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历史

徽商的发展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展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代乾隆达到鼎峰，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儒商”，实际始于徽商。因徽商好儒，亦儒亦商，或先儒后商，或后儒先商，总之是商儒结合，才有了儒商之称。 徽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深厚的时代背景，而儒商则孕育其中。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东南经济活跃带苏浙的中心，南来北往的要塞，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化。《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数，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又一成因。
　　徽商能迅速崛起东南，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浓郁的文化底蕴。徽州向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 “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朱熹虽生于闽，宦于闽，而其文多自称“茶院九世孙”，又称“新安朱熹”，即不忘其旧。朱熹两次回故里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徽州人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代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于举业，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一年之中盈利数倍，成为大贾。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一日读《史记?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先儒后商，先商后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徽商崛起的标志之一是称雄盐业数百年，究其原因就是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成因。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情感的投资，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群体，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由此看来，文化性，地域性，宗族性是徽商的本质特征。这与地域特点明显的区域经济极为相似。
　　概括起来：徽商精神就是认祖归宗而起源的能纳百川，凝心聚力的团结精神；崇尚知识，科学预测，把握规律，与时俱进的创业智慧；循规蹈矩，依律从商契约意识；乐善好施，注重公益，诚信为本，重义轻利的行商品德；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艰苦创业的“徽骆驼”精神。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展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盐业、典当与布米茶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从马曰�到胡雪岩

许多徽商的风采，直到今天也令人玩味。马曰�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飘逸风雅，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
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马曰�曾自为盟主，同厉鹗等人结“邗江吟社”，吟诗作赋，游历山水。沈德潜评其诗为“峭刻得山之峻，明净得水之澄。”可见造诣之深。马曰�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如刻朱彝尊《经义考》一书就花去千金，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的别称，藏书多达十余万卷。1772年四库全书馆设立，马曰�的儿子振伯献藏书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乾隆皇帝褒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马曰�和他的弟弟马曰璐，被称作“扬州二马”，《清史稿·文苑传》列有马曰�传，足证他的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三百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

“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其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摘自《寻找徽商》李嶷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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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区17132361539： 徽商(关于徽商的基本详情介绍) ？
彭香乐盖： 1、徽商文化是古老的徽州(今黄山市、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大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剧,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2、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徽商又称徽州商人、“徽帮”、新安商人(徽州又称“新安”),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之总称(并不是指所有安徽商人).3、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4、作为古代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所以能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高明区17132361539： 徽商的历史 - ？
彭香乐盖：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

高明区17132361539： 关于徽商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
彭香乐盖： 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商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高明区17132361539： 徽商是什么意思 - ？
彭香乐盖： ①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②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③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④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⑤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安徽商人.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高明区17132361539： 徽商什么意思? - ？
彭香乐盖：[答案] 徽商,即徽州商人,通常指明清时期徽州府(辖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和婺源六县)商人集团.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均居全国各商人集团之首. 徽商以经营...

高明区17132361539： “徽商”是指安徽商人还是单指安徽的徽州商人? - ？
彭香乐盖：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旧徽州府包括安徽省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有近千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 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高明区17132361539： 晋商与徽商的发展史 - ？
彭香乐盖：[答案] 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就已经非常频繁了.据司马迁的记载,战国时期的范蠡,猗顿,白硅等人,是中国最早... 除了对俄贸易外,晋商与朝鲜,日本等紧邻国家也积极展开贸易,谱写了晋商国际贸易的一段历史. 徽商的发展史:http://...

高明区17132361539： 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与历史背景是什么 - ？
彭香乐盖： (一)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 古代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徽州人不得不走出丛山,经商谋利.徽州虽然“粮不足”,可是物产丰富.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陆,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 (二)徽商兴起的历史背景 明朝中叶以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江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赋役折银制度的推行,为徽州人经商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明代盐法变革给徽商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契机.

高明区17132361539： 中国古代徽商的性质 - ？
彭香乐盖： 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而不是安徽商人 .元代,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求采纳(づ￣ 3￣)づ

高明区17132361539： 古时候的＂徽商＂是现在的什么地方的人?他们家族好象有些规矩是什么? ？
彭香乐盖： 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