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喜欢上女翻译后，妻子是怎样给他回信的？

梁启超最著名的翻译作品是什么？~

启超一生译介的西方书籍，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学作品（主要是政治小说）。他流亡日本后，对传播欧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等特别感兴趣，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抉破罗网，造出新思

想。”[1]

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

世界学术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又云：“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

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

如火如荼矣。”[1]

一、梁启超对西方学术思想的译介

西方的众多思想和学术流派由他介绍过来，不少有名的大学问家他都有专文评说。在

《饮冰室合集》中，他涉及到的欧美、日本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有50多位。

1.卢梭。梁启超在《卢梭学案》中系统地介绍了卢梭的生平和政治主张，详细评述了《民约论》的基本观点，字里行间不乏溢美之词，表现了他对卢梭的无限崇爱。梁启超的文章文字优美，对读者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

2.培根（Bacon ）。在梁启超的著述中，多处论及培根。1902年，他专门写《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简明而富有见地地评述了培根的一生和学术宗旨，并视其为近世文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梁启超认为培根的研究方法不外两途，一曰物观，二曰心观。精练而透彻地介绍培根的认识论，这在20世纪初年尚不多见。

3.笛卡儿（Descartes ）。梁启超对笛卡儿的怀疑精神、科学态度以及剖析综合、计算的研究方法极为赏识。他评论说：“笛卡儿之后，距今至200余年，真所谓‘非见之

极明者勿下断语’一言，吾今日观之，几陈腐不足道矣。而所以能开出近二百余年之新学界者，实自此一语启之。盖自中世纪以来，学者惟依傍前人，莫能自出机杼，前哲所可彼亦可之，所否彼亦否之，不复问事理之如何，附和而雷同之，所谓学界之奴隶也。及笛卡儿兴，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内返本心，复其固有之自由。笛氏之功，

不在禹下矣。”

[2]

4.达尔文（Darwin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人开始介绍达尔文及其学说，戊戌变法中又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贡献在于一般地介绍达尔文及其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学说的过程中，融会贯通，较广泛而准确地运用达尔文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写下了一系列的论著。特别是庚子之役和八国联军之乱后，国家的危机使他更深刻地感到

“适者生存”道理的正确性。“盖生存竞争，天下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

必败”[3]

，生物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他先后写下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著作宣扬西方进化论思想。

5.康德（Kant ）。1903年，梁启超发表了《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介绍了康德的生平和时代，评述了康德哲学的主要观点，从道德和智慧两方面论述了康德哲学的内涵和社会影响，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可贵的是，梁启超的介绍不仅全面、深入，而且形象、生动，颇能吸引读者。

6.亚当·斯密（Adam Smith ）。梁启超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佩服之至，将其《原富》一书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相提并论。他在简略介绍亚当·斯密的生平和主要观点之后，重点评述了《原富》的一些章节，并加按语，发表了许多深入浅出的心得体会。梁启超《对原富》在中国

梁启超翻译作品概述

李兆国

（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摘要：梁启超一生译介的西方书籍，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学作品（主要是政治小说）。西方的众多思想和学术流派由他介绍过来。梁启超不会西文，

略通日语，他翻译的作品不多，有日本小说，也有从日文转译的欧美国家的作品。这不仅说明他对西方文化的强烈追求，也显示了他在文化建设上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作品；概述中图分类号：I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 （2009）04-0236-03

收稿日期：2008-11-18

作者简介：李兆国（1972-），男，山东邹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翻译史、英汉文化对比与翻译。236——

的不普及深入深表遗憾，认为这是中国民智低下的一大原因。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梁启超才大力介绍亚当·斯密的思想理论，其现实针对性极其鲜明。

7.孟德斯鸠（M ontesquien）。梁启超把孟德斯鸠称为法理学家、近代三权分立理论的奠基人。在梁启超看来，“孟氏之学，以良知为本旨，以为道德及政术，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为根基。……《万法精理》全书之总纲，盖在于是。”[2]在20世纪初年一大批知识青年热心研读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的时候，梁启超在评介孟德斯鸠能做出如此中肯的评价，自然起着启迪和引导的作用。

此外，梁启超还较多地介绍过亚里士多德（Aristeo-tle）、柏拉图（Plato）、苏格拉底（Socrates）、霍布士（Hobbes）、斯拼挪莎（Spinoza）（通译“斯宾诺莎”）、斯宾塞（Spenser）、富兰克林（Franklin）、瓦特（Watt）、牛顿（Newton）、福泽谕吉等，涉及哲学家、政治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等许多方面。希腊的古典学术、英国的经济学说、法国的民主政治理论、德国的哲学流派在梁启超的笔下都有生动的描绘和评说。

他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成为迄今所知最早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中国人。1902年，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他译引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enjamin Kidd）的思想说：“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4]。“又说，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端，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翌年，又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再次介绍，“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1906年，他在《杂答某报》上甚至称赞“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主义”。他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问题。”[5]当然，在20世纪初，梁启超并不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他无非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为其所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梁启超极力关注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力所能及地加以绍介，这不仅说明他对西方文化的强烈追求，也显示了他在文化建设上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6]。

黄遵宪在《致新民师函丈书》中对梁启超译介西方学说的爱国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梁启超“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7]

二、节梁启超对西方文学作品译介

梁启超不会西文，略通日语，他翻译的作品不多，有日本小说，也有从日文转译的欧美国家的作品。前者有他翻译的日本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后者有他自日文本转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十五小豪杰》、法国佛琳玛利安（C.Flammarion）的《世界末日记》。

他文笔恣肆，情感汪洋，虽是移译，无异于再创造。

1.《佳人奇遇》

《佳人奇遇》是梁启超1898年9月25日乘日本军舰大岛号逃亡途中看到的一部日本政治小说。他在船只上只是大体翻了翻，原为解闷，但从这似懂非懂的日文中，他看出了这部小说的政治内容。到日本后，梁启超一面跟罗普学习日文，一面开始翻译这部小说，并把它刊登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刊登时未署译者名。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梁启超翻译的，理由是：以梁启超当时的日语水平不可能翻译此书。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就说，根据冯自由的记述和当时梁启超的日文水平，梁氏不可能独立翻译此书。他的结论是：“说梁启超是这部作品最早的介绍者、罗普是实际的翻译者，是最妥当的看法。”[8]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尽然。原因是论者忽略了《佳人奇遇》使用的文体。从小说使用的文体看，它属于汉文直译体，多少了解点日语的中国文人便不难看懂。而且梁启超自己也曾在《纪事二十四首》中说：“曩译《佳人奇遇》成，每生游想设空冥。从今不羡柴东海，枉被多情惹薄情。”[9]柴东海，即柴四郎，分明是说自己翻译过柴四郎的《佳人奇遇》。所以把《佳人奇遇》的译者定为梁启超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佳人奇遇》的作者是柴四郎（1852─1922），别署东海散士，上总国人，出身于会津藩士家庭，后成为政治家和小说家。他除写有《佳人奇遇》外，另有寓言体小说《东洋美人叹》。《佳人奇遇》从作者（东海散士）在美国留学时与西班牙亡命女郎幽兰、爱尔兰女郎红莲的邂逅写起，通过他们开展争取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及爱情友谊的描写，抒发了作者争取民族独立、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作者反对国内专制政治的思想。全书共十六卷，广泛地描绘了从北美独立战争、法军入侵埃及和埃及人民的反抗、朝鲜东学党起义直至甲午战争百余年来中外战争和革命运动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展现了大国欺压弱国，以及弱小民族忍受欺侮、惨遭涂炭的悲哀景况，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渴望自由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意愿。这样的主题也符合梁启超当时启迪民智和“新民”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小说中歌颂的“英雄”（如幽兰将军、范卿）、佳人（如幽兰女史、红莲、满梨）皆为主张立宪公议而有效忠本国之“贤君”者，这一点更与译者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梁启超到日本不久便首先翻译这部小说的原因。

《佳人奇遇》在艺术上和一般政治小说一样，作品缺乏系统的情节，只是设计几个任务，以长篇对话来发表自己的政见或叙述事情的经过。比如第一回幽兰、红莲和散士的对话，每个人一开口就是上千言，或叙述家世，或谈论国事，或谴责列强的殖民政策。以致使作品显得呆板、缺乏生活气息，这是《佳人奇遇》的主要缺点。

《佳人奇遇》较中国的政治小说又稍胜一筹，在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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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对话中，有的变成了第一人称叙事。其叙述故事经过，却又生动传神。比如第四回、第五回，红莲叙述她和幽兰女史、范卿商定用美人计欺骗守城长王罗、营救幽兰将军的经过，就相当生动，且中间屡生波折，虽近传奇，但也颇能吸引读者，因之人物形象也跃然纸上。如红莲机智聪明、巧于伪饰、胆大心细、善于迷惑敌人，守城长王罗之见色心醉、不辨真伪、贪色误事，都写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这又增强了这部小说的可读性。

2.《十五小豪杰》

梁启超还翻译过一部《十五小豪杰》的前九回，后九回由罗普续译，均发表于《新民丛报》（梁译九回刊于第2至13号，罗译刊于第14至24号）。《十五小豪杰》是由日本森田时轩译的《十五少年》转译的。该小说的原著为法国儒勒·凡尔纳的DeuxAns de Vacances（《两年的假日》），1888）。

小说是写南太平洋有一个英属的大海岛纽西仑，岛上学校的学生想利用暑假绕着纽西仑岛沿岸环游一周，谁知夜间海潮起来，把船的缆绳冲开，遇上大风，船吹入海洋中心，后来船又被吹到杳无人烟的一荒岛。小说即写十五个小豪杰与大自然斗争的故事。译者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一故事，培养青少年的冒险斗争精神，以及独立、自治意识。正像白葭在《十五小豪杰·序》中所说：“读是书者，须知是书之旨趣何在，灵魂何存。曰：有独立之性质，有冒险之精神，而又有自制之能力也。不独立则不能生存，不冒险则不能进取，能独立进取而不能自治，则无意之举动，不规则之竞争，亦必终归于失败而已。”独立、冒险、自治，“是三者，皆中国民之缺点也。”[10]梁氏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吸彼欧美之灵魂，淬中国民之心志。”[11]换句话说，也就是吸取西方思想中的民主精华，来培养、铸造中国青少年的新国民品格。

这主要是因为小说中所倡导的在恶劣环境中顽强拼搏、团结战斗的精神与处在民族危亡中的中国人民的思想有共鸣。所以这部小说问世后，不断重印，至1930年上海书局已出至第5版。同时还有其他译本。据不完全统计，有原生的中译本，题为《十五少年》，世界书局

1913年出版，至1937年出至第6版；有施落英的中译本，书名同梁译本，1940年8月上海启明书局初版；有章士佼的中译本，题名《十五小英雄》，1946年上海激流书店出版。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影响。

三、其他文学翻译作品

梁启超还翻译过《世界末日记》和《俄皇宫中之人鬼》两个短篇。《世界末日记》（刊于《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系根据法国文学家兼天文学家佛林玛利安所著的《地球末日记》编译，标“哲理小说”，小说写西历纪元后二百二十万年，地球上人类毁灭之悲剧。《俄皇宫中之人鬼》（刊于《新小说》第2号，1902年12月14号，署曼殊室主人译），据“译者识”云：“此篇乃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9]观其内容，似为假托之词。小说描写俄皇宫中“人鬼”事，影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

除翻译小说外，梁启超还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翻译过拜伦的两首诗。在小说中通过名人的诗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并不乏见。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中就通过东海散士的歌唱介绍了法国的《马赛曲》。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首先介绍了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渣阿亚》和《端志安》，成为中国最早翻译拜伦诗歌的译者。拜伦（George Byron，1788─1824）是20世纪初中国人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是英国一位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由于拜伦曾参加过希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战争，并为之献身，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爱和尊敬。他所写的歌颂民主自由、争取民族独立、富有反抗精神的诗篇，也给生活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通过黄克强的口说道：“摆伦（即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有几分是中国的说法哩。”[12]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M].上海：中华书局，1989:65-67.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M].上海：中华书局，1989：9-19.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上海：中华书局，1989:33.

[4]梁启超.杂答某报[J].新民丛报，1921，（12）:8.

[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J].新民丛报，1922，（6）:4.

[6]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9.

[7]黄遵宪.致新民师函丈书[C]//郑海麟，张伟雄.黄遵宪文集.[日]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198.

[8]夏晓虹.觉世与传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10.

[9]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M].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616-617.

[10]白葭.十五小豪杰·序[C]//王运熙.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232.

[11]梁启超.十五小豪杰第一回后记[C]//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四.上海：中华书局，1989:5.

[1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著者按[C]//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80:61.

[责任编辑王晓燕]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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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阅读

译文：
日本人称呼我们中国，一称作老大帝国，再称还是老大帝国。这个称呼，大概是承袭照译了欧洲西方人的话。真是实在可叹啊！我们中国果真是老大帝国吗？梁任公说：不！这是什么话！这算什么话！在我心中有一个少年中国存在。
要想说国家的老与少，请让我先来说一说人的老与少。老年人常常喜欢回忆过去，少年人则常常喜欢考虑将来。由于回忆过去，所以产生留恋之心；由于考虑将来，所以产生希望之心。由于留恋，所以保守；由于希望，所以进取。由于保守，所以永远陈旧；由于进取，所以日日更新。
由于回忆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已经经历的，所以只知道照惯例办事；由于思考未来，各种事情都是他所未经历的，因此常常敢于破格。老年人常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常喜欢行乐。因为多忧愁，所以容易灰心；因为要行乐，所以产生旺盛的生气。因为灰心，所以怯懦；因为气盛，所以豪壮。
原文：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
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
出处：出自近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
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于是，不出所料地，听到何蕙珍的表白后，梁启超一时竟慌了神。实际上，在演说中，何蕙仙过人的才识、和清丽的身影，也已深深刻在了梁启超的脑海里。但尽管如此，此时的梁启超虽远在他国，却始终未曾忘记自己为人夫的身份，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是一夫一妻的倡导者。于是，当天，何蕙珍并未拿到梁启超的小像。

但梁启超终究是一个正常的男子，大凡是男人，遇到有好感的女子表白，多半都会内心窃喜既而翻滚的吧。当晚，梁启超就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中，接近天亮时，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

于是，第二天何蕙珍就如愿收到了梁启超赠送给自己的一张小像。

何蕙珍拿到小像后，欣喜异常，之后她竟每日放小像放在枕边珍藏着。何蕙珍知道，回赠小像一事已表明：对于自己，梁启超还是很有好感的。但这好感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何蕙珍却并不知情。而在梁启超这里，给何蕙珍小像意味着：他的那颗在婚姻里定了7年的心，有了最初的萌动。

不得不说，人心这个东西，虽长在人身，却从来是不由自主的。从梁启超的内心被何蕙珍撩拨的那刻起，梁启超就知道，自己的心怕是要管不住了。随后，何蕙珍依旧经常为梁启超充当翻译。有了何蕙珍的帮衬，梁启超的演说总能取得很好的反响。

于是乎，在心底深处，梁启超对何蕙珍又兀自多了几分感激。

这以后，两人在一次演说之后的长谈，又彻底让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这天，演说结束后。何蕙珍就梁启超演说中的内容，开始向梁启超发问并表达自己的想法。这让梁启超分外震惊，原本，他以为这个小女子只会充当翻译，却不想，对于维新思想，她竟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人说，大脑是情爱中最大、最重要的器具。所以，一旦大脑被启动，那么，接下来就必然是沦陷了。在这场长谈中，梁启超与何蕙珍从国内外形势，聊到了报国之志向。梁启超此时才发觉，这个远在海外的女子，竟与自己有着如此多的共同见解。最后，何蕙珍还表达了她想兴办学校、回国服务的愿望。

那天，两人惜别时，何蕙珍还用软软的小手握住梁启超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 ，莫忘我，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 ，我必来。 我之心惟有先生。”

那一刻，梁启超整个的身心都被何蕙珍的话语打动了，他甚至在何蕙珍的话里突然忘了世间的一切。梁启超清醒地知道：一个女子将她的人生和你的理想相契合，定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味。

梁启超没有料到，这个女子柔弱的身躯里，竟有如此大的气魄和胆识。

就在长谈后的当晚，梁启超再次为这个女人失眠了。半夜，随着夜幕一起降临的，还有何蕙珍与梁启超道别时的那句：“我之心惟有先生”！当晚，知道自己注定无眠的梁启超索性坐起来，提笔写到：

“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 .”

从梁启超的这段文字便可看出，异国他乡里的他已经对何蕙珍动心了。换句话说，梁启超已经有些沦陷了。

但沦陷后的梁启超却并未向其他男子一样试图“干点什么”，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妻子李蕙仙远在千里之外，所谓“天高皇帝远”，梁启超要是真心想干点什么，也未尝不可。

但梁启超偏偏没有，毕竟，在梁任公这里：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

可情感从来不是人力能控制的，这点，梁启超自己也心知肚明，他知道此时的自己极其需要一个倾诉对象，否则他在美国的生活都将可能受到影响。

在情感煎熬中的梁启超最终选定了妻子作为倾诉对象，他的这个决定委实有些让今天的男女想不通，但在当时的梁启超看来：只有妻子才是他倾诉这情感困惑的最佳人选。

梁启超之所以跟妻子倾诉，自然也与妻子李蕙仙平日对他的过分包容有关。正是，直男梁启超毕竟还是不那么了解女人，他不知道即使女人对男人的包容再大：你也不能真的把她当妈且什么都和她说。

梁启超以为妻子对自己的包容是全方位的，他理想中的妻子也是这般模样的。他忽略了妻子李蕙仙作为女人的本性，女人的本性之一是善妒，所以，几乎没有女人能对丈夫喜欢的其他女子做到不嫉妒。

只是，每个女人嫉妒的方式都有些不一样，多数女子在面对自己丈夫喜欢的其他女子时：会一哭二闹三上吊；还有小部分会在面对这种局面时选择隐忍。而这后一种，即隐忍，在封建时代往往经常会被男人认为是“包容”。

梁启超本能地以为：知道自己婚内可能爱上别的女子后，名门出身、智慧且一直对自己包容的妻子收到信后的反应，会是后者。

因着这种“以为”，梁启超便提笔给妻子李蕙仙“报告”相关了。

梁启超夫人极其子女

在信里，梁启超详细记述了他和何蕙珍认识的点点滴滴，他还把自己对何蕙珍的感觉一股脑儿告诉了妻子。总之，这封信的核心就是：夫人，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可能爱上了一个姑娘，这姑娘对我好像也有意思。

话说，信寄出不久后，在家里带孩子伺候老人的李蕙仙就接到了丈夫的信。

打开信一看，李蕙仙当即就惊呆了，信里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看到丈夫信里那让人面红心跳的字眼，李蕙仙心里有些异动。原本她以为，七年老夫老妻了，激情什么的，都已经随琐碎磨灭了。可是当丈夫真的和另一个女子暧昧不清时，她心里的感觉竟还会如此强烈。

但知书达理且情商超高的李蕙仙知道，既然梁启超能写信来跟自己倾诉，就说明在这件事情上，他尚还没最后拿主意。换言之，梁启超并不会真的把这个女人娶进门。但另一方面，李蕙仙想，他找自己说究竟是什么目的呢？自己怎样处理才最妥当呢？

懂心理的都知道，在关键时刻，起决定作用的虽然是行为本身，但很多时候，如果情绪把控不到位，任何事情却有都可以因情绪失控而被改变。

所以，遇到大事第一时间是要稳住情绪。尤其，当面临感情问题时，情绪就更加重要了，情绪稍没控住，事情可能就弄巧成拙了。在如此分析以后，冷静下来的李蕙仙提笔给丈夫写了一封回信。李蕙仙的回信非常简单，她写到：

“您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您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收到回信后当时就着急了，为何？因为他觉得妻子在信里的回复过于简单了。毕竟，从来话越少，往往越具威慑力！更为重要的是，妻子开头那句话很是让他嗅到了一股寒意，因为那句话就等于是在告诉他：如果你真想跟和姑娘好，我是没意见的，但你先得过了你病重的父亲那关。

这句话等于是一个软威胁，意在提醒梁启超：你这种行为很可能引发“家变”。

提倡一夫一妻的梁启超岂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答案当然是不能，于是，梁启超当晚就着急忙慌地铺纸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回信，以下便是这封匆忙回信翻译成的现代文：

“夫人哪，这种事情怎么需要禀告父亲大人呢？你真要把这种小事告诉父亲了，这害我挨骂不说，还会引得老人家生气甚至影响他身体的康复，这可千万使不得。

如果你还没有跟父亲大人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提及此事了。我之所以在信里和你说那么多，主要是因为我两一直彼此交心，所以忍不住什么都跟你说，所以才赘言那许多，这啊，都只是为了图个倾诉而已。

从情理和其他种种来说，我都断不可能对那姑娘存有任何的妄想。我此生已经立下誓言，要做众人的楷模奉行一夫一妻制，这事，我还曾经登报说明过，如今天下人人都以我为一夫一妻的楷模，我又怎会轻易自己去打自己的脸呢。

况且，如果父亲和国家都危在旦夕，我现在又因公事游历国外，若因此等儿女情长之事起什么事端，这天下人岂不都将不能原谅我么。我梁任公是血性男子，血性男子，怎可能因儿女小事而忘乎所以。夫人啊，你要相信，我和那个蕙珍，一定只会‘发乎情止乎礼’而已。我很明确地告诉夫人，我和蕙珍往后，将永远以兄妹之礼处之，夫人明鉴。”

可以说，李蕙仙收到信后，是完全放下了心。自这以后，梁启超与何蕙珍的事儿她便再也未提及。而梁启超，也乖巧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断了情丝。

只在1900年11月的《清议报》上，主笔梁启超才刊登了自己的《纪事二十四首》，这也是他为这段未开始的感情做的最后的总结。其中第十首中，他写到：

“我非太上忘情者，天赐奇缘忍能谢。思量无福消此缘，片言乞与卿怜借。”

这首诗中的“无福消此缘”一句，直将梁启超的无奈写得淋漓尽致。这以后，何蕙珍虽一直不间断地追随着梁启超，但梁启超却再未与她有过任何实质性的交往。

1924年，梁启超原配李惠仙病逝，这一年，时年42岁正单的何蕙珍特点从檀岛赶来，她劝梁启超节哀，同时她也表示愿意留下来照顾梁启超的后半生。但她的这一请求，再次遭到了梁启超的拒绝。

妻子虽然心里很痛苦，但她深知丈夫的为人，她搬出了她的公公来，她给梁回信首先表示同意，她说她没有意见，但她要禀明公公知道，劝老人家同意梁的所为。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身为大孝子的梁启超立马惊醒了，马上斩断情缘，并向妻子认错。

李蕙仙给梁启超回了信，上面写道：“既然你喜欢她，你就把她带回家吧！只要父亲没有意见，你可以娶了她，我也认她。”

她说：“追求美好的事物是人之常情，我没有意见，但是要征求人家姑娘和父亲的同意，如果娶回家，我也一定会待这位姑娘如妹妹一般。”

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直接表示，如果能够过得了他病重父亲的允许，梁启超就可以和女翻译在一起，暗示一旦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引起家变，让梁启超立刻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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