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证欺诈案例，近几年的

信用证欺诈案例有哪些？~

国际信用证诈骗已经是国际贸易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遭遇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我国也不例外。虽然银行根据UCP500的规定，只要完成对单据的形式审查，就不须为欺诈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如果银行对UCP500缺乏清醒的认识，且未对法院的错误禁令给予及时的抗辩，就会遭受难于补救的损失。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情简介：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货物拟于1999年7月15日运至A市。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但结果是诈骗的苦果并未归属于卖方而转移到开证行身上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法院的“禁令”――撤销开证人对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从《跟单信用证国际惯例》的规定来看，银行的义务是形式上的审核单据，而不是实质的审查是否有欺诈存在。

根据《跟单信用证国际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

从开证行与议付行的偿付关系来看，该案中的议付行只要得到了开证行的对价和同意议付通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索偿。《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十九条指出：开证行如欲通过另一银行对付款行、承兑行或议付行履行偿付时，开证行应及时给偿付行发出对此类索偿予以偿付的适当指示或授权；开证行不应要求索偿行向偿付行提供证实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证明；如索偿行未能从偿付行得到偿付，开证行就不能解除自身的偿付责任。

　　宁波东方董事长诈开信用证骗取逾3亿一审判无期
　　时间: 08-02-10 17:31:03 来源: 检查日报 近日，由陕西省西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宁波东方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董事长陈行玮信用证诈骗一案，经西安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以信用证诈骗罪判处陈行玮无期徒刑。

　　被告人陈行玮，系香港公民，除担任宁波东方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外，还担任香港国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香港雄昌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从1998年2月至2001年3月，陈行玮以自己在内地和香港的公司有所谓贸易往来的名义，先后从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骗开信用证139份，将信用金从议付行意大利商业银行香港分行足额套取，2001年3月，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发现异常停开信用证，致使从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最后开出的20份信用证实际形成承兑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自己承担，而由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承兑的信用金37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亿零6百多万元，最终被陈行玮成功骗取。

　　经营受困想出歪招

　　1997年下半年，宁波东方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方)面临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发展资金短缺的局面，被告人陈行玮便决定通过虚构贸易背景，使用虚假单证，在银行骗开信用证的方式给公司融取资金。为此，从1997年9月至1998年2月，被告人陈行玮以宁波东方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经与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某负责人商议，以宁波东方给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的下属公司陕西金达实业公司中参股60%的方式合资成立了陕西金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1999年6月,宁波东方又受让了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实际持有的陕西金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其余40%的股份，使该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陕西颐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颐康)。

　　从1998年2月开始，被告人陈行玮以其在香港注册并实际控制的香港国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以下简称香港国际)伪造了多份提单，开始依信用证形式进行所谓代理进出口贸易。

　　以信用证代理进出口贸易的一般程序是：国内公司购售货物如需与境外公司或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域公司交易，得先行找一家国内外贸公司代理，签订代理协议。代理协议，需明确价格、交货期、开证时间、开证保证金、代理费等，在收到国内公司的开证保证金(信用证金额的15%)后，外贸公司通过当地中国银行向外开出了远期信用证，由中国银行承兑支付信用金，这样的话议付银行可先行支款，随后议付银行可在信用证到期后向承兑银行要求给付，由中国银行再向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向国内公司要求偿还信用给付款。信用证交易，一般规定有宽限期。

　　从1998年2月起陈行玮以陕西颐康(1999年6月前为陕西金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根据代理合同，委托陕西电子进出口公司(先期曾委托陕西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代理从香港国际购进货物再销售给香港讯业公司和香港雄昌企业有限公司。由于香港讯业公司和香港雄昌企业有限公司均为宁波东方或被告人陈行玮设立并实际控制，上述所谓转口贸易并无实际的货物交付与货款支付。同时，陕西颐康根据陈行玮指示，向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提交了上述虚假的货物购销合同，并以陕西颐康为实际申请人，以香港国际为受益人，申请开立信用证。然后被告人陈行玮以香港国际的名义通过信用证议付行意大利商业银行香港分行向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提交了根据需货方即陕西颐康虚假需货信息伪造的信用证项下所列要求的提单，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据此向有关信用证议付行进行了承兑确认，所开立信用证成为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

　　通过以上手段，从1998年2月至2001年3月，宁波东方从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共计骗开信用证139份，开证总额为281744171.76美元。由于上述信用证从开证到付款分别有88天、90天和330天不等的期限，在被告人陈行玮的安排操作下，139份信用证下的款项均被以香港国际的名义在意大利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等议付行贴现并将所套取资金用于循环开证，流动操作。同时还有大量资金被套取用于偿还宁波东方先前债务、项目投资和公司运转开支；部分资金还被用于开证和贴现等费用支出。陈行玮就这样用自己“连体”“双胞”“多胞”公司玩起了特别的“信用证游戏”，用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承兑的钱，为自己缺血的公司补血。

　　真相败露 烧出3个多亿资金“黑洞”

　　2001年3月，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及上级管理部门终于发现数笔与陈行玮有关的交割异常，停止为其开立信用证，陈行玮循环资金断裂，致使从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己经由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开立的最后20份信用证形成由承兑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向议付行不可撤销性支付，而陈行玮己经将这些用信用证套出动用，最终骗取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3700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迖3亿零6百多万元。

　　在日前的庭审中，陈行玮承认自己的行为违反有关规定，但套取的资金己在经营中耗损掉，无力归还，为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砸出了一个3亿多元的超级黑洞。。

　　案后思考

　　在采访中，担任此案公诉人的西安市检察员公诉二处检察员马向国告诉记者。此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骗子的手段虽有一定迷惑性但并非多么高明。主要症结教训在于：外贸公司，在代理交易时，不看货验货，仅凭交易公司提供的书面资料代营，致使形成“空货代理”；银行方面不认真审查交易实项，交易公司信誉，信用金实际使用情况，轻率开证，开“人情证”“关系证”，致使银行资金“高危运行”。

国际信用证诈骗已经是国际贸易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遭遇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我国也不例外。虽然银行根据UCP500的规定，只要完成对单据的形式审查，就不须为欺诈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如果银行对UCP500缺乏清醒的认识，且未对法院的错误禁令给予及时的抗辩，就会遭受难于补救的损失。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情简介：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货物拟于1999年7月15日运至A市。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但结果是诈骗的苦果并未归属于卖方而转移到开证行身上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法院的“禁令”――撤销开证人对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从《跟单信用证国际惯例》的规定来看，银行的义务是形式上的审核单据，而不是实质的审查是否有欺诈存在。

根据《跟单信用证国际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

从开证行与议付行的偿付关系来看，该案中的议付行只要得到了开证行的对价和同意议付通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索偿。《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十九条指出：开证行如欲通过另一银行对付款行、承兑行或议付行履行偿付时，开证行应及时给偿付行发出对此类索偿予以偿付的适当指示或授权；开证行不应要求索偿行向偿付行提供证实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证明；如索偿行未能从偿付行得到偿付，开证行就不能解除自身的偿付责任。

国际信用证诈骗已经是国际贸易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遭遇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我国也不例外。虽然银行根据UCP500的规定，只要完成对单据的形式审查，就不须为欺诈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如果银行对UCP500缺乏清醒的认识，且未对法院的错误禁令给予及时的抗辩，就会遭受难于补救的损失。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情简介：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货物拟于1999年7月15日运至A市。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但结果是诈骗的苦果并未归属于卖方而转移到开证行身上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法院的“禁令”――撤销开证人对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从《跟单信用证国际惯例》的规定来看，银行的义务是形式上的审核单据，而不是实质的审查是否有欺诈存在。

根据《跟单信用证国际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

从开证行与议付行的偿付关系来看，该案中的议付行只要得到了开证行的对价和同意议付通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索偿。《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十九条指出：开证行如欲通过另一银行对付款行、承兑行或议付行履行偿付时，开证行应及时给偿付行发出对此类索偿予以偿付的适当指示或授权；开证行不应要求索偿行向偿付行提供证实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证明；如索偿行未能从偿付行得到偿付，开证行就不能解除自身的偿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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