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字狱
明代的文字狱就已经有点清朝前兆的意思了。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因表笺中“则”与“贼”似、“生”与“僧”近、“道”嫌于“盗”等,猜忌诛杀的有: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常州府学训导蒋镇、陈州府学训导周冕、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亳州府学训导林云……因诗被诛杀的有:一和尚写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醒醐出上方。稠迭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说“殊”为“歹朱”,杀之;一个叫一初的和尚写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一个叫止庵的和尚写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杀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都被朱元璋认为是在讽刺法网太密而丧生。一日,朱元璋见寺院墙壁上有咏布袋佛的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朱氏恼怒,“尽诛寺僧”。诗人高启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认为是在讽刺自己,借故把他杀了。张尚礼写诗“庭院沉沉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被“下蚕室死”。陈养浩有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被“投之于水”。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允禛篡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暴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暴君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暴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暴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暴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暴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暴君荒淫无道,什么酷刑都想得出。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暴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暴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暴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暴君的重臣,没有他二人,暴君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暴君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暴君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暴君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暴君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暴君,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暴君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暴君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暴君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暴君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暴君“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暴君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暴君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暴君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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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上来看,明朝建国初,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对新建明朝持依靠态度,主观上比较合作,愿意为明朝出力,有官便作的文人;其二则是对明朝国民自卫队——红巾军有刻骨仇恨,于是在态度上体现出与政府(朝庭)不合作和对抗;还有一类介于这两者之间,既不依靠也不仇恨,是属于“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到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到反革命派” 注①,这理论对于新建的明王朝应该也是适用的。朱元璋当时也应该是对其进行了认真详细地分析,因为“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注②。于是乎,他走出了第一步,由为了巩固政权被迫没有办法杀文化人的施政措施。使用各种特殊法律、监狱、死刑甚至于满门抄斩、灭门九族等强硬手段,来逼这些不合作者出来为做公务员,毕竟还是有相当部分“又臭又硬”的文化人,“便死”亦不做公务员的大有人在,于是,太祖只好屠戮;还是不做,“便九族”也不做,于是太祖只好再屠戮。由是循环,以至于对立形势愈发显著。这从客观上使得朱元璋对文人异常警惕,于是便愈加留意文人们的奏折与文章,所以因文字获祸的人也便逐渐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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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元璋主观方面探析,朱元璋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在那个讲出身、讲正统、讲龙种的年代,他深以自己出身不合正统为耻辱,深以当过乞丐、和尚和土匪(贼军)为耻辱,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个不能触及的心灵伤痛和自卑情结,朱对与自己出身完全不同的士大夫们既工作上依靠、心理上羡慕,但内心又想压制他们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加之朱生性猜疑,亘古少有。凡此种种,使得他冷酷、嗜杀,有虐待狂倾向。而贵为"天子",又使得这种屠杀和伤害达到了超级女生“想唱就唱”般的"随心所欲"。有史书之述为佐证:“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朱元璋)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朱杀徐的理由自述得很清楚,生与僧同音,光就是秃头,则同贼音,讽刺我老朱当过和尚,剃过光头,还当过土匪,罪该当诛,于是乎,拖出去,一刀把脑袋砍掉了,真是谈笑间,文人身死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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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幼时没读过多少书,这确是事实;但他虚心好学,好结交文士也是事实。及长,以自修和面授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学了不少知识,读了很多的书,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以现情度之,亦能与在职研究生学历的人水平相当,因此在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时也颇有一套,比之如今的国语教师,可以说是自成风格。史书言其“深文纳周”,常常能从别人文章的细微处得些许收获,微言大义。从《皇明记略》中就可以看到明太祖在治学训诂方面的功绩。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则”与“贼”同,被朱元璋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视为“帝非”,立斩。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取法”同“取发”,太祖以为其讽刺当过和尚的那一段经历,斩之。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太祖分析出“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太祖经过泛读就得出“道”与“盗”同,立斩吴。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太祖精读中发现实为讥讽大明天朝,张被腰斩,从腰部砍断,施刑难度大于斩首。
明朝所有的文字狱都是清朝和民国时期杜撰的,没有一条可信。明朝没有文字狱
《明史》是清朝修编的,其真实性怀疑。
文字狱是清朝的……
胡蓝之狱
简介
朱元璋出身淮西贫民,曾入皇觉寺为僧,从他投入"红巾军",到建立了大明政权,戎马征战十几年。他的成功,得益于身边一批运筹帷幄、能征善战的淮西文臣武将。朱元璋称帝后将这些开国功臣都封以高官贵爵。他们中间文臣以李善长、胡惟庸等为中心,武将以徐达、唐胜宗、蓝玉等为中心,组成了势力强大的"淮西帮"。
“云奇告变”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报告给朱元璋说,他们家里的井里头长出石笋来了,这是出了祥瑞,请朱元璋到家里来观看。朱元璋驾出皇宫,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忽然路上有一个人,骑着马冲过来了,拦住车驾,说不出话来。卫士遂把他抓到地上打,把那人胳膊都打断了,胳膊还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感到有问题,一定是那儿发生了对我不利的情况。于是朱元璋登上城墙,看到胡惟庸家里刀槊林立。这个被打的人叫做“云奇”,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
胡惟庸案
胡惟庸,濠州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 胡惟庸当了丞相后,飞扬跋扈,独掌生杀大权。他竟敢拆阅呈给皇帝的奏折,径自处理,对不利自己的奏折隐匿不报;他还时常不奏报朱元璋,独断专行官员的生杀升黜大事。他还在朝廷中不断培植私人势力,并拉拢军界。于是他的门下出现了一个文臣武将齐集的小集团。朱元璋为此深感不安,皇权与相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对和胡来往密切的官员也进行抄家灭族。以后又几兴大狱,使"胡惟庸狱"不断牵连扩大,到洪武二十三年,功臣太师李善长等人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杀。著名儒臣、文学家宋濂只因受孙子连累,全家被贬到四川,他也病死于途中。此案延续了10年之久,前后被杀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共30000多人。
蓝玉案
蓝玉,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后因南征北战平定边疆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但蓝玉为人骄横,霸占民田、广蓄庄奴,有许多义子仗势欺人。他还私自占有了元朝皇帝的妃子(这是一种大逆的事情)。北征以后更甚,曾天晚回师夜经喜峰关,城门不开,遂毁关而入。他与冯胜、傅友德,这两个大将一起去征云南,回来以后,他们两个人都被封为太师,蓝玉自己被封为太傅,蓝玉为此常有怨言。朱元璋曾对其多次申斥。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将领控告蓝玉"谋反"并严刑拷打成案。蓝玉下狱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籍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不但蓝玉全家被杀,受此案株连被杀的高官,仅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25000人。 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
其他案狱
而在“胡蓝之狱”后,明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第外筑稻场,埋甔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怨家入告明太祖,讦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明太祖遂召胜入,赐酒食慰谕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颜。胜以为无虞,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第,即于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 总计明朝开国功臣,武将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聪明,见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
为什么明清大兴文字狱而唐朝极少?
文字狱的出现是为了迎合帝王巩固权力的需求,故意从文人学士的作品中摘句,从而制造冤案。清朝大兴文字狱,是为了巩固帝王的帝位,对文人施行的暴行,是封建皇权走向极端的表现。而明朝大兴文字狱,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当时的社会处境所决定的。这导致了两朝文字狱虽然发生原因不同,但都提倡文字狱。相比明清...
文字狱资料
乾隆朝文字狱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
清朝文字狱严重到什么地步 连一个疯子都不愿意放过
疯子本来就已让人可悲,本应给予一些同情,可在乾隆朝那个高压的文字狱氛围之下,王肇基这个“官迷”疯子只因一时的疯言疯语获罪并被活活打死,着实让人感慨。受牵连的还有王肇基的母亲、妻子,她们摊上王肇基这样疯子家属本就不幸,可因为出了这事,乾隆还要阿思哈严加审问是否知情。她们知道的,除了...
康熙朝的文字狱《南山集》案的介绍
而在《南山集》案中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无论他与戴有否嫌隙,为了对朝廷表忠诚而不惜致人于罪,毕竟难免有邀功请赏之嫌,且祸及数百人,酿成一个大肆迫害文人学士的文字狱案,因此赵申乔颇为士林所不齿。而戴名世的著作虽遭焚毁,沉冤数百年,但后人对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于其后的一百几十年中,清朝统治者虽...
乾隆朝文字狱涉及皇室宗亲吗?
应该是涉及了,因为文字狱要的是展现绝对权威,进行愚民。所以六亲不认就是应该的了。
清朝文字狱有多严重?文字狱起源于哪个朝代?
乾隆时期乾隆皇帝登上王位初期,最先下令邢部将吊挂在街口示众的头骨取下来,制杆掩埋,接着又下旨赦免了汪景祺以及亲属。为避免再次发生文字罪人的案件,他暂听山东御史的建议,虽然此时知识分子早已被雍正两朝加以整治,但仍然十分高兴的称颂乾隆皇帝,以此来贬低雍正。然而,兴尽悲来,1751年,文字狱又...
清朝文字狱通俗易懂的案例,初中学生一看就能分析出来的
清雍正时的文字狱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
令人不寒而栗的清朝文字狱,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文字狱,源于文字而引发的罪案,自汉代开始,历代都有发生,尤以清朝最为严重。清朝对明朝文人采取招抚与镇压并重的策略,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因文字获罪的文人及其家属、门生、朋友等,均受到严酷的惩处。清朝文字狱从顺治朝开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规模、案数...
中国历史悠久,历史上有哪些典型的禁锢思想的例子?
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处秦国史书及工具书外全部焚毁,还坑杀了大量的方士。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上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儒学为正统。南宋程朱理学,被统治者看中利用,束缚了人性。明清八股取士,替圣人立言,极大地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清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迫害读书人,...
乾隆期间所引起的文字狱有那些
一、有人统计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受株连者更广。文字狱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导致当时思想上、文化上万马齐喑。 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从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来镇压对自己不满的知识分子。二、《明史》案 1、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