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几何学诞生于贪婪？

认为天文学诞生于迷信,几何学诞生于贪婪~

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卢梭。
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贫苦家庭，当过学徒、仆役、私人秘书、乐谱抄写员。一生颠沛流离，备历艰辛。1749年曾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一文而闻名。1762年因发表《社会契约论》、《爱弥儿》而遭法国当局的追捕，避居瑞士、普鲁士、英国，1778年在巴黎逝世。



扩展资料
卢梭关于社会的学说包含着对人类文明的反省，他克服了启蒙学者盲目的社会进步观。在其第一篇论文中，他对第戎科学院征文题“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做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文明与自然、理性与自然本能相比，是一种蜕变，甚至是堕落。
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与自然作斗争中和睦相处，并在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良好纯朴的德性。而文明的发展摧毁了这些原始的德性，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而私有制却使人的心灵变坏。卢梭把文明的进步称做人类“最大的不幸”，因为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与其原始状态背道而驰。
因此，他认为， “文明的发展史”不过是一部“人类的疾病史而已”，有理性的人类失去了原始朴素的感性，产生了大量无益的需求，科学和艺术助长了奢侈浪费，自由变成了专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让-雅克·卢梭

几何学的英文geometry来自于古希腊语的γεομετρια，是γη（古希腊语中土地的意思）和μετρια(古希腊语中测量的意思）。因为最早几何学就是为了丈量土地的面积，以便分配土地而产生的。

我只听我们数学老师说过,概率论起源于赌博

在新托马斯主义的诸多特点中，对现代世界的批判是其中最为彰显的一个。从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利坦哲学的主要特徵便表现在历史哲学上，表现在对现代世界的反思批判上，表现在对人类文明的前途与命运上。

尽管马利坦本人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希望全盘退回到中世纪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心目中，中世纪盛期在精神层面是最值得赞赏的，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在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中，灵性层面与世俗层面葆有一种健全而和谐的关系，即灵性统辖世俗，世俗以灵性为指归，哲学作为人性学科的最高成就，须以信仰和神学为自身的原则和圭臬。在他看来，十三世纪的阿威罗伊主义（世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意味着把哲学智慧和神学智慧分离开来的一种努力。双重真理说的出现，使得人被分成两种：一种是根据纯粹的自然（本性）而拥有哲学智慧的人，另一种则是根据恩典和信仰而拥有神学智慧乃至超拔的神秘智慧的人 1，而这两种智慧并不能得到统一。从十四世纪以后，随着唯名论的出现和进一步深入，这种分离更为加重了。在几乎所有的场合，马利坦都不会忘记对唯名论的批判。

此后，随着文艺复兴、理性主义以及宗教改革等活动，传统的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受到了破坏，不可避免地分裂了。对人本身的关注超过了对上帝的敬仰，自然（Nature）从消极被动的受造物演变成具有神性的世界，并进而等同乃至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从以神为中心转变成以人为中心。对自然的探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且挣脱了神性和信仰的约束，其自身的规律与范式将成为其他各门学科的标准。世界从此不再需要通过神、魔等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它逐渐地清洗掉各种神奇神秘的色彩，只剩下一些科学的概念和假设。自然主义成为现代（modern）世界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徵。用马利坦的话说，这不是一个智慧的不同形式间保持和谐的世界，而是一个智慧和科学相冲突的世界，而且科学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取得了对智慧的胜利。

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这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我们都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智和精神层面（in the intellectual order）情况更是如此。影响甚至统治今日世界的许多思想观念原则，其根基都扎在过去。一个观念也许刚开始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胚胎，但当它破土发芽并逐渐成长后，就会在历史中产生重大的影响，改变千百万人的命运。

在对现代精神的考察中，马利坦把焦点集中在少数几个思想家身上，他们的思想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铸造成现代精神。他把他们称为改革者：「三个人，出于很不同的原因，支配着现代世界，且控制着折磨它的所有问题：一位宗教的改革者、一位哲学的改革者、以及一位道德的改革者——路德、笛卡尔、和卢梭」2。「任何事物都开始于精神，现代历史所有的重大事件，均成形于少数几个人的心灵深处、在无体积无质量的生命即亚里士多德所谓努斯（nous）中。路德与魔鬼辩论的那间隐修小室、笛卡尔做着他那著名的梦的火炉、卢梭在发现自然人之善时弄湿背心的范塞纳（Vincennes）森林的一角——这些就是现代世界的诞生地」3。

一 路德与自我的凸现
新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是近代历史上少数几个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其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宗教领域中，在该领域，自从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改革派的人物的努力之下，西欧传统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一统天下的格局不复存在了，宗教活动不再有一个中心，而是分裂成许多个中心；教会和教会传统的权威已经丧失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应地，圣经成为评判信仰问题的唯一标准（sola criptura），由此个人内心的信仰确定是是否能得救的关键所在。在其他方面，宗教问题越来越与民族国家纠缠在一起，「在谁的地盘，信谁的宗教」（cujus regio ejus religio），各民族国家以及君主的地位普遍得到了提高，国王们变成了所在国家的宗教领袖。尽管新教各教派并没有在宽容人权等问题上比旧教会有多大的放宽，但人们往往对教派之间的冲突纷争感到厌烦，因此，在客观上也为日后的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所有这一切，都与马丁·路德博士这位个性鲜明的宗教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作用还体现在对德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的提升上。「就对一个民族的宗教生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而论，少有能超过路德的《新约圣经》译本的」4。

对路德的评价，历来毁誉鲜明。誉之者，称他为德国的先知，宗教纯正性的恢复者，甚至，「若是想找一些与路德等量齐观，能与上帝摔跤的信心伟人，就只有犹太的使徒保罗，拉丁的奥古斯丁，法国的帕斯卡尔，丹麦的基尔克果（Kierkegaard），西班牙的乌纳穆诺（Unamuno），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英国的约翰·班扬（John Bunyan），和美国的爱德华滋（Edwards）」5。毁之者则径直称他为魔鬼、敌基督、最大的异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破坏者。

马利坦对路德的批判，是与他对现代世界的总体批判相联系的，其目的在于为现代世界的病症号脉开方。但由于宗教改革在马利坦看来也是导致现代世界罹患疾病的原由之一，所以，对路德的批判也避免不了对新教教会基本神学命题的批判，或对天主教思想原则的维护。但是，毕竟马利坦所做的不是历史研究，而是现代精神源头的考察，是对少数几个对以后的历史在精神的层面上施加了重大影响的心灵所作的深层探究， 所以，他的焦点仍集中在路德其人身上，而不是路德宗（Lutheran）或各新教教派（Protestants）6。也就是说，教派之争让位于精神的探源；至于他对路德的评价与批判是否始终做到公允平直，是否的确切中肯綮，则有待我们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同时，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内在的堕落
马利坦对路德的解剖，首先从他的内在精神状态入手。路德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有着迷一般的性格和秉赋。他与他的祖国德国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德国以外的人往往对之不能理解。海涅一方面说他身上有许多特性，这些特性很少是统一在一起，而常常是作为互相敌对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说路德是个完人，一个精神和物质在其内部未曾分离的绝对的人 7。而在马利坦看来，路德精神状况却是极端不均衡的，「他的本性同时具有现实和抒情、强有力、易冲动、勇敢和悲哀、感伤和病态的感性等特制」，既仁慈、慷慨、温柔、又傲慢、虚荣，而「他所缺乏的乃是理智的力量」8。他所谓的理智，指的是把握共相、认识本质、接触实在的能力。在这方面，马利坦认为路德是很有限的，甚至是笨拙的。而在特殊事物和实践性的事物方面，路德却表现出一种很高的能力和机巧，善于说服他人，能找到无数的办法来解决当下的具体困难或驳倒辩论的对手。从马利坦的角度看，路德在经院哲学上学艺不精，只学会了一包错误的想法和模糊的神学概念，以及华而不实的论辩技巧 9。

路德自幼便处于精神的躁动之中，父母过于严苛的管教、好友的不幸离世、以及遭到雷击的经历，也许是促使他离开家庭投身修院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他后来背弃曾经庄严地作出的安贫苦修的誓愿，即便是新教方面的传记作者，也这样评论道：「……正好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位没有召命的修士；他的誓言也不是出于真正的呼召，只不过用来消解内心的矛盾，以及作为在家庭和学校的苛虐底下的一种逃避」10。

同样，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路德始终处于一种无以排遣的深刻的绝望感之中，无论是对当时天主教的苦修补赎之路，还是对他自身内在的精神状态，都充满了怀疑。「路德根本没有能力去满足上帝的要求」11。被内心里不息的骚动所困扰，他便将精力全盘地用于各种活动中，而没有时间去尽一个修士的本份，「我几乎没有时间去作日课望弥撒（I rarely have time to recite my office and say Mass）」12。

在天主教思想家看来，路德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恩典的绝望 13。马利坦认为，路德这种绝望还与对有关人、欲望、罪等问题的神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利坦注意到路德是从感性的角度去理解上帝的恩典的，似乎将恩典看作是感官的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因而认为路德没有在其自身之中体验到恩典的完满纯洁（perfect pureness of grace）。

问题还集中在对肉体欲望（concupiscence）的态度上。无论是古代的异教伦理还是基督教的道德观，都主张约束乃至消除欲望。基督教所谓的四种哲学德性（四枢德, the cardinal virtues）中，节制（temperance）便是要人们尽可能地克服自己肉身的欲望。而对献身于基督的修道人员，更是需要发各种不同类型的誓愿（绝财、绝色、绝意等），从此过一种远比常人严苛的禁欲祷告生活。在中世纪，许多人，甚至是王公贵胄家庭出身的青年，也以这种生活为荣，安贫乐道，缘门托钵，希望通过对身体欲望的克服而迎取恩典的来临，得享永生的福祉（Beatitude）。路德是发了愿成为修士的，他也的确潜心苦修过。但他的内心却始终躁动不安，没有消除其负罪感 14。于是，他认为肉体欲望是不可克服的（Concupiscence cannot be conquered），因为欲望即是原罪。欲望始终在我们身上，不可清除，它使我们从根子上说是坏的、腐败的。而上帝给予我们以律法时，他是在命令不可能之事。

按天主教神学，欲望（concupiscence）并不只是指身体的欲望，而是泛指对人自我和世俗必朽之物的未受控制的爱。它并不等于原罪，而是「罪的印记」（fomes peccati），是罪的质料因（material element）15。当一个人受洗成为基督徒时，他的原罪被洗去了，而这种欲望即「罪的印记」则依然存在，如同在我们的本性上的一个伤疤。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之上的，它认为不能割裂我们的本性（自然）和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的本性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定有某种善在其中。恩典是超自然的，却并不与自然截然对立，「恩典并不摧毁自然，而是成就自然」。而路德则将欲望等同于人的本性（自然），它将始终伴随着我们，并不因我们的受洗而被抹去；相反，由于罪的作用，我们的本性原本就被腐蚀了。路德的深刻的负罪感和绝望感就导源于此。进一步说，路德所坚持的善功无用论也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罪的腐蚀，我们的本性根本就是堕落的，任何发自这样本性的行为必定对我们的得救没有帮助。

如此的人性观，表现出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假如他仅仅止步于此，那他还只是马丁修士（Brother Martin）而不是路德博士（Doctor Luther）。作为一个神学家，他必定要找出人的得救之道。我们已经被罪包裹了，我们的本性是败坏的，从我们自身根本不可能寻求获救之道。要想得救，就必须寄希望于我们之外。只有基督的恩典，才能救我们于罪恶腐败之中。

然而，恩典如何能获得？恩典与自然（本性）的关系如何？恩典的本性又如何？

天主教的教义认为，经过洗礼有了坚定信仰的基督徒，在其日常的生活中，仍须不断地通过忏悔、祷告、奉行各种宗教诫规，在内心中接受上帝恩典的灌注（infusion）。无论是在神学上还是在实践领域中，善功（good works）都是必须的。然而，并不是说只要有了善功就足以获得拯救。善功不是成义（justification）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它的产品和明证。信仰是基督徒的全部义的根基与基础，因为它是挚爱（charity）的根基和基础。「善功原是发自我们的自由、人性的活动，又被基督的恩典和超自然的赠礼赋予神圣的意义（deified）。要说这样的善功对于我们的拯救是必要的，那是因为不可能既爱上帝超过一切事物，又不将这种爱在行为中体现出来；同样，一个人要不是失落了挚爱，也不可能选择受造的善作为其最终的目的」16。

不容否认的是，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普遍陷入一种道德低迷乃至沦丧的境况。教廷被意大利的许多贵胄家族所把持，大量的神职人员心目中只有世俗的利益，缺乏真正的宗教情怀。更有甚者，许多人还利用民众中的宗教感、恐惧感以及对获救的强烈的渴求，来为自己聚敛财富（当然，也应该看到，大量的财富最终也是用于宗教目的的，如建造大教堂）。处于北方，相对落后贫困的德国，其人民的压抑感和盘剥感更为沉重。历来就有的拉丁民族与日尔曼民族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当时的教会对善功格外重视，而一旦善功与信仰相脱节，对民众的宗教感和道德风貌的影响便格外的严重。因此，路德的教义诚然来自奥古斯丁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他本人的内在体验 17，但他的教义能够深入人心，为民族所接受；特别是在当时复杂险恶的处境下，被教会和国家的双重处罚之后，路德仍能常保平安，是与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份不开的。作为「德国人的先知」，路德的声音在德国有大量的拥趸，尽管往往不是出自宗教的理由。

马利坦对路德的考察批判，集中在他本人的内在精神层面，而不是对宗教改革总体评价。他认为，路德是个堕落的修士，虽然他没有像那些腐败的神职人员那样在行为上堕落，但他却在内心里堕落了（inwardly fell），他的堕落就表现在他对欲望、罪、以及人的本性的悲观看法和他的绝望之上。

路德认为，处在罪孽和腐败之中的人是能够得救的，得救的关键就是基督的恩典，而他对恩典的看法又完全是外在的。恩典并不能、也不需要消除掉我们的罪。尽管我们罪孽深重，但基督的恩典就好比是一件斗篷，它能覆盖掉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救。救世主基督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以自己的血为代价，扛负起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并不离弃罪人，相反，他就是为了罪人才来的。我们都是罪人，因此，他必定会用他恩典的斗篷来搭救我们的。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罪扔到他的背上，让他去扛负——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对他的信仰。唯有信仰、唯有恩典（sola fide, sola gratia）！

但是，这时的信仰与原有的信仰有了很大的区别，它不再需要有严格的行为的规约，也不再需要有一个有形的教会来传承，教会历来的传统亦不足为凭。只有一个东西是最终的指针，那就是圣经（sola criptura）。

从新教教会的角度看，路德的改革乃是涤陈出新，是真正基督精神的再生，是古老教会思想的复活；尤其是看到了这一新的宗教精神对晚期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和欧洲社会之腐朽颓败的冲击作用。但马利坦却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即路德教义的内在矛盾，其致命的练门。

路德的改革的确是基督教史上推陈出新的一页。但是，路德教义的内在化倾向也是一柄双刃剑，在对清除中世纪晚期的教会腐败、恢复信仰的纯洁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精神问题。切断了传统教会、教会传统、神职人员（特别是教皇）对信仰事务的裁决权之后，路德相信每个个体将直接面对十字架上的基督，与他同死同生，在圣灵的引导下获得灵魂的拯救。这一神学思路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它预设了一个前提：我们一定能够圣灵的帮助，听到基督的指引。然而，这一点是能够保证的吗？你怎么能确定不是某个恶灵在控制着你呢？

在路德比较清醒、能够反省自己的时候，他是不能作此保证的；相反，他对此素有疑窦。作为一个德国人的儿子，在日尔曼神话－宗教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路德的精神世界中充满了螭魅魍魉、妖精女巫。他曾亲眼看见一只恶鬼着着实实地从附着的人身上走出来。而这种德国式的迷信路德到了老年尚不能摆脱 18。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路德是个非常敏感、善于感受的人，而这样的人则往往容易受到许多心相乃至幻相的影响。这样的人做了宗教领袖，其所开出的兴许就是一条险路 19。

对路德持基本肯定态度的传记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这样评价路德：「我认为路德的主要缺陷之一，他致命的、使其人其业不堪重负的缺陷，便是混淆了不同的灵（精神，esprits）」20。我们从路德自己的话中也能看出这一点，他说他好比是一匹瞎马，被某种力量驾驭着向前疾驶，不知道会走向何方，「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哪种灵的工具」21。

但这种疑虑的态度在路德的教义中并不占主导。假如始终贯彻其精神，路德的神学便不能成立，他也不能完成从马丁修士到路德博士的转换。他认为可以排除被恶的灵所驾驭的可能性，只要你在内心里持有坚定的信仰。法国历史学家博絮埃 (Bossuet)说：「路德不停地重复说我们是被称义的，只要我们确定地相信我们是被称义的；而他所需要的确定性并不仅仅是道德的确定性，即基于合理的推动并排除了激动和麻烦的确定性，而是一种绝对的确定性，一种无谬误的确定性；在这确定性中罪人必须带有他信仰耶稣·基督降临世界的那种信仰去相信自己是被称义的」22。一方面，尽管你非常虔诚，热爱基督，信仰上帝，并把你的信仰落实到生活的每一点滴之中，但假如你不确信你是义人，那你就大大地亵渎了基督；而另一方面，哪怕你（在行为上）每天都要犯一千桩罪，只要你在内心里有着坚定的信心，相信你是义人，相信你必能得救，那你就能获救，「基督教不是旁的，只是一种持续的操练，即感觉到你没有罪，你的罪已扔给基督」23。路德的名言乃是：「勇敢地去犯罪，坚定地去信仰」（pecca fortiter et crede firmius）24。这种态度，对道德实践的影响可想而知。

马利坦认为，这样一种极端的确信，排空了所有善功行为，将不再是神学的信仰，而只不过是属人的信心冲动。在路德思想的发生学上，马利坦读到的是一个处于深刻绝望之中的人，由于不能克服自身的罪恶感和欲望，便将全部赌注都押在与他自己的本性全然割裂的恩典的作用；又从一己之体验中推广开去，将自己的命运转化为神学的真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神学层面上，马利坦认为路德的「哥白尼革命」恰好在信仰问题上颠倒了主次。他不是将他的自我消解在基督的广阔的恩典之中，洗涤掉自身的罪，获得灵性的超拔，成为义人。相反，这种确信却将他厚实地包裹在自我的硬壳内，不但割断了与恩典的联系，也与教会、其他基督徒失去了亲密的关联，成为孤寂的自我单子。这种确信所抬高的不是基督，乃是一个病态膨胀的自我，一种以谦卑的面目出现的自傲。路德自己曾这样写道：「我不能接受任何人来审判我的教义，哪怕是天使。凡不接受我的教义的人，必不能得拯救」25。马利坦说：

这不幸的人，以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是只相信上帝。然而，由于拒绝承认人能够真正地并且在他自身之内分享耶稣·基督的正义和恩典（按他的说法，恩典总是外在于我们的，且不能在我们之中产生任何生命活动 [vital act]），因而他永远地将自己关闭在自身之内，他从自己那里撤走了所有的支持，除了他自己，他建立起一种教义，其起点不是别的，而是一个体的罪。他将他宗教生活的中心不是建立在上帝而是建立在人身上 26。

这种建立在人身上的宗教生活，走的必定是一条自然主义的道路。事实上，当路德声称欲望不可克服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一方向。他不是试图用精神的力量去克服、引导、提升身体的自然冲动，而是臣服于这些冲动，甚至以这些冲动作为他宗教活动的动力。怒火、诽谤、怨恨、诅咒，是长伴他左右的腻友，嗜食、豪饮、言语粗鲁，更是路德的注册商标。在最为典型的男女之欲上，路德也屈从于身体的冲动，他曾说：「正如我没有能力不做一个男人，我的生活中也不能没有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发过大誓的奥斯定会（奥古斯丁会）常守者（observant）修士，他最终背弃了自己的誓言。更为严重的是，他以解除人们不堪承受的重负以及增进德性的借口，到各修道院，鼓动修女们嫁给修士作老婆，其言语万般难述 27。他认为教士应该结婚的理由乃是：教士必须有个女管家，而把男人女人这样放在一起，势必是乾柴遇烈火，很难想象不发生一些事情。既然这样，还不如乾脆叫他们结婚，让不贞的贞节终止吧 28。马利坦评论道：「教士阶层的颓废是如此之甚，其状况必不可能持久。或者是通过圣洁性的凯旋，使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或者就是通过欲望的凯旋，使理论下降到实践的水平——后者便是路德改革的成就」29。那么，婚姻是否就能使欲望之火平息呢？从路德自己的经验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欲望是不可克服的，「力比多无药可治，哪怕是婚姻」（libido nullo remedio potest curari, nequidem conjugio）30。

路德与现代精神
马利坦认为，路德的神学其实是本末倒置的，其中充满了矛盾：它声称其中心为基督，其实却是人；它声称得救之道在于我们本不配的基督的恩典，其实却依靠的是自我内心绝对的确信；它一方面为我们腐败堕落不可救药的本性而哀叹，另一方面却向欲望的自然冲动低头；它割裂恩典与自然，在贬低自然的同时，却为以后的自然主义在宗教领域的泛滥打开了一道大门。

以特洛尔奇为代表的学者在探讨现代精神的起源时，并不认为路德的那个时代具有现代文化的特制。他们认为真正的现代应当从启蒙运动算起，而早期新教的基本理念表明它仍然停留在中世纪 31。与这种侧重社会层面的思想史考察不同，马利坦所看到的首先是（天主教）中世纪与以后时代的差异。中世纪在他眼里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所赞赏的是诸如十三世纪这样的中世纪盛期。而十四世纪起形成的各种唯名论、现代道路，在他看来就已经标志着中世纪的衰落。其次，他所作的是观念领域中的联系。他所寻找的是将在后世发芽分蘖的早期的胚芽。从他这个角度看，路德恰好具有许多对后来的德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极大影响、构成现代人精神气质的思想特徵。如费希特所言，路德是现代人的原型 32。

在路德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的一点便是反理智、反理性，「理性是魔鬼的最大婊子」。他之所以反对哲学、反对科学，是与他对人性与原罪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作为腐败人性的自然秉赋，理性在他看来对于人的拯救有百害而几无一利。各种思辨的科学，都是羁绊人的陷井，「所有思辨科学皆非真……科学，而是谬误」（omnes scientiae speculativae non sunt verae...scientiae, sed errores）33。马利坦说，路德比卢梭早230年赋予人性以一种解放和一种极大的松懈，从需要始终思考且符合逻辑地思考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然而，人何以能够从这样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呢？人有何以能不思考，不运用其天赋的理性呢？在他的《加拉太书》注释中，路德喟叹道：「惜乎，此生永不能尽摧理性！」(Alas, in this life reason is never completely destroyed) 34 。

路德对理性的贬抑涉及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与意志主义（voluntarism）的对立。这里所说的意志主义并不是指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现代哲学思潮（虽然其实两者是极有关系的）。而理智主义也不是指近代由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它们指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的两种不同的路线：在神的诸多属性中，到底是理智还是意志是优先的？最早提出该问题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问游叙弗伦，一个虔敬的人是因其虔敬而为神所喜悦，还是他因为神所喜悦而为虔敬者？35在中世纪盛期的经院哲学中，托马斯主义与司各脱主义在上帝的本质问题上意见不同。托马斯认为上帝的本质是存在，而司各脱则说是最高的意志。托马斯说上帝做一切他认为正确的事；而司各脱认为凡上帝所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事是他所愿意的。司各脱的弟子、「现代道路」（via moderna）的唯名论哲学家奥卡姆更是把意志主义推广到伦理学中。他认为人的道德活动被上帝意志直接、偶然地决定。他不承认有发自人的内在本性的普遍道德规范。

然而，无论是司各脱还是奥卡姆，都没有像路德那样过份抬高意志、割裂意志与理智的联系、甚至彻底贬抑理智的作用；他们也没有像他那样集中地将意志主义用在作为受造物的人身上，形成自我的神秘主义，切断与其他人、与教会、甚至与他自己的理智的联系，赤裸裸地面对上帝和基督，以一己内心的确信意志求得称义和拯救。

当这种意志主义转移到人的头上后，基督徒的信仰与外在宗教活动之间自然的有机联系便中断了。只要你内心里确定了你对基督的信仰，并且确信你一定能获救，那么，你就是你自己的行规定者，你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善的。其结果必定是自我神化（deification of self）。马利坦在路德这里观察到：

在路德对拯救者羔羊的呼吁背后，在他高扬信心和对赦罪的信念背后，有一个受造之人（human creature），他高耸其顶冠，并且在因亚当之罪而深陷的泥淖中怡然自得。这一造物在世上路路可通（get straight），它将跟随那获取权力的意志、帝国主义式的本能（这本是它自己的世界），它将在此世行使它的意志。上帝将只是一个盟军、一个合作者、一个强有力的夥伴。到头来，我们就会看到真正坏形式的意志主义，诸如在某些盎格鲁－萨克逊多元论者、或Wincenty Lutoslawski先生那里所表现出来的，后者（他是多么欣赏他自己）叫道：「我不可能是被创造的」，并将上帝仅仅视作他本人意志的强有力的同盟军 36。

马利坦又从托马斯主义的立场解释了意志与理智间的关系。他像托马斯一样，把这个问题分不同的几个方面。首先，就理智与意志本身以及在形而上学的等级秩序中，理智高于意志：「理智比意志更高级和高贵（intellectus est altior et nobilior voluntate）」。那是因为，虽然两种都涉及存在和善，都是非物质性的，但两种的对象却不同 37，理智的对象是在其可知性结构和真理之中的善的本身自身；而意志的对象则是可欲的善，是存在于具体的实存之中的。前者比后者更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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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侄丽珠： 趣味数学:解析几何的诞生近代数学本质上可以说是变量数学,而变量数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是解析几何的发明.解析几何的真正发明者应归功于法国两位数学家笛卡尔(R.Descartes,1596-1650,哲学名言:＂我思故我在＂)和费马(P....

曹县15591611592： 解析几何的诞生——有两个人发现,他们的基本思想? (考题) - ？
军侄丽珠： 解析几何的诞生 欧氏几何是一种度量几何,研究的是与长度和角度有关的量的学科.它的方法是综合的,没有代数的介入,为解析几何的发展留下了余地. 解析几何的诞生是数学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创始人是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笛...

曹县15591611592： 几何是什么意思,讲通俗点 - ？
军侄丽珠： 英文Geometry一词,是从希腊语演变而来的,其原意是土地测量、后被我国明朝的徐光启翻译成＂几何学＂.依据大量实证研究,创造几何学的是埃及人,几何学因土地测量而产生.几何是研究形的科学,以人的视觉思维为主导,培养人的观察...

曹县15591611592： 说说你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历史意义的理解,同时解释《几何原本》中的第五公设(也称为平行原理)指的是什么? - ？
军侄丽珠：[答案] 这本著作是现代数学的基础,在西方是仅次于《圣经》而流传最广的书籍. 在几何学上的影响和意义 在几何学发展的历史中,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欧几里得将几 种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提出了几何学的“根据”和它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