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三大疑案的红丸案

晚明三大疑案的介绍~

“晚明三大疑案”指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梃击案是明朝三大迷案之一。事发时间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最终以张差死而告终）疯汉闯宫，持棍乱打惊朝廷，太子之争，举棋不定酿祸端，报复乎？栽赃乎？梃击疑案糊涂了结。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为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因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的红丸，病情稍缓，暖润舒畅，直呼：「忠臣！忠臣！」於是下午三时复进一丸，九月一日五更时暴毙，在位仅29天。朱常洛登基后宠妃李选侍照顾皇长子朱由校迁入乾清宫。不到一个月后，朱常洛死于红丸案。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欲居乾清宫，企图挟皇长子自重；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宫哕鸾宫。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天启皇帝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之上，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西李（即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于是东林认为，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但崇祯即位后却称李选侍对待他们兄弟甚好（《三桓笔记》）。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一月后，泰昌帝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在太监李进忠（魏忠贤）等支持下，企图逼封皇太后。此举引起朝臣怀疑，认为他要垂帘听政。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李选侍的阻拦。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举行登极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又提出凡大臣章奏，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朝臣们强烈反对。朝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居哕鸾宫，遭李选侍拒绝。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然后令朱由校即位，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朱由校御乾清宫登极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宫内的哕鸾宫。九月六日，朱由校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至此，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终成化影。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当时就有人斥责东林欺人太甚：“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他们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说法，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后来又晋封选侍为康妃，加以安置。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它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一直是天启朝党争的题目，史称晚明三大疑案。 1、魏忠贤魏忠贤（1568-1627年），明代宦官。河间肃宁（今属河北省）人。善骑射，目不识丁。斗殴 嫖赌无恶不作。赌博中受辱，怒而自行阉割，万历十七年（1589年）入宫。熹宗即位后， 与熹宗乳母勾结，渐得宠信，被任命为司礼秉笔太监。后又令提督东厂，称九千岁。勾结内外廷官员，结成阉党，内有五虎、十狗、四十孙等名目，“导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操持国政，致使朝政一片黑暗腐败。东林党人交章弹劾其罪恶，魏忠贤得熹宗庇护，制造“乙丑诏狱”、“丙寅诏狱”，大肆迫害东林党人。崇祯即位后，魏被贬谪凤阳祖陵司香，旋即下令逮治，其于途中惊惧自缢而死。2、杨涟杨涟，字文孺，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擢户部给事中，后转兵科右给事中。杨涟在泰昌和天启帝即位的斗争中及红丸案和移宫案中支持皇帝、巩固皇权有功，官至左督御史。他反对魏忠贤专权，天启二年（1622年），上疏弹劾魏忠贤，列其24大罪状。魏忠贤日谋害涟，于天启五年（1625年）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罪，逮杨涟于狱，杨涟死于狱中。3、刘一燝刘一燝，字季晦，南昌人。万历时进士，后改庶吉士，授检讨。光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光宗去世，宠妃李选侍挟持皇太子于乾清宫，争皇后位。一燝偕诸臣于乾清宫将皇太子朱由校扶至文华殿，入居慈庆宫，并逼迫李选侍迁住哕鸾宫。朱由校登极继承皇位，移宫一事皆赖刘一燝之功。天启中期，魏忠贤当权，逼迫刘一燝辞职。崇祯元年，复官，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4、王安王安，雄县人，万历时由太监陈炬推荐，命为皇太子伴读。当郑贵妃谋立己子为皇太子，皇太子处于危机之时，多由王安保护。光宗即位，擢司礼秉笔太监，并劝光宗重用东林党人杨涟、刘一燝等人。光宗去世，熹宗即位，王安协助天启将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住哕鸾宫。魏忠贤、客氏用事后被杀。5、文华殿文华殿在太和殿之左，协和门之外，明嘉靖朝以前为皇帝之便殿，以后用为皇帝讲经筵之所。清袭明制。明中期，这里是皇太子摄政之地。明光宗崩，大臣刘一燝、杨涟等将皇太子从乾清宫扶至文华殿，遵其前制故。

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泰昌帝由于忧心国事，本已虚弱的身体，不几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
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用去热通利之药，希使泰昌帝腹泻排毒，却遭到东林攻击。这些人攻击皇帝生病是纵欲过度；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众太医于是束手。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对其药大臣们多不主张皇帝服用。但皇帝由于无计可施，决计服用。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再进一丸，于次日凌晨即崩。此药为红色，称“红丸”，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
东林于是开展攻击，称郑家有意谋害皇帝。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准许内阁首辅方从哲退休，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转年，东林孙慎行等复官，又曾发此案以攻击方从哲。次辅韩广等出面调解。最后调查结果称在场“众臣皆有罪”。 1、李选侍
泰昌皇帝妃嫔之一，时有二个李选侍，此为西李选侍。深受朱常洛宠爱，生皇四子，早 殇。又生皇八妹，封安东公主。天启时封为康妃。
2、崔文升
崔文升原为明朝万历皇帝郑贵妃的内侍，光宗朱常洛即位后，升司礼监秉笔，掌御药房。光宗有疾，崔文升用大黄药，病益剧，不视朝。外廷诸臣攻崔是受郑贵妃指使有异谋。未几，光宗服鸿胪寺丞李可灼红丸，遂崩。大臣攻崔、李，最后李可灼治戍，崔文升谪南京。及魏忠贤专权，又召崔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崇祯即位，充孝陵净军。
3、方从哲
方从哲，字中函，其先德清人，后居北京。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授庶吉士， 屡迁国子监祭酒。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方从哲持其两端，受到攻击，天启二年削发归里。崇祯元年（1628年）卒 。 红丸案，明末三大案之一。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此案明显是由于光宗长期忧心操劳国事和东林党人胡乱议论干预治疗并耽误病情的结果。可东林偏偏说是服红丸而死；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说是用药差误。他们为了政治目的，间接害死皇帝在先，现在又抹黑先帝，真是罪行滔天。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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