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什么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于人民缺乏爱国精神

近代梁启超是如何总结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

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落后或腐败，而是缺乏预见能力和战略指挥失当。中国不是败于海战而是败于陆战。甲午战争是中国有能力取胜的一场战争。
目前，对战争失败原因有几种流行的解释，第一种是“落后就要挨打”。然而，从军事装备上看，北洋海军的战舰同日本海军的战舰各有所长，日本军舰的优势是机动灵活，火炮发射速度快；中国军舰的优势是坚固，装甲厚实，难以被击破。从经济上看，中国的岁入是日本的1．5倍，因此中国的经济实力更强；再从技术发展来看，中日两国自西方列强侵入之后，同时开始向西方学习，双方的起点是相同的。
第二种解释是“制度问题”。持这一观点的人显然是以此事件推动中国进行制度改革。但是这些人的论证往往比较空洞，没有具体说明制度问题同军事失利之间的必然联系。俄罗斯实现了彻底的西式民主，而中国没有，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快于俄罗斯。这说明制度改革至少在短期内未必带来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解释是“腐败问题”。不少人指出，慈禧太后为了修皇家园林和为自己过生日，从海军军费中挪用了几千万两。这笔巨款足以把北洋海军建设成世界第一大舰队。这个事实表明，腐败是战争失败的一个因素，但是下面我们要说明，腐败并非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份对北洋海军经费的专门研究〔25〕认为，挪用经费的说法起源于梁启超，梁为了推翻清王朝，夸大了挪用经费问题。梁称挪用3000万两，实际大约不到1000万两。此外，这些经费并不是北洋海军的经费，而是海军衙门的费用。北洋舰队建设总共用去2300万两银，这只是一个舰队，当时中国共有四个舰队，此外还有沿海要塞建设，单是旅顺一地就用去一亿两银〔3〕。站在慈禧角度上看，她有理由认为军费上化的钱已经足够多了。颐和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慈禧在国家经济发展之后要将园子修复完善，这种想法同今天人们造高楼建小楼的做法相似。这样说并非要为慈禧辩护，而是说不能把问题简单化。
笔者认为，甲午战争最大的教训是缺乏对于外来威胁的预见能力，同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此而产生虚幻的安全感。如果慈禧知道战败赔款将要达到2亿万两，她肯定会拿钱去买战舰，而不会去修园子。但是慈禧没有这样的预见能力。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缺乏预见力不是慈禧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中国整个精英阶层的问题。假如当时大部份大臣都看到日本侵略的危险，共同向慈禧要求增加军费，慈禧不可能拒绝。问题是精英阶层对外来威胁没有清醒的认识。
站在今天的角度，很容易指责古人缺乏应有的危机感。但是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古人的问题，同样也是今人的问题。笔者多次撰文指出，美国正在准备对华战争，对于这个警告，有几个人认真看待？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不相信美国会发动对华战争，那么古代的中国人又如何相信日本会发动对华战争呢？设身处地为古人想一想，要他们预见到日本的侵略并不是容易。笼统地谈论外国威胁并不难，难的是准确判断迫近的威胁和致命的威胁。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始终存在，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料到日本会很快对中国发动战争。北洋海军每年有二百多万两银的经费，再过十年，中国海军必定对日本占绝对优势。但是日本容不得中国再发展十年，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没有料到的。
要了解一个国家有没有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并不是做不到的。因为大战不可能没有徵兆，侵略必定有先期准备。人们只要阅读一个国家战略家的书，观察该国的战争动员情况，就可以推断该国否有发动战争的企图。日本侵华战争蓄谋已久，日本战略家写过许多书，论述如何征服中国，征服亚洲，最后称霸世界。对于这些情况，中国本应引起足够的警惕。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或者不知道，或者知道了而没有引起警惕性。如果对这些论述认真看待，中国理应对日本的战争有更好的准备。
比收集情报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分析的能力。在分析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会面对各种不利的信息而无动于衷。今天，美国鹰派人物在讨论美利坚帝国，谈论帝国的扩张，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引起了警惕？美国着名战略家Mearsheimer在他那本有广泛影响的《强权政治的悲剧》一书中，认定大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明确说美国要同中国发生激烈的“安全竞争”，认为强国注定要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极限，提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建议挑起日本同中国的战争，然后美国从中渔利。这些理论，清楚表明美国战略家准备着针对中国的战争。还有，美国以反恐为藉口，发展核武器，发展空间武器，这一切也都是针对有核武器的大国的。更为清楚的是，美国的新战略报告，写明了不允许任何国家超过美国，这几乎就是对中国和其他大国的战争宣言。面对那么多的事实，依然很少有人相信美国正在准备着对华战争。想想清朝时期，大部份精英人物既不懂外语有又没有出过国，对于他们，要建立对外来侵略的预见力有多么困难。
今昔比较，笔者深感没有理由责难古人，怕的是后人将不知怎样责难我们这一代。
准确的判断能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甲午战争从朝鲜开始，起因是朝鲜内乱，在朝鲜政府的要求之下，中国方面出兵援助朝鲜政权。这次出兵，中方曾经犹豫再三，原因是中日双方有过协议，两国都不入朝，只要一方入朝，另一方即有权力入朝。这个历史协议是为了避免中日双方冲突而定下的。但是中国认为朝鲜政府的请求似乎难以拒绝，而且此举同日本无关，清政府以为出兵不会引起中日冲突，何况当时中日之间并无直接对抗，清政府以为双方没有战争的理由。然而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日本对战争蓄谋已久，正在等待战争的藉口。日本在中国入朝之前故意放出各种暗示，显示日本不会因中国入朝而出兵朝鲜，以此鼓励中国出兵。无独有偶，在萨达姆出兵科威特之前他曾向美国大使馆探寻态度，美国大使给了一个无所谓的表示。当时萨达姆同美国关系良好，他的化学武器材料很多都是美国公司提供的，萨达姆见美国没有反对他出兵，因此放心打了过去，结果大家都知道，这是战争史上又一个使用和接受误导性暗示的例子。当前中美关系良好，但中国决不可因此而掉以轻心，如果在对外事务上出错，尤其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冲突，很可能会被美国鹰派所利用，转变成中美之间的重大冲突。
缺乏预见能力是甲午战败的第一大原因，战争失败的第二大原因是国防战略的失误。根本错误是分兵过多和被动防守。
人们对甲午战争谈论最多的是甲午海战，似乎中国是在海战中被打败的，其实不然。在中日海军之间共有三场战斗，最重要的一场是两军黄海决战，很多人谈论的甲午海战实际上就是这场黄河海战。这场战斗中，双方实力对比相差不大。日本方面的优势是船速快，火炮的发射速度快，总体而言属于进攻型装备。中国方面的优势是拥有两条远东第一大的巨舰定远和镇远，这两条舰装甲厚实，难以被击沉，属于防守型配置。以此力量对比来看，正常的海战结果应该是双方不分上下，但是中方的中小型舰只会有较多的损失。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国五艘军舰沉没或被毁，日本军舰一艘沉没，旗舰丧失战斗力，另有三艘重伤。中日相比，中国只是损失较大，并非失败。尤其是中国的两条巨舰，装甲厚实，形同海上堡垒，虽然各中几百发炮弹，依然能够继续作战。最后中国六条军舰追击日舰，海战以日本军舰逃跑结束〔1〕。因此，这场海战，中国并没有败。不幸的是，海战之后，中国的一条巨舰镇远在沿海行走时触礁擦伤，此后，北洋海军回避出海作战，这是导致中国甲午陆战失败的一个因素。北洋海军最后在刘公岛全军覆没，原因不是海战问题，而是陆战问题。当时中国在中日甲午陆战中已经基本失败，沿海一带许多重要城市和要塞都被日军攻破，中国军队的士气已经极其低落，驻守刘公岛的北洋海军在日本的海陆两军夹击之下灭亡。中国海军并非败于海战，而是败于陆战。
甲午战争中最重要的战争不是海战而是陆战。中国最大的失败正是陆战失败，而非海战失败。即使海军全部被毁，也不至于使中国拿出大量的赔款，正是由于陆战的失败，日军兵逼北京，才迫使清王朝不得不作出割地赔款的决定。但是中国陆军为什么会失败呢？按理，中国人数比日本多，战争在中国土地上打，后勤支援于中国有利，本应中国胜利，可是中国竟然在陆战上打败了。
纵观战争整个过程，人们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兵力总数超过日本，但是这些兵力被分散了。甲午陆战是从朝鲜打起来的，李鸿章最初打算投入三万人，而日军只有一万六，中国可以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然而，由于日本对战争早有准备，进军快速，中方只来得及投入一万六。军队进入朝鲜之后，领军叶志超生怕被日军断了后路，又分出五，六千人沿线把守，因此到达平壤的人数不足一万，占了劣势。叶志超又没有作战的智慧和勇气，因此平壤兵败。此后，中国退守鸭绿江。然而，平壤一个点没有守住，鸭绿江一条线，兵力就更分散，因此又没有守住，日本侵入中国之后，中国兵力分散问题更为突出。中国那么多城市，一一把守，每个城市必然兵力不足。而日本则机动灵活，挑选守备较弱的城市首先进攻，各个击破。日本海军在海上掌握的主动权，此时发挥了作用。海军可以灵活快速地运送兵力，使陆军可以在作战地域迅速集结。所以，虽然中国兵力总体上超过日本，但是在每场局部战争上，总是日本占优势。
正是力量的分散，造成了中国军队的最终失败。最后，日本海陆两军联合，共同进攻刘公岛的北洋海军，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甲午战争，从根本上说是陆军的失败。

戊戌维新失败，康、梁等维新人士逃亡海外。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等人仍深思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大败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民众普遍没有爱国精神。
但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或缺乏爱国精神呢？
梁启超认为，国家制度仍是根本原因。
由此出发，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论述了“爱国”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把爱国与民权紧密联系起来。
他说中国虽有四万万人，但对国家均无权利，所以“国”其实只属一家之人、只是数人之国。所以国本不属于民众，民众也就无所谓爱国。“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所以，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权利者，为万恶之最，而自弃其自由权利者，恶亦如之。盖其相害天赋之人道一也。”所谓“天赋人道”，即现代天赋人权观念。

▲梁启超
康有为是维新派领袖，但相对而言思想资源陈旧，然而他此时也专门著文谈论公民问题。
1902年春，《新民丛报》分三期连载了他的一万多字长文“公民自治篇”。他认识到欧美各国、日本之所以制度完美，国家富强，根本原因在于其“以民为国”，“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
他强调，由于欧美、日本各国实行公民制度，使人人视国为己之家，人人得以公议其利害，上有国会之议院，下有州、县、市、乡之议会。数千万人共同担负国家之责任，故弊无不克、利无不兴、事无不举、力无不入，这是经历史验证的国家富强之道。
历史证明：“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所以，中国“以四万万人之大国，无一人有国家之责任者。所谓国无人焉，乌得不弱危削亡哉！”
他明确提出：“今中国变法，宜先立公民！”什么是公民呢？“公民者，担荷一国之责任，共其利害，谋其公益，任其国税之事，以共维持其国者也。”
他认为“立公民”有爱国之心日热、恤贫之举交勉、行己之事知耻、国家之学开智这四大益处。而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并非中国将相之才不如日本，而是因为“无公民”所以不如日本。
“夫万国皆有公民，而吾国独无公民，不独抑民之资格，塞民之智慧，遏民之才能，绝民之爱国，导民之无耻也。”所以，“吾有地球第一之民众，乃不善待而善用之，其民日退，其国日削，其主日辱”。
但现实却复杂异常，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救亡，并不完全统一，甚至还会互相矛盾。严复对此感受殊深。

▲康有为
他在《“法意”按语》中论述“小己”与“国群”的关系认为：
西方学者都以是否有自由为人民是否幸福独一无二的标准，但是中国现在外患频仍，“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
此话往往被认为他最终承认“国群自由”重于“小己自由”。
这种看法当然不无道理，但严复的有关思想却并不如此简单。
其实，他紧接着就说：
“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然则，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容缓者矣。”
人人爱国只能来源于人人享有权利，严复格外强调这种权利—义务关系：
“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只有立宪之民才有主权，而可以监督国家之财政。“今日中国之时势，所最难为者，其惟国用乎！对于外侮，武备诚不可以不修，而兵之为物，固耗国之尤者也！然则其加赋乎？夫赋固已加矣。”
从镇压太平军到甲午之败，再到庚子赔款，国家赋税已如“敲骨吸髓，所余几何？乃今而犹言加赋，忍乎？”
但是，他仍认为赋税仍并非不可增加，关键在于何种制度：“使其参用民权，民知公产之危，虽毁私家，不可以不救。其立法也，为之以代表之议院；其行法也，责之以自治之地主。是其出财也，民自诺而自征之，则所出虽重，犹可以无乱，然而政府所不为也，不收民权为助。”
他也认为中国之所以为西方列强、为日本所败，因为那些国家为立宪之国，人人对国有权，因此人人是爱国者。
而中国现行体制下，既无民权，多数人“终身勤动，其所恤者，舍一私而外无余物也。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
故不侫窃谓居今而为中国谋自强，议院代表之制，虽不即行，而设地方自治之规，使与中央政府所命之官，和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安朝廷而奠磐石，则固不容一日缓者也”。
对那种以爱国之名而强迫个人牺牲者，他格外警惕。孟氏原文说：
“故为政有大法：凡遇公益问题，必不宜毁小己个人之产业，以为一群之利益。”
对此，严复非常赞赏，在按语中大引卢梭有关论述，强调那些宁愿毁家纾难、“重视国家之安全，而轻小己之安全”的爱国者，如果发自内心、出于自愿，“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
但是，如果“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是真千里毫厘，不可不辨者耳”。
在当时的中国“救亡”语境中，严复当然要思考焦虑“爱国”与公民自由、“小己”与“国群”的关系，在他的理论中，这些概念充满高度紧张。在他的论述中，公民、个人权利更为重要，是公权的基础，所以在提倡爱国、“小己”为“国群”牺牲时又总担心执政者会以此为借口过度侵犯公民私权。
他所谓爱国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即只有立宪之国才是国民之国，国民才能爱。

他从立宪使国家权力为每个国民自己所有，因此国民爱国、救国就是爱自己、救自己的角度来论述爱国、论述“小己”与“国群”关系的。
简言之，个人、为己、“私”仍是他爱国话语的论述主轴。
显然，权利观念、公民理论引入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基柱之初即不同程度地被现代思想家们将其与“救亡”“强国”联系起来。
无疑，这是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局时接受这种观念、理论自然而然的最初反应。进一步说，也只有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时，才为权利观念、公民理论“进入”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道缝隙，才可能被人接受。历史的吊诡在于，因“救亡”而入，亦易因“救亡”而失。
但是，以此理论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资源，取代传统的“忠君爱国”论，恰恰说明权利观念、公民理论开始产生影响，更说明中国面临从传统“臣民社会”到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
近代以来从伦理/身份型国家观到契约型国家观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王朝”成为“现代国家”的转变，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与国家关系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
○本文摘自《从甲午到辛亥》雷颐(著) ，东方出版社授权合作稿件。

梁启超认为，国家制度仍是根本原因。
由此出发，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论述了“爱国”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把爱国与民权紧密联系起来。
他说中国虽有四万万人，但对国家均无权利，所以“国”其实只属一家之人、只是数人之国。所以国本不属于民众，民众也就无所谓爱国。“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所以，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权利者，为万恶之最，而自弃其自由权利者，恶亦如之。盖其相害天赋之人道一也。”所谓“天赋人道”，即现代天赋人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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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区15377885941： 为什么说甲午战败使群体意义的中华民族开始觉醒? ？
邓虎保和： 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人民,包括政府在内,他们并不知道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的强势崛起,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金平区15377885941： 甲午战争后,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 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愚,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下列现象不能反映此观点的是 - ？
邓虎保和：[选项] A. 文化观念重道轻器,缺乏科技创新的意识 B. 朝中大臣各有所图,主战与主和各执一词 C. 政府军队各成派系,未形成有机力量体系 D. 普通民众一盘散沙,对战争情势借然无知

金平区15377885941： 为何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 ？
邓虎保和： 因为洋务派标榜“自强”和“求富”,认为发展洋务即可增强国力,以达富强之目的.但甲午之战失败,北洋水师覆灭,说明仅仅学习科技而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是达不到自强的目的的

金平区15377885941： 梁唐超在谈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时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是他那种'四不像的天主教 - ？
邓虎保和： B据题干材料分析并结合梁启超生活的时代背景可知,当时中国社会民族危机严重,梁启超认为天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思想上没有找到与国民心理相适应的指导思想,粱启超的主要目的是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故B项符合题意.

金平区15377885941： ...分析归纳甲午中日战争双方胜与败的原因分别是什么?(4)关于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梁启超这样评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 - ？
邓虎保和：[答案]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图一中致远舰的指挥官是邓世昌;图二中两人签订的条约是《马关条约》.1984年9月,... (4)据“梁启超这样评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据所学知识...

金平区15377885941： 简述公车上书的政治意义 - ？
邓虎保和： 历史上所说的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