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朱元璋》里，第三集中。郭子兴说他22岁中举，元朝不是废除了科举制吗？？

我想了解朱元璋小时候的经历？~

出身布衣

明太祖原名叫朱重八，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子兴取的。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清朝人俞樾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冉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据俞樾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
和大多数封建皇帝一样，朱元璋的出世也被人为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母亲刚怀孕时，曾经做了个梦，梦中有一个神仙给了她一粒仙药，放在手中闪闪发光，于是她就吃了下去，他母亲从梦中惊醒，但是仍余香满口。等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屋，时值夜晚，红光从屋中射出，邻居见后，以为失火，忙奔走相救，结果是虚惊一场。

朱元璋祖籍是江苏句容县(今南京市句容县)通德乡的朱家巷，其祖先世代耕田种地。其祖父朱初一因不堪地主和蒙古统治者的剥削，举家逃到了淮河岸边的泗州盱眙(今安徽盱眙)垦荒种地。朱初一死后，家里一贫如洗，朱元璋父亲朱世珍(本来叫朱五回，后来朱元璋给父亲追名为朱世珍)只好东迁西移，五十岁时，才在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的东乡定居下来，并在这里有了朱元璋。

由于营养不良，朱元璋小时候体弱多病，瘦得皮包骨头。朱元璋父母十分迷信，认为只有观音菩萨才能救他一命，保佑他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于是，他们就把幼小的朱元璋送到附近的皇觉寺,并让朱元璋拜寺里的老和尚高彬为师。

朱元璋到了10岁时，其父亲朱世珍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再次搬家。后来就在太平乡的孤庄为地主刘德种地，朱元璋就为刘德家放牛。

在放牛的过程中，朱元璋结识了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并成为要好的朋友。日后，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为建立明朝南征北战，立下了功勋，成为开国元老。

朱元璋自幼聪明顽皮，并曾经读过几天书，所以鬼主意最多。常玩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他穿着破衣烂衫，把棕树叶撕成丝丝缕缕，粘在嘴上当胡子，用一块车辐板放在头上顶着当作平天冠，然后往土堆上一坐，就装模作样称起皇帝来，还让伙伴每人捡一木块，用双手捧着，三跪九叩，并高呼万岁。

当放牛娃，不仅常挨主人打骂，而且经常吃不饱，只有饿肚子放牛，于是发生了朱元璋宰牛的事情。一天放牛时，朱元璋和徐达、汤和、周德兴都觉得肚子饿，于是朱元璋出点子，将一头小牛犊杀掉，大家烤着吃了。没多久，只剩下一张牛皮、一堆骨头和一条牛尾巴。吃完了，但回去怎么向地主交待呢?大家都发愁了，于是互相埋怨。朱元璋于是站出来，想了个办法，他让大家把牛骨和牛皮埋了，把血迹掩盖起来，然后把牛尾巴插到山上的岩缝里，就说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拉不出来。小伙伴都纷纷赞同。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瞒不过地主刘德，结果是朱元璋被毒打一顿并赶回了家，而且给父亲增添了赔偿小牛的债务。但是朱元璋却因敢作敢当而深得小伙伴的信任。

流浪行童

蒙古帝国统治时期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不料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庄稼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了瘟疫。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死人，一个村子中一天中竟死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不久，朱元璋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其64岁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陈氏先后去世。朱元璋和二哥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可叹朱世珍一生劳苦，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处。朱元璋和二哥放声痛哭，惊动邻居刘继祖，于是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们兄弟二人好不容易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三十五年以后，朱元璋回忆起此事时，仍难抑悲痛之情，他在《皇陵碑》中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不到半个月，昔日和睦温暖的家不存在了，父母的疼爱也一去不复返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地影响着朱元璋的心境，使他仿佛跌进了无底深渊。这时，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朱元璋实在走投无路之下，想起幼时曾经许愿舍身的皇觉寺，于是就去投奔了高彬和尚，在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整天忙得团团转，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日子一长，朱元璋憋了一肚子气。一天，他扫地，被伽蓝神座绊了一下，于是他就顺手打了伽蓝神几扫帚。

还有一次，老和尚见大殿上的蜡烛让老鼠咬坏了，就当众训斥了朱元璋。朱元璋心想，伽蓝神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还怎么管殿宇?更害得自己受骂，越想越气。于是，朱元璋就找管笔，在伽蓝神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几个字。这些都反映了朱元璋不甘于受压迫的性格。

可是，朱元璋做行童不久，寺里的粮食不够和尚们吃了，寺里也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朱元璋才做五十天行童，而且还不会念经、做佛事，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扮成和尚的样子，离开寺院托钵流浪。这时朱元璋年仅17岁。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听人说哪里年景好就往哪里走，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7年又回到了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他目睹国是日非、人民生活恶化的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很快就会来临了。于是在回到皇觉寺后，朱元璋发奋勤学，广交朋友，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

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并推韩山童为明王。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这些起义者用红巾裹头，故称红巾军。1352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

朱元璋闻听起义的消息，不由心想，老在寺院里，随时可能被元官军抓走，性命难保。正在此时，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信，汤和在信中邀请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朱元璋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放下钵盂，赶紧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

将帅之才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就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 。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此时，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便把21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便不能再用从前的小名重八了，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在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朱元璋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

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今安徽滁县)。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的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不免伤心。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甚是可怜，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1353年，朱元璋任命虹县(今安徽泗县)人胡大海为前锋，一举攻克了和州。消息传来，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三月，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朱升献策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所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只能望江兴叹。这时恰好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朱元璋亲自处理合并事宜。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元军封锁抵达和州。朱元璋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一马当先，率军冲杀，攻克采石，获得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和战利品运回和州慢慢享用。见此，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绝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一鼓作气，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克太平。进入太平，朱元璋重申军纪，严禁掳掠，有个别兵士犯禁，立即处死，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朱元璋于是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在第三天，攻破城外的陈兆先军营，其部三万六千人归降朱元璋。但是，朱元璋看出降军心存疑虑，军心不定。于是朱元璋就从降军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当亲军，在夜里守卫，而自己身边，只留有亲兵统领冯国用一人。

第二天，降军知道此事，都十分感动，疑虑全消，甘愿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于是，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天，朱元璋便攻下集庆。

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小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声势比过去大了很多，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没有对付不了的敌人，并且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朱元璋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于是在占领应天不久，朱元璋立即派徐达攻取镇江。出战前，为了严明军纪，朱元璋故意以放纵士卒的罪名将徐达抓起来，并准备以军法处斩。此时，李善长出来求情，众将不知是计，也一起求情。于是朱元璋就顺水推舟，说看在众人的面上，暂时免去徐达死罪，不过要徐达攻下镇江后，做到不烧不抢，方可完全赦免徐达之罪。众将见对待主将尚且如此严厉，因此，无不严守军纪，镇江很快攻下。到1357年冬，朱元璋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攻下了金坛、丹阳、江阴、常州、常熟、扬州等地，控制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到1359年，从现在的地图看，朱元璋已经占领了江苏南京、太湖以西，往南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到浙东的一块长方形地区。与四年前刚占领应天时相比，形势已大有改观。

在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了。在初期，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在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杀了胡三舍，有人进谏说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朱元璋可以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朱元璋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李善长、朱升。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解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封建皇朝。

削陈平张

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杀死倪文俊，并于1360年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于是陈友谅以为应天唾手可得，就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接着，陈友谅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平分朱元璋的领地，应天大震。朱元璋只好召集众将商量对策，一时众说纷纭。惟有刘基默不作声，朱元璋知道刘基有主张，于是征求他的意见，刘基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虽然陈友谅势力强大，但是他杀君自立，部众离心，人民疲敝，故而不难战胜，只要等他们深入，再以伏兵击之，不难取胜。

朱元璋同意刘基的判断，于是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于是康茂才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约陈攻击应天，并说愿意在江东桥作内应。

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才发现桥是石桥而非木桥，方知受骗中计。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待到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

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

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

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1364年元旦，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张士诚是泰州(今属江苏大半)人，早年贩卖私盐为业。元末发动盐徒起义，于1354年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为周，建元天。1356年，建都平江(今苏州)。消灭陈友谅父子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檄文列举了张士诚八大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与西吴有关外，其余的全都是指责张士诚背叛元朝。不看开头和结尾，非常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元朝的讨伐令。这表明朱元璋已经以顺承天命的王自居，准备继承王朝的正统。

朱元璋的军队攻势迅猛，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

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州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1367年为吴元年。平江战役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还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城内一片恐慌，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反复无常，贪图享受，对部下也十分放纵。平江被围困的最后一天，张士诚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仍不忘享乐，坐在银椅上饮酒，左右侍奉的人递桃子给他，结果桃子还没到口，恰好一炮打来，脑袋被打得粉碎。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便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了，便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不搭理；李善长问他，他则破口谩骂。朱元璋气极，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张士诚，连尸骨都烧成灰。当时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

明朝统一

消灭东吴张士诚后，朱元璋大体上占据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东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这些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进行大规模南征北伐的时机成熟了。

当时南方的形势是方国珍占据浙东、陈友定据有福建、明玉珍控制着四川，广东和广西则仍处在元朝统治中。在平江战役快结束之时，朱元璋已派参政朱亮祖率兵进攻方国珍，然后又命汤和为征南将军，从宁波进攻方国珍，方国珍于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二月归降。与此同时，朱元璋与刘基细细商定了北伐计划。此时常遇春提议：直取大都，以其精兵消灭元朝的疲卒，占领大都后，分兵出击，则大功告成。为此，朱元璋不赞成，他认为大都是元朝经营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坚固，孤军深入进攻，太过危险，应先取山东，再占河南，折攻潼关，取得东西南三方面的军事要点，然后再攻取大都，必将成功。诸将对此表示赞同。

于是，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统率全军；以常遇春为副将军，另以参将冯胜、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各领一军，全力北伐。

朱元璋再三申明军纪，告诫出征将士，北伐不是攻城略地，而是推翻蒙元暴政、解除人民痛苦。随后还发布了由宋濂起草的告北方官吏和人民的檄文，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这对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檄文还表示，对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若愿为新皇朝臣民，则与中原人民一样看待。

北伐军节节胜利，迅速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四月占领开封，平定河南，同时攻克潼关。八月，攻克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见孤城难守，于是带着后妃太子慌忙弃城逃走，奔向漠北，统治中原长达九十九年的蒙元被赶出了中原。

在南征北伐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公元1368年）正月，40岁的朱元璋告祀天地，于应天南郊登基，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经过十六年的征战讨伐，朱元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从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371年，明军入川，夏主明升暗降，四川平定。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蓝玉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基成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奉命进攻辽东元朝残将纳哈出，纳哈出无路可走，只好投降，辽东平定。至此，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统一。

你好!最近我看了[安徽公共频道],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毛佩琦教授做客[新安大学堂]里面就讲了朱元璋的出生之迷:

朱五四迁往钟离之东乡后，又生了一个儿子，按排行叫做朱重八，这就是朱元璋，而钟离之东乡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县，从地理位置上讲它在中原以南，所以是南方人。

相关资料：
神秘的出生地:
在明代徐祯卿的《翦胜野闻》中，他引用了朱元璋自己作的《朱氏世德碑》碑文，那上面是这样记载的：朱元璋这一朱姓宗族，出自金陵之句容，家住朱家巷，地属通德乡，其地就在现在江苏省南京市境内，朱元璋以上几代人都以农业为生。
按照记载，朱元璋五世祖叫朱仲八，娶陈氏，生了三个男孩。老大叫朱六二，老二叫朱十二，最小的叫朱百六。朱百六就是朱元璋的高祖，即四世祖。其后，高祖朱百六娶胡氏，生有二子，长子朱四五，老二朱四九。这个朱四九就是朱元璋的曾祖。再往后，曾祖朱四九娶侯氏，生子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共四人。这个朱初一，就是朱元璋的祖父。到朱初一这一辈，他娶了王氏，生子二人，名字分别为五一、五四。朱五四就是朱元璋的父亲。
元朝初年，朱家在金陵句容，属于淘金户籍，按规定应该为官府淘金纳税。但当地并不出产黄金，朱家要到别处买金向官府交纳赋税。朱初一为官府赋役所困，便舍弃田庐，带着两个孩子迁到泗州盱眙县，就是现在江苏省淮河岸边的盱眙县。朱初一在盱眙曾经置田置产，但朱初一死后家境日益败落，竟至无法为生。
这样，朱五一、朱五四兄弟二人就流落到五河，不久，五一带着全家迁到濠州钟离县东乡（今安徽省凤阳县境内）落户；五四一家则流落到灵璧、虹县，后来也追随五一到了钟离东乡。朱五一娶刘氏，在盱眙生有朱重一、朱重二、朱重三；朱五四娶陈氏，在盱眙生有朱重四和一女。到了钟离后，朱五一又生了朱重五，朱五四在灵璧又生了朱重六，在虹县生了朱重七和一个女儿。朱五四迁往钟离之东乡后，又生了一个儿子，按排行叫做朱重八，这就是朱元璋，其时在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按照公历推算，是公元1328年10月21日。
可以想象，当时朱元璋的出生不会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太多喜悦，但是，因为后来成了皇帝，朱元璋本来平淡无奇的出身却由后人附会出许多灵异来———
一本叫做《天潢玉牒》的书是这样讲的：在朱元璋还没出生时，有一天，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在麦场坐着，这时候从西北方向来了一个道士，长着长胡子，头戴簪冠，身穿红服，手拿象简。道士坐在麦场中，用象简在手中拨弄白丸。陈氏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道人回答说：“这是大丹。你若要，给你一粒。”陈氏用手接过大丹，一不留神，竟然情不自禁地把它吞了下去。她吞下大丹后，那个道士却忽然不见了。不久，陈氏就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朱元璋。传说朱元璋出生的时候，自东南飘来一股白气，贯穿房屋，奇特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历经一夜都没有散去。
另一本叫做《龙兴慈记》的书上说：朱元璋诞生时，本来位于路西的二郎神庙竟然搬了家，搬到路东数十步之外靠近河边的地方。于是，他母亲就抱了新生儿到河中洗澡。这时，水中忽然漂来了一方红罗，他母亲就拿这方红罗做了婴儿的襁褓。后来，那漂来红罗的地方就被叫做“红罗障”。这本书上还附会说：朱元璋诞生时，屋上红光烛天，於皇寺（后改称皇觉寺）僧人远远地望见了，都惊疑是发生了火灾。第二天早晨一打听，才知道是有一个孩子出生了。

离奇的传说
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各种版本的神化传说已经让人目不暇接，那么，自然而然地，关于朱家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一个贵人来，又有这样的传说———
泗州有一个杨家墩，墩下有土窝。有一天，朱元璋的祖父在农作之余，躺在里面休息。这时，有两个道士经过这里，其中一个师傅指着朱元璋的祖父卧的地方说：“如果一个人死后埋葬在这里，他的后代就会出天子。”另一个道士———是前面说话的道士的徒弟———问道：“为什么呢？”那道士回答说：“此地气暖。不信你拿枯枝栽种在这里，十天之内一定会长出树叶来。”
这时，朱元璋的祖父突然从土窝里站起来，道士看见他很惊讶，于是问道：“刚才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朱元璋的祖父假装耳聋，又是摆手，又是摇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于是，道士在那里插了一段枯枝就离开了。朱元璋的祖父把道士的话记在心里，一天天地等候着枯枝生叶。十天过去了，那枯枝果然长出叶来。但是朱元璋的祖父很有心计，他不愿让别人知道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于是就把长出树叶的枯枝拔去，又另外插了一段枯枝。
又过了十天，两个道士再次来到土窝处，徒弟发现了插在地上的枯枝，诧异地问道：“为什么不生树叶呀？”师傅指着朱元璋的祖父说：“一定是被这个人拔去了。”朱元璋的祖父看见瞒不住，就承认了。道士说：“你有福，死以后应当埋葬于此，你家将会出天子。”因此，朱元璋的祖父死后就被埋葬在那里。下葬时，让人惊奇的事发生了：扒开的土自己壅起，成为坟堆。这个杨家墩方圆丈许，现在还可以找到，至今不生草木。
朱家在朱元璋出生后十年，又迁到了钟离之西乡，后又迁到太平乡县孤庄村。关于朱元璋少年时的事儿，也有一些逸闻：
朱元璋跟放牛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玩拜皇帝的游戏。他们拿车辐板做皇冠，拿破的木板做笏，拿篮子做龙椅。然后，大伙儿轮流做“皇帝”，坐上“龙椅”的人接受其他人的“朝拜”。不过，奇怪的是，当其他人坐上篮子的时候，都坐不稳，没几下就摔下来了，而朱元璋坐上去的时候却稳稳当当的。大伙儿见状，就服了朱元璋，就一起拿着“笏”参拜他。从此以后，朱元璋在放牛娃中俨然成了小首领。虽然这些传说不免有附会或神化的地方，但还是可以看出朱元璋小时候要比一般孩子聪明、顽皮。
草野艰辛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也要追忆自己的祖上，同时不少人也对这个名不见经传、无根无据的人的家世产生了兴趣。他们从情感上主观地认为，朱元璋一定有一个了不起的先祖。于是，有人揣摩朱元璋的心理，一定要为朱元璋找一个了不起的先祖，以示其出身高贵。他们找来找去，七拐八拐地找到了南宋大儒朱熹。
朱熹是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按照那时候的地域划分，与朱元璋算是大同乡了。他在南宋历事四朝，曾任秘阁修撰，著有《四书集注》——有这样的大学问家兼高官作为祖上，朱氏家族就很有面子了。但是，朱元璋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不愿意借别人来荣耀自己，也用不着找一个古代名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他的贫穷家世和早年的艰苦经历一再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写的《御制皇陵碑》，这块石碑现在就立在安徽凤阳的朱氏祖坟前，碑文写道：
予时秉缆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事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俾世代见之。
他说，我常常照镜子，只见自己面貌也老了，头发也白了，忽然想起了往年的艰难困苦。以前写的皇陵碑文，都是儒臣们粉饰的文字，不足以给子孙留下鉴诫。所以我要特意记述艰难的身世，让后人明白我们家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昌盛的，我的奋斗史，要让世世代代都能见到。
碑文接着写：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
父皇，就是朱元璋的父亲，名叫朱世珍（即朱五四），其实是个普通农民，朱元璋称帝后，向上追尊四代，他的父亲被追尊为仁祖淳皇帝。是方，是哪里呢？就是皇陵所在的濠州钟离，在今天安徽凤阳县东北。
朱家在钟离十分贫穷，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们靠租种别人的田地而勉强维生，可这时偏偏又发生了天灾和瘟疫，使本来就艰难无比的生计无法维持下去了。
瘟疫流行，亲属一个接一个罹难，先是父亲死了，接着大哥又死了，随后，他母亲也死了。朱元璋的悲伤自不用说，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们兄弟几个竟然没有能力埋葬自己的父母———家里的土地是租来的，不允许他们埋葬死人。田主不理睬他们的哀告，对他们“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在他们兄弟几个束手无策时，田主的哥哥发了善心，给了他们一块地，让他们埋葬朱元璋的长兄和父母。尽管如此，埋葬的条件仍然简陋得可怜：“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之尺，奠何肴浆。”大家看，他们没有棺木盛殓亲人，只用破烂的衣被裹了尸体，用黄土掩埋了，也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祭奠。
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朱元璋父母的死及埋葬过程却被神化了：朱元璋父母因瘟疫死后，朱元璋的大哥又跟着去世了，朱家太穷，根本买不起棺材，更买不起地来下葬死者。朱元璋跟二哥抬着亲人的尸体，想在山谷中把人给葬了。不巧的是，走到半路，抬尸体的绳子又断了。二哥见状赶忙又跑回去找绳子，让朱元璋看守尸体。这时，天上风雨忽来，雷电大作，朱元璋跑到一棵树下避雨，他忽然听见空中有人说话：“谁在占着我的土地呀？”同时，空中又仿佛有另一个回话的人，提到了朱元璋父亲的名字。头一个人听了，说：“要是为了埋这个人，就算了吧。”过了一会儿，又刮起一阵暴风，扬沙折木，天色也变暗了。等到天色又亮起来的时候，朱元璋跑过去一看，地上裂开一道缝，他父母和大哥的尸身已经被掩埋了。这块地，就是现在凤阳皇陵所在地。
漂泊僧人
埋葬了父母和大哥以后，朱元璋就和二哥分别了，二哥年纪比较大，所以要离家到别的地方去谋生了。朱元璋孤苦伶仃一个人，几乎活不下去了。好心的邻居汪妈妈看他可怜，就给附近寺庙的住持送了点礼，劝他们收下朱元璋，她要让朱元璋去当和尚，图个温饱。对于朱元璋来说，当和尚是个走投无路的选择。一开始，朱元璋也不是什么胸怀大志的人。关于朱元璋为什么去当和尚，也有一些传说或附会。
传说，朱元璋出生后，不知为什么，一直不会吃东西。一天，淳皇（指朱元璋的父亲）在求医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相貌奇伟的和尚坐于门侧。不料，和尚忽然发话问他道：“施主您去哪儿呀？”淳皇说：“我新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不会吃饭。”和尚说：“这不碍事！到今晚子时（夜晚23点至凌晨1点），他自然就能吃东西了。”淳皇感谢了和尚后，说要是真如他所说，就把孩子许为他的徒弟。淳皇说罢进门要取茶招待和尚，出来却发现他不知到哪儿去了。到半夜的时候，和尚的话应验了，朱元璋会吃东西了。
还有一种传说，说在朱元璋还是婴儿时，经常闹病。家里人为了让孩子好养活，就依当地风俗将孩子舍入寺庙，等孩子长大了，就让他当和尚。等到朱元璋长大的时候，朱元璋的父亲允许让儿子当和尚去，但是孩子的娘却不干了，事情因此拖延了下来，朱元璋因此没有早早进入佛门。天有不测风云，后来村子里闹起了瘟疫，无奈之下，朱元璋请求二哥同意在家乡的於皇寺拜僧人高彬为师，邻人汪文帮助他完成了出家的仪式。
这两条材料都出自《天潢玉牒》。
朱元璋进的这家寺庙当年叫做於（wū）皇寺，后来改名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在离原址东北十五里处重建皇觉寺，并改名为大龙兴寺。当灾荒同样威胁到寺庙时，和尚们也没饭吃了———“居未两月，寺主封仓。各为生计，云水飘”。朱元璋在寺里不过待了五十天，做了不到两个月的“行童”，什么都还没弄明白，就为生计所迫而离开寺庙，四处云游了，其时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才十七岁。
作为一个游方僧，朱元璋形同乞丐，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朱元璋“南历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颖州”，走遍了淮西、豫南的山山水水，就这样一下子过了三年多。这时，朱元璋已经二十岁出头了。这三年中，他拓宽了视野，增加了人生经验，磨砺了在逆境中生存的本领。但朱元璋毕竟怀念家乡，于是又回到了皇觉寺。
尽管那时候的朱元璋不过是个普通的和尚，但他在寺中的生活也还是被神化了：他住在寺庙里的时候，他的房间在晚上远远看去，常常会发出红光，等到人走近了，那红光又没有了，大伙儿对此都感到很惊讶。这说的是他第一次入寺头两个月的事。等他从外地云游归寺，情况就更玄了。有一天，一个红衣道士出现在寺庙的西北方向，他说：“这寺中有好人。”就是说，这间寺庙将来要出大贵人。
又传说，有一天，朱元璋在扫地，扫到佛像脚下的时候，他嫌伸出的佛脚碍事，就随口说了句：“缩回去！”不料，佛像的脚真的乖乖“缩”回去了。还有一次，老鼠把佛像前的香烛吃了，朱元璋很生气，心想你这个佛怎么什么事都不管啊？因此大笔一挥，在佛像背上批上五个大字：“发去三千里。”到了晚上，寺庙里的其他僧人都做了一个梦，梦见庙里的佛要走了，他们奇怪地问：“您为什么走啊？”佛说：“当世主遣发三千里矣。”第二天早上，众僧人发现佛像背后有字，就追问是谁干的。朱元璋说：“哈哈，那是我开的玩笑，那我现在把他放了吧。”果然，到晚上的时候，众僧人又梦见那个佛前来道谢。佛早已知道朱元璋是“当世主”了。
朱元璋在寺中，一转眼又过了三年，如果没有意外发生，朱元璋这个和尚也许会继续做下去。以他的聪明勤奋，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精通佛经的高僧，传经布道，终老一生。但是，到了至正十一年（1351年），他眼前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鬼使神差，一个隐藏在草莽中的英雄，从此踏上了他的创业之路。朱元璋投军的目的原是为了活命，但当他驰骋在沙场上时，发现自己并不是弱者，自己不仅可以统领千军万马，也可以掌握自己乃至许多人的命运。

长是长了点，回答了你的问题，我提的问题[ 有谁知道明朝皇帝朱元章的家谱？]也得到了解决，真高兴！

查了一下各种贴吧，证实元朝科举虽然中落，但仍然有十六次科举进行，以下是元代吧里对十六次科举的时间的详细阐述，希望能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资料来源：《元史》《新元史》等
元仁宗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以后三年一次，直到元朝灭亡，中间因为因为元惠宗时期丞相伯颜擅权，执意废科举，1336年科举和1339年科举停办。
元朝举行了16次科举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
元仁宗时期
延佑二年(1315)三月，廷试进士，五十六人及第。
延佑五年(1318)三月，廷试进士，五十人及第。
元英宗时期
至治元年(1321)三月，廷试进士，六十四人及第。
元泰定帝时期
泰定元年(1324)三月，廷试进士，八十六人及第。
泰定四年(1327)三月，廷试进士，八十六人及第。
元文宗时期
至顺元年(1330)三月，廷试进士，九十七人及第。
元惠宗（元顺帝）时期
元统元年（1333）三月，廷试进士，一百人及第。刘基刘伯温于该年中进士。
因为丞相伯颜擅权，执意废科举，1336年科举和1339年科举停办。
至正二年（1342）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至正五年（1345）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至正八年（1348）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至正十一年（1351）三月，廷试进士，八十三人及第。
1351年五月，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在以后的十八年中，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此后的五次科举均受到全国战乱的影响。
至正十四年（1354）三月，廷试进士，六十二人及第。
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廷试进士，五十一人及第。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廷试进士，三十五人及第。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三月，廷试进士，六十二人及第。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廷试进士，七十三人及第。

　　隋唐是科举的开始，明朝实行八股取士，清朝废除。元朝没什么变化！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也是现代选拔公务员的一种制度，改名为“国考”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大业年间，隋炀帝还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宋代“重文轻武”，所以也很重视科举考试，但后期导致选官过冗过滥。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科举考试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元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中落时期
　　蒙古人不着重开科取仕，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共举办过十六次，取士一千余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朝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科举制度中的进士卷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主要来源于朱熹注解）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族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清代状元曹鸿勋殿试策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贡士，贡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 　　 中国科举制度最后一科金榜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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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科

科举制是清末才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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