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云乡的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台州先秦时为瓯越地。秦代，地属闽中郡。汉初，先后有东海、东越等王国封立。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东越国除，徙民于江淮间，改其地属会稽郡鄞县，置回浦乡。
秦汉 三国
西汉始元二年（公元前85），以鄞县回浦乡置回浦县，以其地河流弯曲回旋入海而得名。县治回浦（今章安）。属会稽郡，隶扬州。辖境大致相当于后世台、温、处3府。是为台州建县之始。
东汉建武年间（25—56）（一作章和元年〈87〉），回浦县改名章安县。永建四年（129）（一作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在今永嘉县境内）。建安四年（199）（一作兴平二年〈195〉），分章安县西南部置松阳县。
三国吴黄武、黄龙年间（222—231），分章安县西北部置始平县，分章安县西部及永宁县部分境域置临海县，以县境临海山而得名。赤乌二年（239），分永宁县置罗阳县；立罗江县。太平二年（257），分会稽郡东部置临海郡，隶扬州，郡治在章安（一作初治临海，寻徙章安），辖章安、临海、始平、永宁、松阳、罗阳（后改安阳）、罗江7县，辖境远及闽北。是为台州建郡之始。
两晋 南朝
西晋太康元年（280），改始平县为始丰县；分鄞县800户、章安县北部200户置宁海县，属临海郡。又改安阳县为安固县。太康四年（283），分安固县置始阳县，不久改称横阳县。罗江县改属晋安郡。是时，临海郡辖章安、临海、始丰、宁海、永宁、松阳、安固、横阳县，隶扬州。
东晋太宁元年（323），分临海郡南部永宁、松阳、安固、横阳4县置永嘉郡。临海郡辖章安、临海、始丰、宁海4县，后世台州辖境大致形成。永和三年（347），分始丰县南乡置乐安县（今仙居），属临海郡。
南朝辖县如故。
隋唐 五代
隋开皇九年（589），灭南朝陈，废郡，并临海郡各县入临海县，属处州（十二年改称括州）。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临海县属永嘉郡。
唐初，复分临海为章安、始丰、乐安、宁海、临海5县。武德五年（622）置台州，以境内有天台山而得名，台州之名自此始。七年，并宁海县入章安县。次年又将始丰、乐安、章安3县并入临海县，台州仅辖临海县。贞观八年（634）复分临海县置始丰县。高宗上元二年（675）分临海县南部再置永宁县，分始丰县置乐安县。永昌元年（689）复分临海县东北部置宁海县。天授元年（690）九月，改永宁县为黄岩县，以县西黄岩山而得名。神龙二年（706），分宁海县与越州的鄮县地置象山县，属台州。开元二十一年（733）隶江南东道。天宝元年（742）复称临海郡。乾元元年（758）复称台州，隶浙江东道。此后反复改隶浙江东、西两道。肃宗上元二年（761）改始丰县为唐兴县。广德二年（764）象山县改属明州。中和三年（883）隶义胜军。光启三年（887）以台州置德化军。
五代，属吴越国，军、州建置及辖县如故。天宝元年（908），改唐兴县为天台县，后复改为始丰县。宝正五年（930），因治理盂溪水患，改乐安县为永安县，以祈永保平安。后晋天福间（936—942），吴越又改始丰县为台兴县。北宋建隆元年（960），吴越复改台兴县为天台县。
宋 元 明 清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除，台州入宋版图，州、县如故，隶两浙路。景德四年（1007），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卫，多神仙之宅”，诏改永安县为仙居县。南宋隶两浙东路。
元至元十四年（1277），为台州路，隶江浙行省浙东道，辖县如故。元贞元年（1295），黄岩县以民户达5万，升为黄岩州，仍隶台州路。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改台州路为台州府，隶浙江行省。三年，复黄岩州为黄岩县。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分黄岩县南部方岩、太平、繁昌乡置太平县，以其境内有太平山而得名。十二年，划乐清县东部山门、玉环2乡入太平县。自此，台州辖临海、黄岩、太平、仙居、天台、宁海6县。
清顺治三年（1646），入清版图，沿明制。康熙元年（1662）隶浙江省绍台道。七年隶宁台温海道（驻台州）。十一年隶台海道（驻台州）。二十四年隶宁台道。雍正四年（1726）隶宁绍台道。六年，于玉环山置玉环厅。厅因山名，隶温州府。太平县二十四郡、二十五都、二十六都划入玉环厅。 清宣统三年（1911）八月，辛亥革命，九月台州光复，成立军政分府，隶省军政府。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废府、州、厅制。2月，玉环厅改为县。7月，撤销台州军政分府，各县直属省政府。3年，省下设道，属会稽道，玉环县属瓯海道。同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太平县以县西温峤岭别称温岭改名温岭县。16年道废，各县直属省政府。21年月，省政府在省县之间试行县政督察专员制，临海、黄岩、温岭、天台、仙居、宁海县为第六区。因内政部未予核准，9月改设特区，为第五特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办事处。22年10月改划为第四特区。24年月，省政府正式设置临海行政督察区，置专员公署。25年，据行政院新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称第七行政督察区。29年月，以南田县全部境域及宁海县东南部18乡镇、临海县东北部5乡镇，置三门县，以地濒三门湾而得名。31年，天台县划属第六区。32年，宁海县改属第六区。35年增辖天台，磐安2县。37年4月划为第五区，未及实施，7月又重划为第六区，辖临海、黄岩、温岭、天台、仙居、三门、宁海7县。 1949年6月解放后，置浙江第六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949年10月10日，第六专区改称台州专区，驻临海县，辖临海、黄岩、天台、仙居、温岭、三门、宁海7县及临海城关、海门两直属区。玉环县属温州专区。1950年5月，撤销临海城关直属区，划归临海县。1952年10月，宁海县改属宁波专区。1953年6月，分玉环县境洞头、大门诸岛另建洞头县，属温州专区。1954年5月，撤销台州专区，临海、天台、三门3县划属宁波专区，黄岩、温岭、仙居3县及海门直属区划属温州专区。1956年3月，仙居县改属宁波专区；海门直属区撤销，改为黄岩县属区。1957年7月，复置台州专区，辖临海、黄岩、温岭、天台、仙居、三门、宁海7县。1958年月日0月，三门县撤销，并入临海县；宁海县撤销，并入象山县，属台州专区；洞头县重新并入玉环县，仍属温州专区。12月撤销台州专区，天台县划属宁波专区，临海、仙居、黄岩、温岭4县划属温州专区。1959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通知撤销玉环县，所属境域分属温岭县与温州市，并于4月付诸实施。1960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玉环县。1962年4月，复置台州专区，并复置三门县、玉环县。辖临海、黄岩、温岭、天台、仙居、三门、玉环7县。1978年10月改称台州地区。1980年7月置海门特区，属台州地区，辖境包括原黄岩县海门区、大陈镇、山东人民公社及临海县前所人民公社。1981年7月撤销海门特区，以其行政区域置椒江市，以境内有椒江而得名。此后，临海县章安区、黄岩县洪家区与三甲区，陆续划属椒江市。1986年3月撤销临海县，置临海市。1989年10月撤销黄岩县，置黄岩市。1994年，撤区建市，并搬市政府至椒江，台州地区现辖路桥、椒江、黄岩3区，临海、温岭、天台、仙居、三门、玉环6个市。

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历史遗留

据记载:元朝期间，顶云为寨。公元1371年（明洪武4年），设立了“顶云长官司”。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成立了顶云乡。当年，顶云人民建立了临时组和常年互助组25个；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社9个；后来，进一步建立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化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6个。1958年，顶云与鸡场乡合并为“星火人民公社”，后改为顶云公社。1992年实行撤区并乡，原顶云乡、新场乡、包包乡合并为顶云乡。 1976年，顶云乡石板井村陶家寨生产队有30多户180多人，与全国各地一样，陶家寨以生产队大集体的方式经营管理土地，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为56元，人均粮食100多公斤，许多家庭在过完春节后就已经断粮，常以野菜混合谷糠充饥，生活十分困难。看到这种现状，生产队长李国昌、副队长罗明才未能让全寨老小180多人吃上饱饭，内心惭愧，决定让群众重新推选有能力的人来当生产队长。
1976年新春的一个晚上，寨上罗国民由于被钢钎扎伤左脚，李国昌、罗明才、陶天云、陈宗富、陈高忠、罗定尧一同去家里看望。大家在一起摆起“龙门阵”，谈到了当时生产状况和艰难的生活，李国昌、罗明才很伤感地说道：“作为生产队的领头人，没有把生产搞好，害得大家吃不饱、穿不暖，这个队长我们实在是没脸面干下去了，今晚借看罗国民的机会，把我们的想法跟大家讲讲，也拜请几位向全寨老幼说清楚，另选他人干了。”“你们不干谁干?”大家争论着。无论怎样劝说，李国昌和罗明才还是坚持不干。大家沉默了，知道现在的生产管理方式，谁当队长也难搞。出工人喊人，做工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窝工现象严重，生产马虎，粮食产量根本上不去。李国昌、罗明才不干，不可能让陶家寨没有领头人。可能是李国昌、罗明才事先商量好的，李国昌开口说道：“我们当中陈高忠能担起这个重任，他胆大心细，头脑灵活，爽直口快，社员们都很听他的。”大家细一想，确是这么一回事，于是都表示赞同。陈高忠中等个头，正值中年，身体健壮，做事风风火火，到过贵阳修过铁路，有些见识，看到大家这样信任，回想全寨人的艰难生活，压力、责任涌上心头，当时勉强答应：“让我回去好好想想。”此时已经是深夜了，大家心事重重地起身告辞，罗国民在家人搀扶下送到门口，心酸地说：“让大家白坐了一晚上，连酒水都没喝上一口。”
从罗国民家回来后，心里一直在想：现在生产搞不上去的原因是生产队大集体窝工现象比较严重，管理上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天晚上了陈高忠硬是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因为他知道，如果担任了生产队长，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第二天晚上，李国昌、罗明才邀约陈宗富、罗国民、陶天云、罗定尧到陈高忠家。李国昌说：高忠，大家推选你，你就当这个队长吧！看到陈高忠下不了决心，大家都在极力劝说，情绪比较激动，陈高忠很感动，想了想说：“好，就试试，但有三个条件：一是把生产队的田地和劳动力分成三个组；二是15头耕牛和所有农具按三个组分下去；三是生产队以前的账我不管，重新建立新账”。陈高忠提出的“三个条件”，大家吃惊不小，这是变相的“包产到组”，与当时的“队为基础”的生产管理方式相违背，一旦上面知道是要挨批斗的，甚至还得坐牢。但吃不饱饭，以红籽、野菜、米糠充饥的日子让人承受不了。为了让全生产队180多人能吃饱饭，最后大家赞同了陈高忠的意见，决定搞“包产到组”。
以后的几个晚上，在生产队的公房里，陈高忠他们一直在讨论具体作法。最后确定：一是定组和各组组长；二是定土地产量；三是定人口定劳动力；四是定耕牛和分农具；五是定副业人员；六是各组送粮人员。又针对全寨老小定了五条规定：一是全寨大人、小孩，不论在什么时候，对外（包括外寨亲戚、朋友）不能说本寨“包产到组”的事；二是婚丧嫁娶不能大办酒席；三是不能把粮食借出去；四是不能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五是不管谁问，只能说粮食不够吃。谁走漏风声，天打雷霹，大家撵他搬出陶家寨。于是，“包产到组”就这样在陶家寨悄然进行。
到了秋天，粮食进仓后，陶家寨粮食产量比往年增加了两倍多，人均吃粮从原来的100多公斤增加到250多公斤，人均收入从原来的几十元增加到200多元。实践说明“包产到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让全生产队的人吃上饱饭。陈高忠的大胆尝试取得了成绩，让全生产队人信服。虽然收成不错，但陈高忠每天还是紧锁眉头，“包产到组”社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还不够高，能不能把土地再分细一些，分到每家每户，那样粮食肯定能大幅度上升，但风险更大，更需要周密的安排和部署，更要得到大家的大力支持。如何搞还得找“老伙计”们商量商量。
在陶家寨的后山上，有一块100来平方米的凹地，背靠大山，前面、左右都是茂密的树林，当地人取名叫“灯盏窝”，沿山而上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平常根本不会有人来这里。凹地较为隐蔽，另一头有一出口可以进入后山，陈高忠就选择了这里作为商量的地点。陈高忠借以看生产队后山地坎为由，通知李国昌、罗明才、陈忠富、陶天云、罗国民、罗定尧到“灯盏窝”商量土地分到户的事，七个人到齐后，为了安全起见，让年龄最小的罗定尧到“灯盏窝”入口处往下观察，如发现异常情况，以“咳嗽”为信号，一起往后山撤。在安排妥当之后，大家在凹地中央席地而座，陈高忠把土地分到户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并表示出现问题，责任由他个人承担。此事非同小可，若被上面发现，比包产到组更严重，稍不慎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肯定要被抓去坐班房。大家都是队委会成员，都发表自已的看法，经过一下午的讨论，最终还是决定搞“包产到户”。为了形成风险共担，大家必须签字画押。晚上，大家来到陈高忠家，在堂屋中灰暗的煤油灯下签下了“合约”，并按上手印，只可惜后来保管“合约”的会计担心娃娃拿出去“招大祸”，结果东躲西藏，加之上头政策大变后没在意，致使这宝贵的历史资料遗失。合约的大体内容是：为了让我们陶家寨老幼能吃饱饭，我们大家共同商量，将全生产队田地分到各家各户，若有哪个因此事被打板子坐牢，这家人的生产生活由大家共同负担。“灯盏窝”签约后，陶家寨生产队的“包产到户”正如他们“签约”所定下的“规矩”一样进行，为了不让外人看出，他们在田、地两边埋下石头桩子为地界，由绳子拉好直线划分庄稼，并在口袋上作记号，在粮食收进仓之后，晚上分别送回家。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
陶家寨农民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充分体现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精神，对推动农村改革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1978年春，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已有近10个队悄悄搞起“包产到户”。八角岩生产队副队长伍正才认为要搞就要光明正大的搞，于是写了3封信，分别发给贵州省委书记、安顺地委书记和关岭县委书记，公开提出：八角岩生产队要搞“包产到组”。
1978年4月10日至13日，顶云公社集中全社28个队的队长、会计及每队选派的贫下中农代表64人参加农村经济政策骨干学习班。时任县委书记的李清泉在学习班上，同意“包产到组”试搞一年，并改名为“定产到组”。到了秋收季节，“定产到组”的16个生产队全部增产。
1978年秋，中共贵州省委正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关岭县委向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汇报顶云公社“定产到组”的情况，马力表示：可以试验。并要求县委赶快整理材料送交省委办公厅，作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参考。
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头版头条旗帜鲜明地宣传顶云公社“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和“定产到组”行之有效的主题，观点明确、倾向分明。
2008年7月3日，安徽省凤阳县与关岭自治县在安徽凤阳县签定协议结成有好合作县。这标志着具有时代意义的“北凤阳、南顶云”牵手共谋发展。“顶云经验”和凤阳小岗“大包干”是我国农村改革最前沿的两面旗帜。
顶云乡党委、政府决定在全乡大力推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乡里决定，从上级财政扶贫资金等渠道筹资100万元，对凡是在全乡规划连片范围内规模种植的农户(可以是外乡农户)，政府每亩补助500元的种子或物资，同时，由乡政府、乡蔬菜协会及所在地村委会协调解决好水、电、路的使用及培训种植技术等问题。 顶云乡的政策出台后，2007年，顶云乡仅晚秋番茄规模种植达到5000亩，花江、断桥、关索及铜仁地区思南县等地28名土地经营能手和顶云乡13名种植能手，出面承包经营。平寨村种植经营35亩晚秋番茄的承包大户，番茄最高亩产量5000多公斤，最低4000多公斤，均价在每公斤2元左右。每亩土地除了支付地租500元、工资1200元、农药及种子、肥料1800元后，承包方每亩地种植一季西红柿纯收入在4200元左右。
目前，顶云乡探索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已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并且在关岭全县推广。到目前为止，关岭自治县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在全县蓬勃发展起来。2007年以来，花江镇、八德乡、关索镇、坡贡镇等13个乡镇600多名种植能手出面租地经营，形成规模种植的土地面积达到3万余亩，先后建成了断桥早菜基地、新铺西瓜基地、板贵花椒基地、坡贡生姜基地、永宁，顶云晚秋淡季蔬菜基地、花江蚕桑种植基地等120余个规模种植基地。3万余亩土地为当地群众增加纯收入4000多万元。
近年来，顶云乡紧紧围绕“优质米生产基地，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畜牧业发展大乡，辣椒、药材种植之乡”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以优势项目为突破口，高质量规模化地建设有地方特色的骨干产业项目基地，使产业板块经济格局明显凸现。
根据市场需求，依托特色资源作优势，狠抓基地建设。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壮大优质米生产基地，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畜牧业养殖、辣椒、药材等产业规模化；坚持区域化布局，着力建设优质、高产、高效的农产品基地。加大投入力度，力求建成一片，管好一片，见效一片。
加大科技推广运用力度，增强产业基地的科技含量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使产业基地真正成为推动全乡产业发展的辐射源。全乡实现了优质米3000亩，秋淡无公害蔬菜2000亩，中药材3000亩，辣椒1000亩的种植目标。同时，建成了坪寨、二坝、木厂、胜利、谷雨五个母猪专业养殖村；麻龙、角寨、上发、包包田等能繁母牛专业饲养村；新场养鸡专业村；二坝800亩茶叶种植基地。
顶云乡通过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有效地拉动了全乡经济发展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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