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纪德说：“不要同情心，要爱心。”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语文课文七年级下册第七课《最后一课》 试以韩麦尔先生为第一人称 改写课文中从上课到下课部分的内用~

1．……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 （韩麦尔先生今天为什么要这样穿戴?） 2．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韩麦尔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 （猜想一下,韩麦尔先生此刻在想什么?） 3．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请你用一两个词语形容韩麦尔先生此时的心情.） 设题意图：作者是从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写韩麦尔先生的.因此,就无法直接涉及人物的内心活动,只能通过形象、动作、语言等外部特征来间接地描写人物的性格心理.练习中的三个小题,就是分别从服饰、神态、动作、语言等方面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体会人物的心理. 参考答案：参见“整体把握”与“问题研究2”. 三、以韩麦尔先生为第一人称,改写课文中从上课到下课部分的内容. 设题意图：这一题是为了让学生从另一角度对人物进行解读.这种变换视角的练习方式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小说中的情境氛围来体味人物的心理活动,难度较高,需要学生调动更多的积累.由于叙述方式的限制,原文只是通过外在的细节来描写人物.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还应该根据作品提供的场景展开丰富的想像,补充大量的细节来丰富这一人物形象.这种变化视角的阅读,容易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便于检测学生的阅读理解所达到的程度. 其实,对于来到课堂听课的小镇上的居民们,我们也可以运用变换视角的方式来体会他们的心理. 答题提示： 要根据文中的重要语句进行合理想像.想像要符合文中的具体情境和人物身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写：当韩麦尔先生看到镇上居民来到教室听课时会有什么感受?当他看到小弗郎士迟到时心里会想些什么?当他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时究竟在想些什么?教堂的钟声响起时他究竟想说些什么?…… 四、△课文中韩麦尔先生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句话有什么深刻含义?你对自己的母语有什么新的认识? 本题旨在使学生学会把握文中的关键句、警策句,认真咀嚼思考,一旦理解了它的内涵,就抓住了小说的主旨.对于母语的作用,教师可以略加点拨解说,而对于母语的态度则必须依赖学生的自我体验,教师千万不要包办代替. 参考答案：这段话包含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亡了国的人民,如果还说着自己的语言,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实际上就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彻底灭亡,还在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如果一个民族完完全全丧失了自己的语言,那么,它就几乎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 其次,民族语言还能使民族内部产生凝聚力.人们把一个民族在千百年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语言称做“母语”,意味着语言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哺育作用.亡了国的人民,如果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守住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这个民族的人民之间就永远存在向心力,不论异族的统治多么严酷,这个民族的人民怎样被分离,民族的精神文化随时可以把他们团结到一起来.侵略者只能奴役其身,不能奴役其心.正因为如此,普鲁士政府在军事占领阿尔萨斯与洛林之后,就马上强迫当地学校取消法语教学而改教德语；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三省之后,也是不遗余力地大肆推行日语教学.他们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军事占领之后开始语言文化的侵略奴役!因此,可以说对一个民族的军事占领还不是真正的占领,只有通过语言文化的殖民化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真正的占领和征服.但这,往往是最困难的. 这就是韩麦尔先生所说的这句话的重要意义. 教学建议 这篇课文可用两课时来教读.第一课时应让学生反复阅读课文,从整体上把握文章,能够梳理清楚小说的情节结构.第二课时侧重品味小说语言、揣摩人物心理,领会小说的思想内涵.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课时 一、初次默读.教师不做其他要求,只让学生将作品认真细致阅读一遍.学生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自由度极大的阅读.其间产生的感受往往比较鲜活丰富.这种阅读方式不会使学生产生多少压力,易于使学生直接被作品本身所吸引,而不是像有的阅读课上教师布置了大量的思考题,结果使学生只是为了完成某一任务而进行阅读,最终使学生完全失去阅读的兴趣. 二、漫谈阅读感受.在自由阅读的基础上,教师让学生自由发言,谈自己阅读的体会、感受以及困惑.如果时间有限,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预习阶段将自己的阅读感受整理成文字上交.但无论如何,教师在这一阶段不宜干预学生自主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体会. 三、整理归纳.教师在学生充分发表意见之后,还应该发挥教师的作用,将学生芜杂的感受和体会条理化.对于小弗郎士的心理变化过程,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领会把握. 第二课时 在第一课时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深入细致地品味和体会小说的语言、人物心理.这是对初读印象的深化和具体化.初读是基础,品读是关键. 一、品析文中以下句子： 1．“又出了什么事啦?” 2．“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 3．“我的朋友们,我——我——”（补出韩麦尔先生未说出的话） 二、重点品读有关韩麦尔先生的语段,分析这一人物形象. 1．通过服饰、动作、语言品析. 2．结合课后练习三,通过改变视角的方式丰富对这一人物的理解. 三、文章主旨归纳. 四、表情朗读全文（建议由学生朗读）.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陈占元） 都德（1867—1942）,法国作家,龚古尔学院院士.与著名排犹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者德吕蒙友善,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站在极右的一方.他自己也拥护民族沙文主义.1904年与莫拉斯认识.1908年与莫拉斯合编保王派的《法兰西行动》报,发表了无数激烈的极右派言论.1920年一度当选为议会议员.曾以诋毁法国政府罪入狱,越狱流亡到比利时.两年后获赦回到巴黎. 都德年轻时认识很多文学界和政治界的知名人物,后来写了《我所认识的巴黎》（1930）和《回忆录》多卷.他拥护君主政体,拥护极右的政治主张,但他的友谊和文艺观点有的不受他的政治立场所影响,他与极端排犹的德吕蒙和犹太族作家施沃布交往；与右派文学评论家马西斯友善,但是为马西斯所猛烈攻击的个人主义的作家纪德辩护；他为小说家普鲁斯特争得龚古尔文学奖；发现了小说家和散文家贝尔纳诺斯和塞利纳的才华；写过一部著名的文学评论《愚蠢的十九世纪》（1922）,猛烈攻击19世纪法国文学和思想潮流,但对雨果、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却极为推崇.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 二、关于普法战争（郭华榕） 普法战争是1870年7月19日～1871年5月10日法国同普鲁士王国之间的一场重大战争. 普法矛盾由来已久,19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法国企图阻碍德意志统一,称霸欧洲.普鲁士王国企图打败法国以便统一德意志,争霸欧洲.英国、俄国则不愿法国过分强大,国际环境有利于普鲁士王国. 1868年西班牙爆发革命,西班牙临时政府建议德意志霍亨索伦王族的利奥波德亲王即西班牙王位.法国提出异议,普鲁士国王让步.1870年7月13日法国要求普鲁士国王做出永久不让霍亨索伦家族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保证,普鲁士国王同意,并电告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而俾斯麦蓄意挑起战争,篡改了国王电文并公之于众,使法国蒙受耻辱.西班牙王位问题成为战争导火线. 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法军屡败.9月1日色当决战,2日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率军投降.4日巴黎发生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宣布共和,成立以特罗胥将军为首的国防政府. 战争初期,德意志人民为实现民族统一而战.后期发生转折,普鲁士王国从自卫转入侵略战争.普鲁士军队占领法国东北部,烧杀抢掠,矛头指向巴黎. 9月4日成立的特罗胥国防政府未作积极抵抗.19日普军包围巴黎.巴黎人民开始组织国民自卫军.10月27日巴赞元帅率军在梅斯投降.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即德意志皇帝位.28日法德签订停战协定,规定法国投降,解除正规军武装,召开国民议会批准条约草案等,但巴黎国民自卫军继续保持武装,要求抗击德军.3月1日法国议会批准条约草案.3月18日巴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凡尔赛政府调集军队与德军配合封锁巴黎.5月10日法德正式签订《法兰克福条约》,战争结束.条约条件苛刻：割让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之大部给德国；法国赔偿50亿法郎,在赔款付清之前,德军留驻巴黎及法国北部诸省,占领军费由法国负担. 普法战争改变了欧洲政治军事格局.法国受到削弱,国际地位下降.普鲁士支配全德意志,成为强国,开始在欧洲拥有优势.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 三、小中见大、高度精练的范例——读《最后一课》（柳鸣九） 一篇短短的三千字左右的故事,在文学史上一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它曾给予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读者以强烈的感染,深深得到他们的喜爱,原因在哪里?当我们读到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这个短篇小说时,不禁这样提出问题. 这其中肯定有着某些东西,仍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和借鉴. 当然,首先因为作品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表现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容易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读者所理解的.故事以1870年普法战争为题材.这次战争虽然是从普皇与法皇拿破仑第三争夺势力范围引起的,但战争的后期,普军入侵法国,对法国人民来说,战争就属于反侵略的性质.在祖国危急的关头,爱国主义热潮高涨.阿尔封斯·都德也应征入伍.在战前,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小东西》和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很受读者的欢迎,后者以他故乡的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在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方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的散文诗般的描绘中,流露了作者深深的乡土之恋；前者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写他青年时任小学教师时的经历,在亲切自然的叙述中,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及作者所特有的幽默感.现在,战争生活给予他新的创作源泉,人民反侵略的精神给予他强烈的感染,这使他写出了《月曜故事集》中一组著名的爱国主义的短篇,其中有的是揭露第二帝国军队的腐败,讽刺军事将领的卑劣无能,有的是颂扬普通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和反抗侵略的意志,在这里,他原来局限于日常生活的视野扩大到民族的范围,创作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在这一组作品中,《最后一课》是最为优秀的一篇. 普法战争是以法国的惨败告终的,战后,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被割让给普鲁士.《最后一课》就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表现阿尔萨斯省人民沦为异族奴隶的痛苦.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题材,一个短篇能不能容纳这样大的题材?在一个短篇里如何才能容纳这样大的题材,并把它表现得深刻动人? 这需要艺术家的匠心. 在这里,作者充分利用了短篇小说的特点,运用了小中见大的艺术方法,他选择了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小学校里的一堂课来表现这一痛心的历史事件和人民悲痛的感情.巨大的非常的历史事件都是由普通的日常的生活进程积聚起来的,但是,也并不是任何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都能表现出某个巨大的事件,正如不是任何一颗露珠都能反映出太阳的光彩一样.这就需要选择,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需要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并善于选择足以表现这一本质的日常生活场景.都德所选择的正是集中表现了这一巨大事件的生活片断：这是最后一堂法文课,以后学校里不许再教祖国的语言了,小孩从此要学异国统治者的语言了!作者的这一选择,使得普法战争悲剧性的结果,通过最后的一课表现得再鲜明不过了!而小中见大又使这“小”的内容更为充实丰富,作者把社会意义巨大的主题浓缩在一件日常生活的事件里,从而就把一个小学里的这堂课提高到向祖国告别的仪式的高度,于是,这一日常生活的场景就显出了庄严的非常的意义,这里的每一个普通的细节都具有了一种动人的力量,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铺陈. 作品的主题非常鲜明,作者要表现的就是民族的悲痛和对侵略者的控诉,但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却选用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作者并没有从严肃的民族感情写起,最后一课庄严而令人心碎的情景却是通过一个顽童的感受写出来的,他完全从一个儿童的精神世界出发,写出小主人公如何怕考问、如何想逃学的懵懂无知的状态,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最后的一课给予他精神极大的震动,并由此而开始觉醒,对祖国的语言依依不舍,对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学习深为悔恨,对沦为奴隶的民族保住祖国语言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小主人公带有稚气的叙述中所流露出来的丧失祖国的沉重的悲痛,对读者更有至深的感动.同样,作者在作品里也并没有对外国占领者进行直接的谴责,只是在少数几个地方写到普鲁士军队的操练和以后不许再学法文的命令,他让自己的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1885年11月26日致敏娜·考茨基的信）,他通过对小学师生和村里老百姓的悲伤和痛苦的具体描写,使自己对侵略者的揭露和谴责更为深刻有力. 小说的人物形象不止一个,是用白描的手法勾画出来的,虽然着墨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作者不是对他们进行铺开的全面的描写,而是选择了他们在最后一课这动人的一刻的反应,突出了他们的精神状态,表现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作者也没有把这些人物描写得完美无缺,尽善尽美,而是把他们表现得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如韩麦尔先生,他对自己的教育工作也有不够尽责的地方,但是,面临着民族命运这样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身上都激发起某种崇高的情操,这就使他们成为动人的正面艺术形象.都德是一个笔端饱含感情的作家,他往往以自己熟悉的普通人为描写对象,他总是以一种柔和的、略带幽默的眼光观察他们,并且以同情的态度加以描写,因而他的人物描绘能给读者以亲切之感,《最后一课》也具有这一特色. 《最后一课》作为短篇小说,是高度精练的范例,它以短小的篇幅表现了重大的主题和题材,描写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而所有这一切又是以平易的风格和朴素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这里凝结着作者的艺术劳动的可贵经验,对我们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再一次谈起它来的原因. 四、《最后一课》的主人公是小弗郎士（许汝让） 在《语文学习》1995年第1期上,张大文的文章《何必换一种读法》不同意邓春江《何不换一种读法》一文的观点,即不同意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组群像之说.张大文指出：“韩麦尔先生正是一位捍卫祖国领土坚持到最后一天的英勇战士,小说的主人公非他莫属.”我不敢苟同这一观点,也不敢苟同文章中的一个论据：“既然他是一个受教育者,思想起点要比老师低得多,他怎么会是主人公呢?或者说,他怎么能挤到主人公群像中去呢?”看来,以觉悟的高低来衡量是否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张大文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文章中附带论及的谁是《七根火柴》的主人公时,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其实,思想境界无名战士高得多.”我想,思想觉悟的高低恐怕不能作为判断谁是小说的主要人物的参照系数吧?不然的话,阿Q、祥林嫂、别里科夫等人物都要被逐出主人公的行列了. 看来,衡量是否为小说的主人公还得有一个正确的说法,我认为《辞海》上定的标准可以参照：（主人公）是“文艺作品中集中刻画的主要人物,是矛盾冲突的主体”.一个“矛盾冲突的主体”,一个“集中刻画的主要人物”,使标准明晰化了.如果再适当引申一下,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应该围绕着主要人物而展开.用这三条标准衡量一下,我觉得《最后一课》的主人公应该是小弗郎士,而非韩麦尔先生了. 先说“矛盾冲突的主体”.《最后一课》矛盾的焦点应该是征服与反征服的矛盾,即普鲁士人要用强令改变民族语言的方法来永远征服法兰西民族,不但要在领土上占领法国,而且是通过消灭法国文化来永远地征服法兰西民族的心.而法国人民,尤其是法国的孩子,“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就永远不会被征服.但可悲的是,孩子们（以小弗郎士为代表）以前由于不重视学习并未掌握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大人们（以郝叟老头为代表）以前由于只知道让孩子们去干活挣钱,不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时间只有一天了,明天学校就要改教德语了,矛盾就这样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最后一课》之所以能摄人心魄,就在于小弗郎士在种种外因（如韩麦尔先生强烈的爱国心和使出全身力气教完最后一课的勇气,郝叟老头捧着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发出的颤抖的声音,那阵阵紧逼的教堂的钟声和普鲁士士兵操练结束的号声）和内因（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不愿受奴役的决心）的作用下,终于完成了由厌学到认真学习、由讨厌法语的分词到热爱自己的民族语言的转变.

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陈丹青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3，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4，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5，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模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杨同志当了文化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得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李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尔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十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同情心是从高而低的，是我优你劣而表现出的。爱心是广泛的。是平等的。是无差别的。是人性而发的

（一）说爱心

爱是人类一种美好的情感，它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有亲情之爱、朋友之爱、异性之爱、人类之爱等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爱，由于所爱对象的不同，情感的性质和表现方式也就有所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真纯的情感去祝福所爱的人生活得幸福，并以自己的行为参与到这一创造幸福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爱与对方的爱融为一体，在一个真善美的境界中，完成生命的升华与创造。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去说明各种不同类型的爱，应该怎样去表达和完成，我想说明的是爱为什么会成为人类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以及爱作为一个人对社会、人类、自然最基本的情感态度，它应该怎样在我们生命中播种、萌芽、生成，使生命具有诗性的美丽光辉。

爱作为一种伦理学的原则，它并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人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经过长期劳动实践培养起来的感情方式。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假说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学说，这种理论是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来的，达尔文强调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各种族类的动物与大自然的环境之间发生了“物竞天择”运动，结果是导致优胜劣汰现象，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就逐渐灭亡，而适应环境的物种就得以生存、发展。人类就是在这种长期的竞争中逐渐演变为高级动物的；由此，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与自然环境斗争中生存、发展的物种，是依靠什么力量？于是，生物学界又提出了另一个假说，补充达尔文的学说，即认为各类动物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种类内部是通过“互助”的方式来保存、繁衍和发展自身的，在难以想像的天灾地祸的恶劣环境中，物种间如果没有互助是难以抗衡灾难的。这种“互助”的假说，在达尔文的学说里已经采集了大量的例子。《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举了猴子、狒狒、鹈鹕、野牛以及狗等种族内部互助的例子，来证明一个发现：凡属于社会性的动物彼此之间都有一些相爱的感觉。而更加具体地如蚂蚁、蜜蜂，一直到各类哺乳动物，都有过互助发展种族的历史。由此推知古猿人、原始人、野蛮民族部落的生活方式里，也存在大量互助的生活特征，以此证明：人类的彼此间相爱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人类在长期集体劳动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感情。

在现代社会，人类文明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但是关于爱的本能，却似乎需要经常被提醒。由于人类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阶级之间的压迫与斗争，其表现形式的残酷性把人类相爱的本能遮蔽住了。“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连“爱”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因素而遭到野蛮否定，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人们不得不重新讨论“爱情的位置”和“爱是不能被忘记的”。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当代商业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也都有被金钱腐蚀为买卖关系的可能，如果不警惕，人民公仆被权钱交易所腐蚀，国有企业被雇佣劳动所腐蚀，知识分子被学术腐败所腐蚀，高雅艺术被大众消费所腐蚀，连温情脉脉的家庭、夫妻、亲子关系，都会在金钱腐蚀下悲惨解体，甚至人生最神圣的爱情关系也会在金钱的作用下堕落成变相的色情买卖。因此，重新发出爱的呼吁，在今天决不是多余可笑的。

爱是人类的美德，爱与善良是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何种意义上的爱都包含着善良的因素。人们常说要有一颗善心，这颗善心是爱产生的最基本的条件。所谓“善心”就是对任何生命都懂得去珍惜和爱护、去关心和体贴，不会恶意地去伤害、蹂躏它们。在这种善心中对生命自然会生出无限的爱意，去求得人的情感与外部世界共同建构起美好和谐的境界。具有爱心的人，其对人对事的情感往往是温柔的。温柔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高贵的气质，它拒绝残暴，维护美好，它的力量有时能够变得非常强大，化干戈为玉帛，使邪恶的人受到感化也变成一个富有爱心的人，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无数次描述过爱的力量的作用和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王统照曾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做《一笑》，叙述了一个小偷在狱中看到一个女犯人美好的、温柔的一笑时，意识到自己的邪恶，进而悔过自新的故事。这篇小说虽然带有浪漫的、乌托邦的空想倾向，但这种爱的、这种温柔的力量对于人心的感化作用是应该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的。只要一个人有一颗温柔、善良的爱心，他就会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美好。

爱是善良的、温柔的，同时也是美好的。这里的美好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具有爱心的人本身就是美好的，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是莫大的幸福；另一层是说有爱心的人必然对美好的生活有执着追求。在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自私、冷漠、残酷，在对于美好的人类生活的追求过程中，爱是克服自私、冷漠、残酷的有力的内在力量，只有通过它才能真正地走向美。具有爱心的人，虽然渴望美好，渴望与自然、人和所有生命处于和谐的状态，但绝不意味着他就容忍欺压、不平和邪恶。追求美好的事物、鞭挞丑恶的东西，是具有真正爱心的人所应有的人生态度。没有对美的深切的爱，就没有对丑的深切的恨，这两者是相互统一的。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沐浴在真正的爱之中，从小有伟大的母爱所笼罩；长大后渐渐被友谊之爱、师生之爱、社会之爱所推动、所鼓舞，再成长就会被异性的爱所吸引，会进一步发展为美好的爱情……但你想过没有，所有的爱中，还有一种与人类互助本能最相关连的——人类之爱。人类永远在互相帮助的氛围中进步和发展，因此，爱作为人类一种美好的情感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的美好言辞，它应该是更加具体、直切地落实到日常生活的互相帮助的行为中去，去关爱每一个你所认识与不认识的人，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擦干生活带给他们的眼泪。爱心就像阳光，需要照耀在大地上，才能真正地成为温暖人心的力量。

不管是何种意义上的爱，都需要在具体的行动中去实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具体地把爱心奉献出来吧，那么，世界将会充满阳光，变得更加美好。

（二）说同情

同情是人类爱的具体显现，也是互助原则的具体行为。现实生活中总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人在遭受灾难的时候往往显得格外的孤立无援，这时候接受亲朋好友的同情是绝对需要的。古代人没有什么防止灾难的能力，在巨大的灾难与痛苦面前，只能产生畏惧与绝望。同情正是在帮助别人渡过难关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美德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里专门论述了同情。他把同情定义为：“一种由于落到了不应当遭此不测的人的身上的毁灭性的、令人痛苦的显著灾祸而引起的痛苦情感”，“同情者会想像这种灾祸也可能落到自己或自己某位亲朋好友的头上，而且似乎近在眼前。非常清楚，产生同情的人必定是这样一种人。”这种对同情的定义未免狭隘了一些，但说明在西方古代哲学家的思考里，就已经有了“同情”的位置。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早就关注了“同情”的心理表现，并且对它作了比较宽泛的解释。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有孩子掉入井里了，必定会有人去救他，因为同情（恻隐）心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特征。到了近代的西方，随着人道主义观念的逐渐普及，关于同情的解释就更多了。英国哲学家休谟在《道德原则探求》中充满诗意地说：“在我们的心中，与狼和毒蛇的因素一起，还有一些善良——虽然微小——的天性，如一点点与人友善的鸽子的品质。”在这里，同情已经被作为人类的天性而显现了。美国教育家威廉·贝内特在他编写的著名儿童读物《美德书》里，第一单元就讲同情，他关于同情的解释是：“如果说，勇气是当别人面对困难时与他站在一起，那么，同情就是当别人感到悲痛时与他站在一起，同情是一种认真对待别人的现实——不仅是他的生活境况，还有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感情——的美德。它是一种与处于困境或不幸中的人结成伙伴，支持他，为他分忧的积极态度。”

如果说，当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不得不通过互助来抗拒灾难的话，那么，当人类把同情心发展为一种伦理原则时，互助就有了更为正当和更为合理的心理基础。同情别人和帮助别人都需要有丰富的想像力，需要用美好的想像来灌溉这片湿润的土地。我们常常说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这“设身处地”就包括了丰富的联想与对比，通过设身处地地联想，别人的痛苦与困境都变得具体化、形象化，终于成为共同来承受和克服的命运了。安徒生的著名童话《卖火柴的女孩》是一篇极为美丽的文学作品，它叙述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卖火柴的女孩在圣诞之夜冻死在雪地里，但她偏偏是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她手里的微不足道的火柴在给她勉强取暖时，曾经给她带来了短暂而巨大的幸福的想像。这种想像与其说是那个小姑娘临死前的幻觉，毋宁说是作家深沉而美丽的心愿。安徒生的伟大同情已经在他的文学想像中充分表现出来。由于他的这种努力，使读过这篇作品的人无不对这个可怜的姑娘产生深切同情。本来，冬天的城市街头冻死一个穷姑娘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是由于安徒生的美丽的想像，小姑娘并没有独自承担苦难，包括作家，还有无数读者，都共同地承担了这一苦难。如果说，人们将为改变和消灭这种悲惨现象而斗争的话，那么，这种共同培养起来的同情将是其最有力的动力。

真诚的同情能给弱者和贫穷者以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帮助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人的心灵中撒下了爱的种子，使一个人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灾难、自私、冷漠之外，还有一种温暖和关怀。这种温暖可能对给予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在被给予者来说却能享用一生。正如一首歌里所歌颂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种“爱”的内容非常博大，有亲情之爱、朋友之爱，同时也包含着对“陌生人”的同情。而对待“陌生人”的同情，则更加体现了“爱”的无私和伟大。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同情有时会发生多么奇异的作用：

有一位从贫穷的山区来到大城市读书的大学生，为了解决学费，他偷偷地利用周末做起文具商品的推销人。他的性格比较腼腆，不善言辞，一个月下来，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报酬，失望、沮丧使他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境地。他不知道自己在这种境遇中能否坚持完成学业，因为家庭到底有多少经济的承受力，他自己心里清楚，年迈的父母和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由于他的拖累会更加困苦不堪。他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再做一个月的推销员，如果还不能挣到自己的学费，就退学出去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在那个月的每一个周末，他疲惫不堪地奔走于一幢幢居民楼、学校、办公楼之间，而带给他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有一天晚上，他想最后再敲一家住户的门，如果还没有一点收获的话，他就要放弃努力。他紧张地、怯怯地摁响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慈爱地问他做什么时，他语无伦次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站在那位妇女身后的一位像初中生模样的小女孩，热情地把他拉进屋，要把他手中提的所有的铅笔、钢笔、圆珠笔一并买下，而那位妇女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态度。他有点兴奋，有点感激，也有点莫名其妙，买这么多笔干什么？疑问使他意识到：是不是这家人同情他的狼狈模样才这样做？那位妇女和女孩似乎看出了他的犹豫，就和善地说：“进屋坐会吧。”他说：“不坐了，这位小妹妹没有必要买这么多笔，就买一支吧!”那位中年妇女却说：“不客气，进屋坐吧，我有话和你聊聊。”没有想到那一天，他的生活整个发生了变化。那位妇女原来在公司办公室里见过他去推销文具，知道他是一位生活困难的大学生，就建议他不要再推销文具，让他辅导她的孩子学习，每月可以有几百块钱的收入。从此，那个大学生就安心自己的学业，后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学者。

同情是一种美德，但它只是由爱与互助的本能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感情，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可以超越特定的时空和特定的对象普遍适用的。当我们的同情心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切切记住要注意两点忠告，也算是对同情的限制。

首先，同情之爱从表现形式而言，往往体现在强者对于弱者、富者对穷者、社会地位高的人对于社会底层的人之间，这就难免夹杂着一种“恩赐”、“施予”的色彩。同情如果有了这种色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情之爱，反而成为一种表演或炫耀。我们常说“同情心”，同情与“心”相联，才是一种真同情，与“心”无关的同情是令人厌恶的，因为没有“心”的同情，往往对被接受者来说就构成了人格上的不平等。虽然有时接受者迫于生存压力也会无奈地接受这种同情，但在精神上他会感受到强烈的屈辱。此外，同情之爱是一种善良的美好的情感，但必须是对真正需要同情的人施用才有意义。如果不分是非，不辨真伪地滥用这种同情，不仅会危害社会，也会危害自己。《伊索寓言》里农夫和蛇的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对于那些恶人、坏人滥施同情，你可能是发自真心的，但毒蛇却会借助你的同情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适得其反，失去了同情之心的意义。

愿每一个人都有真正的同情之爱，也愿这种同情之爱有理性的光辉照耀，富有真正的人间情味。

（三）说互助

俄罗斯伟大作家屠格涅夫有一篇著名的散文诗，叫做《乞丐》：

我在街上走着……一个乞丐—— 一个衰弱的老人挡住了我。红肿的、含着泪水的眼睛，发青的嘴唇，粗糙、褴褛的衣服，龌龊的伤口……啊，贫穷把这个不幸的人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他向我伸出一只红肿、肮脏的手……他呻吟着，他喃喃地乞求帮助。我伸手搜索自己身上所有的口袋……既没有钱包，也没有怀表，甚至连一块手帕也没有……我随身什么东西也没有带。但乞丐在等待着……他伸出来的手，微微地摆动着和颤动着。我惘然无措，惶惑不安，紧紧地握了握这只肮脏的、发抖的手……“请别见怪，兄弟；我什么也没有带，兄弟。”乞丐那对红肿的眼睛凝视着我；他发青的嘴唇微笑了一下——接着，他也照样紧握了我的变得冷起来的手指。“哪儿的话，兄弟，”他吃力地说道，“这也应当谢谢啦。这也是一种施舍啊，兄弟。”我明白，我也从我的兄弟那儿得到了施舍。

这篇美丽的散文诗包含了很多层意思，它写到了平等、爱心和同情，还写到了一层别的意思，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明白，我也从我的兄弟那儿得到了施舍。”为什么说，施舍者非但没有给乞丐什么东西，反而从乞丐那儿得到了施舍？读者大约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从乞丐那儿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是的，本来施舍者为没有东西施舍给乞丐而感到羞愧，但他没有采用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而是用平等的、诚恳的态度向乞丐表示歉意，这种态度使他与乞丐之间的关系平等了。于是，乞丐也感到了满足，我们从乞丐的话里能够体会出他对真正的爱心和同情的理解与感激。但问题是，接下来，当施舍者听了乞丐的话以后，竟觉得这是乞丐施舍了他。这里似乎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任何施舍都是对等的，任何帮助都是互相的，当施舍者施予他人物质的帮助时，他同时获得了精神的满足与回报。这种回报是多样的，比如被施舍者对你说一声谢谢，你的心也会感到一阵热。这就是一种温暖，一种回报。其实人是需要这样一种精神满足的。

我们前面讨论过，人类的爱心来自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集体劳动实践，同情也是爱的具体显现和互助原则的具体行为。那么，互相帮助则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伦理原则之一，由互相帮助滋生出爱和同情，也滋生出自我牺牲的精神需要。

我们不妨把这种精神需要称作为“牺牲”的本能。这里所说的牺牲，并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舍命牺牲；也不是堵枪眼、炸碉堡的英雄壮举。这里所说的牺牲，是一种普普通通的人的精神需要，或者说是人寻求快乐的伦理原则。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突然面临一种巨大幸福的时刻——你终于考上了名牌大学，你在运动场上获得了最高名次，你的父母送你一件你非常喜欢的礼物，甚至是你在春天的田野里散步时突然看到某种大自然的美景……总之，是你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你会迫不及待地跑出去，找你的好朋友来分享这一欢乐。“分享”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一个青年人，他所拥有的精力、智力、体力、热情都远远超过了他的身体所需要的能量，所以，无论是喜悦，还是其他因素，他都会生出一种本能去寻求他人的分享，由此来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类的互相帮助的品德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互相帮助，是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就提倡，并在同学之间积极开展的一种活动。通常的互相帮助都是由一个成绩好的学生来帮助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为什么成绩好的同学帮助成绩差的同学叫互相帮助呢？成绩好的同学决不会说，我帮助你提高学习成绩，你必须帮助我回家做家务，这才叫互相帮助啊。不会的。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那位成绩好的同学没有真正理解互相帮助的意义。因为“互相帮助”的意义，并不是商业买卖关系，更不是金钱借贷关系，那种冷冰冰的、恨不得从对方胸脯上割下一磅肉的态度，完全不配做“互相帮助”那样美好的事情。互相帮助的“互相”即表现在人的自我牺牲的快乐本能上。当你有了获得知识的快乐时，你应该有这种本能，要将这种快乐分享给你的同学。就像当你看了一部好的影片以后，会立刻想到把这盘录像带或VCD介绍给你的朋友去看，这样才叫“分享”，才叫“自我牺牲”。当你帮助了你的朋友，看到他因此而获得快乐的时候，你将会享受到这种高尚的精神上的满足。因此，互相帮助并不能理解为物质上或者知识上的交换原则，而是精神上的自我欢娱和自我满足。

这样，你就不难理解屠格涅夫为什么说，他从乞丐的那里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施舍？

互相帮助的原则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和形式，许多动物在与自然环境的搏斗与求生存的过程中都会采用互助的方式，但由此而产生出来的诸如爱心、同情、自我牺牲等伦理原则，则是人类特有的精神需要，也可以说是人类的特权。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权利。在现实环境里，我们被社会上各种自私自利的原则所腐蚀，常常会让腐朽的思想道德来模糊人类真善美的本性，比如，当你乐于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会有人（可能是你很亲近的人）出来劝阻你，会说你“太傻了”、“吃亏了”等等，这时候，你最好的办法是问一问自己，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否在帮助别人中感受到了快乐？如果你确实能够感受到帮助人的快乐，那说明你是个有着高尚情怀的人，你就要坚定地做下去。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是一个寓言，说的是地狱与天堂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在地狱中，众人（鬼魂）围着大桌吃饭，他们手上都拿看长长的筷子，用这样的筷子夹到的食物竟无法放进自己嘴里，于是人人挨饿，个个愁眉苦脸。可是在天堂之中，众人（天使）也围着桌子在吃饭，他们手里的筷子也同样的很长很长，但是他们夹着食物就送进对方的嘴里，于是人人饱食，个个开心。

这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也是幸与不幸的差别。请你想一想，我们的幸福生活是这样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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