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苏联工人罢工事件是怎样的？

课文《一身是胆的工人代表》原文是怎样的？~

2013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诞辰115周年纪念日。当天，“刘少奇与民生座谈会”在湖南长沙宁乡县刘少奇纪念馆举行，“追寻少奇足迹”中国刘少奇纪念地联合展览也同时开展。刘少奇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表示，他的父亲就是从百姓中、从人民群众中来，又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我们也应该在人民群众中成长、学习”。以下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刘少奇。
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从1922年9月开始，刘少奇与李立三一道，在江西安源领导了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一身是胆的工人代表》，描写的是刘少奇同志作为工人代表，不顾个人安危，孤身入虎穴，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取得罢工胜利的故事。课文中描写的他大义凛然、胸有成竹、大智大勇，表现了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情节，文章却没有详细介绍。
“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
2008年11月30日，江西萍乡举行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出席了座谈会，会上刘源根据他父亲的回忆以及母亲的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具体细节。
1922年，刘少奇同志刚从莫斯科回来，陈独秀安排他去湖南找毛泽东，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委托他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刘少奇到达安源时，正值大罢工前夜。他到达之后即联系工人，了解罢工准备情况，仔细研究谈判的十七条要求。
回忆那一时期的自己，刘少奇是这样说的：
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苏联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八个月，就算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就在这里。没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一罢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缉，工人把他藏起来，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们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啰，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两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摘自王光美回忆文章《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下文楷体引用内容同此处）
简短数言，谦虚无华，亲切实在，没有神化和拔高自己，而是把一切成绩归之于群众，自己退到到群众的后面，把自己融入组织之中、群众之中。这也许是刘少奇同志的自谦，但的确与我们想象的情节不太一样。但仔细一想，刘少奇同志的叙述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一个刚刚回国的、只有23岁的青年学生，刚参加斗争，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了解全貌、把握全局，必须向工人了解情况，向工人学习。用刘少奇自己的话就是“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
刘少奇同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告诉我们，党的领袖人物并非一开始就是未卜先知、大智大勇的“超人”，他们的革命经验是在斗争中积累的，之所以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是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摸爬滚打的结果。只要你真正懂得工人的疾苦、了解工人的要求，豁出命来全心全意为了工人谋利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工人也会信任你、支持你、保护你。
在安源期间，作为全国革命低潮中“硕果仅存”的成功工会领导者，他勇敢地承担起重任，使各方面工作卓越而稳定地开展起来，并把我党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第一所党校、第一支工人武装、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搞得有声有色，还发展、掩蔽和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党员干部。那几年，安源的党员数量最多时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小小的安源，是我党早期革命的摇篮，在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小莫斯科”之称。工人运动培养的大批工人后来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萍乡多次为革命输送力量，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闹“左”倾情绪 工人要打自己的领导人
对于自己领导的工人运动，刘少奇同志常常从汲取经验教训角度进行思考。他讲过安源一段有趣的往事，提出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罢工取得胜利后，编者注）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
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工会很孤立地岿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还要求进攻，这中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矛盾、委屈、苦闷跃然纸上。这也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独有的问题，就是在斗争取得胜利时容易犯“左”的急躁病。而且在后来，刘少奇同志领导武汉工人运动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他在另一段描述中说：
这时“左”的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行得通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是骇人。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出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如果不是刘少奇亲口所谈，我们很难知道彪炳史册的安源大罢工中还有另一面，“左”倾情绪，工人要打自己的领导人……这不禁令人惊讶，然而仔细一想，却又是那么真实。辉煌的一面和这一面合在一起，才构成了真实的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直面历史，实事求是，做到这一点对于一般人来说已属不易，对于胜利者和成功者来说，尤为难能可贵。刘少奇在这里不仅留下一种风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在中国的社会土壤里，的确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左”的因子，防“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在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自觉警惕极左、抵制极左和纠正极左，这些思考一直贯穿到他建国后领导中国建设的实践中。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党的领袖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实践家，他们始终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从活生生的斗争实践中寻找答案，制定政策，推动工作。这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也是重要的启示。

在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在法律上享有罢工权，但实际上罢工并不常见。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罢工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需要经过工会的组织和协调，并且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和镇压。此外，这些国家的工人通常被要求遵守严格的纪律和规定，包括罢工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和方式进行，否则可能会受到惩罚。
在实践中，罢工的工人可能会受到政府的镇压和惩罚，包括被捕、监禁和流放等。此外，这些国家的工人也可能会受到其他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包括强制劳动、低工资和缺乏社会保障等。
因此，尽管在理论上工人享有罢工权，但在实践中罢工并不常见，而且往往受到政府的镇压和惩罚。

苏联时期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根据他所“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和目击者对该事件的回忆，翔实地描述了流血悲剧发生的经过：“莫斯科大街的尽头有一座列宁纪念像。纪念像坐落在一个街心公园里，绕过公园的两条小马路通向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大楼。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而这里，市委大楼前的广场和街心公园尤其拥挤。许多孩子为了能看得清楚，爬到街心公园的树上去了。”20来个工人穿过市委大楼内部，“出现在宽大的阳台上，向集拢在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一些杂乱无章的讲话。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市委大楼里似乎有人开始扭打了。在阳台上讲话的工人一个一个被揪进楼里。阳台上出现了军人，越来越多。一队冲锋枪手开始从大楼前面的小广场上逼迫群众后退，把人们逼向街心公园的铁栅栏。人们被士兵们逼迫着向后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祸。这时，不知是谁下了命令，总之，是这些士兵举起冲锋枪来，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了第一排齐射。也许普里耶夫将军并没有打算立即向群众开枪，但是事件却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了：朝着群众头顶射出的第一排枪弹飞向街心公园的树冠，打中了爬到树上看热闹的孩子们，死伤的孩子纷纷从树上落下来。这时，自然，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而士兵们，不知是按照命令还是看见鲜血之后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于害怕，便朝着吼叫的群众开始了密集的射击”，“一位目击者说：当时的印象是到处都躺着死尸。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受伤的。各种材料都相当一致地证实：当场被打死的有70至80人”，“接着，士兵们开始寻找并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把死伤的人们抬上去，运进用高围墙围住的部队医院（在随后的一两天内，公共汽车的座位上仍留着斑斑血迹）”。

这次罢工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上述伊万舒京呈交给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指出：“骚乱被平息以后，收集到20具尸体，其中两名妇女。尸体被埋葬在这个州的不同地方。将近40人受伤，其中3人死亡。为了制止骚乱，向该市增派了军队，实行了宵禁。”“实行宵禁后，从6月3日夜间到4日有将近240人受到逮捕和审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写于1962年6月14日的致赫鲁晓夫的书面报告汇报了人员死亡情况：“兹报告新切尔卡斯克大规模骚乱期间被打死人员的情况。共打死23人，其中18人已查明身份，另5人身份尚未查明”，“尸体埋葬在该州的5座公墓里”，“截至6月11日，有85人因被怀疑积极参加大规模骚乱而被逮捕”。

解密档案文件及索尔仁尼琴对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的描述，尽管在一些细节上存在着差异，但对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主要经过以及最后结局等方面的叙述基本一致。物价上涨和工资降低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的直接因素。此外，长期以来“车间劳动条件差”、“厂内缺乏安全技术保障”、“日常生活处境窘迫”等因素，特别是该厂厂长库罗奇金的蛮横态度直接刺激了工人们的情绪，导致了冲突加剧。索尔仁尼琴也指出：“工人们在这种物价和工资的同时挤压下，群情激愤”，假如厂长库罗奇金“不是这样回答的话，说不定事情也就平息下去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此时苏共和苏联政府物价上涨决定的出台呢?要知道，早在1957年初，赫鲁晓夫就曾宣布：“要在今后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和黄油按人口平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强调要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可仅过了半年多，人民等来的却是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价格的决定。与此同时，政府又推行了一项《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结果使1950年代依靠家庭副业逐渐增加的牲畜在短短几个月内化为乌有，几乎完全遭屠宰，广大居民自我保障的机制被摧毁，肉类和牛奶的价格势必上涨。

• 实施暴力镇压。事发当天，苏联政府就动用警察和军队前往工厂，且在当天晚上对该市实行宵禁并逮捕20多名“带头闹事的人”。6月2日中午，军队官兵端着冲锋枪对工人和市民扫射，导致23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
• 全面封锁消息。整个事件过程中，苏联政府高度重视封锁消息，为此，克格勃动用了各种手段。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1962年6月12日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鉴于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国家安全委员会派去了140名刑侦人员和领导人员。为了发现并防止不良消息通过无线电爱好者传播到国外去，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特派去了5辆装备无线电接收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侦察勤务车。”事后，对“骚乱的积极参加者”进行了精心准备的审判，但是“地方报刊不得发表与此相关的任何消息”。因此，不仅国外，就连苏联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直到苏联解体前，都极少有人了解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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