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你如何评价这两种处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你如何评价这两种处世方式？~

孟母三迁

[白话]过去孟子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仉氏守节。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丧葬、[足辟]踊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孟子受教免休妻
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曰：“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孟子思想
政治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来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与的。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

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孔子身世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其人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孟母三迁

[白话]过去孟子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仉氏守节。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丧葬、[足辟]踊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孟子受教免休妻
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曰：“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孟子思想
政治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来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与的。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

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孔子身世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其人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意思是明知做不到却偏要去做。表示意志坚决。有时也表示倔强固执。通常解释有三种方面，这是一种挑战、这是一种精神和这是一种使命。
　　一 这是一种挑战
　　知其不可为”只是凭经验作出的初步判断，不一定准确，也并非实际的“不可为”，到底可不可为，只有通知实践来验证，也就是要“为之”，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就等于承认凡事无须坚持，遇到困难只管放弃，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那么就不会有力挽狂澜、扭转乾坤、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如有神助等等情况的发生。英语里有一句谚语：自助者天助，就是这个道理。用姚明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了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肯定不会成功。

　　二 这是一种精神
　　这句话本身来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勾画。 一个人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是可望成功的，于是坚持干下去，最后果然取得成功他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但说来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 而一个人明知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他不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做下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献身，这就非常不易而难能可贵了。就像愚公移山，又像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坡，又譬如孔圣人明知“克己复礼”任重而道远，但却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而精神不改，晚年退居讲学，仍然以礼乐文化为核心内容，为推行“仁道”而贡献力量。正如曾子所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正是这一方面的精神，突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特征，与知其不可而不为的道家大相径庭。

　　三 这是一种使命
　　所谓“不可为”，不是不能去做，而是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去做。圣贤君子做事，所重视的是道义，事功的实现体现在道义之中，而不是把事功放在道义之上。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有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患。依据道义去做事，即使局部或暂时看不到利益，但是，全局的、长久的利益就在其中了。 孔子不因为是否成功才决定做不做，而是因为应该做，就去做。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科学实验科学研究中，艺术创造中，学理探讨中，新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垫脚石，成为铺路的石子，成为划时代的突破的一个序曲的例子不胜枚举，没有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没有为而使之可，就没有历史的前进与科学的进步，就没有人类文明的积累与辉煌，就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今天与未来。你必须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必须在追求成功，追求高妙，追求高境界的同时具有不怕碰壁，不怕失败，不怕风险，不怕付出，更不怕投入的决心和勇气。

　　事例：远古的愚公移山，夸父追日；唐朝的韩愈谏迎佛骨；南宋的岳飞抗金；明朝的海瑞罢官，文天祥兴师救亡、以死报国、宁死不降，一身浩然正气、铁血丹心；史可法抗清：“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吾誓与城为殉”的凛然正气、飒飒风采；还有清朝末年的谭嗣同鼓动光绪帝开展戊戌变法，失败后慨然赴死，其言：“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近代秋瑾、李大钊 为革命奉献一切最后慨然赴死的铮铮铁骨。总之，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用热血与生命谱写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曲赞歌。这种精神贯穿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它是中国儒家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一般的解释是：“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或者“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显达之时就要造福天下百姓。穷，多指身处逆境，穷困潦倒，人生不得志。达，即为显达、发达。”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有失偏颇，其正确的解释应该如此：
　　1．何谓“穷”？何谓“达”？
　　“人生坐标”：如果将“人生坐标”用数学坐标来表示（图4所示由图可知）。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同，所以不谈绝对数值，只谈相对趋势，即只作纵向比较，不作横向比较。在人生道路上，其变化状态则只有三种：上升、下降、水平不变。
　　笔者认为：“穷”就是指这种“下降”状态；“达”则指这种“上升”状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能维持不变也不容易，因此，这种“水平不变”状态可归属于“达”。故“穷”和“达”足以表达人的一生。
　　“穷”/“达”是一种“下降”/“上升”的状态，绝不仅仅是人生的最低点——“穷困潦倒”，或者最高点——“发达”。“穷”“达”贯穿于人的一生。具体言之，“穷”表现为“向低处移动；程度、数量的降低、减少”，如“走下坡路”、“不得志”、“情绪低迷”、“穷困潦倒”、“无助”等，为“下降”状态；“达”表现为“由低处向高处移动；等级、程度、数量等升高或增加”，如“走上坡路”、“得志”、“情绪高昂”、“发达”、“快乐”等，为“上升”状态，也包括“水平不变”状态。
　　我们知道，人生需求/追求不仅仅是“物质生活”，而是包括“德”“物”两个方面，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因此，有精神生活上的“穷”与“达”，也有物质生活上的“穷”与“达”。
　　人生就由这两个“穷”和这两个“达”组成，不过，这两个“穷”和这两个“达”不一定同步，即精神生活呈上升状态，物质生活可能是下降状态，也可是上升状态，也可是水平不变。叫化子扭秧歌——穷快活（歇后语），物质文明丰富了却衍生出“富贵病”，这就说明两种生活不一定同步。两种生活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生，总的表现就是“达-穷-达-穷-达-达-穷-达……”这种锯齿状态。因此，人常言道：人生多坎坷。即“穷”“达”贯穿于人的一生。
　　2．“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关系
　　“独善其身”是“兼善天下”的基础，“独善其身”在一定意义上又等于“兼善天下”，“兼善天下”是对“独善其身”提出的更高要求。
　　3．“穷”、“达”、“独善其身”、“兼善天下”之间的关系
　　“穷”时“独善其身”则能“达”；
　　“达”时“独善其身”则能更“达”；
　　如果不“独善其身”则不可能“达”，只会“穷”；
　　“达”时“兼善天下”则能使“穷”转为“达”，“达”则更“达”。
　　即“达(德)”（表示精神生活之达）时“兼善天下”则能使“穷(物)”（物质生活之穷）转为“达(物)”（物质生活之达），“达(物/德)”（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之达）则更“达(物/德)”；或者“达(物)”时“兼善天下”则能使“穷(德)”转为“达(德)”，“达(物/德)”则更“达(物/德)”。
　　我们已经知道人生是呈“达-穷-达-穷-达-达-穷-达……”这种锯齿状态的。
　　因此，要想“达”就须时时刻刻“独善其身”，“穷”时、“达”时；而要追求更“达”则需要“兼善天下”。这与杨建祥[3]的观点一致，即“穷与达，会相互变化。由穷变达，由达变穷，不在命而在人的作为。”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关爱别人，也就是关爱自己。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皆“兼善天下”则“达”之写照。
　　因此，“兼善天下”不需待到自己达到人生的最高点，“独善其身”也无需等到自己穷困潦倒时才想起。“达则兼善（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说法应该不可取。
　　“穷”时“独善其身”，“达”时“兼善天下”，唯遵此道，人生道路才会正直，一路高歌，向前迈进。即时时刻刻、随时随地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
　　一言以蔽之：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这对于现代人的生活非常具有现代借鉴意义。

与其说是两种处世态度或处世哲学，不如说是一种理想对现实的宣战，孟子所言只是对孔子理想的进一步解释，二者并无矛盾之处，要知道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都是不可为之事，穷达之分也决非意在随机和妥协。试图用现代的眼光理解古人的理想是很难的，在我们当代的文化中，自弗罗伊德以降，只是“承认偶然性值得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无力把理想至于崇高的地位，所以才出现了所谓孟子更现实的怪论，可不察之乎。。。

孔孟二圣同传儒道之精髓却不尽统一，于改天下之无道至有道的方面，二人阐发了不同的观点。
“知其不可而为之”，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堪称“飞蛾扑火”，似偏执而本质上来说应为执着。古人认为“才命相属”，孔子一生目标明确，在动荡混乱的年代里传教“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显然不现实，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终生追求无疑是其性格中的倔强与无论“穷、达”均要兼济天下的大胸怀的必然产物，最终不被人理解而困厄一生的命运也在所难免。但无论后代的我们怎样替夫子惋惜长叹，但“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仍坚定地晓谕后人——无怨、无悔。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亦非趋利避害。孟子的理论与“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高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何尝不是以己之全力无可改变这滔滔浊世的浓重悲凉？虽触碰不到那权力的巅峰改变千万人之命运，但“养吾浩然之气”、“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莫不是孟子践行其为“亚圣”的责任，若是人人皆能独善其身，何愁世风日下？孟子用身体力行感染世人、教化世人，在如今看来也是一种大智慧。
管窥蠡测，不敢妄下断言，只是凭着现代人惟有目光穿越千年的优势点评一句：孟夫子退隐讲学，从苦中能汲取生活之乐；孔夫子一生困厄，却能在弥留之际坦然作结，这一生，为理想生、为理想死、为理想奋斗、为理想超越世俗，先秦诸子，因理想的光芒名垂不朽。

夫子是，不要求他人是。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才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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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市18365768705：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你如何评价这两种处 - ？
藏哈艾妮：[答案]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意思是明知做不到却偏要去做.表示意志坚决.有时也表示倔强固执.通常解释有三种方面,这是一种挑战、这是一种精神和这是一种使命.一 这是一种挑战知其不可为”只是凭经验作出的...

兴义市18365768705：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你如何评价这两种处事方式. - ？
藏哈艾妮： '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论语·宪问》 子路宿于石门①.晨门②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译文 :子路在石门过夜.守城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守门人说:“就...

兴义市18365768705： 孟子在中提出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观点.而本文孔子给我们的印象是 知其而不可为而为之.如何看待孔子与孟子的这种差别? - ？
藏哈艾妮：[答案] 两人时代就不同,而且一个是圣人,一个是亚圣,很正常的.

兴义市18365768705： 孔子是“知其不可违而为之”,孟子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你如何评价这两种处世方式? - ？
藏哈艾妮：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他那时候还有克己复礼恢复周礼的志向,在政治方面,尚有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为周王室保全着一些面子.因此孔子还能“知其不可而为之” 亚圣孟子生活的年代则是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东周完全失去了作为中央政府的力量.因此,时代的变迁导致了儒家方针的变化:穷则独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孟子那个时代,要有恢复礼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孟子只是一直围绕在战国时代几个较强的君主周围,而从来不见他到周天子面前讲仁政了.

兴义市18365768705：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如何评价这两种处世方式 - ？
藏哈艾妮： 孔子说的是处事尽力,比如我们晓得能力所限制,明知不可以办到这里说的是大概的判断,至少尽力为止!孟子说的是当能力不能及的时候,应该善于正自心智,独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变通处理个人问题通达使智慧圆融,然后才是能力所及在去兼并帮助天下利人利事!

兴义市18365768705： 有关孔子和孟子的处世方式 - ？
藏哈艾妮： 以仁为本

兴义市18365768705： 评价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两种处事方式. - ？
藏哈艾妮：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迎着困难一步步地向前迈进,虽然失败了,但是也无愧于心,至死无憾,世上好汉还不是同样云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生短短数十年光阴,而没有些勇气,志向,抱负,目标,怎么去干一番大事,那岂不是白白在世间走一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倾尽毕生之力而为之,莫待老年空悲叹.孰不知潇洒亦是真英雄!执着方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到底,尽显人生价值!

兴义市18365768705： 孔孟思想异同及影响？
藏哈艾妮： 首先,对待人性问题,孔子主张“仁”为根本,而孟子主张“义”为首要.我们如果稍微留心一下他们二人的观点不难发现,孔子在许多场合都要求人们尊奉“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王臣”的愚忠思想,他因此也就要求人们忍辱负重...

兴义市18365768705： 在“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时,孔子与孟子对待“道”的态度有何异同 - ？
藏哈艾妮：[答案] 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有道的时候就出来,无道的时候就退隐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天下政治清明的时份,用道义随身行事;天下政治黑暗的时候,用生命捍卫道义.——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么看来,...

兴义市18365768705： 孔子的思想主张是是什么啊 - ？
藏哈艾妮：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