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赵晋侯墓地是怎样的？

西周晋侯苏钟的文物背景~

曲村—天马北赵晋侯墓地，经1992－2000年间，六次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9组墓葬再现了晋侯排列有序的完整世系链环。大多数学者认定，晋侯墓地的9组晋侯与夫人墓是从西周早期偏晚的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仇，九世父子相继。晋侯墓地共出土青铜礼乐器数百件，显示出晋国作为西周属国的独特文化面貌。首先在青铜器用鼎制度上，九世晋侯墓表现出西周器用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晋侯墓地的青铜器，以其特立独出的鸟兽形青铜器显现出晋国夏夷相融的文化习俗。出土的立鸟尊，器身为高冠回首凤鸟形，背盖上有小的立鸟形盖钮，尾部呈象鼻状下弯与双足构成三点支撑；猪尊，器体为立姿硕壮猪形，器腹中空，背上一圈形捉手的盖，獠牙、耸耳、脊鬃、翘尾显示出野性未泯的不驯；兔尊，大小不一，匍匐拢耳，四腿蜷曲，背上一敞口长项尊与中空腹相连。 晋侯墓地青铜器在纹饰上，繁缛与简约并行，除西周常见的几何形的波曲纹、重环纹、垂麟纹外，还有变形龙纹、兽面纹占相当数量。繁缛如龙耳人足方盒、鸟盖人足扁等，器身遍布复杂多变的纹饰。在从为数众多的铜器中，有铭器物相当丰富，这些珍贵的铭文，具有证经补史之作用，其中有六位未见诸史册的晋侯名字，一批有研究价值的西周人名，多种前所少见的时历，特别是晋侯苏钟，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部参与厉王亲自指挥的征讨东夷的战争和西周晋国辅佐周室、勤王图强的历史现实。

▲晋侯稣钟（两件） 山西博物院藏
一件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
另一件高22.3厘米，铣间距12.9厘米
著名的晋侯稣(sū)编钟，
是一套青铜打击乐器，
因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
晋侯“稣”的墓中而得名。
该组编钟，
大者高52厘米，
小者高22厘米，
皆为甬钟，共16件。
目前，
14件藏于上海博物馆，
2件藏于山西博物院。

▲藏于上海博物馆的14件晋侯稣钟
一套编钟为何天隔两方？
近日有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来“揭秘”当年的那段历史。
但该文在流传过程中，
有当年亲身经历过此事的考古专家，
直指其中有基本事实错误，
与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
原文
博物馆馆长买了14件假编钟，
当找到古墓后所有人都叹服了

▲晋侯稣钟上的铭文拓片
晋侯稣（亦称“苏”）编钟的特别之处是每一个器物上的铭文不是单独成篇的，而是下钟连着上钟读，而且铭文有铸成的，也有后刻上去的。先是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的古董市场上购回14件，当14个编钟运回大陆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老马失蹄”，直到另外2件编钟在晋侯苏墓地找到，与这14件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后，这才成就了“老专家慧眼识宝”的精彩故事。
2002年夏，上海博物馆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山西晋侯墓地青铜器展。进得展览大厅，在轻轻的古钟音乐声中，观众们仔细地欣赏16个一套晋侯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外壁都用利器刻凿规整的文字，刀痕非常明显。每钟的文字连读成篇，共有355字，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前846）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它们不仅是晋侯墓地最重要的器物，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可是这套编钟是分两次获得的，当获得首批14件时，被普遍地指控为伪物。其真伪之谜直到找到另两钟后才真相大自于天下。

这套编钟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可贵的记录。铭文记有7个干支历日和5个记时词语：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认为：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通过对8号墓中的木炭等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在公元前816一前800年之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属厉王，晋国用的是周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以厉王出奔之年为“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则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该年依建丑(以夏历十二月即丑月为岁首)：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是十四日；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卵(当是辛卵）”是十八日，“既死霸壬寅”是二十九日；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是初七(“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按干支推出的日期与月相能相合，可知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不误。因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前877年。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证实。
铭文还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晋侯苏受王命，去征伐夙夷部落。战斗共发生了三次。首次就获得胜利，晋侯斩首120人，活捉23人。周厉王闻讯后，亲到战场视察，晋侯亲率士众杀进夙夷的阵中，再次斩首100人，抓获11人。厉王命晋军乘胜追击，晋侯斩首110人，抓获20人，晋侯的部属斩首150人，抓获60人。厉王回到成周后，要召见晋侯，苏便来到成周；厉王亲赐鬯酒、弓矢和马匹。铭文补充了史书的失载。

晋侯苏编钟还证实了西周晋国的都城在曲沃。汉代以来，诸多史籍未能明确记载晋都之所在，更不记晋侯墓的所在地。这套编钟既证实了曲沃就是晋国的都城，又证实了曲沃北赵村发现的就是晋侯墓。
14件编钟从香港古玩街购回时，很多文博专家认为是伪器。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出访香港，有一位富翁陪同他游览香港古玩肆，并答应说：你看中了什么文物，我掏信用卡。
在琳琅满目的古玩街上，马老看中了14件编钟。马老的话音刚落，这位爱国的港商大吃一惊，倒并非为了钱的问题，它们仅标价十余万港币，便宜极了！而是惊讶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专家竟然也会看走眼，因为香港有很多收藏家，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仿制品，是伪器。他好意地提醒马老要仔细看看。马老越仔细看，就越是坚定地要购买这14件编钟。就这样买定了！
编钟运回上海博物馆后，很多专家慕名前去观看，而绝大多数人认为马老真的看走了眼，马老这回上了大当。认为这14件编钟为伪器，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其一是器皿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锈蚀的程度不对；其二是铭文显系后刻，不是铸成的；其三是每器的铭文根本就读不通。可是马老还是坚持认为是西周晋侯的编钟。要说明它们是周文物，知识渊博的马馆长解释说：器皿一直深埋地下，由于最近才出土，故锈蚀的程度不够，甚至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铭文虽为后刻，但是系当时的后刻；铭文并非一器一铭，若把它们连缀着读，就通顺了。

马老的解释虽然有理，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拿出铁一般的证据。马老立即写信给正在山西省晋侯墓地进行考古挖掘的专家，询问有没有发现另外的晋侯苏编钟。因为根据铭文的推断，还应该有刻有“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话语的一二个钟。可是回答令人失望，说是晋侯苏墓已经挖掘完毕，并未见有编钟。马老再度写信，要求在回填土时仔细查找。
考古工作者遵照这位老专家的要求，在回填土时进行了仔细的翻检，奇迹出现了！两个形体不大的钟出现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此消息告诉马老，并告知铭文，稍大的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稍小的为“永保兹钟”。“年”字正好上承第十四个钟的铭文的最后一个“万”字。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这样，晋侯苏编钟遂成完璧。

▲完整的16件晋侯酥钟
那么14件编钟怎么会出现在香港古玩肆的呢?原来在199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发现成片的春秋时期墓葬。省考古所组织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挖掘，可是因为要麦收，考古队的民工走了，考古工作暂告停止。这片发掘中的春秋墓葬才停工不久，便发生了猖狂的盗掘，大量文物被贩子运往海外。14件编钟就这样到了香港。
马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慧眼识宝的佳话却永远流传在文博界。
这篇文章讲述了晋侯酥钟分分合合的故事，
看上去非常“引人入胜”，
但对当年的亲历者来说，
其中一些情节纯粹凭空想象子虚乌有。
质疑者，
是山西考古学者张崇宁。
为此，
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专门撰写了一篇澄清文章，
记述和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
驳文
忆晋侯酥钟失窃始末
最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博物馆馆长买了14件编钟，当找到古墓后所有人却都叹服了》。就题目看便可看出是一位好事者，不了解实际情况还想抖包袱，卖关子。
实际情况我有部分亲历，在1992年下半年，准确说是9月份，我有幸加入到曲沃县曲村——天马遗址内的晋侯墓地的发掘工作中，其实这个考古工地上半年就开始发掘了，那是因为前一年当地发生了严重的盗发古墓事件，北京大学考古系会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1992年上半年在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山西晋南这地方每年6月初便进入收麦季节，所以参加发掘的民工这时也就各回各家收麦去了，在此情况下，考古发掘也就不得不暂停。就在这段暂时停工的时间盗墓贼下了手。当地公安局把此次盗墓定为“8.31”案件。

▲天马——曲村遗址俯瞰
在曲沃县的曲村镇，省考古所与北京大学共同筹建的一个北大考古系的学生实习的基地，类似于一个单位，在这里可以生活，工作，设施基本齐全。我9月份来到曲村工地，接着上半年继续发掘，当时发掘了五座墓，分别是6、7、8、9、13号，我负责清理9号墓，这个墓太深了，情况复杂，墓道和墓室中均葬有车，严重耽误了时间，发掘结束时都已快过年了。在墓口上搭着保温棚，里面点着灯和电炉子，外面下了雪都不知道，当我们下班时天也黑了，在旷野间踏着厚厚的积雪往驻地走，感觉非常好。
我想说的是在8号墓，这个墓在上半年收麦期间停工时被盗，其中出土的东西很值得一提，在这个墓中出土了带铭文的青铜器。我们清理时残剩有鼎、簋、壶、尊等，在青铜鼎上有铭文为“晋侯稣”，另有带铭文的编钟两件，稍微大点的铭文内容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第二件铭文为“永保兹钟”，从铭文内容看明显是最后两件，属于结尾性的习惯用语，所谓“年无疆”说不通，前边必有内容，这座墓是被盗过的，编钟明显不全，文字内容自然不全。
听说县公安局有缴获的铜鼎，于是我以及北大徐天进老师陪同邹衡老先生到了县里找了县委书记，然后去了公安局，县公安局接到书记的指示安排了这次观摩，他们把我们带到监狱里，在办公室看到了这两件鼎，在鼎的腹内部看到有文字，但因锈迹遮掩，内容难辨，但可以肯定是出自8号墓的。

▲“年无疆，子子孙孙”铭文拓片
同时我们还听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买回许多出自山西的青铜器，其中就有有关“晋侯”的青铜器，现在想不起是通过什么渠道听说这一消息的。
第二年继续发掘，三月份邹衡先生提出要去上海博物馆看看去，于是考古所给买了车票，我以及高崇文老师陪同邹先生一同前往。

▲张崇宁（左）与邹衡先生（中）合影
上博马承源馆长在百忙中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我们看了这次他抢救回的所有青铜器。
他们从香港抢救回的这批青铜器无疑都是出自晋候墓地，其中有“晋候对”，邹先生当时就认为这是M1、M2中的器物，因为在M1、M2中残留的碎铜片可以与上博的一件盨的残缺处吻合。最主要的是十四件编钟完全可以肯定是出自晋候墓地M8，首先，这些分处两地的编钟铭文字体风格是一致的，两处的文字都是刻上去的，而内容是可以连贯的，上博编钟的最后一件（第14件）铭文内容为“…降余多福，稣其迈（万）”，M8出土的属于第15件内容为“年无疆，子子孙孙”，说明马馆长从香港抢救回来的这批青铜器毫无疑问都是出自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的。
在这些青铜器被确认之后，马馆长非常严肃地向邹先生深深鞠了一躬，当时我在旁边不大理解，因为在这之前我是见过马承源馆长的，同时也见过他与其他学者在一起相聚的，但从来没见过他如此认真地向哪位学者行这礼。
之后，还是在上海的一次关于晋候墓地出土青铜器的研讨会上，马馆长才道出了原委，说：“当我在香港看到这批编钟时犹豫再三，首先，器物器形无疑是西周时期的，铭文字体结构也符合当时的风格，铭文的内容，从叙事的语法上看也没问题，但问题是这批字体全部都是刻上去的，按照惯例，这个时期的铜器铭文都是铸造器物时就铸上去了，铜器上刻字的做法要到战国时才出现，而这批铜器却是西周的。买了吧，有这份疑惑，不买吧，它们很快就会流失到国外，最后还是冒险抢购回了这批文物，买是买回来了，但私下里也有不少议论，说，马馆长花大价钱买回假文物了，我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可见这份压力有多大，正当我疑虑重重之时，邹先生来到了上海，在他的鉴定下确认了这批文物的真实性，打消了我的疑虑”。

晋侯稣钟是不幸的，
因为被盗掘而分隔两地；
相较于其它大量的流失文物来说，
它们又是幸运的，
最终得以珠联璧合。
但不管如何，
历史真相不能随意涂抹，
更不能被刻意遮蔽。

据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记载，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年幼时经常与成王在一起玩耍。有一次，成王把一片桐叶削成玉圭的形状对叔虞说：“以此封若”。不久。史官就请成王选择吉日举行分封叔虞的仪式。成王说：“吾与之戏耳。”史官说：“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便封叔虞于唐国故墟。到叔虞的儿子燮时，因其境内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晋水，便改国号为“晋”。

是否因一句戏言，成王封弟于唐，已无从考证。但分封是事实，而且在西周初年的大分封中，晋国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封国。然而，叔虞始封地——唐，究竟在何处？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虽然汉代以后的学者都认为唐在今山西省境内，但关于其具体地点，说法颇多，莫衷一是。可见，有些问题仅依靠文献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借助考古学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寻找晋文化的考古工作在晋南展开。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发现天马一曲村遗址。位于山西曲沃和翼城两县的交界处，遗址面积近11平方公里，包括各类居址、作坊区、墓葬区。1963年首次发掘，1979年起连续发掘至今。研究者多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就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在位于北赵村的多座大墓连续被盗的情况下，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1992—1994年，对该墓葬区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了8组17座大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证明它们是晋侯及其夫人墓。2000—2001年。又清理了1组2座晋侯及其夫人墓。总的算来，目前清理的晋侯及其夫人墓共9组19座，按坑位可分作南北三排。北排自东向西依次是13号、9号、6号、7号、33号、32号、93号、102号墓；南排自东向西依次是1号、2号、8号、31号、64号、62号、63号墓；在南北两排中间偏西处夹有91号、92号墓，在偏东处夹有114号、113号墓。除64号、62号、63号墓为3座墓东西并列成为1组外，其余均为2座墓东西并列成为1组，为夫妇并穴合葬墓。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1条或2条墓道。个别墓无墓道。葬具为木质的棺椁，为一重椁一重棺，或一重椁二重棺。棺椁周围多填塞青膏泥、积石、积炭以防潮。有些墓殉葬有车、狗等。值得一提的是，114号墓北侧二层台下发现1个坑，坑内有人骨1具，为一个殉葬的年轻女性。墓中有殉葬人在晋侯墓地仅见此一例。

随葬品有金、铜、玉、石、牙、骨、陶器等。其中铜器最多，有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以容器和乐器最重要。很多铜器上都有重要铭文，内容涉及晋侯的活动，多有晋侯之名。8号墓出土的晋侯苏钟具有重要意义。这套编钟共两堵16件，其中14件被盗而流散境外，后由上海博物馆购回。钟上有长篇铭文，详细记载了王33年，晋侯苏率兵随周王巡省疆土，并受命伐夙夷立功受赏之事。铭文对西周铜器断代、西周历法及方国史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64号墓出土的8件一套编钟，铭文内容与楚公逆有关。史载晋、楚两国交往的最早时间不超过春秋早、中期之际，然而楚公逆所处的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宣王之世，在晋侯墓中出土楚公逆的编钟，至少将晋、楚交往的历史提早至西周晚期。晋侯墓还出土了一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其中很多为青铜器中首见。如8号墓出土的3件兔尊，以兔为尊，在青铜器中尚属首例。63号墓出土的简形器。盖上有立鸟为纽，盖和口沿各有一对贯耳，下有方座。四面各有一裸体人形足，方座内挂两只小铃。这种铜器造型前所未见，其功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晋侯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包括璧、璜、琮、圭、戈、环、块、玉人、组玉佩、缀玉覆面等。比较重要的是组玉佩和缀玉覆面。63号墓出土的一组玉佩饰，由玉璜、玉珩、玉管、料珠、玛瑙管组成，共204件，其中最大的璜，长达15.8厘米。纹样多用双勾技法雕刻，工艺精湛。组玉佩下端有两件玉雁，形象活泼。缀玉覆面是盖在墓主脸部的，其中62号墓所出的缀玉覆面为晋侯墓地最精彩的一组，由48件形状多样的玉片缝缀在布帛上组成人面形。眉、眼以碧玉制作。玉片多雕刻有纹饰，制作精细。最具特色的是。在63号墓出土的一件铜盒内装满了各类玉质小件器物，有玉人、熊、牛、马、鹰、龟等多种造型，其中大部分是商代的典型玉器。这些玉器墓主是如何得来的，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玉器被单独放在一处并用来随葬，它们应是墓主生前钟爱之物。

晋侯墓中出土陶器不多，也没有玉器和铜器精美，但对考古学断定年代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陶鬲，使用时间长，形式变化多样，是周代考古断代的标准器。其中7号墓出土的一件陶鬲，卷沿，深腹。连裆较高，三足呈锥形，鬲身加有三个小扉棱，是西周中期较为典型的连裆鬲。对晋侯墓出土陶鬲进行早晚顺序的排定，为一些没有纪年材料出土的墓葬的断代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自叔虞始封于“唐”至文侯共历十一侯，文侯以后，晋国迁都新田，又在新都附近另辟公族墓地。晋侯墓地起止年代大体是从西周早中期之际至春秋初年。研究者多认为墓主为唐叔虞或晋侯燮、武侯、成侯、厉侯、靖侯、厘侯、献侯、穆侯、文侯这9代晋侯及其夫人。

晋侯墓地无疑是20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为研究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具有重大意义。晋国迁都新田以前的都邑所在一直是学术界广为关注的问题，这次晋侯墓地的发掘，以确凿的实物资料证明，晋国始封地——唐，应在晋侯墓地附近。新的发掘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出土铜器铭文中的晋侯之名多数与文献所记晋侯之名不符？晋国早期都城的城墙、宫殿在哪？这些谜底的揭穿，还要靠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的研究来逐步解决，这种探索永无止境。这就是考古的魅力，也是科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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