物与的“博爱”，提倡主动地为善，给所有有感觉的生物带来忍耐和同情，仁慈和友善，不带个人恩怨，不心萦俗世万物，即应具有广博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善意。南唐先主李昪，中主李璟都喜浮屠，而到后主李煜时则受佛教影响更深，并不惜财力扶持佛教，大兴庙宇。据陆游《南唐书》十八卷《浮屠列传》载：“后主时，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马令《南唐书》卷五也载，煜三十四岁时，命境内修佛寺，又于禁中广署僧尼精舍，多聚徒众。与后（大周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至为瘤赘。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数千，给廪米缗帛以供之。可见后主与佛教的关系有多密切。后主之所以如此迷信佛屠，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至深。南唐自先主始就崇信佛法，包括煜母钟氏也同样迷信佛教。后主可谓耳濡目染，岂有不信之理。其二，从后主的经历来看，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童年过着优裕无忧的皇家贵族生活，但由于其儒雅懦弱的性格，敏感而脆弱的心灵所致，以及亲眼目睹宫廷的变故，后期又饱受丧妻失子的深悲巨痛，尤其是南唐国势的岌岌可危，而他又回天乏力，也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自内心深处便异常渴望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佛教所阐释的教义佛理正好迎合了他内心的需要。因此，他愈是信仰得深切，他就愈是忏悔自己的行为，也就越需要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而在被俘入宋后，从帝王到囚徒，再没有了“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的欢悦，也没有了“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的享受。甚至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丧失殆尽。在剥去帝王的辉煌外衣之后，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和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自然渴望自由，希望保持人的基本的尊严和人格，但“违命侯”的极具凌辱性的封号却始终笼罩在他头上，于是只有在词中顽强地抗争，通过词来表达其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世的感慨以及对自己曾经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忏悔。于是有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悲凉和悔恨；有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哀伤。在被俘入宋的途中，他还写下了凄凉的七言：“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以至于他在给金陵旧宫人的信中写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还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南唐国在其手中转眼便灰飞湮灭了，南唐的老百姓也随之惨遭宋的践踏和蹂躏。据史料载，后主在入宋前曾向宋提出不要屠杀金陵的百姓，但这一切自是徒劳。于是，对国灭家破的痛悼，对南唐百姓背负的罪恶感以及曾枉杀大臣的悔恨再次渗透到他的内心世界，他终于醒悟：“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可以设想当时李后主悔恨交加又无回天之力的苦恨惆怅，还好，他从书画、诗词和参悟佛法中暂时得到了一丝心灵的平衡与慰藉，寻得了一块短暂而又狭小的憩息地。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而李煜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他真可谓参透了世俗人生。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忏悔与痛悼，并不是截然明朗地分离的，而更多的词作则是相互渗透，体现了词人对人生独特的理解与复杂的情感世界。例如，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一句，其内涵就不应作单一的解读。
三
我们知道，身世和心灵的悲苦往往能刺激人们对造成悲苦的原因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反思，以激发人们去努力营建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绿洲；而忧患与忏悔则往往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并最终趋向纯洁和高尚，亦能时时警醒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并向着更加光明和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前行。因此，我想说，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黎民，悲苦也好，忧患也罢，忏悔和痛悼紧紧充塞，并能永远铭记历史，不忘记昨天，那么我们就可凝聚成一股强劲的民族之魂。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在经过了这样的痛苦的煎熬和锤炼中得以推进的。也许我们研究李煜词中的悲苦、忧患和忏悔意识，其最终意义正在于此。
当然，我们也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虽然在艺术的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词作更是成为南唐词的杰出代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李煜作为南唐国的皇帝，毕竟是异常失败的。虽然就当时客观的形势而言，南唐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然而他采取的消极避世的态度，必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唐国的灭亡。因此，当我们在看到忧患与悲苦，忏悔与痛悼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其消极的影响，我们更应该倡导一种健康而理性的人生，以一种蓬勃向上饱满刚健的精神状态去应对人生。
人物姓名:李煜 (937~978)
人物国别:中国
词人
李煜 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后主。38岁时，宋师长驱渡江，迫围金陵，明年城陷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
南唐在中主后期，已称臣于宋。李煜在位时，一直卑屈事宋，岁时贡献，府藏为之空竭。但他仍不思振作，浮华奢侈，迷信佛教，终于为宋所灭。他在政治上是庸驽无能的皇帝，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工书法、善绘画、精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的造诣，词的成就尤高。
李煜墨迹
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一）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
所谓悲苦，据佛教典籍载，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菩提树下悟出佛理，即成为佛教基本教义的“四谛”“十二因缘”。而“四谛”之首即为“苦谛”，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其本性均是“苦”。认真考察，自有人类以来，人们为抵御自然，获得生存的基本权利就不断地在与自然进行对抗和斗争，就生命个体而言，则是由于自身心灵的困惑、烦恼、挣扎、现实与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差距所致，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即人们有所欲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而李煜的个性、气质、信仰、追求以及登帝后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担当的责任无疑更加剧了其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并随之渗透到他的词作中。
对于忧患，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忧患是因当事者发现了得失成败与自身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下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精神上开始人的自觉的表现。〔6〕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学而终为治国安家平天下的济世宏愿。因而对自身（“小我”）的关注就相对淡漠，而更强调追求实现国家民族的宏大伟业（也即“大我”）。这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增强的自觉与未能真正参与其中去实现理想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忧患心理。纵观中国文化思想史，忧患意识几乎代表了中国圣哲志士的共同心理，并逐渐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情结。正可谓忧患的心态始终“笼罩着中国思想者，弥漫了整个中国文化史。”〔7〕李后主作为其中的个体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因其独特的地位，即作为一国的领袖人物，他所担当的重任要求他时刻以国家黎民为己任，而对他自身的个性而言，这种太过沉重的担当无疑又是超负荷的。这就决定了他矛盾彷徨、忧郁悲苦的思想情态，而词则成为他用以宣泄寄托这种情绪的最佳载体。
论述后主词中的悲苦与忧患，人们大多只看到了后期（亡国后）而常常忽略了前期的作品。其实，这一意识在李的前后期作品中都可以寻觅到。但众多的词学理论家习惯将李煜的生平分为两个（亡国前后）或三个时期（从其出生公元937——961年即位；962——975年，即从即位到其39岁亡国降宋；976——978年亡国入宋至去世。）〔8〕（P369）由此，便将后主词的写作时间作了一个主观的假设推定，即凡是表现悲愁哀苦主题的便被冠以李煜亡国后所作，而将那些描写宫廷生活、少女伤怀等内容的作品一概视作李煜前期的作品，即亡国前的作品，甚而由此得出，他前期的作品表现的是帝王奢侈糜烂的生活，大多格调不高；而亡国之后的作品由于受生活的影响，国破家亡的重创，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主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李煜生平进行分期，再在这一分期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一，通过这样的分期能够使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从宏观上对后主词作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其二，便于凸现不同时期，后主不同的思想情态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其三，通过分期还能相对完整地构架一个研究体系，从而使以后的研究能够在这样的框架下顺利展开，能够将复杂，凌乱的问题系统化简略化，更便于研究。但是，这样的分期和研究也存有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例如，因为有了这样的分期概念，容易给研究造成一种思维定势。用作品内容去还原写作时间，或者用写作时间去解读作品。这样必然会缩小作品的阐释空间，甚而遮蔽住作品的思想意义。以下作一简要分析。
以作者的身世阅历及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来研究作品，作为一种研究考证方法原本并无大错，但是若将一些主观的推定当作客观的前提，再在这个前提下去作出分析判断，必然会带来对作者和作品的误读。举个简单的例子：“1+9=10”于是因为要得到“10”这一结果就认为必然是“1+9”，而想不到“2+8”，“6+4”等，这不是很违反逻辑的吗？词学研究尤其不能这样。词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理应有更加广阔自由的意义阐释空间。而在李词中，若将那些明白无误的词看作是亡国后所作，也许有较大的合理性，也符合后主在特定时期的思想状态。如：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多少恨》）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望江南·多少泪》）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9〕
这些词作文字明白，意蕴显露，无多少隐晦之处，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将其归为亡国后的作品，符合常理。而另一些词却不尽然，但因为词学研究者心中早有了975年南唐灭亡，后主被俘入宋这样一个既定事实，因而便将一部分意含模糊，可阐释空间相对较大较宽的词也归为南唐灭亡后所作。如：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沈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昨夜风兼雨》）
从以上所引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词中都毫无疑问地贯穿了“愁”“悲”哀怨的情结，并在词中用凋谢的“林花”，悲飒的“秋风”，即将燃尽的“残烛”以及“醉酒”等来表达词人的愁苦情绪，但我们以为，并不能就此判断这些词作为亡国后所作。其实，由于李煜自幼天性儒雅懦弱，“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10〕（P362）这样的外貌被古人认为是大贵之相，故遭其兄文献太子妒忌。从嘉（煜）为避祸，“惟覃思经籍，不问政事。”后又目睹其兄为争皇位将其叔毒死的惨剧，这些经历无疑给他年幼而又具有艺术家特质的敏感心灵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至后来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佛堂听经，以此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据此，我们可以推定，根据其性格内敛、忧郁敏感的特点，这些词作为他早期创作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更符合他早期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更能凸现后主的人生阅历和性格特征。由此，对其词我们可以阐释的空间更大。因此，我们说，其实悲苦、忧患、忏悔与痛悼贯穿了后主的一生。
许凌云先生说过：“人类总是在迎接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挑战，经受千难万险的考验，才赢得发展和进步，没有忧患，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并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品格。”而“忧患也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11〕
这也证明了李煜词中的忧患和悲苦，一方面是后主的个性使然；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滋养。可以说，即使李煜不在阴差阳错中成为受尽欺凌的国君，忧患与悲苦也同样会成为其作为知识阶层一员的“一种优良传统”。而南唐国渐趋衰弱的国势，政治统治岌岌可危，民生涂炭，社会凋敝的惨景，更成为李煜词忧患悲苦的又一源头。
试以上文所引《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二词来看。
对《乌夜啼》一首，叶嘉莹先生指出：“从‘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能自花落风雨达到外表现象，而直入地体验了生命之无常与挫伤的悲苦。”〔12〕（P110，112）而《虞美人》一词则被先生誉为“把天下人一网打尽的好词。”仅仅“春花秋月”四字就写出了宇宙的永恒与无常。用一个“何时了”作问，表明了他对这一永恒的不理解。他不知道这种人生何时是一个终结。宇宙的永恒实在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敏感的李煜凭直觉感受到了。“往事知多少”又正如他在另一首词中所悲叹的“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一样写出了人生如梦，往事成空的悲哀。国破家亡，明月无殊，江山易主，“多少离愁别恨尽上心头。”
“最优美的诗篇都饱含眼泪。”（法国·缪塞语）而眼泪来自于心灵的挚爱和巨大的悲痛。挚爱是他包容宇宙人生的“赤子之心”，悲痛则是对国家、民族本该担当而不能担当的深哀巨痛，这种悲哀正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忧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更为公允、准确地评价后主，并未如原有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南唐灭亡以前，他过着无忧无虑奢侈豪华的生活，南唐灭亡后，其思想品位才得到升华，写出了大量较有思想性的诗篇。其实，在其短短的四十二载人生生涯中，悲苦，忧患始终伴随着他，在他心中满是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惆怅，他即便是在安稳的宫廷生活中，也时时在其词作中表现出了他惯有的空廖和寂寞。
（二）李煜词中的忏悔与痛悼
后主虽未遁入空门，却早已被佛家思想所浸淫，从而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词中有这样的一些句子总是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思想境界和某种具有较强宗教感的哲学思想和心灵感悟。如“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在另一些词作中，则表现了对国破家亡深深的忏悔和痛悼思想。如：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采桑子·亭前春逐红英尽》）
所谓忏悔，佛教名词，原意指人们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请求原谅和宽恕。佛教将此作为修心的方法。〔13〕“忏悔本是人类基于对原罪的恐惧和对天国的向往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宗教情结。……作为人之心灵的一种活动，忏悔是主体内省和反思之后多自我进行谴责与否定，体现着人希望超越自我的内在渴求。”〔14〕而我们认为，李煜词中的忏悔意识除了具有这种“神圣的宗教情结外”，更多还是对自我的内省和反思之后的自责与否定。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便逐渐成为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倡全部身心的爱，即一种民胞物与的“博爱”，提倡主动地为善，给所有有感觉的生物带来忍耐和同情，仁慈和友善，不带个人恩怨，不心萦俗世万物，即应具有广博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善意。南唐先主李昪，中主李璟都喜浮屠，而到后主李煜时则受佛教影响更深，并不惜财力扶持佛教，大兴庙宇。据陆游《南唐书》十八卷《浮屠列传》载：“后主时，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马令《南唐书》卷五也载，煜三十四岁时，命境内修佛寺，又于禁中广署僧尼精舍，多聚徒众。与后（大周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至为瘤赘。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数千，给廪米缗帛以供之。可见后主与佛教的关系有多密切。后主之所以如此迷信佛屠，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至深。南唐自先主始就崇信佛法，包括煜母钟氏也同样迷信佛教。后主可谓耳濡目染，岂有不信之理。其二，从后主的经历来看，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童年过着优裕无忧的皇家贵族生活，但由于其儒雅懦弱的性格，敏感而脆弱的心灵所致，以及亲眼目睹宫廷的变故，后期又饱受丧妻失子的深悲巨痛，尤其是南唐国势的岌岌可危，而他又回天乏力，也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自内心深处便异常渴望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佛教所阐释的教义佛理正好迎合了他内心的需要。因此，他愈是信仰得深切，他就愈是忏悔自己的行为，也就越需要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而在被俘入宋后，从帝王到囚徒，再没有了“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的欢悦，也没有了“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的享受。甚至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丧失殆尽。在剥去帝王的辉煌外衣之后，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和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自然渴望自由，希望保持人的基本的尊严和人格，但“违命侯”的极具凌辱性的封号却始终笼罩在他头上，于是只有在词中顽强地抗争，通过词来表达其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世的感慨以及对自己曾经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忏悔。于是有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悲凉和悔恨；有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哀伤。在被俘入宋的途中，他还写下了凄凉的七言：“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以至于他在给金陵旧宫人的信中写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还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南唐国在其手中转眼便灰飞湮灭了，南唐的老百姓也随之惨遭宋的践踏和蹂躏。据史料载，后主在入宋前曾向宋提出不要屠杀金陵的百姓，但这一切自是徒劳。于是，对国灭家破的痛悼，对南唐百姓背负的罪恶感以及曾枉杀大臣的悔恨再次渗透到他的内心世界，他终于醒悟：“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可以设想当时李后主悔恨交加又无回天之力的苦恨惆怅，还好，他从书画、诗词和参悟佛法中暂时得到了一丝心灵的平衡与慰藉，寻得了一块短暂而又狭小的憩息地。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而李煜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他真可谓参透了世俗人生。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忏悔与痛悼，并不是截然明朗地分离的，而更多的词作则是相互渗透，体现了词人对人生独特的理解与复杂的情感世界。例如，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一句，其内涵就不应作单一的解读。
三
我们知道，身世和心灵的悲苦往往能刺激人们对造成悲苦的原因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反思，以激发人们去努力营建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绿洲；而忧患与忏悔则往往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并最终趋向纯洁和高尚，亦能时时警醒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并向着更加光明和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前行。因此，我想说，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黎民，悲苦也好，忧患也罢，忏悔和痛悼紧紧充塞，并能永远铭记历史，不忘记昨天，那么我们就可凝聚成一股强劲的民族之魂。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在经过了这样的痛苦的煎熬和锤炼中得以推进的。也许我们研究李煜词中的悲苦、忧患和忏悔意识，其最终意义正在于此。
当然，我们也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虽然在艺术的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词作更是成为南唐词的杰出代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李煜作为南唐国的皇帝，毕竟是异常失败的。虽然就当时客观的形势而言，南唐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然而他采取的消极避世的态度，必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唐国的灭亡。因此，当我们在看到忧患与悲苦，忏悔与痛悼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其消极的影响，我们更应该倡导一种健康而理性的人生，以一种蓬勃向上饱满刚健的精神状态去应对人生。
戏闸裕尔： 辛弃疾《破阵子》原文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译文: 醉意中把灯拨亮抽出宝剑细看,一梦醒来营...
屏山县19730025488： 求辛弃疾的《破阵子》的鉴赏. - ？
戏闸裕尔： 辛弃疾《破阵子》宋词鉴赏 破阵子 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是辛弃...
屏山县19730025488： 从意境和意象的角度分析李煜的破阵子 - ？
戏闸裕尔： 一、抒情言志的集中性 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但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屏山县19730025488： 立即求辛弃疾的破阵子的赏析 - ？
戏闸裕尔： 【上阙】 开篇“醉里挑灯看剑”,突兀而起,先声夺人.挑灯看剑: 刘斧《青琐高议》卷三载高言诗:“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为何醉酒?醉而不眠,为何单单挑灯?挑灯之后,为何单单看剑?看完全词,了然于心. ...
屏山县19730025488： 破阵子 辛弃疾 全词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的赏析!!! - ？
戏闸裕尔： 该词是作者失意闲居信州时所作,无前人沙场征战之苦,而有沙场征战的热烈.词中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抒发了杀敌报国、恢复祖国山河、建立功名的壮怀.结句抒发壮志不酬的悲愤心情.
屏山县19730025488： 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结构的特点?过片的特色?结句特色? - ？
戏闸裕尔： 词的上片,写作者闲居家中心情苦闷,只能借酒浇愁;然而,就是在深夜酒醉之时,还一次又一次地拨亮灯火,久久地端详着曾伴随自己征战杀敌的宝剑,渴望着重上前线,挥师北伐.作者带着这样的思念和渴望进入梦中.他恍惚觉得天已拂晓...
屏山县19730025488： 破阵子晏殊上阕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情感 - ？
戏闸裕尔： 此词通过清明时节的一个生活片断,反映出少女身上显示的青春活力,充满着一种欢乐的气氛.全词纯用白描,笔调活泼,风格朴实,形象生动,展示了少女的纯洁心灵.
屏山县19730025488： 李煜的《破阵子》?？
戏闸裕尔： 破阵子 李煜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
屏山县19730025488： 辛弃疾的<<破阵子>>的写作特色(不会的别来下搀和) - ？
戏闸裕尔：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年代:【宋】 作者:【辛弃疾】 体裁:【词】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点秋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
屏山县19730025488： 破阵子解释及中心思想 - ？
戏闸裕尔： 中心思想简单的说就是＂报国无门,壮志未酬＂,可还是满怀希望,觉得自己＂曲高和寡＂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年代:【宋】 作者:【辛弃疾】 体裁:【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