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资料要全

杨绛的资料~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中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钱先生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编辑本段家庭简介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要接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这便是钱瑗的出生。
　　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女士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女士已步入生命的第97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编辑本段语言特点
　　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把词序变换一下，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如《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有一句话：“登台就有高帽子戴。”通常也许会说“登台就得戴高帽子”，因这分明是被迫。但杨绛这句话说得有点喜气洋洋的气氛，令人想起“拜年就有压岁钱”之类。这与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合拍，只好当成一句反话来读：不仅表现出作者身处其境的哭笑不得的无奈心情，也隐含了她对待那时环境的解构态度。平平八个字，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很有韵味。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节选自《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编辑本段杨绛说命理
　　杨绛大概是相信有命理的，在她的新书《走到人生边上》中说：命如果“没有理，怎么算呢？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她回忆小时候碰到过一个算命的瞎子，拿她刚刚去世的弟弟的“八字”给他算，瞎子掐手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又拿她姐姐的已经夭折的孩子的“八字”让他算，瞎子掐手一算，勃然大怒说：“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虽然杨先生说自己“无意学算命”，但也偶尔听到一些“皮毛之学”，并在书中略做了介绍。
　　杨绛与钱先生结婚后出国，钱先生的父亲拿了一份钱先生的命书交给她，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杨绛确实比钱先生小一岁。但最后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夕阳西下数已终。”抗战时钱先生有个学生，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铁板算命”，后来也给钱先生算过，算出来的结果和那份命书上相仿，只是命更短。“文革”中钱先生曾大病一场，据那位算命的学生说，钱先生那年可能丧命。但钱先生最后享年八十八岁，足足比命书上算的多了二十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有怎么解释。”
　　“铁板算命”，以前上海人称为“铁算盘”，原名“皇极数”，也称“太极数”、“先天数”等，相传是宋代邵雍（康节）发明的。清代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有介绍：算命先生坐一室中，两位仆人站在一旁伺候，桌上放着一块砚、一支笔、一把算盘，旁边一个长几上堆满书。客人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他，算命先生就在算盘上推算，珠走如飞，琅琅有声，也不知道是在加减还是乘除，算好后告诉仆人，几千几百几十几，仆人就到长几上翻出一本书给他。算命先生问客人一个问题，如兄弟排行第几，如果不对，再重算。大约一事相符，则其余皆合。以往的事情历历如绘，不差分毫。但推算将来，则“茫如捕风”。

　　杨绛
　　作家简介：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这便是钱瑗的出生。

　　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先生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2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杨绛是杨荫杭之女，祖籍江苏无锡，生 杨绛
　　于北京。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并认识钱钟书，二人结成夫妇。 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育有一女钱媛（1937-1997）。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 杨绛
　　，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八十年代以后的杨绛，没有再将精力放在大作品上，而是偶尔的写写散文，杂文，回忆短文一类的。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从大白话中显现出的智慧，至今还被喜爱她的读者津津乐道。90年代后因为钱钟书先生和钱媛相继生病去世，杨绛基本停止了各种工作。在父女两人相继去世后，她更是隐入深居。一直到她92岁高龄之时，才重新提笔，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写出了她目前最为出名的一部著作《我们仨》。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钟书和钱媛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高)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译作
　　散文类：《干校六记》、《将饮茶》（含《回忆我的父亲》《 杨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回忆我的姑母》等）、《杂写与杂忆》（含《怀念陈衡哲》等 ）、《丙午丁未年纪事》、《我们仨》、《我在启明上学》、《走到人生边上》、《老王》（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小说类：长篇小说《洗澡》；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小阳春》、《大笑话》、《玉人》、《ROMANESQUE 》、《鬼》、《事业》 译作类：《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 剧本类：《弄真成假》、《称心如意》、《风絮》 论集类：《春泥集》、《关于小说》
　　编辑本段语言特点
　　杨绛
　　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把词序变换一下，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如《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有一句话：“登台就有高帽子戴。”通常也许会说“登台就得戴高帽子”，因这分明是被迫。但杨绛这句话说得有点喜气洋洋的气氛，令人想起“拜年就有压岁钱”之类。这与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合拍，只好当成一句反话来读：不仅表现出作者身处其境的哭笑不得的无奈心情，也隐含了她对待那时环境的解构态度。平平八个字，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很有韵味。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节选自《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编辑本段家庭简介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要接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 全家福
　　，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这便是钱瑗的出生。 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女士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弄真成假》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钱便挣得少了。杨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女士已步入生命的第98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女士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编辑本段杨绛说命理
　　杨绛大概是相信有命理的，在她的新书《走到人生边上》中说：命如果“没有理，怎么算呢？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她回忆小时候碰到过一个算命的瞎子，拿她刚刚去世的弟弟的“八字”给他算，瞎子掐手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又拿她姐姐的已经夭折的孩子的“八字”让他算，瞎子掐手一算，勃然大怒说：“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虽然杨先生说自己“无意学算命”，但也偶尔听到一些“皮毛之学”，并在书中略做了介绍。 杨绛与钱先生结婚后出国，钱先生的父亲拿了一份钱先生的命书交给她，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杨绛确实比钱先生小一岁。但最后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夕阳西下数已终。”抗战时钱先生有个学生，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铁板算命”，后来也给钱先生算过，算出来的结果和那份命书上相仿，只是命更短。“文革”中钱先生曾大病一场，据那位算命的学生说，钱先生那年可能丧命。但钱先生最后享年八十八岁，足足比命书上算的多了二十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又怎么解释。” “铁板算命”，以前上海人称为“铁算盘”，原名“皇极数”，也称“太极数”、“先天数”等，相传是宋代邵雍（康节）发明的。清代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有介绍：算命先生坐一室中，两位仆人站在一旁伺候，桌上放着一块砚、一支笔、一把算盘，旁边一个长几上堆满书。客人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他，算命先生就在算盘上推算，珠走如飞，琅琅有声，也不知道是在加减还是乘除，算好后告诉仆人，几千几百几十几，仆人就到长几上翻出一本书给他。算命先生问客人一个问题，如兄弟排行第几，如果不对的话，再重算。大约一事相符，则其余皆合。以往的事情历历如绘，不差分毫。但推算将来，则“茫如捕风”。
　　编辑本段杨绛文集
　　自序
　　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小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因我父亲是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之一”，嘱我写文章讲讲我父亲的某些观点。我写了《一份资料》。胡乔木同志调去审阅后，建议我将题目改为《回忆我的父亲》；我随后又写了另一篇回忆。我又曾记过钱锺书的往事，但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他本人的回忆。我就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九八七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锺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散文又有抒情、写意、记事、记人、论学、评书等。文章既是“随遇而作”，按时期编排较为方便。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至于创作小说的艺术，虽然我读过的小说不算少，却未敢写出正式文章，只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零星的心得。我写的小说，除了第一篇清华作业，有两个人物是现成的，末一篇短篇小说里，也有一个人物是现成的，可对号入座，其余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纯属虚构，不抄袭任何真人实事。锺书曾推许我写小说能无中生有。的确，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有几个短篇我曾再三改写。但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份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我只随笔写了好多篇文体各别的散文。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资深编辑的厚爱，愿为我编辑《文集》，我衷心感谢，就遵照他们的嘱咐，写了这篇序文，并详细写了一份《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二00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内容简介
　　这套文集共约250万字。其中一至四卷为创作部分，第一卷小说卷选收长篇小说《洗澡》和7篇短篇小说；第二、三卷“散文卷”选收《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写与杂忆》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之初所创作的全部重要散文，其中《我们仨》堪称2003年的超级畅销书，其他如《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怀念陈衡哲》、《我在启明上学》等系首次与读者见面；第四卷“戏剧文论卷”，收入尘封已久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文论”部分汇编了作者评析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以及她论述《红楼梦》和谈文学创作与谈翻译等论文14篇。第五至八卷译文部分则收入重要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值得注意的是，《杨绛文集》卷首冠以《作者自序》，简略说明自己的创作情况及《文集》的编选规则；卷尾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是杨绛先生根据回忆和记录亲自撰写和编订的，它相当于一部微型的《杨绛传记》。《文集》八卷本还收入了作者选定的照片和插图80幅，其中大部分图片都为首次发表，是一套相当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以及个人藏书。
　　目录
　　杨绛文集.第1卷 小说卷 杨绛文集.第2卷 散文卷 上 杨绛文集.第3卷 散文卷 下 杨绛文集.第4卷 戏剧·文论卷 杨绛文集.第5卷 堂吉诃德 上 杨绛文集.第6卷 堂吉诃德 下 杨绛文集.第7卷 吉尔·布拉斯 杨绛文集.第8卷 小癞子 斐多
　　编辑本段百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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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路诺尔： 《百年风华:杨绛传》百度网盘txt 最新全集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FaNM1i9lhzt28T50aO6Vg提取码: n6ca 《百年风华:杨绛传》是2011年京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罗银胜.杨绛女士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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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路诺尔： 《我们仨》中开篇的古驿道上相聚相失,当中写到的古驿道、客栈、小船,其实是指钱钟书最后住院直至逝世的日子,古驿道就如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黄泉路,而在黄泉路与另一个世界之间,横亘着忘川河,所以杨绛先生用船来指代钱钟书所住的病房,文中写到船在渐渐漂向下游,其实就是暗喻钱钟书的生命在慢慢接近尾声——接近河的另一端.仔细看文中的描述,再对照钱钟书及钱瑗先后入院的过程,不难发现这一章古驿道说的就是“我们仨”最后相失、天人永隔的那段时日.茫茫黄泉路,踽踽独行人——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送别了挚爱的亲人,如今只剩下杨绛先生一人用文字缅怀逝者,迷茫而又坚定地继续守候着这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