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于分析孔子或其思想的文章

提供一篇关与孔子思想的文章~

1.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 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 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 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 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 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 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 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 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 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 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 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 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 惟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 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 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 ，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 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 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 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 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 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 "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 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 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 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 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 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 硁硁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 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 ，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 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点 不洒脱呢?


2.孔子人道思想的结构
钱永森


[摘要]：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此话甚是。"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

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

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

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

“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手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

1.3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这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

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1.5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

他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子罕》还载孔子的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指的 就是 引导人们排除认识上的片面性，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方依顺另一方，而是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由其弟子有子陈述出来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分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脱离开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

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B、 教育思想。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据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一点未必属实，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这却是事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这样，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入师门后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故事，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诲人不倦”而引以为自豪。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C、 文艺思想。

“思无邪”说

出处《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 说的是文艺批评标准，是指《诗》的思想内容具有雅正的特点。从审美方面看，“思无邪”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兴观群怨”说

出处《论语·阳货》，指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托物兴辞；引人联想，催人振奋。

“观”：观察社会，反映现实，考察政治、人心的得失。

“群”：使人和谐、团结。

“怨”：美刺现实，批判社会不良现象，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

“辞达”说和“文质彬彬”说

“辞达”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辞，达而已矣。

“文质彬彬”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2、《论语》的文学特点。

《论语》多为简短语录，辞约义丰。语言的深刻平实、含蓄隽永使《论语》成为先秦说理散文的主要形态。

有的章节能够通过言谈举止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 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位思想深沉、举止端方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形象，此时的孔子还没有走上神坛，还没有被神化，因此《论语》中所表现的孔子不但是一位“圣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儒者。（见《先进》篇中“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

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

《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 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

1.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 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 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 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 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 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 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 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 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 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 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 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 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 惟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 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 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 ，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 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 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 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 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 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 "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 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 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 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 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 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 硁硁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 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 ，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 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点 不洒脱呢?

2.孔子人道思想的结构
钱永森

[摘要]：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此话甚是。"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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