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有没有过直接的战争,在古代?
日本是个岛国,由于地理资源的限制,他们要发展就要向大陆发展,但是东亚大陆自秦汉以来,就早已形成了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政治格局,日本要上大陆,就必须挑战中国,而中国要保证自已的地位,就必须战胜日本,一个伟大而文明的中华,一个强悍的日本,历史注定了他们在千百年来要成为对手,两者要和平相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中国强大,强大到足以打败日本,一个强大的中国足以压制日本人扩张的野心。除此之外,两者没有和平的可能,中国一旦不能制衡日本,他们就会向大陆用兵。这里我先介绍一下中日首次对战。 在古代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双方曾发生过几次直接军事对抗。西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海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锋。正是这次战争,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战火缘起朝鲜半岛西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西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 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中日激战白村江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一战决定东亚格局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 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 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战役后,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防范唐朝和新罗军队进 攻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战败,也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甚至在唐初的西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西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暂时转向了内敛、发展的方向。
中日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之战(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军队全歼日本军队
中国与日本是两个仅一水之隔的国家,可是这两个国家之间冲突却远比其它邻国要厉害得多。从古到今,两国已经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最早的一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唐朝初期。这次被称为“白江之战”的战斗以中国军队完胜告终。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不够力量,于是向邻国寻求援助,分别与唐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最后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百济于660年向新罗进攻。新罗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让苏定方率领水陆大军十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百济军队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十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将领福信遣使至日本,向日本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日本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远征军。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四万四千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7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2月撤军。百济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日本天皇令毛野稚子等率两万七千余人663年6月向新罗发起进攻,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七千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刘仁轨与诸将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
随即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百济和日本守军相继投降。日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唐朝水军七千余人,一百七十艘战船;日本水兵万余,一千多艘战船。日本虽然在人、船数量上有优势,但唐朝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本。对于这次战斗,《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日本“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本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日本之战船四百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彻底退出了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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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长期割据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日本。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日本天皇任命丰臣秀吉为“关白”(摄政)。正如历史上所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枭雄一样,丰臣秀吉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那就是野心勃勃的向亚洲扩张。《剑桥史》为丰臣秀吉的入侵动机做了辩护,认为日本当时只是企图占领朝鲜,并无侵略中国的意图。但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丰臣秀吉的目标是中国,例如丰臣秀吉为侵略中国制订了战略计划。日本侵朝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日本特使宗义智曾通告朝鲜国王李昖:“有意在明年春天假贵国道路进攻明国,届时还请多多包涵与协助!”
日本在数年内储备了大量的军粮、战船和火器,矛头直指邻国朝鲜,试图把朝鲜的三千里富饶江山变为日本的一个行省,使之成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桥头堡。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在亚洲实施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朝鲜几乎是明朝的一个缩微翻版。朝鲜当时为李氏王廷统治,党争激烈,政局不稳。和明朝的体制几乎一样,朝鲜也重文轻武。但与明朝不同的是,朝鲜半岛在元末以后一直没有大的战事,武备松弛,“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城防。君臣上下对日本的虎视耽耽和精心战备一无所知,或者说是毫无反应。还是明朝获得了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情报,特意派使臣去质问朝鲜国王李昖:“听说日本欲假道朝鲜侵略明朝,有这样的事么?”朝鲜国王连连否认。
此时的明朝内政边事相对比较平稳。明神宗一边在紫禁城内悠闲的做着皇帝,一边一步步地毁掉张居正当年的施政成果。以申时行、王家屏等人为首的大学士们吸取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受到清算的教训,不断弱化和放弃内阁权力,原先的一些重要职权渐渐下放到六部。西部、北部边事一直比较安定。辽东虽不平静,但前方捷报不断传来。可户部做了调查之后,声称“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 (《神宗实录》卷二三四)然而军队系统的这种欺瞒和膨胀,还没有到恶化的地步,当时的明朝还能承受,所以这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警觉。虽然几年内接连发生了太湖农民起义、永昌卫士兵暴动、广东白莲教起义等事件,但很快被平息下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不出一点事呢?于是神宗皇帝继续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大睡”的逍遥日子。还好,太仓还有粮食,库银还没有耗尽,军饷、火器的供应还算及时。在所有人看来,帝国还远没有到忧心忡忡的时刻。
朝鲜没有觉察到任何危险,明朝虽然看出了丰臣秀吉的野心和举动,但也没有对事态的严重程度做出进一步判断。所以,这一对友邦兄弟,继续在大战前的平静日子里享受着那一份舒坦。
2.一泻千里
。万历十九年(1591年),千余艘战舰已建造完毕,名古屋屯积了足够使用数年的粮草,三十万的军队在动员后已是整装待发。丰臣秀吉看来,一切已是箭在弦上,积蓄了数年的力量终于到了该要爆发的时刻。
万历二十年(1592 年),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以9个军共15万兵力(按:不同史料给出的兵力数不一,根据《日本战史》的说法,用于作战的陆军兵力共为9万多人),大小舰艇七百余艘,出征朝鲜。先头部队是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共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后,翌日凌晨抢摊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釜山朝鲜守军,迅速攻下了釜山。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2.2万人、黑田长政率第三军1.1万人也相继在南部海岸登陆。前三军登陆后,日军后续主力(8万人)和其余舰队相继入朝。日本倾举国之军力,目的是速战速决,以强大兵力在短时间内控制朝鲜。
日本大军兵分三路向北部快速挺进。惊惶失措的朝鲜王廷,仓猝组织了8千人的朝鲜精锐在乌岭天险据守。朝鲜军队的布防尚未在乌岭山口展开,就被小西行长迅速突破。朝鲜将军申昱受命仓促集结了1万多人,在忠州背江与日军3 万人激战,全军覆没。随后,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各道守军望风而逃。不几日日军已经到达王京汉城城下,朝鲜备边使李谥看到日军军容强盛,竟然慨叹说:“今日之敌,似如神兵!”此时汉城守城主将李阳元,竟把兵器沉入汉江,落荒而逃。五月二日,登陆仅十七日,日军便兵不血刃地进入朝鲜国都汉城。
日军稍事整顿,继续北进。守临津江之朝鲜军队,暂时使日军进攻受阻。日军佯装后撤,诱朝军走出工事,然后迅速反击将之击败。守大同江之朝鲜军队,竟坐视日军徒步安然过江,不敢发一矢。随后开城、平壤相继失陷。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三都(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两个朝鲜王子被俘,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处在绝望中的李昖忙派使臣向明朝求救。(按:朝鲜关于这段叙述时,用了这样的话,“因朝鲜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暂告停止。”三都十八道都给占了,当然没什么地方可进攻的了。)
在攻占朝鲜全境的过程中,日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不得不承认,经过了战国时代的日军战斗力很强,战略战术运用的较为成功,武器装备也优于对手。首先,日军往往以偷袭、强攻等闪电式战术打的朝鲜军猝不及防、晕头转向。其次,日军与朝鲜军相遇时尽量打歼灭战,而非击溃战,这样可以起到彻底歼灭朝鲜正规军的作用,也能达到迅速瓦解朝鲜军队斗志的目的。第三,日军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火器。这些火器主要以火绳枪为主,射程在八十到一百米左右。战时采用三排轮射方式,排与排的射击间隔很短(有资料说是7、8秒左右),这样,临阵时就会给对手带来很大的杀伤力。相对于以冷兵器为主的朝鲜军而言,日军的优势是明显的。
丰臣秀吉看到侵朝战争进行得如此顺利,欣喜若狂。五月二十六日,丰臣秀吉制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二十五条,其中几条为:“高丽都城已于(五月)二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明朝)关白之职授汝(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宜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十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指秀次)为大唐关白,以京城百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视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二人情况,择任之。”六月三日,丰臣秀吉下达了进攻明朝的命令。他煽动说:“如处女之大明国,可知山之压卵者也,况如天竺、南蛮乎?”丰臣秀吉把明朝比作任“猛汉”日本宰割的“处女”,可谓狂妄到了极点。侵朝日军将领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将锅岛直茂请求丰臣秀吉把明朝大片领土赏封给他,战国名将伊达政宗写下了这样的狂言:“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
当朝鲜举国上下在陆地上溃散而逃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和他的军队在海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仗。这个人就是朝鲜名将李舜臣。李舜臣的舰队在整个战争期间给日本海军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噩梦。在日本陆军拿下王京后向北部乘胜挺进时,李舜臣率领他的海军于五月七日偷袭了停留在玉浦港的日本第二运输舰队的主力。此战焚毁日舰二十六艘,击沉五艘。第二日再战,又击沉日军大中战舰十三艘,李舜臣的舰队无一船被击沉!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中,共击毁击沉日军舰船300余艘,杀伤无数。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李舜臣在海战中的王牌武器是“龟甲船”。龟甲船船身的防护板由装有硬木制成,形似龟壳,故叫龟甲船。船身长34米,宽4米多,甲板之上有厚木制成的外壳,并且裹上鳞状铁叶,可以抵御敌人弓箭和火器的投射,顶盖上和甲板旁,装着许多尖锐的铁锥和尖刀,使敌人不易攀登。船头呈龙头形,内有两个或四个大炮眼,头尾都装有大型铁锥,可用来撞击敌船。这种龟甲船被现今朝鲜人称为当时世界最强的战船,在世界古代海军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日军的作战主力舰船为安宅船,分为箭船和炮船两种。炮船一般配有四十门大筒(日式火炮),另外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火绳枪。日本主力战船安宅船的火力比龟甲船弱,而且没有防护铁甲,所以在海战中一直落于下风。日本在出兵朝鲜之前没有预料到将与朝鲜海军发生如此激烈的海战。准备不足再加上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打败仗也是难免的。
由于朝鲜海军的优势明显,日军连战连败,日军已渐渐不能掌握全部制海权。但海战的初步胜利根本无法扭转朝鲜半岛的总体战局。日军已经占据了朝鲜半岛绝大部分城池。王子被俘,国王逃到中国边境,李氏王廷的政权体系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日军在各地大量屠杀抵抗力量和无辜百姓。同时,占领军已经着手在朝鲜半岛展开“日本化”运动。朝鲜人被强迫按照日本的方式改姓名、剃发。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已经开始为朝鲜儿童教授日语了。毫无疑问,朝鲜已经处于事实上的亡国状态。尽管各地不断有小股义军以游击战术给日军以有限打击,但国王李昖非常清楚,这些义军毕竟力量薄弱,骚扰尚可,退敌无力,终究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幸好,还有一位友邦大哥,他们总不能坐视不管吧?李昖深知,没有明朝的介入,光复朝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已经有好几批使节去北京求救了,除了正式向皇帝陛下递交国书,他们还分头去游说众多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宦官,力图促成大明尽快出兵朝鲜的决定。
3.收复失地
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大大地震动了明朝。两个多月以来,明廷上上下下就是否应出兵援助朝鲜,争论不休。由于当年沿海长达百年的倭患,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痛恨日本。当年倭寇的凶狠顽强,明朝君臣也是了解的。而现在十数万侵朝日军全都是正规军,战力远非当年倭寇可比。况且明朝在庚子之变之后的几十年里,从未面临过大规模的战争。能否战胜侵朝日本大军,明朝君臣实在没有把握。
这时丰臣秀吉要求琉球、菲律宾臣服朝贡的消息传来,更是激怒了明朝君臣。明朝上下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这个东洋强人的野心。明朝君臣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天朝地位,古语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从明神宗的角度来看,自然绝不能容忍丰臣秀吉的野心。当时的兵部侍郎宋应昌在上疏中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明廷上下,基本达成了“迎敌于外,毋使入境”的共识。
由于不了解敌情,明初最初只派了一支偏师前往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2千出征,副总兵祖承训(即明亡时总兵祖大寿之父)率骑兵3千继后。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误中埋伏,适逢大雨,火器也无法发挥作用,后全军覆没,史儒力战牺牲。后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乘敌不备,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被七百名日军火绳枪手连番伏击,骑兵和火统的威力无法发挥出来,结果全大多数阵亡,只有祖承训等寥寥几人逃回。
消息传来,明廷象炸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昂。此时主战派也罢,主和派也罢,纷纷要求明朝出动大军远征朝鲜。明神宗命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急调陕西总兵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入辽,为东征提督,总体负责军事。
明朝从全国范围调集了4万精锐。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如下:辽东精骑1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千;江浙步兵3千。四川副总兵刘綎率川军5千,做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辽东、宣府和大同共2万多轻骑兵主要是用来突击,备有轻甲、马刀和长矛,同时也备有火统。蓟镇、保定的步兵则来自明军的神机营,以火统、鸟枪和火炮为主要武器。江浙兵拥有丰富的抗倭经验,熟悉戚继光传下的鸳鸯阵。刘綎的川军多年来一直与西南夷族作战,山地作战经验丰富。这4万军队在宋应昌和李如松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跨过了鸭绿江,开进了朝鲜。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一月五日,大军进抵平壤城下。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当时日本守军为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共1万5千人,配备了火绳枪等火器。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另一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李如松同时部署明军的王牌武器――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炮,据说威力最大的大将军炮就超过了一百门,届时全力轰击日军阵地。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
一月八日晨,平壤之役打响了。随着主帅李如松一声令下,金鼓声大作,喊杀声四起,明军开始攻城。明军劲弩齐发,巨炮齐轰,一时火焰蔽空,震天动地。日军火绳枪虽然略优于明军火统,但日军却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明军火炮射出的铅弹不断落入敌阵,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日军战斗力非常顽强,拼命死守,火器兵手执火绳枪雨点般射向近距离攻城的明军。明军略微受阻,后续攻击部队继续攻城。当时战况十分惨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击中,仍然挺立不退。年近60的老将吴惟忠,胸部中弹,犹自大呼督战。李如松的坐骑被敌火绳枪手击毙,李如柏的头盔中弹,兄弟二人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主将如此奋勇,何况士卒?
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城南的芦门。日军一直以为芦门方向的是战力很弱的朝鲜军,因而没有重点部署兵力。近距离时日军才发现这是伪装为朝鲜军的明军,这时明军手中的火统已经开火,日军纷纷倒下,开始败退,芦门被明军攻破。接着含谈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小西行长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退守城北一隅风月楼。入夜,日军自东南方向突破,渡过大同江向王京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的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击毙数百日军。
平壤的收复有着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整个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就此逆转。平壤之役是很典型的攻坚战,颇具近代化战争的特征。此役中明军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首先明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主攻城西,另以奇兵伪装成朝军强攻城南,这种部署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其次,城东给日军留出退路,使得日军无死守之志。第三,明军动用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火炮,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和震撼。明军攻城时,曾有日将大友义统率领一支部队来增援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震天动地的炮声所吓阻,不战而退。第四,在日军撤退路线上设有伏兵,使日军再受重创。李如松就凭此一战,威名大振,可以说平壤大捷超过其父李成梁在辽东任何一次战役。
有些日本史料极力淡化平壤之役。根据日本人的记述,日军此役似乎败的很体面。日军由于平壤和王京汉城距离太远,本就打算放弃。在明军攻城后,小西行长特意修书李如松,日军愿意退去,于是乎日军大摇大摆,安然退到了汉城。这种说法显然有“讳言”和“粉饰”败绩之嫌。在明军强大的炮火面前,日军之败是必然的,无论如何也体面不起来的。事实上,因援兵迟迟不来,平壤大部已被明军攻占,日军军粮、兵营悉数又被明军焚毁,小西行长眼看无法固守,遂与日军诸将商议,连夜撤回汉城。迫于明军的压力,孤军深入的日军第二军加藤清正部也撤回到汉城一带布防。根据《日本战史》,平壤之役后,小西行长部减员一万一千三百余名,只余六千六百人,减员近三分之二。
明军修整十天后,李如松乘胜进军,继而收复旧都开城和多座城池。朝鲜三都十八道,已收复平壤、开城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等五道。大军继续向南开进,直迫汉城。
正月二十四日,明军的先头部队查大受部共3千精骑在汉城郊区与日军加藤光泰部发生激战,日军败退。后日军主帅小早川隆景率军2万将明军查大受部包围在碧蹄馆。在碧蹄馆一战中,明军3千骑兵,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一者依靠明军死战,二来明军骑兵部队配备了佛郎机火炮战车,明军依赖火炮优势,同时以战车做为工事,向敌阵不断施射火药助推的箭,使得日军始终无法逼近。后李如松率领的1千精骑也杀入战团,战斗非常激烈。《明史-李成梁传》载,当时有一武艺高强的金甲倭将拍马直取李如松,李如松力战不支,裨将李有升上前护主,被打下马来,一拥而上的日军武士将其砍作数段。紧要关头金甲倭将被李如松的兄弟李如梅一箭射于马下。之后明将杨元率领1千明军精骑连夜前来救援,日军以为大部明军赶到,率军退回王京。碧蹄馆之战历时一天一夜,明军精骑死伤过半,日军也付出了数千伤亡代价。
关于碧蹄馆之战,中朝日三国的史料记述差异很大。根据日军史料,大都宣称日军4万包围了2万明军,给明军了毁灭性沉重打击。并且日方史料引用明朝的记述为证。根据《中日关系史》介绍,实际上明代记述该战役的文献,多半立足于弹劾李如松的上疏,对于失败的情况有所夸大。我们知道,明朝的言官们,弹劾似乎是他们唯一的使命,夸大事实是他们的强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根据朝鲜方面的史料,如柳成龙的《惩毖录》,真正被日军合围的是查大受部和李如松率领的侦察轻骑,共4千余人,这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在朝明军总计才4万人,先头部队大都为骑兵,并有炮营,如果真有2万人,4万日军是没有能力完成合围的。所以,最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明军数千骑兵被2万日军合围,苦战一天一夜,后日军与明军大部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便各自退去。
碧蹄馆之战后李如松不敢轻进,再加上当时日军在汉城及周边地区集结了5万多人,兵力上日军有绝对的优势,明军遂退回开城修整。
后来明军得到错误情报,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第二军将从咸镜道进攻平壤,李如松便率领明军二月十六日离开开城回到了平壤。李成梁的撤军是个错误的决定,撤军导致了盟军朝鲜军队刚刚收复的幸州得而复失。李如松得到幸州失守消息后,深悔自己退兵太急。而日本方面的记述是,李如松被日军大败后退回到平壤。事实上,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败退到开城,完全可以继续修整一段。后来在京的朝鲜使者和明朝言官们都批评了李成梁的此次主动撤退,这也成为李如松日后被弹劾的罪状之一。可见明军并非被日军“击退”,而是主动退却,明军的主力部队却并未因碧蹄馆之败受到很大损失。日本史料说,李如松部由于元气大伤而无力南进。事实上李如松不能南进的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此时明军只有3万多人,几乎没有可能拿下为5万多日军据守的汉城。
后来探知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后,李如松密令查大受和李如梅率领一支敢死队深夜奇袭了龙山大仓。龙山大仓本为朝鲜国仓,积贮了朝鲜数十年的粮食,汉城被日军占领后,龙山大仓就成为汉城数万日军的军粮库,后来日军运来的粮食都存于此地。明军敢死队到达龙山后,把火箭射向粮仓,十三座大仓,数十万石粮食,一夜间被烧的干干净净。李如松夜袭龙山一计,精彩处堪与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夜袭乌巢相比。军粮一失,朝鲜半岛的日军全线被动,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4.议和闹剧
至此,中朝军队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根据《日本战史》的介绍,初入朝鲜时日军数量为9万6千余人,当各队重新集结于汉城时,只有不到5万3千人,减员4万3千余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关于减员原因,日本史料的说法是由于水土不服,病死占大部分。朝鲜和日本同处东亚,气候环境较为相似,水土不服一说,难以令人置信,况且也没有任何关于瘟疫流行的记录。总之本人相信大多数死亡日军应该都死于战事。
日军减员很严重,再加上粮仓被焚,军心越来越不稳。而明军在碧蹄馆之战后锐气受挫,而且兵力少于日军,并不具备再次决战的条件。既然双方都不想打,那么就有了和谈的可能。
明朝方面的和谈代表是浙江人沈惟敬。沈惟敬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他既非明朝官员,又不具有外交谈判才能。只是由于他长期从事与日本的贸易,并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被兵部尚书石星赏识,临时被封为神机营游击将军军衔,负责议和事宜。正史在介绍沈惟敬时多采用野史笔法,称其为不法商人,无赖子。例如《明史-朱国祚传》提到,朱国祚曾对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谈到沈惟敬:“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
早在万历二十年秋,也就是平壤之役前,沈惟敬做为兵部的全权代表就曾与小西行长谈判议和。小西行长也是商人出身。两位商人相遇,自然十分对路,谈起军机大事就象谈生意一样讨价还价一番。当时的谈判内容没有任何记录,大致是以大同江为界,江东归日本,江西归朝鲜,明朝对日本进行封贡,等等。这个协议并没有通报到高层。恰好当时朝中主战派占了上风,李如松遂率领大军一路开向朝鲜。沈惟敬当时被一心主战的李如松扣留在军中。
却说此时明军和日军陷入僵局后,以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又卷土重来,沈惟敬再次受到重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十五日,经略宋应昌派沈惟敬至汉城与小西行长达成了四点协议:1、明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2、明军撤出朝鲜。3、日军从汉城撤军。4、交还二王子及其被俘官吏。为了监督日军南撤,宋应昌派参将谢用锌、游击徐一贯等带百余随从,同沈惟敬组成明朝使团与日军一道南撤。日方有此使团通行,自然也再不担心明军和朝鲜军的追击。
四月十八日,日军全部撤离汉城,李如松于十九日率明军及朝鲜军进入汉城,五月十五日渡汉江进至庆州。李如松在庆州对明军、朝鲜军和朝鲜义兵作了部署之后,便返回京城。至此,除全罗和庆尚二道部分沿海地区为日军占领外,其余各地全部收复。
五月八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明朝使团到达日本。由于语言不通,双方的会谈仍就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丰臣秀吉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1、迎明帝公主为日本天皇后;2、发展勘合贸易;3、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4、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5、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6、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7、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沈惟敬一口答应了这丧权辱国的七条建议,但对同行的谢用锌、徐一贯等人却诈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而小西行长则对丰臣秀吉汇报说,明朝使者已经同意了丰臣秀吉的七条建议,只需派日使与明使一道去北京请大明皇帝最后批准。
就这样,在两位奸商欺上瞒下的斡旋后,双方几乎要达成外交史上最为荒唐的“鸡同鸭讲”协议。于是日本派谈判代表小西如安与明朝使团一道去北京。小西如安早已与小西行长达成了攻守同盟。小西如安到了北京后,与石星进行了谈判,一口答应了石星提出的三项条款:1、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和对马; 2、只册封而不准求贡;3、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当时兵部还和小西如安进行了详细的对谈,小西如安欺明朝人不懂日语信口答应。这时沈惟敬也递交了伪造的日本降表。明朝君臣大为满意。明神宗立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单册封了日本国大臣。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九月三日,丰臣秀吉穿戴明朝使者送去的册封衣冠,出殿接受册封。沈惟敬等人呈上明帝诏书和赠与的金印,丰臣秀吉欣然接受,并设宴款待明使。后丰臣秀吉召承兑等懂汉语的僧人为其用日语宣读明朝的册封诏书。诏书内容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 。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 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宜讃彜章,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这封诏书现存于大阪博物馆,为惯用的御笔文体写就,俨然一副中央大国皇帝对蕞尔小邦降恩封赏的口气。
丰臣秀吉听到“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一句时,暴跳如雷,摔诏书于地说:“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明皇帝吗?日本国,我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接着丰臣秀吉便要将小西行长治罪,并立即把中朝使团驱逐出境。就这样,历时两年的议和闹剧,彻底破裂了。
沈惟敬归国途中,滞留朝鲜,不敢回京。他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由另一使臣递交朝廷。这道假冒的谢恩表被明廷识破,再加上朝鲜方面传来日本再度备战的消息,明神宗方知上当受骗,大怒,当即下令把兵部尚书石星下狱问罪,并命驻朝明军捉拿沈惟敬,就地正法。沈惟敬以一小小使臣身份,在两国间开出了这样大的国际玩笑,惹来杀身之祸完全是咎由自取。
明朝和日本都开始了战争准备。朝鲜半岛的战火,不得不再一次燃起。而且,这一次战
唐日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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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楼上说的明朝的万历援朝战争。
在朝鲜打过几次(唐,明,清).元朝忽必烈2次打日本.应该算是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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