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医学在实践和理论上有什么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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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药用动植物学有哪些新发展?~

明清时期,人们从各个方面积累的生物学知识不断增加,比较鲜明地体现在本草学研究上。本草学著作的大量出现,标志着药用动植物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的本草学著作主要有:明代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代医学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
尤其是《本草纲目》,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医药学著作。对科研、临床、教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部巨著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已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据说李时珍在41岁时被推荐到北京太医院工作。太医院的工作经历,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他创造《本草纲目》埋下很好的伏笔。
李时珍利用太医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但阅读了大量医书,而且对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也都广泛参考。与此同时,李时珍仔细观察了国外进口的以及国内贵重药材,对它们的形态、特性、产地都一一加以记录。
在太医院工作一年左右,为了修改本草书,他再也不愿耽搁下去了,借故辞职。
李时珍在回家的路上,有一天投宿在一个驿站。他遇见几个替官府赶车的马夫,围着一口小锅,煮着连根带叶的野草,就上前询问。
马夫告诉他说:“我们赶车人,长年累月地在外奔跑,损伤筋骨是常有之事,如将这药草煮汤喝了,就能舒筋活血。”马夫还告诉他,这药草原名叫“鼓子花”,又叫“旋花”。
李时珍从马夫这里知道了旋花有“益气续筋”之用,于是将这个经验记录了下来。
这件事使李时珍意识到:要想修改好本草书,就必须到实践中去,才能有所发现。经过多年的研究和野外考察,他在75岁时写成了《本草纲目》一书。《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本草学上的巨著,达到了科学水平的一个新的高度,对生物学的发展也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本草纲目》所载的全部药物中,有324种是李时珍新记的。记有植物药1089种,除去有名未用的153种以外,实有936种。还记有动物药400余种。分列“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等项加以说明。
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分类更倾向自然性,用起来也方便;形态描述更详细、准确,同时还纠正了不少以前的讹传和不实之词。
《本草纲目》将药物分成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鱼、鳞、介、禽、兽、人16部。各部又细分为子类。如在草部下就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杂草、有名未用等类。
从这个分类来看,李时珍完全摒弃了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用的分类依据是习性、形态、性质、生态等。他对药物的考察非常深入仔细,常将具有相似疗效的植物排列在一起,说明他工作的深入。
李时珍详细地阅读过大量本草文献,并亲自对许多药物进行过细致观察,因此他在药用动植物形态描述方面通常比前人的详尽。这在指导人们寻找药物和鉴别药物有很突出的价值。
比如蛇床子,在以前的本草著作中没有形态描述,只记载了别名、产地。《本草纲目》在罗列了前书有关文字后,接着说,“其花如碎米攒簇,其子两片合成,似莳萝子而细,亦有细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草纲目》对植物形态的认识逐渐从表及里,从粗到细。反映了人们对植物和动物的认识的进步。
李时珍在订正前人的错误、谬说方面也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他批驳了服食丹药和蝙蝠能长生的说法,证实了某些医生所说的多食乌贼鱼会使人不育,掏鹳的幼雏会导致天旱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他还指出草籽不能变成鱼,也弄清楚五倍子是虫瘿、鲮鲤吃蚁等。这些内容,大多反映在《本草纲目》中的“正误”和“发明”等项中,充分反映了李时珍的注重实践精神。
《本草纲目》的产生和成就的取得不是偶然的。自宋代以来,人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本草学知识,为明代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明代初中期还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内容新颖充实的本草著作,如《救荒本草》和《滇南本草》,这些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一些大型的、总结性的著作出现。
在李时珍后较长一段时期,本草学没有大的发展。至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这一著作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自《本草纲目》成书以后到赵学敏又历200余年。这期间民间的医药知识得到了很大发展,很有必要进行收集整理。
赵学敏是清代医学家。他在研究本草学方面非常严谨。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经常深入民间,通过调查访问来取得第一手资料。
他注重实证,不轻信文献。药物经过临床证实,确有疗效的他才收入书中,否则“宁以其略,不敢欺世也”。他还亲自在药圃中种植药用植物,详细观察其生长情况和形态特征。
赵学敏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他在本草学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赵学敏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为了弥补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之不足而作的本草学著作。内容十分丰富,为中医药学增添了大量的用药新素材。
本书所载药物绝大部分是《本草纲目》未收录的民间药,或已见于当时其他医书上应用的品种。同时也包括一些进口药,如金鸡勒,东洋参、西洋参、鸦片烟、日精油、香草、臭草、烟草等。
在药物的分类方面,赵学敏也有所创新。他除依《本草纲目》将植物分为草、木、果、谷、蔬等部外,还另立“花部”和“藤部”。
他认为《本草纲目》无藤部,以藤归蔓类不合理。木本为藤,草本为蔓,不能混淆,应立藤部。他还集中各种以花知名的植物为花部。另外,他对设立“人部”的依据说法很不以为然,故在他的著作中删掉了“人部”。
《本草纲目拾遗》对研究《本草纲目》和明代以来药物学的发展,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参考书。它是清代最重要的本草著作,标志着我国药用动植物学的新发展,一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我国的传统中医养生文化在明清两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最突出的变现为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显著提高。明清时期的中医养生文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1、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
明清两代在养生学术理论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张景岳。张氏在《类经》的“摄生”类中汇集了《黄帝内经》的论述,并加以阐发。他自己的创见则集中体现在《治形论》中。

张景岳在《治形论》中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消极人生观,辩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体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提出形是神和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并明确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张景岳之前的养生家大多重视养神,从未如此响亮地提出过“养形”,可见他的养生理论确实很有创见。

明代重要的养生理论家除了张景岳之外,尚有李诞和李时珍。李诞在他的《保养说》中提出《黄帝内经》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和“精神内守”是养生正宗,并据此而创立了避风寒、节劳逸、戒色欲、薄滋味、寡言语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则丰富和发展了饮食调养的理论,在养生学领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2、表达方式通俗易懂
明清两代,随着中国养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其中唯心成份日益减少,很多养生学家都开始注重养生理论与实践的大众化。此时的内丹气功一改以往“奥雅难通”的旧貌,开始变得简洁明了。针对修炼内丹所涉及的人体部位及五脏功能作了明晰的阐述,尤其提出了修炼内丹的重要部位在于三丹田和三关,并指明其要点,使人一看即懂,十分通俗明了。

表达通俗化,还突出地表现在明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养生读物方面。象《医先》、《遵生八笺》、《食色绅言》、《呻吟语》、《类修要诀》、《老老恒言》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包含了自古以来丰富多彩养生文化内容,而又雅俗共赏的优秀养生读物。其中明代王文禄所撰的《医先》,就用人们十分熟悉的事物作比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许多深奥养生理论,如论形神关系:“形譬灯缸盛油,神譬灯油燃火,摇翻灯缸则灯油泻,炙干灯油则灯缸裂,必形与神俱,即魂魄足,营卫调。”

胡文焕的《类修要诀》则以警句和格言形式,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方法,如其中的《养心要语》谈及情志调摄的养生作用时写到:“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斗一斗,瘦一瘦;让一让,胖一胖。”不仅语言平易,朗朗上口,而且形式也很活泼,极易为大众所接受。养生读物的通俗化,不但促进了养生文化的普及。

3、养生对象偏重老人
中国的养生学,自唐代孙思邈提出“养老大例”之后,研究的重点便开始逐渐转向老年人。但这种观点真正达到普及的程度,则是在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长生之举,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也曾多次举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动,最高统治者的上述举动客观上促进了重视老人颐养保健风气的形成。这一时期出现的养生著作,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联系到老人的健康和长寿问题。

明清两代养生对象重老人,还显著地表现出当时出现的大批老年医学专著中,如《寿世保元》、《老老余编》、《老老恒言》等书,都把颐养老人列为重要的养生内容,其中明代御医龚廷贤还在《世寿保元・衰老论》中,对衰老原因作为专题研究。此外,当时的许多非养生专著中的养生篇章也十分重视老人的保健与长寿问题。

4、养生方法多元并存
较之前代,明清时期的养生方法并无重大改进只是对各种已有的养生之道加以兼收并蓄,从而显示出了一种动静并重、综合调理的多元趋势。这一时期的静态养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着重提醒人们,保生须知护养心神,才能却病延年。

与静态养生重心神的特点相对应,明清时的动态养生则重视导引法。所谓“导引”,实际上是一种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为特点的主动呼吸运动与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保健法。它起源于战国时代,与气功、按摩共同构成了我国动态养生方法的三大支柱。

明代以后,由于《道藏》的刊行和武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导引术的普及与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间状元罗洪先所撰的《仙传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详尽地收藏了华佗的“五禽图”,并指出:“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点明了导引方法的保健养生作用。此外,综合调理也是明清两代最主要的养生方法之一。

明朝时期,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医学领域,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例如著名的医学家张景岳就是一位博学的知识分子,他撰著的《景岳全书》、《类经》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学类书,像王肯堂编撰的《证治准绳》、徐春甫编集的《古今医统大全》等在医学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是一部被公认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在传染病学方面,明代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藉的惨状,而世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吴氏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杂气论。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气的异气称作杂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吴有性不可能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的物质。这一创见,是对传染病病原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为了寻找预防和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方法,在与当时危害人类比较严重的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大约在明代,我国就已经有了人痘接种法。关于人痘接种的具体方法,张璐在《张氏医通》之“种痘说”中说:“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入鼻孔。……如痘浆不得资,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这里已提到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后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不管如何,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

随着药物学的进展,明代方剂学也有巨大进展。一方面是大量方剂书,尤其是巨型方剂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是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也更为重视。《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吴昆的《医方考》条理清晰,因证致用,说理透彻,在出版后影响广泛。

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还是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我国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对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主要与该地区当时的经济、文化、科学比较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被称为“温病四大家”的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都是出自这一地区的著名医家。

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他医家在温病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确立了三焦辨证,确立了温病的辨证体系。在温病的诊断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方法,如察舌即观察舌质、舌苔的变化;验齿即根据齿龈周围的血色区别阴阳,不仅对温病辨证很有价值,对内伤杂病亦有重要价值,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诊断学。对温病的治疗也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治则,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治疗方法,其中不少方剂经临床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到了清代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和医学著作,如徐大椿(1693—1771)、陈修园(约1753—1823)、龚廷贤等。其中比较有创新的是王清任(1768—1831),他在长期行医实践中对解剖的重要性有独到的认识,并身体力行探索解剖学知识,亲临义冢、刑场观察尸体,绘制了人体内脏图,于1830年撰成《医林改错》一书,纠正了前人在解剖方面的一些认识错误。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西方医学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也开始进入了中国,一些人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排斥中医中药,使得中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步履艰难。也有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寻求中西汇通的道路,并出现了一些中西汇通的大胆探索和实践者。

其中像唐宗海,本着保存和发扬中医药学的愿望而提倡中西汇通,主要是以西医印证中医;还有恽铁樵,对中西医都进行过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主张中西汇通应该以中医为主,同时要注重实际效果。到了近代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张锡纯,他治学严谨,学有渊源,师古不泥,勤于实践,博采众长,衷中参西,敢于创新,是一位有所突破的中西医汇通代表人物。

总之,中医学所经过的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中医中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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