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找几篇关于写 侠义精神 的文章

作者&投稿:召琪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我的毕业论文是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谁能给我篇范文?~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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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

  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

  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

  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

  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

  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

  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

  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

  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

  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

  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

  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骗子;不是骗子,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一)主题的写法[2]
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二)题目的写法
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
(三)摘要的写法
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
(四)引言的写法
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
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
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
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
“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
(五)结论的写法
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对于侠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壮志豪情的土匪也有侠义,而有的人认为侠义是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有一份自己所追求的义并为之努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但并不改变人们对侠义精神的推崇。

谢谢你老师,我可以用一下你的一些观点写在论文里面吗

卧槽,你复制个鬼,玛朵,我全抄了

  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饱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反是违,侠永远固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
  这种品格,叫做“义”。
  以侠的方式行义,就是“侠义”。
  “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义”这一种人格意气,这一种理想和梦幻,靠了侠的果敢急难而发扬光大。“侠”又秉持着“义”一道义、正义、侠义而渗人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灵,贲张、激动、沸腾。
  快意恩仇,挥洒博豪情——豪爽而豪迈;轻生重义,仗义为游侠——壮伟而崇高;一诺千金,剑出不空回——气出正如虹;横行长街,浪迹走天涯——潇洒又逍遥。侠,在中华的民众意识里,就这样竖起一座光荣与梦想的丰碑。

  侠义”一词应该说是从武侠小说里引申出的一种精神,一种类似于“舍己为人”的精神,“侠义”从字面意思上便可看出它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表示,并非实物,而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热情。具体的,如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等,这些都包含了“侠义”,“侠义”在小说中也许只是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的江湖儿女的专利,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人物,雷锋也许就是代表。旧派武侠小说中,侠义在主人公身上体现的只是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往往不能包含所有临近民族或者说是兄弟民族,不能针对天下所有人.有较强烈的大民族思想.排斥外族.新派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有了发展和壮大.不再只是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可以上升到代表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对全人类
  如果单纯的从小说人物所表达的来说当然就是 打抱不平 有正义感

  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里,宝钗点了一出戏,对戏中的一曲《寄生草》激赏不已:

  “漫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曲词慷慨悲凉,曲中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的人物,便是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这出戏是《鲁智深醉闹五台山》。

  花和尚鲁智深是一部《水浒》中最具光彩的好汉。

  不说是“最具光彩的好汉之一”,而只说是“最具光彩的好汉”,是因为以在下的眼光来看,鲁智深是水浒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侠义精神的人。

  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拿金庸、梁羽生笔下的武侠人物的行事作衡量标准,那么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鲁智深是唯一可以入选新派武侠小说的人物。

  再换一句话来说,就是:鲁智深是一百零八人中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

  在第二回中,鲁智深,准确一点说那时还应叫鲁达,一出场便是“大踏步”地走来。仅这“大踏步”三字,就已预显出此人一生的慷慨磊落。果然,从他的身影在水浒世界里出现以后,从打死镇关西,到大闹野猪林,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精神:在酒楼上一听到金氏父女的哭诉,便立即对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那厮便来。”被两人一把抱住好歹劝住后,又慷慨资助金氏父女,当晚回到住处,“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了”,这种人间鬼蜮的龌龊行径在他那慷慨卤莽而又阔大的心地里无疑激起了如火的义愤(这种义愤在其他好汉身上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十分少见,他们更多的是一己的快意恩仇),终于,他愤然而往打死镇关西,从此踏上亡命之旅,上演了一出出如火如荼的壮剧;直到上了梁山,去少华山欲与史进等人会合时,一旦闻听史进被华州太守捉入狱,又立即不顾武松等劝阻,毅然孤身深入险地去行刺,以致身陷囹圄。这就是鲁智深,他所奋身干预的事情,没有一件和他切身相关,关涉到他个人利害,而他无不慷慨赴之,这才是十足烈火真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难怪,金圣叹评鲁智深为一百单八将中上上人物,又道: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说得真好。又如台湾学者乐衡军先生在《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一文里说到了鲁智深,有一段话,饱含着感情,说道:

  “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从他一出场不幸打杀郑屠,直到大闹野猪林,他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热情。……他正义的赫怒,往往狙灭了罪恶(例如郑屠之死,瓦官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们时感一己小利的局促(如李忠之卖药和送行)和丑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抢亲),在他磊落的行止下,使我们对人性生出真纯的信赖(如对智真长老总坦认过失,如和金翠莲可以相对久处而无避忌,如梁山上见着林冲便动问‘阿嫂信息’,这是如武松者所不肯,如李逵者所不能的),而超出一切之上的,水浒赋给梁山人物的唯一的殊荣,是鲁智深那种最充分的人心。在渭州为了等候金老父女安全远去,鲁智深寻思着坐守了两个时辰;在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后,他劝周通不要坏了刘太公养老送终、承继香火的事,‘教他老人家失所’;在瓦官寺,面对一群褴褛而自私可厌的老和尚,虽然饥肠如焚,但在听说他们三天未食,就即刻撇下一锅热粥,再不吃它--这对人类苦难情状真诚入微的体悟,是《水浒》中真正用感觉来写的句子。这些琐细的动作,象是一阵和煦的微风熨贴地吹拂过受苦者的灼痛,这种幽微的用心,象毫光一样映照着鲁智深巨大身影,让我们看见他额上广慈的縠皱。这一种救世的怜悯,原本是缔造梁山泊的初始的动机,较之后来宋江大慈善家式的‘仗义疏财’,鲁智深这种隐而不显的举动,才更触动了人心。水浒其实已经把最珍惜的笔单独保留给鲁智深了,每当他‘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

  是的,每当鲁智深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这话说得真好。还有一节,乐先生没有说明的是,花和尚虽疾恶如仇,却从无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倒一片百姓的凶残,也没有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的血腥,在他“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个人行侠旅程里,从没见他的禅杖挥向无辜弱小,这在梁山众好汉中也属罕见。总之,这是水浒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纯正侠者胸怀的好汉,如果水浒世界里少了鲁智深,那么它在品格上将是一大降低。

  但是这里接下来要说的是,鲁智深形象在后来被接受的过程中,发生了作者始料不及的变化。

  就是在后来一些人心中,出现了一个文化化的鲁智深,哲学化的鲁智深,再准确点说,就是狂禅化的鲁智深。

  说到狂禅,这是个大题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在下这里只能粗略地说一下:狂禅是由南宗禅发展而来的,禅宗中土六祖惠能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认为人能成佛的根由全在自心,即心即佛,佛性就在你我心中,一旦明心见性,悟了,那就是成佛了,什么拜佛祖、菩萨、观音之类,什么持戒、禁欲、坐禅之类,统统可以免去,只要一心能顿悟,那便成。由这种想法再跨出一步,自然便是反对一切清规戒律、反对一切偶像崇拜,有不少禅师的行事便成了这方面的“光辉典范”:

  如有位圆悟禅师,爱鼓吹“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房,为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的“事事无碍如意自在”论,只要心中有佛性,啃猪头、逛妓院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是问题;

  还有位酒仙遇贤禅师没别的正经修行,成天就喝酒,醉了就唱,唱的一首偈子说:“……醉卧绿杨阴下,起来强说真如。……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吃酒。……只要吃些酒子,所以倒卧街路。死后却产婆娑,不愿超生净土。何以故?西方净土,且无酒酤。”看,多潇洒,没酒喝就不行,西方净土也不去;

  又有位嵩岳元珪禅师讲过:“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罗欲不为淫,福淫祸善不为盗,滥误疑混不为杀,先后违天不为妄,惛荒颠倒不为醉,是谓无心。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只要“无心则无戒”,什么事儿甚至世俗意义上的恶事都可以干。

  总之,什么清规戒律一概不理,简单一点说,就叫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其实能有“佛祖心中留”这就算客气的啦,不少禅师连佛祖都不要了。不光是佛祖,连带什么菩萨、观音、罗汉、达摩等等通统滚蛋,有位德山宣鉴禅师一把火烧了经卷后坐在孤峰顶上放言大骂:

  “达摩是老骚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菩萨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凡夫,菩提涅盘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

  德山宣鉴禅师经这一番“壮举”后名头大响,此后的禅师种种呵佛骂祖的事儿也都跟上,有的禅师拿佛像来烧火取暖,有的禅师说当年如见到佛祖就一棒打死喂狗,有的叫喊说要让文殊、普贤菩萨扫床叠被,有的干脆就宣称,要“见佛杀佛,见祖杀祖,见罗汉杀罗汉。”……

  反对任何清规戒律,反对任何偶像崇拜,率情任性,惊世骇俗。

  这些就是狂禅。

  这一狂,所有的外在束缚全没有了,心灵达到了空前的解放,生命达到了一种极致的自由。

  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从鲁智深身上读到了狂禅意趣。《水浒》中的鲁智深饮酒吃肉,杀人放火,不受任何约束而终成正果,这正深合狂禅的精神,尤其是他大闹五台山那段,在人们眼中已成了一个旺盛苦闷而渴望自由张扬的生命寻求解脱的象征。

  另外,《水浒》中的一些叙述,确实也提供了和狂禅联想到一起的思路,如第五十七回中,有一首鲁智深的出场诗:

  自从落发寓禅林,万里曾将壮士寻。
  臂负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杀人心。
  欺佛祖,喝观音,戒刀禅杖冷森森。
  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

  第九十回,宋江和鲁智深来见智真长老,长老一见鲁智深便道:“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鲁智深默然无言。

  第一百十九回,鲁智深杭州六合寺坐化前,作偈道:“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最有意思的是第五十八回,宋江与鲁智深第一次相见时道:“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今日得识慈颜,平生甚幸。”“清德”“慈颜”云云,用在杀人放火的鲁智深身上未免可笑,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此处是宋江顺口掉文,但结合上引几段来看,说作者此处是有意嘲谑调侃也未尝不可,再进一步,从中读出狂禅意趣也未尝不可。

  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李卓吾,就是从鲁智深故事读出狂禅精神的文化名流的代表。在容与堂本《水浒传》的批语里,他对花和尚的赞扬可说无以复加,称鲁智深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对他的使气任性赞不绝口:“此回文字(指大闹五台山)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般闭眼合掌的和尚,绝无成佛之理,外面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中,凡书中写到鲁智深狂喝酒、猛打人、骂和尚、吃狗肉、打折山亭、毁倒金刚、大呕吐等行为之处,李卓吾都连连在旁批上“佛”字,就连写到鲁智深赤着脚一道烟走到佛殿后撒屎时,李卓吾也照样毫不吝啬地在此批送了两个“佛”字,在这一回里,李和尚(李卓吾自称)前后奉送给花和尚的“佛”字,大约不下几十个,一句话:“率性不拘小节,是成佛作祖根基”

  又如《红楼梦》中的宝钗,她对本节开头引的那支《寄生草》甚为欣赏,赞它“极妙”,那么这位大家闺秀欣赏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吃了半条狗腿、连喝十数碗酒、露出一身花绣使一回拳脚、打得满堂僧众差点卷堂大散这类行为本身。那么又是什么?就是上面所说的这种狂放行为背后的那种真性情的发露不为任何外物所限的狂禅精神,是一种生命的奔放与飞扬,也许宝钗这端凝持重的大家闺秀的内心底层,同样流动着对这生命的飞扬自由的赞叹与渴望吧?其实何止是宝钗,这种醉闹五台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背后的冲决网罗的狂放与解脱,召唤的其实也正是随世俯仰的红尘众生心底,一种对生命自由的永远的梦想与追求。

  据报道,前不久,金庸在深圳演讲谈及“当代人最需要继承和提高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侠义’二字。中央电视台做‘感动中国’的专题节目,要我推荐‘感动中国’的年度人选,我选择的人物都是有侠义精神的人。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

  对于金庸先生的这句话,有人表示不可理解,认为“侠义精神”是历史产物,已经过时,就像美国西部牛仔一样,鼓励的不是按正常的逻辑思考,按正常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做事,对成长中的少年真的是弊大于利。

  中国人是否缺少“侠义精神”?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侠义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有人把“侠义精神”等同于打打杀杀的侠客行动,认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就是“侠义精神”。这种看法有着极大的片面性。由于从封建社会以来,中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社会的很多弱势群体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青天”和“侠客”这两种一“白”一“黑”的形象就应运而出。他们抱打不平、救危解困,无疑受到人们的爱戴,不管是东方社会的“江湖大侠”还是西方的“佐罗”,都是在寻求社会的公正和弱势群体的帮助。换句话说,“侠义精神”并非挑战或者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或者法制裁判,而是对国家制度出现空白后的一种民间力量的补救。单个的“侠义精神”体现在救助困难群体,而放大了的“侠义精神”则是民间力量和声音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态度。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当你在公交车上遇到扒手,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是“侠义精神”;当你面对贪污腐败忍无可忍,敢于检举揭发,这也是一种“侠义精神”;“感动中国”人物中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王选女士,对日诉讼这种与个人无关的事情她义不容辞地做了,并为此进行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这更是一种“侠义精神”。“侠义精神”不是对于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个人英雄的自我陶醉,而是对于民间力量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努力补救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中国人历来对于英雄主义的崇拜,让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一种叫作“侠义”的东西,现实主义的蒙蔽或许能让这种豪情一时消减,但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不会消失。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侠义精神”的知觉,我们不缺少这种精神,缺少的是重新唤醒这种精神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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