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故事

音乐家聂耳的一生故事~

童年时代
（1）1912年2月14日（农历辛亥年腊月廿七），聂耳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3号。
（2）1916年7月17日，聂耳的父亲病故，家庭经济立即陷入困境。后依靠他母亲的努力，通过了医生鉴定的考试，获得正式挂牌给人治病的资格，同时仍兼成春堂制药、卖药的经营，勉强负起全家的经济重担。
（3）1919年，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初小结业后，因生活艰难，无法按学校的规定缴纳童子军服装费，被迫转学。
求学时代
（1）1922年春，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学习，由于他的成绩优秀，得到减免学杂费的待遇。他从小就明显表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族乐器的吹奏并对当地民间音乐开始接触。
（2）1925年，小学毕业，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学习期间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等。
（3）1927年，夏初中毕业。1927年秋—1928年冬，历经三榜考试，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曾任市学生会宣传部长。结识后来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候，开始随张学习小提琴。
参加革命
（1）1928年，正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及进行有关刻印、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游行等活动。
（2）1928年11月底，出于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他瞒着家庭报名参加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中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的郴州，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
（3）1929年3月，随军官赴广州，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4月中旬，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班，但入学后发现与其志愿不合，即离所。5月6日，靠朋友的借款，得以返回昆明家乡。
（4）1929年5月，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仍然作为学校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
（5）1929年10月，开始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与其在云南的初恋女友袁春晖结识。在昆明发生大爆炸后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
（6）1930年前夕，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其家庭的帮助下于7月10日随云南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绕道海防、香港、到达上海。
（7）1930年7月18日，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开始没有工资，于8月下旬，才给以每月十五元的低薪。11月，经朋友介绍参加由上海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发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8）1931年3月19日，云丰申庄倒闭。聂耳随即失业，开始四处寻找职业。4月，聂耳报考“明月歌剧社”，主考人黎锦晖慧眼识英才，破格录取他为乐队练习生，师从乐队首席王人艺、外籍教师普杜什卡刻苦学习小提琴，黎锦晖为他取名“聂耳”。


扩展资料：
聂耳主要成就贡献：
1、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根据田汉歌词创作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
2、创造出中国音乐史上多个第一
（1）第一个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革命者.
（2）第一个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劳苦大众写歌并在歌曲中创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形象的作曲家.
（3）第一个用电影音乐唤起民众用筑起血肉长城的电影音乐家和用群众歌曲的形式传达革命理想的作曲家.
（4）第一个用艺术歌曲的形式塑造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第一个用儿童歌曲的形式呼唤新中国的作曲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聂耳

聂耳的故事






　　1935年7月17日，音乐家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
　　聂耳1935年赴苏联考察，取道日

本时住在滨田实弘家中。遇难后，滨田记述过程说：

17日午后一时半左右，聂君、李君、家姐，同到鹄沼海岸去洗海水浴。到的时候，是两点钟左右。李君独自先下海，聂君等着家姐换衣服，两人随后一同下海。
那天，风浪很大，有很多人和小学生们也在那里游泳，因此各人都没有特别关照。
　　在海里，李君是单独一人，聂君则在水深齐胸的地方独自跳浪游着。同时，家姐是在水浅的地方游着。
　　约有一个多钟头，家姐上岸来，就遇到李君，说预备先回去，要寻聂君打个招呼，寻聂君不见，李君也说，下海后，一回也没有见到他。于是李君到海里，家姐在岸上寻。(时三时半多)直到四点半都没有寻得，便连忙通知监视所，分头在海岸一带寻觅。我接到报告，到海岸去的时候，己是六时左右，潮已经涨上了，仍未发见其踪影，十一点钟左右，只得回家。次日早上，也仍然寻不着。回家时，接到警察报告说。死尸已经打捞上来，我就忙到那里去看。
　　聂君的尸体，是普通一般的溺死人样子，不难看，也没有吃着水，仅只从口里流着少许血，头也出少许血，据检验的医生说是窒息致死。
　　聂耳，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1912年2月15日生。云南玉溪人。出身清寒医家。自幼喜爱音乐，能奏多种民族乐器。1928年读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至上海做店员，业余练小提琴，翌年3月考入明月歌剧社任小提琴师，并自修钢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投身于音乐、戏剧和电影活动，从事创作和评论。1933年8月发表第一首歌曲《开矿曲》。此后近2年间创作37首歌曲，其中包括《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等反映工人生活的歌曲，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歌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作《义勇军进行曲》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除歌曲外，还作有《金蛇狂舞》等民族乐队改编曲4首。1935年拟取道日本赴苏联学习，于4月18日抵东京，7月17日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逝世。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笔名曾用过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会演奏多种民间乐器。
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十八岁到上海，翌年考进“明月歌舞团”，向黎锦晖学习作曲。因不满剧团的方针，于1932年退出，去北平与李元庆等开展革命音乐活动。后回上海参加剧联音乐小组，发起组织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并在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为左翼进步电影、话剧、舞台剧作曲。1933年在创作上初试锋芒，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使人耳目一新。1934年是他的“音乐年”，《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打长江》等歌曲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都是这一年完成的。1935年，写下了《梅娘曲》、《慰劳歌》、《塞外村女》、《自卫歌》、《铁蹄下的歌女》以及建国后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他从事音乐创作时间只有两年左右，却为八部电影、三部话剧、一部舞台剧写了二十首主题歌或插曲，加上其他歌曲十五首和根据民间音乐整理改编的民族器乐合奏四首、口琴曲两首，共创作了四十一首音乐作品。此外还发表了《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中国歌舞短论》等十五篇战斗性的音乐论文和《时代青年》等三部电影剧本（生前未出版）。
1935年到日本，准备经欧洲去苏联求学，不幸于游泳时溺死于藤泽市鹄沼海中。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精神，第一次在歌曲中塑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是我国当之无愧的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金蛇狂舞》：1934年，聂耳根据民间乐曲《倒八板》整理改编，并亲自指挥灌成唱片。《倒八板》是《老六板》的变体。它将后者的尾部变化发展，作为乐曲的开始，故俗称《倒八板》。
第二段又将原曲中的“工”更换成“凡”，转入上四度宫调系统，情绪趋于明朗热烈，故也称它为《凡忘工》或《绝工板》。第三段则采用“螺蛳结顶”旋法，上下句对答呼应，句幅逐层减缩，情绪逐层高涨，达到全曲高潮。乐曲配以激越的锣鼓，更渲染了热烈欢腾的气氛。聂耳将其定名为《金蛇狂舞》，反映了他对新中国的坚强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聂耳在创作上最注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大家都会唱的《卖报歌》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那是在1933年的秋天的一个傍晚，他约朋友周伯勋出去走走，他边走边对朋友说：这条路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的名字很动听，想让周伯勋也听一听。当他们走到吕班路 （现在的上海重庆南路）口时，果然看到了一小姑娘走来走去，匆忙地卖着晚报，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知道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在回家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娥写词”。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了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铜板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现在聂耳早已去世了，但那位小姑娘还活着，已成为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人总是要死的，但聂耳的《卖报歌》将长存于世。

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告诉我一段关于聂耳的往事。

那是一九二五年的年初，孔庙通知求实小学必需暂时搬出去，因为大殿需要维修。他们还答应大殿维修完毕，学校可以搬回去重新开学。校方信以为真，就借了一所空房子作为临时校舍。一个月后，庙修好了，但是孔庙方面却食了言，他们拒绝学校回庙里重新开课。经校方再三交涉仍无果，学校面临着关闭的危机。

苏校长将一百多名学生招集在孔庙旁的一条小路上，向大家诉说了目前的困境。以学生会会长聂耳为首的学生们决定和校方站在一起，争取重新回到大殿上课。学生代表不仅与孔庙交涉，还直接向昆明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请愿。但是教育局只维护孔庙方面的利益，完全无视学生的要求。

碰了壁的聂耳和同学们又想出一个新的对策，每五、六个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分头到街上去动员市民。他们来到圆通寺，翠湖公园等那些人流量大的地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市民。没有地方上课的学生每天一大早就站在街头做宣传，以争取市民的支持。苏校长大力支持同学们的行动，老师们更是加入到了同学们的行列中去。师生们决定将这样的宣传活动长期化，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一个月后，孔庙怕把事情闹大，终于不得不同意让求实小学重新搬回大殿去上课。聂耳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复课后不久，学校发了一张奖状给聂耳，以表彰他品学兼优以及在这次斗争中所起到的带头作用。这是聂耳平生所获得的第一张奖状。

艰难玉成的音乐启蒙经历

一九二二年春天，聂耳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初小的四年即将进入高小。但是他遇到了难题，学校规定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加入童子军。加入童子军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准备制服、腰带等一整套的东西。聂耳想到母亲终日操劳和家里拮据的经济条件，所有一直没有加入。但是校方要求进入高小的学生必须都是童子军，否则只能转到私立的求实小学去。母亲大病初愈，聂耳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开口要钱了。

没有办法，聂耳只好转到求实小学去。学校根据聂耳的成绩并考虑到他家的经济情况，给他提供了一部分补助以减轻学杂费所带来的负担。聂叙伦也在那里上学，从家到学校的距离倒是比师范附小近得多。

由苏鸿纲校长创办的求实小学因为没有资金造校舍，所以只能借在孔庙里上课。由于场地狭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大概是三十个学生左右。苏校长认为虽然学校设施简陋，但是，“艰难玉成”，学生多经历一些曲折和磨难反而能够锻炼得更加出色。学校上下彻底贯彻苏校长的这一教育方针，因此求实小学的校风之佳远近闻名。同时，学校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的情操教育。音乐方面，除了传统的民族乐器外，还弹奏风琴等西洋乐器。老师们很热心，放学后还指导学生练习乐器。求实小学以音乐教学出名，这对喜爱音乐的聂耳来说可真是因祸得福，求之不得的了。

聂耳的故事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了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铜板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现在聂耳早已去世了，但那位小姑娘还活着，已成为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人总是要死的，但聂耳的《卖报歌》将长存于世。

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告诉我一段关于聂耳的往事。

那是一九二五年的年初，孔庙通知求实小学必需暂时搬出去，因为大殿需要维修。他们还答应大殿维修完毕，学校可以搬回去重新开学。校方信以为真，就借了一所空房子作为临时校舍。一个月后，庙修好了，但是孔庙方面却食了言，他们拒绝学校回庙里重新开课。经校方再三交涉仍无果，学校面临着关闭的危机。

苏校长将一百多名学生招集在孔庙旁的一条小路上，向大家诉说了目前的困境。以学生会会长聂耳为首的学生们决定和校方站在一起，争取重新回到大殿上课。学生代表不仅与孔庙交涉，还直接向昆明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请愿。但是教育局只维护孔庙方面的利益，完全无视学生的要求。

碰了壁的聂耳和同学们又想出一个新的对策，每五、六个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分头到街上去动员市民。他们来到圆通寺，翠湖公园等那些人流量大的地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市民。没有地方上课的学生每天一大早就站在街头做宣传，以争取市民的支持。苏校长大力支持同学们的行动，老师们更是加入到了同学们的行列中去。师生们决定将这样的宣传活动长期化，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一个月后，孔庙怕把事情闹大，终于不得不同意让求实小学重新搬回大殿去上课。聂耳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复课后不久，学校发了一张奖状给聂耳，以表彰他品学兼优以及在这次斗争中所起到的带头作用。这是聂耳平生所获得的第一张奖状。

艰难玉成的音乐启蒙经历

一九二二年春天，聂耳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初小的四年即将进入高小。但是他遇到了难题，学校规定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加入童子军。加入童子军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准备制服、腰带等一整套的东西。聂耳想到母亲终日操劳和家里拮据的经济条件，所有一直没有加入。但是校方要求进入高小的学生必须都是童子军，否则只能转到私立的求实小学去。母亲大病初愈，聂耳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开口要钱了。

没有办法，聂耳只好转到求实小学去。学校根据聂耳的成绩并考虑到他家的经济情况，给他提供了一部分补助以减轻学杂费所带来的负担。聂叙伦也在那里上学，从家到学校的距离倒是比师范附小近得多。

由苏鸿纲校长创办的求实小学因为没有资金造校舍，所以只能借在孔庙里上课。由于场地狭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大概是三十个学生左右。苏校长认为虽然学校设施简陋，但是，“艰难玉成”，学生多经历一些曲折和磨难反而能够锻炼得更加出色。学校上下彻底贯彻苏校长的这一教育方针，因此求实小学的校风之佳远近闻名。同时，学校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的情操教育。音乐方面，除了传统的民族乐器外，还弹奏风琴等西洋乐器。老师们很热心，放学后还指导学生练习乐器。求实小学以音乐教学出名，这对喜爱音乐的聂耳来说可真是因祸得福，求之不得的了。

聂耳在创作上最注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大家都会唱的《卖报歌》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那是在1933年的秋天的一个傍晚，他约朋友周伯勋出去走走，他边走边对朋友说：这条路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的名字很动听，想让周伯勋也听一听。当他们走到吕班路 （现在的上海重庆南路）口时，果然看到了一小姑娘走来走去，匆忙地卖着晚报，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知道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在回家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娥写词”。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了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铜板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现在聂耳早已去世了，但那位小姑娘还活着，已成为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人总是要死的，但聂耳的《卖报歌》将长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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