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论文

作者&投稿:栾沈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求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史纲要》
  ——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关键词:鸦片战争 十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

  《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联系到中国近代史,大陆学者一般认为,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一个起点,此后,英、法、美、俄、德、日、意等世界强权先后参与或者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之下“门户开放”,主权沦丧,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出入,可以任便在中国经商、办厂、办学和传教,路矿利权严重外溢,中国的内河和领海失去屏障,从北京到秦皇岛的出海口等十二处地方由外国驻兵,大片土地被割让,十多个城市设有外国的租界,还有旅大、威海、胶州湾、香港新界、广州湾以及澳门等外国的租借地,全国几乎都被外国划分为势力范围。如此主权国家,其何以堪?有识之士,能无抚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忧国忧民者常常为此发出呼吁。三元里抗英、广州反入城斗争、太平天国的反对外国侵略、各地绵延不断的反洋教以至北方爆发著名的义和团爱国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由抗议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不公引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上海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大革命时期响彻全国的“打倒列强”的呼声,在在说明反帝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国民政府主持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也赢得了全国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支持。谴责帝国主义侵华,正面评价中国人民、政府的反帝斗争,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研究这个课题,很可能是两岸学者较少有原则分歧的地方。

帝国主义侵华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中国学界曾爆发热烈的争鸣。经过思想理论界的反复讨论,学界相当多人士赞成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在自己的一份文件中采纳了这个概念。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就是依据这个概念来立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体认,是确立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前途的基本出发点。对这一点,台湾的学者指斥其非,是不遗余力的。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展开讨论。仅指出,采纳这个概念,对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我们往往强调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以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个认识为依据的。

如果说对帝国主义侵华这一史实两岸学者尚无大的原则分歧,那么,对于近代中国的反帝,可能认识就不尽一致了。仅举一例。张玉法教授在一篇书评中说;“不可否认的,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常严重。到八国联军之后始趋缓和,缓和的原因,一般的解释归于门户开放政策,该书则归于义和团的阻赫。义和团式的排外,实是无可鼓励的。”八国联军之役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否缓和了,尚待讨论。此处仅就义和团立言。1900年弥漫于华北、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彼岸学人往往因袭旧时学人的看法,指义和团为“拳匪”,为笼统排外,轻易加以否定。义和团起自乡间,本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种比较散漫的组织形态,因外国势力深入穷乡僻壤,更因民教纠纷,衙府庇护教民,损及农民利益,于是揭竿而起,号称“扶清灭洋”,后得官府支持,进入京津。他们以血肉之躯,敢于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剿灭,虽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精神是值得称颂的。他们的“排外”,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初级形态,其缺点当然是明显的,但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挥了中国人民的民气,使得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也不能不慨叹欧洲人无此脑力和物力统治中国,“瓜分中国实为下策”。义和团失败以后,国内多有骂义和团为“团匪”、“拳匪”者,但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义和团的功绩。1901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开智录》发表文章,称颂“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说“三民主义”,也称颂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此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与此相反,此岸学者认为历届政府颟酣、腐败,对于造成中国的落后是有责任的,尤其对于统治者对外敌的侵略不能组织有力地抵抗,面对强敌,俯首乞和,造成近代中国屈辱悲惨的历史,是应该受到谴责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的英法联军之役、1864年俄国出兵占领新疆伊犁地区、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及俄军占领东北地区、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英国侵藏战争、1914年日本出兵山东、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等等,此荦荦大者,都是政府不能组织有力抵抗造成割地赔款、主权沦丧的著名例子。中法战争不败而败、胜而求和;甲午战争实行“避战保船”,等于解除北洋舰队的武装,不仅拱手出让制海权,而且拱手出卖了北洋舰队,这两次战争的失败,李鸿章都不能辞其咎。至于九一八事变,明示不抵抗,更遭到国人批评。有人以外敌强大、中国落后为词,提出抵抗不是上策,求和才是出路的主张,是站不住的。须知,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先进,中国落候,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对列强侵略不抵抗,一味求和,出路只能是从半殖民地滑向殖民地,沦为附属国。中国恰恰是因为抵抗了,才免于成为殖民地国家的。正确的做法,是一面研究自己落后的原因及落后之所在,努力学习、借鉴西方的长处,以自强立国,同时发扬民气,对外敌侵略组织有力地抵抗。可惜,近代中国政府对此缺乏因应之道,使偌大中国总是落到一个落后挨打的地步,令后人读史至此,不胜扼腕。

为什么总是批评政府?不是说政府一点好事都没有做,而是说每当面临国家、民族巨大变局时,政府不是站在国家、民族以及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作出因应,而是从政府或政府负责人的利益与好恶出发。这里或许要说到上面提到的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封建了。所谓封建,不是指我国古代周天子分封建国的“封建”,而是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封建社会的“封建”。此一封建,不过是在翻译时借用了古时的现有词汇“封建”罢了。所谓封建社会,我理解指的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家庭式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外国侵入,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并无实质上的改变。这种制度处事每以皇帝一家一姓的利益为转移,而不顾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例如,太平天国起义,适逢英法联军之役,清政府宁愿割地赔款,不愿对农民起义让步,结果,“借师助剿”,湘淮军和常胜军合作,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甲午之役,适逢慈禧太后花甲之寿,竟公然不顾外敌侵入这等大事,不集中国力对付战争,反而把建设北洋舰队的经费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供花甲庆典之欢。这样的政府,不改革怎么能受人民欢迎呢!

—— 辛亥革命的眼泪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有失败的一面。关于辛亥革命,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成功了,又有人说它失败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呢?

关键词:封建 民主 成功 窃取 失败 辨证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并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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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1595249646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结业论文(3000字左右,不符合要求的就别进来了) -
敏哄硝酸: 符合

兴县15952496468: 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论文应该怎么写? -
敏哄硝酸: 其实这门课的老师也知道你们不可能提出新观点,主要是格式要规范.标题无疑是必须的,就是你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的.接下来是“摘要”,是对全文内容的简要概括.下面是“关键词”,一般三到五个.然后就是你的正文,最好能分为几个部分.正文后要注明参考文献,就是你参考什么人的什么论文或书籍,出版信息要全.

兴县15952496468: 请问你有那个中国近代史纲要选章论文范文吗?
敏哄硝酸: 中国近代史纲要选章论文我有好几篇,可以供你挑选.

兴县15952496468: 我看中国近代史1000字论文 -
敏哄硝酸:[答案] 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3.农民阶级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

兴县15952496468: 写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要求3000字左右.内容要包含1840到1978.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的作业,那个大哥大姐有啊.发给我,急死了 -
敏哄硝酸:[答案] 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

兴县1595249646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不求写,只求指点,2500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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