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与中原的哪些齐名
虽然几乎在所有人的印象中，中晚唐时的益州还是相当富庶的，不然就不会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出现了。如：
《成都记序》：“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
《容斋随笔》：“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掌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旧唐书·德宗本纪》：“请为两都、江陵、扬州、成都、汴州、苏州、洪州等署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十万贯，收斛斗匹段丝麻。”
《新唐书·高骈列传》：“扬州雄富冠天下。”
《元和郡县志》：“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
《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时号扬益，俱曰重藩，左右皇都。”
《资治通鉴》唐昭宗景福元年：“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
《嘉庆扬州府志》：“故有唐藩镇之盛，惟扬益二州，号天下繁侈。”
《权载之文集》：“扬州四会五达，此为咽颐。”
《道程及郡国志》：“四大港，龙编、广州、泉州、扬州。”
《旧唐书·秦彦列传》：“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
然而之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了，在对于蜀地的看法上，唐高祖与隋文帝的想法堪称是不谋而合，一致认为此地特别适合用来防范那些不安分的皇子。因为“巴蜀险阻”“地既僻小易制”，可以“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可见蜀地在隋唐统治者的心中就是一种“边地”的存在。所以在唐高祖的这种指导思想下，益州在唐人的心中会是怎样的一种地位几乎可想而知了。
而唐人对蜀地的态度究竟如何，可以从唐朝中央政府对蜀地的种种政策中略窥一二。
唐朝政府先是将好好的一个剑南道划分成了东西二川，原本“址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的梓州，一跃成为与益州比肩的节度使镇府所在地。结果讽刺的是，向来被益州人鄙视为“岂得与我为耦哉”的梓州，偏偏在成为东川镇府后发展迅速，至宋时已经以江山形胜水陆之冲，跃升至与益州相对的剑外都会。
至于中晚唐时候的西川，则再不复安史之乱时大唐稳固后方的辉煌地位了，而是已经沦为了戍边之所，变成了唐朝与南诏吐蕃战斗的前沿阵地。
事实上早在唐玄宗避难成都的时候，吐蕃弃松德赞赞普便要求南诏的阁逻凤攻打嶲州。于是阁逻凤派出大军将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军联合吐蕃军一起进攻，一时间占领了大片蜀地，又掳去大量的人畜财物，《南诏德化碑》上称：“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南诏再度破越嶲，结果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掳。一直到唐德宗的时候派遣大将李晟、曲环，这才大破了吐蕃南诏军，收复了被吐蕃占去的维茂二州。
而蜀地因为处于民族茅盾交汇地区，蛮、羌诸族常常根据唐与吐蕃的强弱而或臣或叛，所以历来是唐、吐蕃、南诏的角逐之地。中晚唐的时候，在蜀地发生的大大小小战争简直是不计其数。
如《新唐书·南蛮传》：“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巂州台登谷。”
又如《旧唐书·吐蕃传》：“先贞元十六年，韦皋累破吐蕃二万余众于黎州、嶲州……诏韦皋出兵成都西山以纾北边……遂围维州。”
同时蜀地因为长期为吐蕃南诏诸獠所剽掠，豪强势力割据，往往十数年都不曾向唐朝中央上交贡赋。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大历十四年九月条略云：“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杨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亦云：“骠旁等自陷巂州，臣于吐蕃，绝朝贡者二十余年。”
所以当韦皋接手西川的时候，承袭的便是蜀土地富兵强的局面。韦皋刚入蜀时，也曾一度除租赋以争取民心，然而由于连年战争与“重赋敛以事月进”，最终还是导致了“蜀土虚竭”。
更有甚者，因为安史之乱时南徙避乱人口的大量迁入，益州的人口一度膨胀得很厉害，使得只有区区八里之地的益州州城拥挤严重，既无战守之牢，亦无通商之便，城内水源严重枯竭，“数万户人，填咽共处，池泉皆竭，热气相蒸，其苦可哀，斯弊可恤”，百万人口一时间岌岌可危。
故而高骈在担任西川节度使后，不得不向朝廷上表说，“西川境邑，南诏比邻，频遭蛮蜒之侵凌，益以墙垣之湫隘。寇来而士庶投窜，只有子城，围合而闾井焚烧，更无遗堵，且百万众类，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敝。井泉既竭，沟池亦干，人气相蒸，死生共处。官僚暴露，老幼饥凄，但言牢城，未敢出战，货财而岂能般辇，商旅而空怀怨嗟”，请求准许广筑罗城，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正是在这种连唐朝的中央政府都把蜀地当做边地看、把蜀地作为中枢大员贬所的情况下，蜀地周边的蛮族又如何能不利用这个机会，随便动动手，捞捞好处。
《新唐书·南蛮传》中便有言：“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逾文川，扰漠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邾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
虽然异牟寻企图掠蜀的这种计划遭到了唐朝的强烈抵抗，未能得逞，然而等到太和三年的时候，蒙嵯巅发动了全国的兵力大举攻蜀，“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蒙嵯巅甚至驱赶被俘的百姓到大渡河边说，河南岸就是南诏境，允许你们哭别你们的故乡故国。百姓都痛哭流涕，数千人跳水自杀。此次掳掠，自益州至越嶲八百里间，人畜财物荡然无存，蜀人说“西戎尚可，南蛮残我”。
之后蒙嵯巅怕唐朝出兵讨伐，又送给吐蕃金帛及蜀俘二千人，意图合力抵御唐军。唐文宗准许了南诏的求和，立约互不相侵，又将李德裕任命为剑南节度使，整顿边防训练士卒，防止南诏再来攻掠。而南诏则借此次机会获得了大量的工匠，“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从此手工业发达起来，与蜀地不相上下。
等到咸通十年，南诏再次入侵西川，并于第二年围攻益州。直到乾符二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才将南诏军驱逐过大渡河，收复了所失州县。唐僖宗广明元年时，宰相卢携等总结南诏的攻掠说：“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厉，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
所以益州在中晚唐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地位，已经可见一斑了。
汉代的“五都”。 两汉“五都”指两汉时期长安以外的五个大都市。它们分别是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宛。
你这里说的不准确，益州是个州，不是城市，西南大都会应该是成都。其他几个空应该是填洛阳、邯郸、临淄。
别急，我们不妨看一看隋唐之交时的人们是如何评价益州这个地方的。
《隋书·地理志》中说益州是：“蜀郡、临邛、眉山、隆山、资阳、泸川、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巂、牂柯、黔安，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其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
如此看来，蜀地虽然是“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但因“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百姓也“多溺于逸乐”，其间风俗更是多为文人雅士所鄙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隋书》正是唐太宗年间编撰的，执笔的也正是魏征等人，由此便可得知，隋末唐初时的文人对蜀地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看法了。
不仅仅是《隋书·地理志》对蜀地有这样的评价，就连隋文帝也认为“巴蜀阻险，人好为乱”。于宣敏更是曾向隋文帝谏言：“但三蜀、三齐，古称天险，分王戚属，今正其时。若使利建合宜，封树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所以隋文帝担心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杨秀“必以恶终”，将他由越王改封为了蜀王，便是以蜀地作为藩地。
无独有偶的是，据《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中的记载，李渊私下里答应李世民要废掉太子改立他时，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由此看来，隋文帝与唐高祖的想法不谋而合，一致认为蜀地这块地方特别适合用来防范那些有意图谋反的皇子。可见隋唐之际的蜀地绝不是块什么香饽饽，虽然看上去人口众多又物产丰饶，然而因其地势天险风情粗俗，时人对其好感全无，否则那里就不会是打发失宠的皇子亲王待的地方了，而真的是人间天堂了。
那么唐朝初年的时候，益州究竟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旧唐书·高士廉列传》中有言：
“贞观元年……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亲扶侍，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随方训诱，风俗顿改。秦时李冰守蜀，导引汶江，创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侧者，须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士廉乃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命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蜀中学校粲然复兴。”
“子履行……显庆元年，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先是，士廉居此职，颇著能名。至是，履行继之，亦有善政，大为人吏所称。”
《旧唐书·外戚列传》中亦云：
“敞从父弟操……贞观中，历洺州刺史、益扬二州都督府长史，并有善政。”
可见在唐初的时候，益州一带的蜀地状况并不算好，不仅风土人情堪称凉薄，而且虽有着都江堰的灌溉之便，但真正的良田多被富强之家所侵夺。直到高士廉担任益州大都督长史，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不仅让益州重获灌溉之利，还振兴了教育事业。高士廉之子高履行，以及长孙操，也先后担任过益州大都督长史一职，都颇有作为，为蜀地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然而罗马非一日建成，蜀地的兴盛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就在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唐太宗为了征辽，命剑南道伐木造舟舰以运军粮。结果“蜀人苦造船之役”，当地的长官又急于求成，弄得“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最后“眉、邛、雅三州獠反”，朝廷派了军队才平定了这场叛乱。
即使是到唐高宗年间，益州的地位仍未能发生根本变化。龙朔二年，唐高宗“改魏州为冀州大都督府，改冀州为魏州。又以并、扬、荆、益四都督府并为大都督府。沛王贤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殷王旭轮遥领冀州大都督。”（《旧唐书·高宗本纪》）冀并扬荆益五大都督，高宗将冀并扬这三个州分别封给了他与武后所生的三个儿子，唯独留下了荆州与益州这两块地方，其中的深意几乎可以想见。
甚至武则天称帝后，陈子昂还在上书说，蜀中“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
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地势天险，蜀地历来是流放的好地方。
“左骁卫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配流巂州。”
“中书侍郎李友益除名，配流巂州。”
“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巂州。”
“昭死，仲言流象州，茅汇流巂州。”
“世翼贞观中坐怨谤，配流巂州。”
“韦挺……俱配流巂州。”
……
噫吁戏，也无怪乎李白要大发感慨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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