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的视角问题

怎么样来讲比较诗学这个课题比较好呢？拜托了各位 谢谢~

比较诗学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但普遍存在对安田朴的比较诗学概念的“误解”。 从学科建设的实际看，比较诗学之实在前，名在后， 所谓1963年安田朴预言产生比较诗学，是一个现代学术童话。 因此，要搞好比较诗学研究，必须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左手必须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必须从“知其二”迈向“察其三”， 坚持“第三者原则”。 【关键词】 比较诗学/名与实/思考 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文学大国。近二三十年来， 比较诗学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承认“比较诗学”的概念来自西方，安田朴( René Etiemble)（注：René Etiemble在中国有多种不同译法，如勒内·艾金伯勒、 艾田伯，艾田蒲、安田朴等等， 安田朴是其本人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按通例应尊重本人的署名权， 故本文中除引文之外，一律使用“安田朴”。）是其首创者。产生“ 比较诗学”的学术背景是20世纪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争论。 正当一般法国和美国学者还在热烈论争彼此的合法性之时， 安田朴却已敏锐地道出了“比较诗学”必将产生的预言： 历史的探寻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式自视为恰好相反， 而事实上却应彼此补充，如此， 比较文学便会不可抗拒地引向比较诗学[1](P323)。 对安田朴的这个“预言”，由于中国学者依据的版本不同， 对内容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所以有多种不同译文， 但基本的意义是一致的。 有学者认为：安田朴的“比较诗学”的概念， 几乎被我国所有比较文学概论方面的教材所征引， 但是几乎遭到了普遍的、有意无意的误解[2](P181)。 中国学者是如何“误解”比较诗学这个概念的呢？ 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诗学，指文学理论； 比较诗学即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3](P27) 比较诗学是指在跨文化、 跨国度的文学理论之间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Common Poetics)、共同的美学据点(Common Aesthetic Grounds)的可能性， 以及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阐释本国的文学现象， 研究和总结本国的文学思想、技巧和理论的学问[4](P339) 。 “虽然‘比较诗学’这个术浯有上述不妥之处， 但在比较文学界却已成了通用词。就像‘比较文学’ 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准确但又被大家接受使用一样，学术界通常仍以‘ 比较诗学’来命名各种文论的比较研究。”[5](P197) 读了上述引例，我们觉得中国学者的理解和安田朴的“ 比较诗学”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误解”所能解释的。 因为误解一般来讲不能是普遍的、有意的，而只能是个别的、 无意的。造成中国学者“普遍的、有意无意的误解”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安田朴的概念以假设为背景，而这种假设很容易被冲破。 厄尔·迈纳(Earl Miner)在《比较诗学》一书中，引用了安田朴的“比较诗学” 概念之后说：“这种看法有点幻想和玄虚色彩， 是以某种未来的可能性为背景的。”此书出版于1990年， 比安田朴提出“比较诗学”的概念，晚了27年。所以，他说：“ 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针对眼前的情景的一种尝试。 这一领域的同仁们也许希望另辟蹊径：意识形态、诠释、翻译、 个人、社会—包括文学研究为我们所熟悉的形形色色的途径。 正如艾金伯勒所预见的， 是研究的目的和目标决定着某一特定的途径能否通向比较诗学。”[ 6](P44-45)中国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 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 规律。”[7]“不管影响研究也好，平行研究也好， 比较的结果应纳入或充实所谓‘总体文学’。”[8] 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更高的发展目标，“揭示世界各国的共同特点、 普遍规律，实际上就是诗学或美学。”[9](P8)1983年， 迈纳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中指出： “ 近十五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纳入比较文学的 范畴。”[10]由此可知， 其实迈纳也将各国文学理论的比较理解为比较诗学。 印度的情况进一步说明“ 比较诗学即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的理解，具有普遍性。 1981年，印度苏里齐·达亚古德(Suresh Dhayagude)出版《西方诗学和印度诗学的比较研究》( Western and Indian Poetics--A Comparative Study)。作者在前言中认为：作为一部比较文学的著作（ 或者说比较文学理论更为恰当），不同于J.E.施品格恩的《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等在同一欧洲传统中比较的著作。他说：“ 为了使研究置于可行的范围之内， 我只选取了在印度和西方传统中都比较重要的理论命题加以论述。” “我力图呈现出自柏拉图开始到现代为止， 贯穿于前后相继的历史时期的西方诗学中这些经由选择的问题。 对于印度的诗学思想的阐述从印度诗学之父婆罗多开始。 印度诗学发展演化的持续历史时期， 沿循了诸如味论这样一些重要的文学概念。在这种意义上， 本书仍然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11](Piv)显然， 这位印度同行对“比较诗学”的认识也出现了和中国学者同样的“ 误解”。印度著名文学理论家纳盖德拉(Nagandra)在《 世界文学学构想》一文中写道，构建“世界文学学”(visva sahitya sastra)的可行办法是，从印度和西方文学理论中， 找出获得充分发展、有生命力的共同内容。他认为，只要由此出发， 建立世界文学学就轻而易举了[12](P4)。综观《 世界文学学》一书，盖德拉以《世界文学学构想》作为全书首篇， 起总纲作用，其余34篇都是介绍印度婆罗多(Bharata)、 欢增(Anandavardhana)、恭多迦( Kuntaka)、新护(Abhinavagupta)， 以及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 贺拉斯一直到弗洛伊德等诗学家的诗学观点。显而易见，他的“ 世界文学学”的方法和目标，和我们理解的比较诗学是相同的， 也属于“误解”。既然中国的学者、印度的学者都“误解”， 那就应该为这个“误解”正名。按照名实相符的常识， 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判断：“ 比较诗学即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的定义， 反映了客观实际，又广为接受，因而是正确的。 比较诗学：实在前，名在后 由于安田朴在1963年提出“比较诗学”这个概念时， 用了“走向”(drawn to)这个词， 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是对比较诗学即将产生的“预言”。 许多中国学者，好像是集体无意识， 都认为比较诗学是在安田朴做出“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 的预言之后才兴起的。《比较文学教程》说：“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在他著名的《比较不是理由》( 1963)一文中，为比较文学的发展设计了一个远景规划， 其中首次提出了从‘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的设想。”“ 比较诗学是在近几十年来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 ”[13](P89、91)类似的观点，在中国比比皆是。这样， 一个新的学术童话宣告诞生：安田朴“预言” 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于是比较诗学在世界各地兴起来了。 这个学术童话给中国学者带来了逻辑上的尴尬。《 比较文学概论》第八章《诗学论》的第一节中说：“70年代以后， 西方学者开始普遍地把文学理论方面的课题当作比较研究的重点…… 但是，在欧美学者撰写的比较文学原理、导论之类的著述中， 比较诗学尚无占有专门的篇章。 这一状况在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界却有明显的改观…… 从而大大丰富了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 并且提高了它在中国学界的学术地位。”可是， 在这一章的第二节中又说：“比较诗学的终极目标在于寻求跨文化、 跨语言、跨时空的共通规律，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之‘序’ 中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故申言《 谈艺录》之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1]( P324、329)

是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厄尔·迈纳（又译孟而康），是国际知名的跨文化研究学者，曾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特别是对东方文学、日本古典文学有相当的造诣。厄尔·迈纳对东方有着特别的感情，是自觉走出“西方中心主义论”的学者，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刘若愚教授一起，开创了中美比较文学的双边研计与交流，极力呼吁并身体力行一种具有“真正的”跨文化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全面与边缘厄尔·迈纳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长期余忽略了真正的“比较”，“只有当材料是跨文化的，而且取自某一可以算得上完整的历史范围”，“比较诗学”这一词才有意义。在他看来，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是这一学科研究的必然趋势，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内容广博复杂，而且要求研究者能够对众多方面作出高深的阐释。厄尔·迈纳对比较文学西方传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有着清醒的警惕，认为那些表面看似公正、客观的理论、术语有着潜藏的偏见，他致力于对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论调的批判，力倡各文化之间的平等对待地位，开拓研究视野，以对话的姿态，将那些以前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化真正纳入研究计划，如些才能提供一个相互比较的视角，从他者、外部观看自身，从而促进对对话双方的了解，形成普遍性的文学共识。这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历史与理论 在着重倡导跨文化的材料及方法之外，厄尔·迈纳还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分歧，一种人对一种假想的能不受历史和其他相关因素制约的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另一种人则认为这种兴趣荒诞不经，任何脱离历史的东西都无须郑重对待。厄尔·迈纳的观点似乎是中和的，他承认这种建构超历史的理论奢望每个研究者都有，否则如怀疑这种不变理论的存在，则几乎无人动笔。但他同时又指出，文学观念总处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洪流之中，一切理论皆转瞬即逝。因此，理论和历史应该并重。所以，具体诗学理论都应公开承认自己是不全面的，将诗学范围窄化，对日益丰富的材料进行狭窄的选择，那种无所不包的诗兴美梦应该醒来，研究者也应该由一般的批评家让位于更具专长和更适合时代需要的文人们。在他认为，还应该“从历史发展中探讨理论的源头”。 视角与中介 比较诗学存在着视角也中介问题，在广阔的跨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尚要选择一定的独特视角，因为那种包罗万象的诗学在今天已经不再可能。厄尔·迈纳自己选择的视角是文类，以文类为基石，比较其历史发展中理论的不同取向，从而独创性地提出：原创性诗学的发展与确立，是在一种流行文类被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用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之时。也就是说，基于一种流行文类建立的诗学理论，才是原创性的，才能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一种传统。厄尔·迈纳认为，在戏剧、抒情诗和叙事文学这三种传统文类中，只在戏剧和抒情诗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两种原创性诗学，即西方以戏剧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摹仿论诗学”，和东方以抒情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情感——表现的诗学”，而世界上却没有一种原创诗学是建立在叙事文学之上。这样一种文类的比较视角是颇有意义的，它提供了比较的视角和中介，从而在具体的基础上和历史的维度使东西方诗学互相观照，互相发明。但作者特别指出，虽然“文类的阐释是很有用的，但如果把它视为唯一的阐释就未免失之偏颇，甚至大错特错。”比较诗学的研究是种开放式的研究，没有唯一的阐释可言，比较的精神乃是一种平等对话，因此应提倡多视角和各人独特的视角，如此，才能丰富普遍性诗学的理论。 选择与强调 厄尔·迈纳对文学要素进行了分析，诗人（poet）、作品（work）、文本（text）、诗（poem）、读者（reader），这5种要素必不可少，符号中介是文本，作品是诗人的创作，而诗则是读者所接受的诗，作品、文本、诗有所不同，而两端都是人。厄尔·迈纳指出，诗人、读者、文本都存在于我们所假定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牵涉到时空（文化上的时空），时空会因诗人和读者而变。这个假定的“世界”还牵涉到许多其他文化因素，例如作为文学独特媒介手段的语言，包括语言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的特征。他还认为，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必须考虑到生产方式，如作为生产者的诗人，大批从事文学教学和评论写作活动的大学教师和教授们。厄尔·迈纳指出，“诗人身份”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诗学体系中存在着差异性，对其进行分析是诗学“比较”职责的一部分。诗学是什么？诗学研究的是诗人的创作中迄今仍不明晰的东西，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应定义为对被看作自律主体的文学的性质和实践所作的描述。厄尔·迈纳特别指出，“没有任何一种诗学可以包容一切。”不同类型的诗学体系之间实际上矛盾重重，任何诗学体系的设计者都无法通晓世界上所有文学体系中所有的术语和假说；而且每种诗学体系不可避免地都只是局部的、不完整的，因为可供利用的材料受到了限制。因此，某一诗学体系只能对五种要素、世界、文学生产某些特征加以选择和强调，以牺牲多数为代价，而唯独挑选其中一个关键性的东西。这可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现实主义诗学——怀疑论诗学的变化中得到确证，在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理论中，可明确看出哪些方面得到了强调。总之，强调即意味着忽略。 差异性、相似性与可比性厄尔·迈纳尖锐批评，被称为比较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根本算不上“比较”，在平时的教学和著述中，研究者经常是就“某一文学或某一时期内部”的作家进行比较，却很少就不同文学体系的作家进行比较。人们似乎觉得这样更具“可比性”，也更安全，不会出现范畴上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因素构成了或者说什么样的步骤可以保证“足够的”可比性？ 厄尔·迈纳认为，“比较的规模决定着比较的性质，当然也决定着比较的结果。”例如，将两位日本诗人与两们中国诗人进行比较，会发现两中国诗人彼此非常相似，而与两位日本诗人判然有别；而当我们扩大比较的规模，把两位西方诗人也纳入比较范围，我们会惊异于中国和日本诗人之间的相似。由此可见，在厄尔·迈纳眼中，比较的规模、范围要大，尽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以保证使比较得以进行的差异性存在，因为同一的东西不值得比较。当然，比较得以进行，首要问题是必须确信比较的事物具有足够的相似性。没有相似性、风马牛不相及的比较是得不到科学性的保证的。可见，在比较对象的选择时，相似性与差异性都是要加以保证的，同一的东西与完全不同的东西都不能加以科学的比较，我们应警惕这两种方式的危险。在此，厄尔·迈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用原则”。他说，“只有当形式上或假想中相同的主题、情节或者构成单元能够被确认出来时，比较才是可行的。”假定的相似性是可行的比较的基础，虽然它与实际的相似性之间有差异，但这差异并不太大，这样的假定的差异性“足以维持比较的公正合理”。厄尔·迈纳这本比较诗学论著所采用的例证，正如他所倡导的，都是跨文化的而不是同一文化体系内部的。他在东西方诗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定的可比性论点：“当某个天才的批评家从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类出发去解释文学概念时，这个文化体系中系统、明确而具有创造性的诗学就应运而生了。”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在对戏剧文类的阐释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诗学是在《诗大序》对抒情诗阐释基础上形成的，日本诗学则是在纪贯之《古今集》日文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三者都证明了这一假定的相似性的成立。也就是说，西方原创性诗学基于戏剧文类而产生，东方诗学基于抒情文类而产生，但没有一种原创性诗学是基于叙事文类而产生的。在这种假定的相似性得以证明后，两者之间的比较就能得以公正合理进行了，这种比较当然是寻求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达到对两者更深刻的理解。中心问题厄尔·迈纳将比较诗学的中心问题定为：西方诗学与世界上其他地方诗学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西方诗学的区别性特征正在于由摹仿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观念，这种诗学传统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础上，它建立在再现的文类——戏剧的基础上，是一种摹仿诗学。那么，非西方诗学如何命名？厄尔·迈纳批评将其称为“非摹仿的（nonmimetic）诗学是一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如果真存在这种诗学的话，西方诗学倒成为真正非实体性（nonentity）的了。因此，他提出了另一种命名，将基于抒情诗的不同诗学传统称为“情感——表现的” （affective——expressive）诗学。在这种诗学传统中，认为诗人受到经验或外物的触发，用语言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就是诗，而且正是这种情感的表现感染着读者或听众。厄尔·迈纳还指出，这两种长盛不衰的“生成性诗学”（generative poetics）有着共同的前提假设，即传统上两者都坚持唯物的哲学观，认为世界是真实可知的。除此之外，他还指出现代许多文学打破了这种前提假设，在西方出现了“反摹仿”（antimimesis）的诗学，在日本则出现了所谓“反表现”（antiexpressivist）的诗学。通读全书，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厄尔·迈纳强调比较诗学应必备两点：一是令人满意的概念和实实在在的比较，二是对建立在翔实史料基础之上的诗学（文学概念）的重视。厄尔·迈纳同意勒内·艾金伯勒的预言：“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貌似势不两立，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比较诗学。”中国比较文学的前途，又何尝不是如此。

---

贾汪区13056513086： 试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 ？
漕耐鼻通： 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相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目标所隐含的潜在可能性或研究成果所达到水平的一个程度量,是界定比较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内在尺度.这种尺度具有主客观相统一的性质,并因时代的变迁、学派的不同而有所变动.比较文学的可比...

贾汪区13056513086： 试论述诗学与比较诗学的区别和联系,并举例说明 - ？
漕耐鼻通： 区别 前者讨论的是诗,后者讨论的是不同的诗之间的差别 联系 两者的研究对象都与诗有关

贾汪区13056513086： 比较文化 比较文学 - ？
漕耐鼻通： 比较文化研究又是一门极具凝聚力的研究,既能包融社会科学领域知里的各个门类的研究,又能融含自然科学领域的种种研究成果,这对更新人们的文化视野和思维模式,促进研究中的道文理交叉,尽快为社会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内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容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

贾汪区13056513086： 中西诗学在思辨方式和表现形态 有什么不同 - ？
漕耐鼻通： 西方的思维方式是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包括线性思维方式与非线性思维方式两大类型.形式逻辑是线性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属于非线性思维方式.也可以称为思维的方法论....

贾汪区13056513086： 诗学指的是什么 - ？
漕耐鼻通： 《诗学》是古希腊著名美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著,原名为《论诗》,据说是亚里士多德的讲义.有佚失,现存二十六章,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有人认为失传的第二卷可能是讨论喜剧的. 对现存26章的内容,有六分说、五分说、三分说三个分法...

贾汪区13056513086：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美学和诗学观念的区别 - ？
漕耐鼻通： 我想就美学与诗学这一点来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观点.其实文艺的功用,说白了,两位学者围绕着“艺术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来进行研究,表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用他的“灵感说”来讲述他对文艺创作的看法.1.他认为文艺创...

贾汪区13056513086： 《关雎》的视角和艺术特色 - ？
漕耐鼻通： 《关雎》与《蒹葭》都可以看做爱情诗,但是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从表现手法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 《关雎》一诗着重于“叙事”,我们从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小伙子从爱上“窈窕淑女”到追求她,追求不到又在幻想中得到她这样一条线索.《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