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介绍一下唐初的长孙无忌

帮我介绍一下唐初的房玄龄~

　　房玄龄（579～648）

　　姓名：房玄龄
　　别名：房乔
　　生辰：579年
　　民族：汉
　　忌日：648年8月18日(阴历)
　　籍贯：齐州临淄
　　地区：齐州临淄
　　国家：中国唐朝
　　职业：开国宰相
　　信仰：兼容并包
　　唐代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一说名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尉、隰城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唐武德九年（626）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十一年封梁国公。与杜如晦、魏徵等同为太宗的重要助手。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曾受诏重撰《晋书》。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房玄龄（579年—648年），唐初名相,中国十大贤相之一。名乔，字玄龄(因清康熙帝名玄烨，为避其讳，故在清代所重修/编的史书和相关资料中又追改其名为“元龄”,与初唐皇室一太妃"清河房氏元龄"名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幼警敏,博览经史，工书善文，书兼隶草,有"倚马立成"之文才.年十八、举进士, 授羽骑尉，校秘书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善相人，谓裴矩曰：“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后世相书称其“龙目凤睛,三台位列。”）”（《新唐书·房玄龄传》）

　　开皇（隋文帝年号）中，天下混一，皆谓隋祚方永，玄龄密白父曰：“上无功德，徒以周近亲，攘神器有之，不为子孙立长久计，淆置嫡庶，竟侈僭，终当内相诛夷。视今虽平。其亡、跬可须也。”隋末大乱，于渭北投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屡从秦王出征，网罗人才，协助李世民削平群雄登上帝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与初唐其他二十三位开国功臣一起由画圣阎立本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其以一介书生建功立业"画像上凌烟阁"事世受文人墨客们推崇,晚唐诗人李贺在诗《南园》中感叹: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太宗在位期间，房玄龄受封为梁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使唐律比前朝显为宽松，律条也臻完备，奠定了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疏议》，对后世影响极大;监修国史，主编了二十四史之【晋书】;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其省并中央官员之举为贞观善政之首；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如【旧唐书】赞曰：【文含经纬，谋深夹辅。笙磬同音，唯房与杜。】因玄龄善于谋划，如晦善于决断，史称【房谋杜断】.

　　唐太宗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位有造诣的文学家,其诗作在【全唐诗】存89首,他曾作【威凤赋】自喻并赐房公,以诗【赐房玄龄】颂扬、勉励玄龄公为国求贤:【太液仙舟迥，西园引上才。未晓征车度，鸡鸣关早开。】又曾作【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一首:

　　【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参差丽双阙，照耀满重闱。
　　仙驭随轮转，灵乌带影飞。临波光定彩，入隙有圆晖。
　　还当葵霍志，倾叶自相依。】

　　一位开国君王,为一位大臣三次赋诗,可见其对玄龄公之倚重.

　　玄龄公去世后，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唐大臣也是著名书法家的褚遂良,于唐永徽三年,为玄龄公墓刻【房玄龄碑】, 碑文二千余字,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句话是:

　　【道光守器长琴振音,方嗣虞风仙管流声】

　　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柳芳的评论可谓恰如其分，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有关这段历史评论时，都全文抄录。而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所刻《历代古人像赞》中在玄龄公画像左上角所题对联一副:"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也是很好的注解。

　　唐代文学家皮日休，早年即志在立功名、佐王治，追踪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他在【七爱诗.房杜二相国】中慷慨言道:

　　【吾爱房与杜，贫贱共联步。脱身抛乱世，策杖归真主。
　　纵横握中算，左右天下务。肮脏无敌才，磊落不世遇。
　　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
　　巨业照国史，大勋镇王府。遂使后世民，至今受陶铸。
　　粤吾少有志，敢蹑前贤路。苟得同其时，愿为执鞭竖。】

　　有唐一朝房门"五代三宰相":临淄系房氏玄龄公相太宗,河南洛阳系房氏房融相武后,其子房琯公相玄肃二宗。房氏家族于此时备极荣光。后唐宰相兖州房知温是其七世孙，南宋高宗朝大学士房来（王来）是其十五世孙。

　　【天下无二房】-----天下房氏本望出于清河,而玄龄公因功画像上凌烟阁,白衣封侯,延续了【清河世泽】,传下了【凌阁家声】,留下了【千古风流】。玄龄公是天下房氏后辈敬仰和学习的楷模!

许敬宗(592-672年)，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少有文名，隋大业中，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不久入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其父许善心被宇文化及杀害后，许敬宗即参加李密瓦岗起义军，为元帅府记室。瓦岗军失败后降唐。后太宗闻其名，召为文学馆学士。贞观八年(634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改中书舍人。十七年，因完成武德、贞观两朝《实录》封高阳县男，权检校黄门侍郎。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许敬宗为本官检校中书侍郎。太宗在辽阳驻跸山大败高丽兵，许敬宗立于马前起草诏书，深得太宗赞赏，从此专掌诰令。唐高宗嗣位，任礼部尚书。后因子女嫁娶、受贿被弹劾，贬为郑州刺史。永徽三年 (652年)，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奉敕主编《文馆词林》一千卷，分类纂辑自先秦至唐代各体诗文，保存了大量文献。六年，复拜礼部尚书。此年高宗欲立武则天为后，众大臣谏阻，惟许敬宗促成其事。显庆元年(656年)，加太子宾客。不久拜侍中，监修国史。三年，进封郡公、中书令。许敬宗为巩固其在朝地位，阿附武则天。龙朔二年(662年)，改任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仍监修国史。及许敬宗掌知国史，竟以己所爱憎曲事篡改，后世非之。著有文集80卷。子许昂、孙许彦伯俱历官太子舍人。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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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历史教学》2002.8.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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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历史教学》2002.8.

初唐大功臣，经历“玄武门之变”，是秦王的得力助手
终于655年，自杀身亡！！！可惜了

去看电视剧把 什么 秦王李世民 之类的电视剧把 或者什么史记,资治通鉴 类的书,要多么详细就有多么详细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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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长孙无忌(？～659)，唐太宗和唐高宗时宰相。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祖出自鲜卑拓跋部贵族。父晟，隋时名将；妹为太宗皇后。无忌虽出于军事世家，却好学，善于谋划。他从小就和李世民亲善，太原起兵后，常从世民征伐，参预机密。唐武德九年 (626)，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是策划和组织者之一。贞观中，历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司空，封赵国公，与房玄龄等同为宰相。太宗图画功臣像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以无忌为首。贞观十一年(637) ，他谏止功臣世袭刺史的错误措施。十七年，太宗废太子承乾，但在魏王泰、晋王治、吴王恪之间立谁为太子问题上犹豫未定，无忌以母舅和元勋的地位决策立晋王。二十三年，太宗病危，他和褚遂良受遗命辅政。高宗李治即位后，他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为朝廷首相，掌握大权。永徽四年 (653)，发生了房遗爱（太宗婿、房玄龄子）谋反案，无忌主持审案，他藉此杀死和流配诸王、公主、主婿等亲贵十余人，进一步巩固了高宗的统治。永徽六年他和褚遂良反对立武昭仪（武则天）为皇后，未果。显庆四年 (659)，许敬宗迎合武后意旨，使人诬告无忌谋反，无忌被流放到黔州（今四川彭水），被迫自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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