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辨奸论的读后心得

《童年》的读后心得~

《童年》读后感

1.《童年》是作者高尔基以自己童年为基础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它揭露了俄国沙皇时期的黑暗、残暴和非人生活。而高尔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尽折磨与欺辱，无论是在精神上或是肉体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高尔基却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坚强地走了过来。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小名阿廖沙。他自幼丧父，随着父亲和外祖母来到外祖父家。着一切只是主人公阿廖沙艰哭命运的开始。外祖父家，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人间地狱。外祖父掌管着家里的一切，脾气非常暴躁、视财如命，主人公阿廖沙时常因为犯错而被痛打；两个舅舅常为了分家而争吵、大打出手；家中的女人更是没有地位，任丈夫打骂，发泄。这一切在阿廖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
之后，阿廖沙离开了外祖父家，独自一人踏上社会。他曾在许多地方打过杂，在这期间阿廖沙饱受欺辱，但他还是熬了过来。因为他被自己坚强、不屈服与困难的精神与信念一直支撑着。
而现在的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愁吃不愁穿。而小阿廖沙却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挨打、受欺辱。悲惨的一幕又一幕，让我不由得想到：假如我们生活在俄国沙皇时期又会怎么样？会认为那根本不是人生活的地方吗？
时代在不断进步，但人们却越发变得懦弱了，遇到困难就想要退缩、逃避或者走捷径。屠格涅夫说过：“想要得到幸福，你首先要学会吃得起苦。”美好的生活必须有所付出，才会长久，有所争取，才会得到。
我们要共同努力，保护我们的祖国，做一个坚强的中国人！
《童年》读后感
我读了高尔基的《童年》这本书后,感触非常深.
阿廖沙那么小,却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十一岁时,便被外公赶出家门,自己谋生去了.其间,他被一些人欺负,嘲笑,歧视等等.比如,他在船上工作完后看书时被监工发现了,监工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的将高尔基毒打一顿;在他没有住处时就只能睡在马路上,这时就会有一些人欺负他,嘲笑他.凛冽的寒风使他直打哆嗦,酷热的烈日使他汗流颊背.这对于一个同龄人来说,想必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然而,幼小的阿廖沙却以他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做到了.他是一个"大写的人".虽然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但他遇到困难从不退缩,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克服.所以,我非常的敬佩他.
依靠一个人,只能依靠一时,不能依靠一世呀!人生的路还很长,需要自己慢慢走.人生的坎坷还很多,需要自己一个一个的克服.这样的一生才无愧于心啊! 面对困难时只要我想起阿廖沙童年的悲惨遭遇,那一切困难都会显得微不足道，我便有信心去克服——阿廖沙在这样黑暗污浊的环境中都仍然保持着生活的勇气和信心，难道我们不应该比他做得更好吗？



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值得回忆、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对于我来说童年会是我最宝贵的收藏，就高尔基写的《童年 》这本书来说，童年却是他的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回忆！
在“十一”假期中我看了不少书，对《童年》这本书最感兴趣。据我了解，《童年》是高尔基用自传体写的小说三步曲的第一部（第二、第三部《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它向我们艺术地展示了阿廖沙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反衬出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风貌。
我读完《童年》，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觉得我是幸运的，起码我比他幸福。因为主人公3岁时，父亲病故，而自己的母亲就带他回了娘家。可惜外公是个自私、贪婪而又专横的小业主，残酷剥削雇工，放高利贷，但是资本主义俄国的发展打断了外公的发财梦，从此破产以至于贫困潦倒。可怜的母亲改嫁之后，生病而死，十一岁的作者被外公残忍地赶出了家门，到社会上自谋生路……
高尔基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我为自己庆幸——没有出生在那个时代，没有受到这种苦，自己没有失去父母……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有一段美好的童年。记得在小时候，我很调皮，也很淘气，经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有一次，阿姨帮我买了几条小金鱼，但她没告诉我怎么养就走了，爸爸妈妈妈又不在家。我看到柜子上有一个插着花的花瓶，灵机一动，把花瓶拿下来，丢掉里面的花，加了点水，把小金鱼放了进去。看到小金鱼在花瓶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心里乐滋滋的。到了晚上，妈妈回来了，看到我趴在桌上一动不动地看花瓶，就笑着问我：“你干嘛呢？”“看金鱼呀！”我回答道。妈妈一听，说道：“啊？不会吧！你把金鱼放在花瓶里了。不行，这花瓶一会儿姥姥还要拿走呢。”我二话没说，把花瓶抱进房间，就是不让她们拿走。最后，妈妈拿我没辙，只好打电话给外婆，告诉她事实，姥姥听了这件事，也哈哈大笑起来……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幸福，所以我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看了《童年》这本书，我有很大的启发，书中告诉我们要执着求知、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

　　 读后感
　　亲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今天读了《散步》一文，体会更加深刻。
　　《散步》一文主要写了作者、老母亲、妻子和儿子一同出去散步的事。在散步的过程中，体现了他们一家的其乐融融、互相帮助、互相关怀，更说明了亲情无价。
　　《散步》一文中，开头写作者的老母亲因为身体不好而不想出来散步，但最后还是出来了。看到这里，我们都会以为作者的母亲是被作者强迫拉出来的，其实作者本意不是这样的。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作者也是想让多病的母亲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锻炼一下身体，这对老人来说是有好处的。从这儿我也体会到了作者对母亲的敬爱。
　　在散步时，作者的母亲和儿子发生了分歧，因为作者的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对老人来说是比较方便的。而作者儿子却要走小路，因为走小路有意思，在路上也可以玩一玩。但是，作者毕竟是一家之主，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作者考虑到母亲体弱多病，应当顺她的意。所以作者决定委屈儿子，因为作者陪伴他的时日还长。作者便说：“走大路”。然而，出于对孙儿的爱，就决定走小路了。
　　从这件开始由意见分歧到因为作者对母亲的孝心和母亲对孙儿的爱而意见一致的事，充分说明了他们一家人是多么和睦。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作者对母亲是多么孝顺，而我呢？当母亲累了时连端上一杯茶都做不到，我实在是太惭愧了！
　　从老母亲对孙儿的疼爱，不禁让我想起了《荔枝》一文。这是作家肖复兴写的，文中主要是讲作者给母亲买了一些荔枝，但是母亲舍不得吃，却给了她最心爱的孙子吃了。
　　种种事迹都表明，亲情是多么珍贵。我们都要去爱我们的亲人，因为他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其实，我们的亲人都深爱着我们，我们也应当爱他们，如果你没有爱，请从现在开始，爱你们的亲人吧！
　　我们都要记住“亲情无价”，并好好珍惜！

世传苏洵的《辨奸论》一文，曾经引起清代学者的争论与考证。焦点在于：反对宋代理学的人，把它作为理学在宋代已遭到驳斥的证据；维护宋儒理学的人，不能容忍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它的矛头是指向王安石。管同是尊奉理学的，他自然站在后者的立场。不心而论，苏洵的原文不像是指斥理学家，又由于苏洵的《嘉佑集》里并没有这篇文章，因此多数人认为是伪作，用来攻击王安石的。管同此文证据并不充分（如以出仕先后为据），但振振有词，足见回护之心。

苏洵在《辨奸论》中所阐述的对王安石的看法。苏洵不仅自己不同王安石交游，而且还劝欧阳修不要同王安石交游。方勺《泊宅编》载：“欧公在翰苑时，尝饭客。客去独老苏少留，谓公曰：‘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公曰：‘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洵曰：‘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欺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这篇记载，与张方平的记载是一致的。即初见面就对欧阳修说，王安石“异日必乱天下”。但也与张说有所不同，张的记载是欧阳修劝苏洵与王安石游，引出了苏洵对王安石的批评；方勺的记载是苏洵先问“囚首丧面者何人”，欧阳修回答后，苏洵才谈了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
后来有人对此提出怀疑：“世有公卿士大夫同饭，终不交一言。及饭讫，始问同坐者为何人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第154页)其实在人们交往中，初次同桌吃饭，多数都是相互熟悉的人，仅有一人不熟，而主人又忘了介绍，席间不便当着生人问，散后才向主人打听姓名，这是完全可能的。
更可能的是，苏洵明明知道他是王安石，但为了向欧阳修表明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故意先问“囚首丧面者何人”。张、方二人的记载正可相互补充。

关于苏洵和王安石于嘉皊元年在欧阳修席上相见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记载。龚颐正《芥隐笔记》说：

荆公在欧公坐，分题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
分韵。时客与公八人，荆公、子美、圣俞、平甫、老苏、姚子张、焦伯强也。时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而”。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诗，……最为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苏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

苏、王在欧阳修席上分韵题诗送裴如晦知吴江是事实，苏洵的诗虽然见不到了，但王安石的《送裴如晦即席分题三首》却保存下来了。但龚颐正说“苏、王之憾”即始于苏洵分得“而”字韵，王安石再作“而”字韵诗，却是推测之词。苏、王矛盾那样深沉，决不会仅仅是作诗引起。比较起来，叶梦得《避暑录话》讲得更可信一些：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
因挟其所著书，嘉皊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这段记载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前引材料都只谈到苏洵诋王安石，《避暑后录》却讲到王安石对苏明允也“屡诋于众”。仇怨是双方共同种下的，决非仅仅一方。(二)苏洵所上书，名震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独不嘉之”。这说明他们的交恶决非作诗之类的小事，而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分不开，据邵博《闻见后录》卷10记载，王安石认为“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开始于嘉皊元年之前，苏王相诋开始于嘉皊元年初次相识之时，而以后他们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嘉皊3年(1058)苏王两人都曾向仁宗上书。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有趣的。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这当然说不上是苏洵在反驳王安石的观点，因为苏洵早在《议法》中就说过：“政之失，非法之罪。”而《议法》是苏洵名震京师的文章之一，王安石显然是看过的，而且不同意他的看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患在治财无道耳。”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宋王朝财政拮据，人民负担过重，恰恰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靡费帑廪，以赏无用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亿万。
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可见他们的观点有明显分歧：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经济上，王安石强调“生财”，苏洵强调节流。

到了嘉皊6年(1061)，苏洵同王安石的矛盾进一步表现为王安石同苏轼兄弟的矛盾。如果说苏洵的《上皇帝书》还未必是有意反驳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那么，嘉皊6年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则明显地在反驳王安石的“患在不知法度”。苏轼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兄弟的观点深受苏洵的影响，特别是在苏洵去世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苏洵的。仁宗看了苏轼兄弟应制科试的文章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但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却大为不满，王文诰《苏诗总案》云：“王安石尤嫉之。”)王安石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闻见后录》卷14)。王安石当时任知制诰，虽然无权黜去苏轼兄弟，但他在为皇帝起草制词时，却隐隐约约地教训了苏轼一顿，说他“尔方尚少”呀；“深言当世之务”还不够，还要“试尔从政之才”呀；“强学赡词”
还不够，“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呀；等等。(《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特别是苏辙，因极言朝政得失，被命为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又不肯撰词，这更加深了苏、王矛盾。可见，在苏洵于嘉皊8年(1063)作《辨奸论》前夕，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张方平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苏洵)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文安先生墓表》)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皊8年(1063)，《辨奸论》即作于这一年，其他有些记载说作于嘉皊元年，不可信，张方平与苏洵为同时代人，张方平是最早推荐苏洵的朝廷大臣之一，其后苏、张两家的友谊一直很深，张方平所作的《文安先生墓表》自然比后出的宋人笔记可信得多。同时，《辨奸论》中的观点虽然早在嘉皊元年以前就形成了，并向欧阳修表露过，但只有到了嘉皊末苏、王矛盾已经白热化，而王安石的声誉又越来越高，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苏洵才容易出现写作《辨奸论》的冲动，这篇文章就是为“士大夫”
不能“辨奸”而发的。

《辨奸论》的开头一部份泛论应见微知著。苏洵写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苏洵认为事理有其必然性，只要冷静地观察，就能“见微而知著”。人们对自然现象往往还能见微知著，而对社会现象却不能见微知著，原因就在于不能“静”，为“好恶”“利害”所惑。羊祜初见王衍就说：“误下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子仪初见卢杞也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类矣。”苏洵引此二例以说明羊祜、郭子仪善于见微知著，但同时苏洵又认为，羊、郭之言得以证实也有偶然性，这就是晋惠帝、唐德宗的“暗鄙”，使王衍、卢杞得以逞其奸。

《辨奸论》的中间一部份是不点名地写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遆，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这段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指责王安石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颜、孟自比，而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第二，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遆，“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第三，认为王衍、卢杞“与物浮沉”，“不学无文”，不遇“暗鄙之主”，未必会得重用；而王安石则不同，其患未形而其名盖世，即使圣君贤相，也将“举而用之”。因此，其害远远超过王衍、卢杞。

苏洵在《辨奸论》的结尾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认为他的话说过头了；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会获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则将“被其祸”。全文都是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论述的，中心是强调“辨奸”，认为王安石是“大奸”，希望朝廷“见微而知著”，不要“举而用之”。不论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多么偏激，不管苏、王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紧张，从《辨奸论》总的精神看，并不是在发泄个人私愤，而是在为“天下虑”。

自从《辨奸论》问世以来，直至清人李绂、蔡上翔以前，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辨奸论》系苏洵所作。李、蔡二人断言《辨奸论》乃邵伯温托名苏洵而进行的伪造，并认为首载《辨奸论》的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以及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同出邵伯温之手。自李、蔡二人提出此说以来，信者颇多；而在所谓“批林批孔”
运动中，更是成了定论，不容异议；即使在“批林批孔”后，仍有人非常肯定地认为“《辨奸论》绝非出自苏洵的手笔”，断言“苏洵写《辨奸论》是不可能的”(刘乃昌《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见《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因此，有必要检查一下他们否定《辨奸论》为苏洵所作的主要论据，研究一下这些论据是否能够成立。

第一，从历史背景否定《辨奸论》为苏洵所作。他们认为王安石当时名重天下，苏洵不可能“一反众议”。蔡上翔说：“(庆历)4年，曾子固称其人为古今不常有；皇皊3年，文潞公荐其恬退，乞不次进用；至和2年，初见欧阳修，次年修以王安石、吕公著并荐于朝，称安石德行文章为众所推。……是年，明允至京师，始识安石，安有胪列其丑恶一至此极，而犹屡见称于南丰、庐陵、潞国若此哉!”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0。
下引李、蔡语均见此卷，不再注》刘乃昌先生也说：“王安石到京任职，苏洵同王安石接触不多，怎么会一见面就咬定王安石是坏人，并预见到若干年后天下将‘被其祸’呢?”“王安石当政前，道德文章均为士林所重，……为什么苏洵独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慝’呢?”前面论述了苏洵同王安石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已经部份回答了蔡上翔、刘乃昌所提出的问题。这里想进一步说明苏洵对王安石的指责究竟是“一反众议”，还是“众议”中的一种。

说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均为士林所推重”，确实是对的。《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庆历2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签书淮南判官。按照惯例，签判满任后，可献文求试馆职，而“安石独否”。庆历7年(1047)王安石“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正如邵伯温《闻见录》卷11所说，王安石“熙宁初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这是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在一县范围内的小小试验。皇皊3年(1051)王安石通判舒州，朝廷召试馆职，他“不就”。欧阳修推荐他为谏官，朝廷任他为集贤校理，他皆辞不就。“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曾巩于庆历6年(1046)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说：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与欧阳舍人书》)。

曾巩认为王安石是文行俱美，“古今不常有”之人。欧阳修读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也很赏识。庆历7年(1047)曾巩告诉王安石说：“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欧公甚欲一见足下。”(《与王介甫第一书》)皇皊3年(1051)文彦博向朝廷推荐王安石说：“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程俱《麟台故事》)陈襄也向朝廷推荐说：“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著闻于时。”(《与两浙安抚陈舍人荐士书》)由此可见，王安石在当时确实声名不小。

但是，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称扬王安石的人一多，贬低王安石的人也就出现了，苏洵在写《辨奸论》以前，“谤”王安石，认为他“奸”、“诈”的，已大有人在，苏洵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人而已。在熟悉了同时代人对王安石的议论后，就会觉得《辨奸论》中的话并不陌生。所谓“囚首丧面”，即韩琦看到的“多不及盥漱”；所谓“与人异趣”，即张方平所说的凡事“皆欲纷更”；所谓“奸”，“阴贼险狠”，即仁宗所说的“王安石，诈人也”；所谓“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为颜渊、孟轲复出”，即曾巩称颂他的“文甚古，行称其文，……古今不常有者”；所谓“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即吴奎与王安石同领郡牧时得到的印象：“万一用之，必紊纲纪。”由此可见，《辨奸论》虽是当时指斥王安石最尖刻的言论，但并不是苏洵一人的看法，它只不过是当时指斥王安石的言论的集大成而已。
它并不是“一反众议”，而是当时“众议”中的一种。

第二，从《辨奸论》的内容否认其为苏洵所作。蔡上翔指责“《辨奸论》支离无据”。
所谓“支离”，是说它“乱杂无章”，“不成文理”；所谓“无据”是说它不合事实。蔡上翔说：“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时事，偏见独识，固多有之；然必能畅其说，实为千古文豪。
以《嘉皊》全集考之，亦恶有《辨奸》乱杂无章若此哉!”

说《辨奸论》“乱杂无章”，“不成文理”，这是任何一个读过《辨奸论》的人都难于同意的。《辨奸论》首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唯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次举史实以证其说；然后以“今有人”领起，转入对王安石的不指名批判；最后以希望莫“获知言之名”
作结。全文观点鲜明，中心突出，结构谨严，文笔畅达，正据有苏洵散文所特有的雄辩性。
《辨奸论》即使不是苏洵散文的压卷之作，至少也是《嘉皊集》中的上乘作品，很多选本都选它作范文，怎么能说它“乱杂无章”，“不成文理”呢?

所谓“无据”是指《辨奸论》对王安石的指责不合事实，如李绂说，王安石“其术即未善，而心则可原，曾何奸之有”?其实，苏洵对王安石的指责是否公正同《辨奸论》是苏洵所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因其偏激而否定其真实性。所谓“无据”，还指对史实援引错误，这就是把山涛语误作羊祜语。但是，苏洵父子深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他们的文章不但时见“援引错误”，而且还有故意杜撰史实的笑话。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语。欧阳修曾问苏轼此见何书，苏轼以“想当然耳”作答，难道因此而否定《刑赏忠厚之至论》为苏轼所作吗?

如果把《辨奸论》同苏洵的其他著述，特别是同《管仲论》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辨奸论》的观点是苏洵的一贯观点，《辨奸论》使用的语言也是苏洵的习用语言。例如，《辨奸论》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任何事情的出现均有征兆可寻；《管仲论》也说，“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又如，《辨奸论》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近不近人情来衡量人物更是苏洵一贯的思想，他的《六经论》集中反映了他的人情说，而《管仲论》更有与《辨奸论》相类似的话：“竖刁，易牙、开方非人情，不可近。”再如，《辨奸论》是以预言者自居的，望其言不中以免天下受其害；苏洵《上皇帝书》的结尾也有类似语气：“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
…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忽之。”《辨奸论》的思想、用语与苏洵其他著述之一致，也说明《辨奸论》确系苏洵所作。

第三，从《辨奸论》始见何书，来否定其为苏洵所作。李绂说：“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2年，至17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2卷，载有张文定公方平所为老泉《墓表》，中及《辨奸》；又有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序《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疑《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书〈辨奸论〉后》，下引李绂语均见此文)说《辨奸论》“始见于邵氏《闻见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闻见录》作于南宋绍兴2年(1132)；而在张方平的《乐全集》卷39《文安先生墓表》里就全文引了《辨奸论》。于是李绂就干脆把张方平所作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一并说成是伪作。李绂证明《墓表》为伪作的最得意的证据是《墓表》中有如下一段话：“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李绂反驳道：“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制辞，在熙宁2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3年，皆非其所及闻也。”蔡上翔也附和说：“所最怪者，无如搀入命相制词，明允卒于治平3年；至熙宁3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时安道同朝，安得错缪至此!”“可怪”是可怪，但这一可怪现象是不难解释的。第一，《墓表》云：“先生(苏洵)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可见《墓表》作者清楚地知道安石“命相”(或叫“用事)是在苏洵死后。第二，从行文看，“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也在嘉皊元年；中间不应插入熙宁3年(相距13年)的“其命相制曰”。章培恒先生相信《辨奸论》为苏洵所作，他对此的解释是：“‘其命相制’四字显有鲁鱼之讹。”(《〈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见《复旦大学学报·古典文学论丛》)其实也不一定有“鲁鱼之讹”。
这段文字虽已引过，但为说明问题，我还不得不把原文再次引于此：“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为人也，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之，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这段文字是首讲王安石的影响：自“嘉皊初”至“倾一时”是讲王在“嘉皊初”的影响；自“其命相”至“几于圣人”，是讲王在熙宁初的影响。“倾一时”处不应用逗号而应用句号，“嘉皊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时间限制词，并不包括后句。自“欧阳修”至“一篇”是讲苏王关系：自“欧阳修”至“天下患”，是讲嘉皊初的苏王关系；自“安石之母死”至“一篇”是讲嘉皊8年的苏王关系。
文章脉络清清楚楚，所谓“安得错缪至此”者乃蔡上翔未读懂原文是也。李、蔡二人不仅断言《墓表》系邵伯温伪作，而且说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是伪作。把凡不利于其论点的都视为伪作，这更难令人信服。苏轼《谢书》见《东坡集》卷29。陈振孙《直斋录解题》说《东坡集》40卷是“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世说《前集》(即《东坡集》)乃东坡手自编定。”苏轼去世时，苏辙所作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说苏轼“有《东坡集》40卷，《后集》20卷，《奏议》15卷，《内制》10卷，《外制》3卷”，也证明陈、胡的话是可信的，没有确凿证据就断言《前集》中的作品为伪作，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蔡上翔几乎把一切不利于他为王安石辩护的文章均指为伪作，如说：“苏子瞻作温国(司马光)《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王荆公年谱考略序》)像这样无根据地否定一篇文章的真实性，未免太轻率了。

第四，从版本上否认《辩奸论》为苏洵所作。李绂说：“马端临《经籍考》，列载苏明允《嘉皊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皊》，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卷，并刻入《洪范》、《谥法》等单行之书，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15卷本还是20卷本更接近苏洵文集的本来面目。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说：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作《易传》未成。
”曾巩《苏明允哀词》说：“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礼》有一百卷，更定《谥法》二卷，藏于有司，又为《易传》未成。”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所著《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易传》十卷”，“集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从苏洵同时代人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第一，苏洵最早的集子为20卷本，而不是15卷本。第二，当时并不叫《嘉皊集》，若当时就叫《嘉皊集》，就不会三人都众口一词地仅叫“文集”。今存《嘉皊集》中的作品并不都作于嘉皊年间，甚至主要不是作于嘉皊年间，《几策》、《权书》、《衡论》、《洪范论》、《史论》等均作于嘉皊元年以前。把苏洵“文集”称为《嘉皊集》，疑是南宋人所为，可能是因为苏洵于嘉皊年间以这些文章闻名而取名为《嘉皊集》的。第三，欧阳、曾、张三人所列的苏洵集外单行的著作只有《太常因革礼》、《谥法》等，李绂把《洪范论》误作“单行之书”，认为不应“刻入”苏洵集中，是他自己搞错了，这也证明今存20卷本更接近苏洵“文集”原貌，而15卷本《嘉皊集》，确有不少遗漏。
就笔者所知除15卷本《嘉皊集》外，其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所刊16卷本《嘉皊新集》和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全集》，都收有《辨奸论》。 第五，从《辨奸论》的流传经过，否认其为苏洵所作。蔡上翔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刘乃昌同志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说：“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擢用，‘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那么他为何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若干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文章传出来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读一读叶梦得有关《辨奸论》流传经过的记载：“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
从叶梦得这段记载可看出，《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刚写出的时候，曾“密献安道”，可见刘乃昌说苏洵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不符合事实，他不就公之于张方平了吗?“不以示欧文忠”，这是因为欧阳修在其他方面虽然是苏洵的同道，但在对王安石的看法上并不是同道，欧阳修是很看重王安石的。“荆公后微闻之”，张方平自知皇皊贡举以来就“未尝与(安石)语”，因此，王安石不可能从张方平处得知《辨奸论》。这就说明，除张方平外，还有苏洵的其他“同道”也读过《辨奸论》。但总的说来，这个阶段是属于“秘而不宣”的阶段，知道的人不会很多。这不难理解，因《辨奸论》刚写成，连苏轼兄弟都有“嘻，其甚矣”之叹，当然不好公布。二是在“元丰间”，张方平把它全文载入《文安先生墓表》，因为在张方平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完全证实了苏洵的预言：“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但元丰年间，王安石虽已罢相，支持新法的神宗仍在，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新法被贬官，处境很艰难。因此，他们虽然对张方平表彰苏洵有先见之明感激涕零，但“亦不入石”。神宗、王安石去世后，连司马光都警告说，要防止“反复之徒”，对王安石“诋毁百端”，强调对王安石的安葬“特宜优加厚礼”。这时的苏轼兄弟当然不会张扬《辨奸论》。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得势，苏轼兄弟远谪岭南，徽宗朝也不断在打击元皊党人，明令禁毁三苏文集，因此，北宋后期，《辨奸论》也不可能流传。三是“比年稍传于世”，这里的“比年”是指南宋初年，当时的舆论多把北宋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轼父子都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开始较广泛流传。联系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辨奸论》的流传情况，完全合情合理，一点也不感到“诡秘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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