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朝文化交流？

什么是中柬文化交流？~

外来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影响东南亚诸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东南亚国家接受的，主要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其过程是从局部到整体，从沿海到内地，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基层。在广泛接触的基础上，选择并吸纳这些文化中适合自身的因素，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发展为新的文化。柬埔寨属小乘佛教文化圈，因此，比较起来，它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


《南齐书·东南夷·扶南传》中，有对扶南、扶南国的历史与文化以及扶南人生产与生活的大段描写，详尽而具体：“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湾中，广（指东西的长度）袤（mào，指南北的长度）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人海。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海边生大箬（ruò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有阁居……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有甘蔗、诸蔗、安石榴及橘，多槟榔，鸟兽如中国。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即占城）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hǎn，稀少）至”。


建立于公元一世纪的扶南古国，从一开始便与中国友好相处，密切往来。三国时期，扶南王曾先后三次遣使与东吴通好。东吴皇帝孙权亦曾派朱应、康泰作为正式使者出访扶南等国。当时的扶南，国力强盛，其势力已扩展到今日的泰国、缅甸和马来半岛等地区，控制着东西海上交通的要冲。同时，它又是佛教东传的中间站，也是中国通往印度。波斯、大秦和东南亚贸易互市的中心，其地位的重要与西域的于阗、龟兹不相上下。


为了探寻通往大秦的通商航路，朱应、康泰在扶南居住了多年，并把自己到过的和传闻中国家的详细情况记录了下来。朱应所写《扶南异物志》和康泰所写《吴时外国传》，都是研究东南亚古代史以及中国和南海交通的珍贵史料，更是研究柬埔寨古代史的珍贵文献。可惜的是，这两部著作都已失传，今天只能在《水经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通典》等书中见其片断。


从有关记载中可知，中国丝绸早已传到扶南，但在朱应、康泰到扶南时，当地的男人还是裸体的。扶南王接受了朱、康的建议，用中国丝绸和布制成纱笼（即筒裙），才改变了男人裸体的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印两国的佛教徒往来频繁，他们所走的路线不外乎陆路和海路两条。当时在广州和建康（今南京）译经的外国高僧，多是经由海路来华的。位于中印之间的扶南，成了中印两国文化相互传播的重要媒介。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以及名震一时的“扶南大舶”，既是构成扶南王国强盛的原因，又是决定扶南在南海交通中居于要冲地位、掌握海上霸权的物质基础。


扶南境内（包括其属国），几乎汇集了所有重要的南海交通线，形成了一系列明珠般繁荣的港口或贸易城市。这些港口和城市，构成了强大的南海交通网，在人类航海史、贸易史、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zhān）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可能是由于扶南乐具有独特魁力，东吴曾特建“扶南乐署”，以教宫人演习。《隋书·音乐志》中，记有隋文帝下令置乐伎的情形：“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日国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丽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国使，六日龟兹伎，七日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当时，朝廷曾聘用扶南乐工，用印度乐器演奏音乐，这是因为扶南很早就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其乐工多能熟练地演奏印度乐器的缘故。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也都有对扶南乐的记载。《新唐书》卷二十二对扶南乐有这样的描写：“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扶南乐的美妙旋律在吴都建业的乐署和唐都长安的宫廷里回荡，不仅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艺术享受，而且也为中国音乐增添了新内容。


除了扶南乐，在中国的许多典籍中，还有有关“扶南大舶”的记载。扶南“山有异木”，这种“异木”，是一种质地特殊而优良的木材，很像柚木，细胞纤维中含有脂液，抗水力颇强，且能防白蚁蛀蚀，是制造船只和家具的理想木材。扶南人擅造大船，《南齐书·东南夷·扶南传》中这样写道：扶南人“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八九丈长的船在当时应不算小，而“头尾似鱼”则说明扶南人模仿鱼形造船，为的是取得在水上行驶自如的效果。中国古籍中的“扶南大舶”，体积大，载量多，结构牢固，运转自如，是扶南人聪明才智的结晶。


由于深受印度文化儒染，历史上，柬埔寨在佛学研究和造型艺术方面，都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扶南在东南亚宗教上的地位颇与于阒在西域宗教上的地位相似，“为佛教东被（及、遍及）之一大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公元502～549年）时期，中国佛教大盛。梁武帝笃信佛教几近狂热，经常亲登讲坛，现身说法，而且还亲自执笔，诠释佛经。其间，他曾下诏延聘扶南高僧，并在台城（遗址在今南京鸡鸣寺后）内建扶南馆译经道场。


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扶南遣使到金陵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扶南高僧曼陀罗亦于同年携梵本佛教来献。梁武帝接受献品后，曾以厚礼酬答，并封赠耶跋摩“安南将军、扶南王”荣号。此后，耶跋摩的后继者也曾数次遣使与梁通好。


梁陈之际，有四位扶南高僧先后来到中国传经弘法，为中国的佛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四位高僧是：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和真谛。他们的业绩，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僧伽婆罗，又名僧铠，是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的弟子。他广习律藏，佛学造诣精深，能解数国书语。听说中国南朝崇信佛教，他便乘船泛海来到金陵。接受梁朝政府的聘请，曾在金陵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五处传译经论。他花了17年的时间，先后译出《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经书11部48卷，深得梁武帝赏识。


曼陀罗，又名曼陀罗仙。他于公元503年到金陵，曾与僧伽婆罗合作翻译《文殊师利般若波罗蜜经》等重要佛经三部。


须菩提，又名山吉。他接受陈朝政府聘请，在扬州至敬寺翻译了《大乘宝云经》等经籍。


真谛，又名亲依（音译“波罗末陀”，意译“亲依”），本是天竺人。梁中大通元年（公元546年）携经卷到中国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公元548年才抵金陵，受到梁武帝的隆重礼遇。因时局不宁，真谛曾流寓今苏、浙、赣、闽等地，最后到广州，在那里潜心翻译佛书，至陈时，已译出经籍200余卷。他所翻译的《摄大乘论》（三卷），对中国的佛教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真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后秦（十六国之一。公元384年至417年）高僧鸠摩罗什和唐代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译家”（中国佛教史上，也有“四大译家”之说。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唐代佛教密宗高僧不空）。他们传译的佛书，大大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


真谛在中国居留20多年，一面译经，一面弘法，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献给了中国的佛教事业。他治学态度严谨，佛学造诣精深，深受世人推崇。陈大建元年（公元569年），真谛在中国圆寂。他的学说由弟子们传于建业、九江、江都（今扬州）、循州（今广东龙川县）、广州、彭城（今徐州）、长安等地，几乎遍布整个中国。


在朱应、康泰二人出使扶南1000多年之后的公元1296年，即元成宗二年，浙江永嘉人周达观奉旨随外交使团出访柬埔寨。使团2月离明州；（今宁波），从温州港乘海船出发，3月抵占城。因遇逆风，行程受阻，直到8月才抵达吴哥王都。在那里，周达观逗留了将近一年；于次年6月踏上归程，8月返抵宁波。


在柬埔寨，周达观不辞辛劳，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回国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进了《真腊风土记》一书，为极盛时期的柬埔寨吴哥文化留下了一份真实记录，成为研究吴哥王朝历史最可靠、最重要的文献。


《真腊风土记》全书虽不足万字，但却涉及到柬埔寨历史、建筑、语言、文字、宗教、物产以及人民生活、习俗、劳动、服饰等各个方面。在卷首的“总叙”之后，又分40则（即40个小专题）加以记述。全书脉络分明，文字简洁质朴，内容翔实可靠，既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优美的游记文学作品。


吴哥古迹是柬埔寨的历史瑰宝，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周达观在自己的书中，把吴哥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对这座艺术宫殿的全貌，作了极其生动逼真的描写。紧接在“总叙”之后的，便是“城郭”一节：


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余向开一门。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桥。桥之两傍，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旁，凿石为象形。城皆叠石为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坚固，且不生繁草，却无女墙……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


15世纪末叶，吴哥古城被废弃后，昔日的巍峨宫殿和雄伟寺庙湮没在修藤巨树的热带丛林之中，从此再也无人知晓。


19世纪初，《真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出版，当时没有人相信书中的描写，没有人相信那“城郭”真的存在过。然而也恰恰是因为这篇游记，当时统治柬埔寨的法国人，才起了寻找这个废墟的念头，井把它作为寻觅和勘探的指南。1850年，有人在密林中发现了废墟的一角，引起了轰动；接着，吴哥古迹被发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成为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奇迹。这和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作用颇为相似：《大唐西域记》曾指导英国人和印度人成功地发掘了那烂陀寺遗址。


周达观出访柬埔寨时，还带去了中国的荔枝种子，并把它种在一座山上。柬埔寨能够生长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但据说，只有在这座山上，荔枝才能成活，因此人们便称这座山为“中国荔枝山”。几百年来，柬埔寨人民一直深深怀念着周达观，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雕塑家还在吴哥为他雕造了塑像。


周达观在真腊首都吴哥屡有奇遇。比如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吴哥街头，时有盛装的柬埔寨妇女前来献媚，连躲避都来不及。听华侨说，此种人十数成群，游于市间，最喜“唐人”（华侨），其意并非谋取唐人钱财，而是企望得到唐人的宠爱，且以此为荣耀，对唐人反有馈（kuì）赠。


周达观听说，当地土人有猎取人胆的奇俗，不免担心，于是就此事求教于老华侨。老华侨告诉他：“确有此俗，猎取人胆者，往往于夜间对独行人下手，先用网兜蒙住人头，再用利刃于右肋下取其胆。每年要猎取千余枚，置于一瓮（wèng，盛东西的陶器，腹部较大）中，以供占城国王之需索”。周达观听了，真是不寒而栗（1ì，发抖）。但老华侨告诉他：“士人对唐人特别恭敬，不会猎取唐人之胆。你自可放心。”


柬埔寨人对唐人确实特别恭敬，这一点周达观深有体验。从古代起，中国航船便为贸易而来，带来柬埔寨人极需的商品，同时也带来了中国文化。正因如此，在柬埔寨，中国文化的影响随时可见：比如12生肖，比如废弃鸟葬而实行火葬，比如效仿唐人卧于床榻之上而改变席地而卧的习俗等等。


《真腊风土记》也留下了许多有关华侨的记载。古代，因其地米粮易得，妇女易求，屋室易建，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到了柬埔寨的华人便往往居留不归，并在那里娶妻生子，长期定居下来。周达观在自己的书中记道：“（真腊）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所有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亦利其能买卖故也。”柬埔寨巴戎寺的浮雕中，就有华侨与当地籍妻子生活的场景。


华侨带去柬埔寨的，多是当地人急需的金银、丝绸、瓷器、水银、硫磺、菽（Shū，豆类的总称）麦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如铁锅、铜盘、雨伞、席子、木梳、针线等，以换取当地的特产如象牙、犀角、黄蜡、豆蔻、胡椒等。华侨在中柬互换互补的贸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

中国与印度，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与印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与印度，又是亚洲的两个国土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上，中印两国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彼此间的交往与交流，千百年来始终不曾中断。

中国与古朝鲜之间的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在中国的《尚书大传》、《史记》、《汉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都记载有箕（jī）子和箕子东走朝鲜的故事；古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述的是古代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的历史）、《三国遗事》（13世纪高丽僧人一然以汉文撰成，记述新罗、高丽，百济三国的遗闻逸事及佛教传布情况）以及《朝鲜史略》和《海东绎史》中，关于箕子，也有相同或相似的记载。

箕子是商纣（zhòu）王（著名暴君。又称帝辛，生卒年不详。帝之子，帝乙死后继位，在位33年而国亡）的亲戚，商朝末年为太师。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箕子囚禁起来。周武王（西周国王，名姬发，生卒年不详，文王死后继位，在位3年）伐纣灭商，释放箕子；箕子向东“走之朝鲜”，周武王便封箕子为朝鲜侯。箕子把中原文化带到朝鲜，“教民以礼义田桑”，又制定颁布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八条中有三条流传了下来，即：杀人偿命；伤人偿谷；盗窃他人财物，男人为其家奴，女人则为奴婢（bì），如果要自赎（shú），每人需出赎金50万。由于进行了礼义的教化，又有严刑厉法相配合，朝鲜社会因此秩序井然，史书中有“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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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18098112838： 中国的哪个朝代对朝鲜韩国影响最大? 从哪里能得出这一结论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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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18098112838： 什么是文化交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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