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运40亿假钞到中国是真的吗？
日本核污染海产品运往中国，这个问题涉及到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需要深入了解相关背景和历史。
日本核污染海产品运往中国，这个消息是真实的。日本政府已经承认了核污染海产品的存在，并且已经采取了措施来防止核污染海产品流入中国。
日本核污染海产品运往中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政府对核污染海产品的处理不当，导致核污染海产品无法在国内销售。其次，日本政府担心核污染海产品流入中国，对中国造成核污染威胁。
日本核污染海产品运往中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可能会加强对外国进口产品的监管和审查。其次，中国可能会加强对核污染海产品的监测和预警。
总之，日本核污染海产品运往中国，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但是具体原因和影响是多方面的。需要深入了解相关背景和历史，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止核污染海产品流入中国。
看看国内海鲜价格，然后想想运输费用，再考虑下国内的检验检疫能力，就知道，根本不可能
法币跟美元挂钩，这事让日本很不爽。日本政府抗议、强烈抗议！各界都玩命叫嚣着在经济和财政上击溃中国。
在这场货币大战中，日军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印假钞的阴损手段都使出来了，煞费苦心地在本土打造“印假钞研究所”，并制定了周密计划。
为便于在上海搞事情，阪田诚盛还娶了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女儿。
然而，刚印好、还热乎着的大批假币，还没运到中国就成了废纸——看到中国人从兜里掏出来的一张张钱，日本人自己先崩溃了。
“假钞研究所”负责人不禁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文| 陈忠海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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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新币，英美都想插一脚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结束晚清以来货币混乱的状况，南京国民政府着手进行货币改革，拟推出新货币，即法币。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几乎没什么外汇储备，所以，必须寻求一笔巨额借款作为发行新币的准备金。
英镑、美元或法郎都在备选之列。实际上，哪个国家能提供这笔贷款，它就拥有了对中国币改的话语权。
控制货币就能控制金融，控制金融相当于控制了一国经济。因此，对中国的这次货币改革，各列强均打着自己的算盘。
英国最积极，专门派李滋罗斯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并且，连法币与英镑之间的汇率都定下来了：1法币=1先令2便士。
一时间，传言四起，很多人说李滋罗斯是法币改革的“幕后操盘手”。
英国给这笔贷款附加了很多条件：
该贷款必须提供足够担保；
要保留英籍总税务司对中国海关的管理；
聘请英国人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顾问；
……
英国似乎想把鸦片战争后逼迫清政府签的那些丧权辱国条款再来一遍，中国人自然不会答应。
美国人一看，机会来了。
1936年3月，美国邀请南京国民政府派币制代表团访美，南京国民政府于是任命中国银行常务董事陈光甫为财政部高等顾问，由他率团访问美国。
经过2个多月的商谈，双方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根据《协定》，美国将以0.5美元/盎司的价格从中国收购7500万盎司白银，交易金额3750万美元，美国另接受中国以5000万盎司白银作担保贷款2000万美元，上述2笔款项都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作为支撑法币改革的外汇基金。
这样，法币就与美元直接挂钩，被纳入到美元体系之中。双方维持在每100法币=30美元的汇率水平。
美国胜出，日本人十分不爽
不光英美眼馋中国这块肥肉，日本也一直在寻求影响甚至控制中国经济。为此，他们打出了“中日经济提携”等口号，并表示愿意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信用放款”。
可是，“九一八”之后，中国人怎么可能会选择跟侵略者合作！
所以，日本人看着干着急，但是没有办法。
让日本人闹心的不止这一点。
法币改革措施中有一条：法币推出后，禁止白银流通，个人手中的白银须兑换成法币。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国境内一切机构和人员，包括外国商人和银行。
要知道，当时日本在上海、南京以及华南地区均有大量投资，日本银行在中国内地也有广泛的业务。
据估算，在华日本银行手中所持有的白银约值1000万元。
如果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币改法令，日本银行必须交出所有白银！
并且，日本判断中国的这场币制改革必将失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鉴于南京政府不能取信于国民的现状，白银国有令的强制实行很明显终将归于失败，南京政府所发行的法币也可能化为一片废纸。”
拿价值上千万元的白花花的银子去换一堆废纸？日本人当然不干。
日本政府抗议、强烈抗议！
1935年11月2日，《施行法币布告》正式颁布的前一天，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奉命在上海拜会了日本驻中国大使有吉明（1935年5月至1936年2月在任），通报将要实施币制改革的情况。
张嘉璈解释道：中国改革币制是为了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希望在华的日本银行能遵照法令向中国的中央银行兑换法币，并表示此项规定已获得其它大部分国家在华银行的支持。
有吉明当场表态：强烈反对。
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亲自去拜会有吉明，继续解释。
有吉明继续强烈反对。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金融界密集发声抗议，军部甚至以武力相胁迫：
日本在华的正金、三井、三菱、台湾、朝鲜、住友等银行迅速召开紧急会议，统一口径，一致反对中国币改。
11月7日，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召开会议，商讨落实中国政府币改事宜，日资银行在会上集体反对用白银去兑换法币。
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代表军方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表态反对并阻挠中国的币制改革，必要时不惜动用“实力”。
次日，日本外务省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币制改革前未与日本方面协商，对中国币改“坚持持反对之态度”。
紧接着，日本军部发表声明，强烈反对中国的币制改革，并陈重兵于热河，声称要对南京国民政府“决断”性打击。
这时，中国的币制改革已呈不可逆转之势。
于是，日本加快了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调整策略要把中国经济搞崩溃
全国抗战爆发后，与军事战场一样，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战场上也岌岌可危。
日军进攻上海，对中国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人们纷纷把钱从中资银行中提出，转存到英美等外国银行。很快，这种“挤提”风潮从江浙地区漫延到内地。
为防止法币崩溃，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淞沪抗战第3天（1937年8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提取现款，鼓励存款，以维护法币的稳定。
在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国民政府所属中央、中国以及交通等银行所设分支构尽量通过撤至外国租借的方式坚持经营。
193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当时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把金融业经营的地区分为陷敌区域、附近陷敌区域、距敌较远区域、复兴根据区域等4种类型，以“分别情形规定办法”。
在陷敌区域（敌占区）尽量不放弃经营，在其它区域则要求“往来汇兑，不收汇水（银行或邮电局办理业务汇款时，按汇款金额所收的手续费），不限数额”。
短期内灭亡中国的美梦破灭了，日本开始调整侵华策略。
1938年7月12日，日本首相、外相、海军相、陆军相和大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使中国从经济上失去抵抗能力，从财政上彻底打垮中国。
一方面，日本在占领区内限制法币流通，打压法币；
另一方面，日军侵占到哪里，就在哪里组织伪金融机构发行伪币，企图以伪币取代法币。
占领东北时，通过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了所谓的“中银券”；
占领察哈尔、绥远后，通过伪蒙疆银行发行了所谓的“伪蒙疆券”；
占领华北后，通过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了所谓的“联银券”；
占领华中地区后，通过汪伪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所谓的“中储券”。
上述4种伪币是日本在中国实施金融统治和侵略的主要货币工具。此外，还有日军发行的“军票”、伪冀东银行发行的“冀东券”、伪华兴银行发行的“华兴券”、伪广东省银行发行的“通用券”、台湾银行发行的纸币等杂币。
随着日占区的扩大，这些伪币流通范围大肆扩张，不断挤占法币的生存空间。
煞费苦心打造印假钞研究所
为打击法币，日伪机构想出了更阴损的办法——造假。
日军把这次行动命名为“杉工作”，由日军参谋本部下属的“松机关”负责实施。
“松机关”总部在上海，由企业家阪田诚盛和日本陆军参谋冈田芳政中佐担纲，因此又称“阪田机关”。
为便于在上海搞事情，阪田诚盛还娶了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女儿，在岳父家中设立了据点。
他以个人名义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并在中国各地广泛设立分公司，最多时达53家，构成了“松机关”的特务网络。
印制假钞是个技术活，要求很高，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又称“登户研究所”，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负责提供技术支持。
担任研究所主任的山本宪藏，在满洲服役期间，曾花数年时间详细研究中国币制，专门前往华中地区观察法币流通情况。
他注意到，在中国流通的法币主要由英国德纳罗公司、华德路公司以及美国印钞公司印制，主要防伪手段是水印和暗记，造假难度不大。
在此基础上，山本宪藏提交了《法币谋略工作计划》，受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高度重视。
1938年12月，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下令批准实施该计划。
凭着造假，“登户研究所”进入鼎盛时期，职员最多时超过了1000人，研究所内有100多栋建筑，占地面积达到36万平方米。
印好的假钞交由上海“松机关”负责在中国投放，日本陆军省规定：
“投放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购军需品和民用品”。
“通过假钞获得的物资按军队规定的价格分别交给指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限制。”
这些假钞经过“做旧”处理后运到中国，与真钞混在一起，由日伪控制的商社、公司投向市场，用来抢购物资。
阴谋却被通货膨胀打败
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了这些假法币。
曾在此工作过的大岛康弘回忆，“登户研究所”印制的假钞很难辨别真伪，“几乎不存在真钞与伪钞之分”。
“登户研究所”每天可印10万张假钞，如果以面额计算，相当于中国国内货币流通量的10%。
抗战期间，日军伪造的法币总面值高达40亿元，相当于日军2至3年的军费。
到日本投降时，日造的各类假钞有20多种。
如果这些法币全部被投放到市场，杀伤力是无法估量的。
这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关注。193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日人伪造法币对付办法》，其中规定：
*四行在接近沦陷区域发行处，多备旧券发行，使沦陷区内所有流通者尽属旧券，则日人新制之伪券不易鱼目混珠；
*由财政部通令各关卡严密检查日人印制伪券，绝对不使窜入未沦陷区域内，则受害地方不致蔓延；
*四行应择要发送各种样本券，与接近沦陷区之县政府请其张贴示众，使人民发现伪券时，就近可以核验不致受欺；
*四行应宣示真券伪券不同之点，并将行使伪券之害剀切详列，印制宣传品，由中央宣传机关设法在沦陷区域内散发；
*中央宣传机关，或驻在就近沦陷区域之军委会政治部之各种宣传方法同时进行，俾得民众知所从违而拒绝行使；
*凡据情报知日人伪造法币印造制运等情时，应由国际宣传机关对各友邦极力宣传其狡谋，如知伪券号码数额时，由外交部正式对各友邦声明，该项伪券本国不能承认，务使日人不正当丑态举世毕露。
上述“四行”，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所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
不仅如此，1941年，重庆印钞厂还对法币进行了一次大的改版，让日本人的假钞刚印出来就作废，加大了法币造假的技术难度。
然而，真正对日伪“杉工作”产生致命打击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战前，法币总发行量不过10多亿元，到1944年就达到了1890亿元，7年增长了100多倍，这让日本人始料未及。
日本人一直把伪造的重点放在1元、5元和10元面额，千元、万元甚至10万元面值的法币不断出现，让他们很尴尬：
一方面，时间太短，日本人造假根本跟不上发现新钞的步伐；
另一方面， 满大街的人，从兜里一掏就是万元、十万元的钞票，小面额钞票都不如草纸价值高。
因此，日本人刚印好的大批假币，还没运到中国就成了废纸。
日本人的美梦再次落空，山本宪藏哀叹道：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伪造他国法定货币是一项国际法禁止的行为，所以，日本人伪造法币的活动一直在极为隐秘的状态下进行。
注：该计划在当时属绝密事项，在陆军省内部，仅限陆军省大臣、次长、军务局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军事课长知道，假钞印刷工作具体由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经陆军省批准“可利用民间工厂”，但也要绝对保密。印制伪钞的区域被3米多高的木板墙围了起来，即便在该研究所内部，一般人员也无法接触到核心。
日本投降前夕，日军陆军参谋部担心东窗事发，下令销毁所有相关设备和资料，并命令曾在“登户研究所”工作的人员保持沉默、不得说出真相。
与强掳劳工和慰安妇等犯罪不同，伪造货币没有特定的受害者，因此，战后，没有人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讼。而相关证据证物大多已销毁，日本政府更不愿意公开承认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在原“登户研究所”旧址上建起了明治大学的校园，日军的丑恶罪行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006年，日本一家造纸厂计划编纂企业史，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印钞的特殊用纸。
这批纸共279张，约30厘米见方，每张纸上都印有孙中山的侧脸像水印，纸张中间镶嵌有丝纤维。
经专家鉴定后确认，这就是“登户研究所”当年印伪钞的专用纸。后来，明治大学开设了“和平教育登户研究所资料馆”，进一步将“登户研究所”的罪行昭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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