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有关史记的资料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取材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9]
创作过程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
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
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 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 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做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93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补注:王国维考证其死于前87年)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轻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 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智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防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汉书》载司马迁被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联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法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为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大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录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骂崩仅4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司马迁虽然是受过宫刑的人,但有一个女儿是肯定无疑的。《汉书·杨敞传》记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
《同州府志·列女传》也说:“杨夫人者,汉太史司马迁女,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也。汉昭帝崩,昌邑王贺即帝位,淫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更立帝。议已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愕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徙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之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九卿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其废昌邑王,立宣帝。居月余,敞薨,盖封三千五百户。君子谓夫人可谓知事之机者矣。”从上述史料看,司马迁的女儿及外孙杨恽,是机智果敢的有才能的人物。《史记》之所以能流传后世,实为此两人的功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的隐语,就是将《史记》正本藏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这儿是杨恽的老家。正如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所说:“《史记》一书,传布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所谓宣布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可以想象,在当时司马“下狱死”而查抄的情况下,司马迁的女儿确像“义士救孤'那样保藏了《史记》,而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又像“沉香劈山救母”那样救活了《史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补注:杨恽(?—前54) 字子幼,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被免为庶人,又因怨望被处死。事迹附见《汉书·杨敞传》。《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东汉王弃在引用《史记》文章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因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为金陵书局刻本。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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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记》的资料有哪些?
》、《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
关于史记的资料 有关史记的介绍
1、《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2、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
有关史记的知识
《史记》简介 《史记》,原名《太名公书》,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和书表的编写体例。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世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个部分,共五十二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明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
关于史记的资料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
《史记》相关资料?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
史记有关资料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
关于史记的资料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史记的资料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
谁有关于史记的资料丫?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
你知道有关《史记》的资料吗?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作者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
有关史记的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
应阮忆林:【基本概况】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鲁迅誉为...
乳山市15055756294: 谁知道史记的文章主要介绍什么 - ?
应阮忆林:[答案] 主要是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纪传体史书) 《史记》(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
乳山市15055756294: 史记是一本什么书? - ?
应阮忆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 大约1222年的历史. 全书312篇.其中包括十二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政迹;八 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载大事年月;三十世家,记载 侯国的兴亡;七十列传,记载重要的历...
乳山市15055756294: 史记这本书是谁写的? - ?
应阮忆林: 《史记》简介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
乳山市15055756294: 史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 ?
应阮忆林: 史记主要涵盖了中国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它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其中本纪十二、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就是帝王的传记、“书”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世家”记载诸侯王国之事、“列传”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鲁迅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乳山市15055756294: 《史记》的作者是谁,它是一部什么体的史书,被鲁迅先生称为什么.你还知道那些史记里的题目 - ?
应阮忆林:[答案] 《史记》是由司马迁和司马谈共同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书之首,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五十二万余字,记载了中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余年间的历史.《史记》...
乳山市15055756294: 《史记》都有哪些内容? - ?
应阮忆林: 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不同於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
乳山市15055756294: 《史记》是什么时候写的? - ?
应阮忆林: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
乳山市15055756294: 史记的作者是谁(第一部史记的作者是谁) ?
应阮忆林: 《诗经》被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管是以信史论仍旧以文艺大作论,《诗经》都具备极高的价格.《诗经》的作家司马迁是如何样写出这部传世之作的呢?...
乳山市15055756294: 史记是司马迁撰写的书,为什么《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
应阮忆林: 1.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 “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