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 琵琶行和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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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代表作,这首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是精巧的艺术构思和抒情叙事相结合的手法的运用;主题是歌颂李、杨二人的真挚爱情。详解如下:
  一、本诗的艺术特色: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二、这首诗歌的主题: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长恨歌》和《琵琶行》 是白居易在两个不同时期创作的在我国是个史上评价很高的诗歌,历来深为人们所喜爱。虽然对这两首诗有很多的研究和赏析,但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还是不多的。

  《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同之处

  首先是这两首诗的相同点。白居易在自己的诗进行分类时,将它们都分在了感伤诗中。这两首诗都是诗人有感而发创作的诗。诗中都以女性作为主角,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一定程度上抒发了诗人对古代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对男权桎梏下女性没有自主权的同情。不论是“老大嫁做商人妇”的琵琶女,还是高高在上集“三万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她们的不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屈从男性的安排和选择。

  另外,这两首诗也都属于叙事诗。诗的情节曲折,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后呼应。同时,这两首诗的抒情笔调都较细腻,写情入微.诗人更是将写景、叙事、抒情交互穿插,用景造情,缘事生情,层层铺垫,为点题蓄势。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烘托。音节和诗情的联系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改用仄声韵。全诗富有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这两首诗都善于侧面的环境描写,“峨眉山下”,“西宫南内”,“夕殿萤飞”等把玄宗相思孤独的心情衬托得相当突出;《琵琶行》三次描写“江月”,也很好地衬托了全诗的气氛。
虽然这两首诗有一定的相同点,但它们还是有许多的不同点。

  《长恨歌》和《琵琶行》不同之处

  在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方面。《长恨歌》的创作背景是: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作者35岁,任周至县尉。陈鸿的《长恨歌传》是这样说起这次的创作原有的:当时诗人和陈鸿、王质夫三人一起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王质夫提议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白居易做《长恨歌》诗一首,陈鸿做《长恨歌传》一篇。当时诗人是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而授县尉的,可以说在官场上有一定的作为。但与之相对的是《琵琶行》的一个重要的创作背景是诗人因上书要求追捕刺杀武元衡凶手,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可以说,《琵琶行》是诗人在官场失意的情况下创作的。带有一定的现实感伤。

  创作动机方面,有人说诗人作《长恨歌》,不仅是因为有感于李杨的爱情,更是因为从中想到了自己和湘灵的爱情悲剧。因此,此诗的创作主要是男女之间的情感占主导。而《琵琶行》的创作动机主要是由他的“迁谪意”感同于琵琶女的身世引发的。他的“迁谪意”表现为孤独和思乡。

  诗人内心的孤独之苦,一是由于故旧的疏阔、亲知的乖隔、生活环境的不习惯等,这是浅层的孤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这种孤独会减轻。二是由于他突然被抛落在政治和事业的圈子之外,强烈的济世情怀一时又无法消退,感到恬惶无依。这是深层次的孤独,更使诗人痛苦万分。
和强烈的孤独感一样,浓烈的思乡之情始终萦绕于江州司马的心头,自春到夏,自秋及冬,无所不在,无时不至;而且感物伤怀,触目惊心。思念故园,既有对故乡亲人的想念,也有对精神家园的怀想。所以当遇到有着凄凉身世、不得志的琵琶女时,就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
其次是诗歌的主题,《琵琶行》一方面表达了对“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悲惨命运的同情,揭发出封建社会摧残女性的罪恶,同时也寄托了对自己遭贬的郁悒、愤懑之情。这是历来为人们所接受的主题。但《长恨歌》的主题的确定的比较艰难,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讽刺说、爱情说和双重主题说。讽刺说认为这篇作品是讽刺唐玄宗迷于色而不悟,既是成国家的灾难,也造成个人的悲剧。爱情主题说认为这首诗描写并歌颂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的。作者对悲剧的主人公——李杨是同情的,对他们的爱情是赞美的。双重主题说自然是结合了两种说法。我比较赞同双重主题说。诗人是个忧国忧民的人,特别是对底层百姓遭受苦难更是同情。而因为唐玄宗因沉溺于和杨玉环的缠绵悱恻,荒芜国事,致使国家动乱,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诗人对李杨的这种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而没有担负起责任的爱情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同时,从人情和人性出发,诗人对两人的爱情又抱有同情和赞美的态度。他们两人爱情的真挚是人间少有的,跟何况是在帝王家。诗人被他们的爱情所感动。又为他们最终不能够在一起感到惋惜。而且从诗人自己的情感经历中,我们也能看出端倪。诗人与邻家女子湘灵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他们的爱情却遭遇了门第观念极重的母亲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如愿。白居易一生中,曾几度写诗表达对湘灵的思念与爱恋以及不能与湘灵在一起的遗恨。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留给了他太多的伤痛与思索。

  另外在艺术特色方面,《琵琶行》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的是诗中对音乐的传神描写。从"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开始到"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结束,诗人用极富想象力的语言再现了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术,曲调未成情以先出,是对音乐气氛的很好烘托,而弹的过程更是撵词摘句,活用比喻来描写音乐的进程."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使人能够再次听到琵琶声一样,"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更是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带入到文字和音乐无法描述的空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可谓点睛之笔,从音乐和哲学角度表达了至高乃无的学问,短暂暂停之后便是"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由静入动,如同万匹野马,同时出动,万丈瀑布,瞬时倾泻,"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观众还沉浸在意犹未尽的音乐中琵琶女已经停止了演奏。

  而《长恨歌》更长于肖像描写和心理描写。诗人对杨玉环的形象塑造就选取了典型化的肖像描写方法,先用“天生丽质”淡淡地勾画一笔,给人一种浅淡而朦胧的美,进而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来描绘出其绝世之美。“
侍儿扶起娇无力,云鬓花颜金步摇”极写其美丽娇憨。“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描绘她死时的凄美动人。“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离别时的寂寞酸楚和久别重逢后的喜悦一起涌上心头,这般楚楚动人让人看了顿生怜悯和疼爱之心。这些肖像描写着墨不多却能细腻传神。作者配合着情节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加以精彩的点化,从外形中传递出贵妃内在的气质,神韵,使肖像的描写典型化。白居易对杨玉环外貌的描写,既上承《诗经》“蛾眉”、“凝脂”的细腻笔法,又能从肖像中传递出人物的风情神韵,使得一位惊为天人、色艺双绝,同时又对爱情一如既往的杨贵妃形象栩栩如生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对唐玄宗的心理刻画方面,也可谓是细致入微。入蜀途中、回京路上及回京后对杨妃的刻骨思念,用了32句。
写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从此,这心中有了长久的离痛、长久的怀念、长久的悔恨,处处触景伤情,夜夜对枕难眠。“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住在行宫,回想起当年与贵妃在此促膝赏月的情形,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再想到她被绞死的情形,肝肠寸断。“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两句,写尽了唐玄宗内心的孤独和思念。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

白居易生平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是杜甫之后,唐朝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他本人最得意,价值也最高的是他的讽谕诗。
他的讽谕诗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如《杜陵叟》,也有哀叹妇女命运的悲歌,如《上阳白发人》、《后宫词》等。二、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如《卖炭翁》、《红绒毯》等。

白居易书《楞严经》

长恨歌是描写李隆基与杨玉环凄惨的爱情故事,而琵琶行虽然凄惨但绎景不同.这就是最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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