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作品内容概括和作品特色 《东周列国志》作品特色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哪些特点~

清人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上一颗璀璨的讽刺文学明珠.同时,它标志着中国讽刺文学在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发展到高峰.鲁迅曾评价到：“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
　　自《儒林外史》问世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评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简称闲序)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简称卧评),但是他们没有对此书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今人吴组缃、姚雪垠等人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评述《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这在他们的文章《(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中有论述到.而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和经验总结概括的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本文正是沿着鲁迅的足迹,从小处着手,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色加以剖析,在继承鲁迅的讽刺艺术经验的同时并努力有所发展,一方面使讽刺艺术特色更明了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其讽刺艺术手段,使《儒林外史》所要达到的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目的更加明朗.
　　为此,本文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性概括为作品题材的真实性、故事叙述的客观性、人物对象的喜剧性和细节描写的夸张性四个方面,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浅析.
　　
　　一、作品题材的真实性
　　
　　鲁迅曾多次谈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即是说讽刺艺术是要建立在真实性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如第三回写胡屠户对女婿范进前倨后恭,妙笔连篇,令人叹赏叫绝,穷形极相地写出了八股文化所造成的势利心理对市井人伦的渗透.这种讽刺描写的世态化显出了极大的真实性.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总评第三回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对此书讽刺描写的世态化的极妙评述.惺园退士也赞同此说：“《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评语尤为曲尽情伪,一归于正,其云‘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语可谓是书的评矣.”
　　鲁迅在晚年对讽刺艺术的特点概括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可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就在于他艺术地写出了“士林”这群人的“真实”,使之“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表现得如此生动、具体,如此逼真.鲁迅在其致徐懋庸信中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吴敬梓所写的正是他自己所处朝代的社会生活.在吴敬梓的实际生活中,曾经有过在南京祭祀泰伯祠的事情,经过作者加工,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也就是当时清朝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托之明代以影射当时现实的背景；吴敬梓遵循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描写的是“自所闻见”的熟悉人物,他挥动手中“足以达之”之笔,将这些人物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以其对现实的较清醒的认识,“托稗说以寄慨”而达到“以公心讽世”之目的,表现出了巨大的讽刺力量.
　　我们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可以知道,“吴敬梓是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官场丑态,就能格外详细……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这正说明“真实”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生命力所在.
　　
　　二、故事叙述的客观性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还体现在故事叙述的客观性即作者直述其事,不加断语,让是非曲直自现于阅者面前.如小说第四回,写范进在母亲新丧期间,与张静斋一起跑到汤知县那里去蹭饭,他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象牙箸,要用白色竹筷.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又没有准备素席,担心他也不用荤酒,那范进就不能吃这顿饭了.没想到范进拿了竹筷子,直接就伸向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进嘴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第四回评道：“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鲁迅对这一段评赞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八股取士制使得读书人大多不讲“大端”而“苛索于末节”.作者之喻意堪称“深远”.
　　同在小说第四回,严贡生才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巧在这时,小厮来找严贡生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谎言立马被揭穿了,不用作者费笔墨告诉我们严贡生是怎样的人,我们已经从谎言中找到答案了.相反,若作者自己来描绘严贡生是怎样的人则达不到这样的讽刺和直白效果,描绘文字也会苍白无力.
　　再如小说第十四回：吴敬梓对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描写更为生动、逼真.马二先生知“那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可马二先生真去游西湖,却是另一番景象.只见他“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大有轻装览胜的闲情逸致.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西湖边,能映入他眼帘的是茶亭、酒店和一船一船的女客,他几乎是看到茶亭就进去坐着喝茶；见到好吃的就“喉咙里咽唾沫”；碰到游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看到皇帝写的字就赶紧恭恭敬敬地磕头；见到书店里有卖自己的八股选本就高兴,并且很关心它的销量；走进“吴相国伍公之庙”,便作揖；到了“片石居”,不赏花园楼阁,只注意有人在请仙,心想：“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及至听见请的是什么李清照、苏若兰等,他想：“这些是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马二先生游了三天西湖,中间睡了整整一天,喝了七次茶,吃了四次饭,对于西湖的“山光水色”,名胜风物,却视而不见,无一领会.
　　这段有名的描写,作者没有从旁插一句话,全是让主人公自己行动,而正是主人公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揭露了他自己灵魂的秘密：愚拙酸腐的迂儒.作者也正是通过马二先生自己的行动,显示出他的性格,对他那种迂腐可笑的思想举动作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
　　
　　三、人物对象的喜剧性
　　
　　吴敬梓笔下的人物,看似让人忍俊不禁,实则过后却让人有着浮想联翩的沉思,看似喜剧上演,实则悲剧潜伏其后.吴敬梓用喜剧的场面给我们展示的是悲剧的人格,并揭示形成 悲剧人格的原因.
　　且看小说第七回,写范进受其师周蒉轩的嘱托,到山东上任后,若有他的老乡荀玫应考,“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范进在发童生案头一晚才想到此事,而正苦于在落卷中找不到荀玫的名字时,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讲了一个老先生不知苏轼的笑话,其中有这样两句“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而已中进士的范进愁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这话从一个进士嘴里说出来,不能不让人笑着感叹,简直是个闹剧,苏轼何其人也!范进何其人也!是个深层次的悲剧,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悲哀,更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群儒的悲哀.
　　再看小说开头所写的周进,六十多岁了,连个秀才也不是,因而备受众人的奚落和嘲弄.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看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众人把他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将他抬出贡院,他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直到众人决定出钱替他买取监生资格,他才再不哭了,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劾!”这段并没有描绘周进的心理动态,而是通过他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的一连串动作,反映出周进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走投无路而又欲罢不能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这让我们看到悲剧人物喜剧的一面,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讽刺艺术是笑的艺术,而这种笑是含蓄的深沉的嘲笑.
　　
　　四、细节描写的夸张性
　　
　　所谓的夸张是指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放大或缩小事物的形象特征,以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也叫夸饰或铺张.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儒林外史》在很多章节中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充分显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例如：严监生的哥哥严贡生,小说第六回,写他为了白坐船,死赖船钱,别有心机地导演了一出“云片糕莫名变成几百两银子料药”的戏,他竭力夸张被船家吃掉的云片糕的“高贵的出身”,为了省几个船钱,颠倒黑白,并以官欺压百姓,可见其阴险狡诈,可恶之极,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第二十六回里王太太为了夸耀孙家老太太对自己的重视和富贵,说：“孙家老太太,戴着凤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脸朝下坐了；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托挂,把脸都遮满了,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王太太以为自己这样说可以耀自己,满足自己那颗虚荣的心,却不知夸张地展示了她自己庸俗可笑和自以为是的一面.那个样子吃茶,与其说是享受富贵,不如说是活受罪和自我自我嘲讽罢了.这些例子精彩的描写都因运用了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加真实地接露了问题的本质.
　　
　　结语
　　
　　本文论述的讽刺艺术特色体现在作品题材的真实性、故事叙述的客观性、人物对象的喜剧性和细节描写的夸张性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正是它们的有机融合,一来将讽刺艺术的运用提升了一个高度；二来寓庄于谐,使《儒林外史》更为形象,描绘出了一幅晚清封建末世儒林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的讽刺文学的一个里程碑.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极高,正是由于《儒林外史》所具有的独特的讽刺艺术,他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可以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将讽刺艺术运用到了一种后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儒林外史》 的叙事方式与此前的长篇小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与此后的、乃至外国的古今长篇长篇小说均有明显的不同。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一般多由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主要人物经历一件或一串互有因果关系的基本事件，构成连贯完整的故事格局。而《儒林外史》不是如此，既找不出这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主要人物，更找不出一件或一串互有因果关系的基本事件。长篇小说的结构线索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即是主要人物经历基本事件的过程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是没有结构线索的。在《儒林外史》里，通常是由前一个人物“遇”着了后一个人物，前一件事情“连”到了后一件事情；而后一个人物与后一件事情一旦进入叙事过程，则前一个人物与前一件事情不再理会了。因此，《儒林外史》的叙事模式是将叙及的人物与事件按照逻辑意义作连缀展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的叙事特点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唯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这样的叙事模式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意图是相关的。《儒林外史》欲展示的是儒林人物长卷，有真、假，穷、达，显、隐，雅、俗，巧、拙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这样的人物长卷，通过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人物，通过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如杜少卿家）去完成是不可能的；通过一个仄逼的环境场面（如南京）去完成是不可能的；通过较为短暂的时代（如一个重要人物的一生）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用这么一种叙事模式，人取百家，地涉四海，时逾百年，方得腾挪裕如。而且，我们从书名也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的。书名中的“外史”，即传统的人物史传；“儒林”是士人的“集合”（这里借用数学术语中的“集合”）。这样说来，这样的书名与这样的写法，实在是名副其实的。总之，这样的写法是一个创造，是一种特色，无所谓优点与缺点；但对于作者故事的表述、题旨的展示，是有利的，方便的。


　　与以往的长篇小说相比，《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新的特点。

　　1. 《儒林外史》继承并发展了《金瓶梅》的写实观念，真正完成了古代小说从传奇性向现实性的转变，是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美学内涵的一大跃进；与此相适应，《儒林外史》已从故事型小说跨入到性格型小说，它有意淡化故事情节，弱化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

　　2. 《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已经突破类型化的模式，显示出充分的个性化。与前此的通俗说部相比，它在艺术形象的审美特点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人物形象从超常性变为平凡性；人物特征从单色素转为多色素；人物性格从稳定性走向流动性；肖像描写从脸谱化转向具象化。

　　3. 《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品的叙事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

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秦汉前的一些史家为了某种原则立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时会隐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记述的文字中，没有一定见地的人，很难发觉，更谈不上理解了。这部书的通俗之处，正是将那暗礁一样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种种是非善恶，忠奸智愚，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也是他们对后人的贡献。 春秋末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进一步发展，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期兼并战争的结果，改变了大国争霸的形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以后又形成了秦、齐、楚、燕、赵、魏、韩七个大国称雄的局面，史称“战国七雄”。剧烈的统一战争自此开始。频繁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 《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天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世为人的标准和榜样。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如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列国之中，上至君王，下至卿士，守信立身，不惜功名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救出赵氏孤儿，忍辱偷生，终于复国。豫让因智伯以国士待之，决意以国士报答，在智伯死后，几次为智伯复仇，就义之前，仍请求将智伯仇敌的衣服用剑斩过，以了心愿。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图谋刺杀秦始皇，为守机密，自刎而死。当时的忠义之士，往往如此，千百年后仍使人感吧敬慕。 勾践身负灭国之耻，心怀复国大志，刚强、勇毅，不计荣辱生死，克制私欲，礼贤下士，以非凡的耐力和恒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以少胜多，摧毁强敌，称霸天下。像这样反败为胜、变弱为强的事例，还见于晋文公重耳，吴大夫武子胥等段落之中。人生立志，应该放眼至高至远之处，当以造福苍生、泽及万世为念，这样的榜样有孔子、管仲、子产。他们的思想以仁爱为根本，他们拥有安定天下、惠及万民的志向，对真理永无止境地追求，引导君王走向内圣外王的正途，施行的政令，富民强国，成为后世政治参照的法则。 与这些正面人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等统治者，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作者对他们揭露与鞭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融人情节的进展之中。

两汉文化有《山海经》特色 是她的延续。
唐宋文化有《皇帝内经》特色，是她的延续。
《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是 《战国策》的儿女。那个姓冯的不是闲的发慌，编故事玩，他想说的话，要表达的意思都在书里。在他老人家卖装备走 人后这么多年，还在替他说话，书里面记录着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人贵直，文贵曲。《儒林外史》更直接点，怕大家老粗读他不懂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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