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朝代灭亡的时候多是财政亏空，地方上有了灾难，没有钱赈灾，导致农民起义。朝廷人民都没钱，钱到哪去

明朝末年是不是政府没钱镇压起义军~

是的。至少最后那段时间是的。
崇祯十七年，国库空虚，崇祯帝下令，让文武百官捐钱助饷，结果百官哭穷，最后也没收上来多点钱。三个月后，身死国灭。
但是也有不同说法，《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入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不过这本书的记载不都那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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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朝廷最大的心病就是财政吃紧，这个现象缘于多个因素同时作用，一是税收拮据，二是灾难频繁，三是通货膨胀，这些情况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尤其明显。


“税收拮据”主要因为税率一直很低，农业税本来就不高，商业税更是少得可怜，农民的负担本来不算沉重，但在朝廷收农业税时是收现银，所以收税期间往往会导致粮价下跌，从而导致农民贱卖粮食缴税，之后粮价恢复正常，如此一来即便不算重的税赋也会成倍增高，并且让商人从中牟取暴利，若是朝廷加农业税，那么只能导致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许多拖欠的现象。提高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对整个局面却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农业发展处于停滞阶段而商业税收又实在少得可怜，所以朝廷要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商业税，但当时文官集团又和商贾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即便皇帝想加征商业税也会因为文官集团会的阻挠而难以达成，这就造成了明朝税收拮据持续的局面。明朝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自始至终都非常贫困的一个朝代。帝国75%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每年田赋税收。帝国的田赋制度承袭唐朝杨炎所创立的“两税法”，分为“夏税”和“秋粮”，平均每年的约有2700万石（一说2950万石）。历史的最高峰时1412（永历帝时期）的收入也不过只有34，612，692石。如果换算成银两，就是说明王朝平均每年的收入是2700万两白银，最高收入年也只有34，612，692万量白银。（按照1447年明朝制定的价格定位“每石税粮白银一两”）。这不仅远不及后来清政府财政收入（早期5000万两左右，后期达到8000万两左右），就是相对于北宋也差距太大，北宋时期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可以达到钱“12600万缗到15000万缗”，宋朝的粮食与钱的兑换比例是“每缗铜钱与一石粮食相抵”。帝国的财政收入非常微薄，但是支出却相当庞大。帝国的财政支出不仅涵盖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饷，和宫廷开支。据记载，在十六世纪早期帝国的文官系统中拥有官吏70，000多人，其中官员20，400人，吏51，000人；在1520年左右，帝国拥有世袭武官约100，000余人，（大量的“恩幸得官者”还没有被计算在内）这将近200，000万官吏每年消耗着国家大量的俸禄。除了大量的官吏，帝国的宫廷中还有大量的宦官、宫女以及大批为皇家服务的技术杂役，因为帝国分为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城，所以宫廷体系也分为两套班底，又学者考证在明末时期宦官大约有70，000人左右，光禄寺的厨役街达到7，884人（1487年）。此外还有庞大的军队和军户也需要帝国进行供给。这个庞大的食俸群体，每年消耗大量的国家收入，在帝国每年2700石的田赋收入中，这种俸禄和粮饷的支出达到2300石。在经过第一轮的分配后，每年的田赋盈余还有370万石左右。但这仅仅是帝国的正常时期的支出和盈余，但是帝国每个朝代都有大规模的额外支出，比如永乐帝时期曾经先后五次北伐鞑靼和瓦剌，大规模的征讨安南的反叛，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些额外的开支不仅消耗了田赋的最后一丝盈余，而且将其他25%左右收入（包括盐税、海外关税等）也消耗殆尽，并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财政危机。这几乎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埋下的灭亡的先兆。

为了应对财政赤字，减轻财政压力，帝国不得不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轻帝国的财政负担，希望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其主要方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减少官员俸禄，明朝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历代最低的，一个正一品大员年禄米只有1，044石，而一个从九品官员的年禄米只有60石，而在两汉时期一个郡刺史（按明朝官员品节，应该是正四品）的你年俸禄就达到2000石。结果，减少了官员的俸禄虽然在一方面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却助长了官员的贪污腐化的风气，造成了更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二， 利用大规模军事屯田，减轻国家对军队财政支出。明朝实行军户世袭制度，并建立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1392年洪武时期就拥有了120万军队，登记在册的军户有170——200万户。明帝国的军屯，为每一个士兵提供20亩田地，军户除了要出一人负担兵役，还需要自己承担30%的装备，而其他70%的装备也是邻近军户所负担。帝国虽然利用这种自给自足的方式减轻了财政负担，却使得军队长期缺乏训练，导致武备松弛，战斗力下降。

三， 采用“开中制”，减轻帝国对北部边防的补给负担。明朝洪武时期，帝国为了防卫北方的后元（后分裂为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山西商人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减轻了朝廷补给九边的负担，但是却损失了相当大份额的盐税。山西人商人不仅获得了河东盐池的盐引，也迅速的垄断了两淮的盐引。帝国虽然节约了每年九边的500万石的后勤供给，却也损失了大规模的盐税，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四， 发行纸币（宝钞），增加货币发行量，变相促使货币贬值淡化财政危机。帝国将纸币的面值分为一贯（1000文）、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和一百文六类。并且在洪武时期规定了严格的兑换额度“钞一贯，准铜钱一千文，准银一两，黄金四两”。但是，帝国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不得不滥发纸币。在1385年帝国的各钞局就印发了2700万贯——3400万贯左右的新钞，当时的物价是2贯500文折米1石（明最初实行米银折换率是1石米折兑0.25两白银，在1447年才由政府重新定价。此处采用1447年之前的兑换价格）。可是到了1390年，印钞的数量就倒到了7500贯，增长了120.6%——177.8%。而且滥发纸币并没有停止，在15世纪初每石米的价格就上涨到了30贯（钞）。米价在短短的不到20年间上涨了12倍。再滥发纸币的同时，帝国对同前的发行量也大规模增加。最终导致了“钞不如钱，钱不如银”的尴尬境地。帝国最初制定的胡货币体系被瓦解。如滥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其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阶级矛盾不断加深。所以在帝国统治期间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就有永乐时期的山东唐婉儿农民大起义、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响马大起义（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四川农民大起义，最终发展到帝国末期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这种希望通过增发纸币来缓解财政危机的措施，不但没有对财政有任何的缓解作用，发而增加了军事镇压农民起义的支出。可谓“偷鸡不成，放折一把米”。




“灾难频繁”主要因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正处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自1580年起一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几乎所有的太阳黑子消失了长达七十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内宇宙射线的流量降低，而同时气候变冷，这是过去一万年间十数起类似情形中距今最近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明朝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海外贸易庞大，出口的商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形容中国如同一个“银泵”吸纳着全球的白银。《晚明社会变迁》中提到：“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李隆生综合了庄国士、von 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 Reid、Kobata等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的数量估计得出一个平均值的结果：“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综合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量统计，明朝时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五亿两以上。如此多的白银堆积在中国，必然导致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在灾荒频繁的年月里粮价也随之而飞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这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明朝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海外贸易收入激增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加剧了粮价的上涨，粮价飞涨带动所有物品上涨。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又由于从海外贸易中赚取了暴利的商贾们开始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发展，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大，导致官办企业纷纷倒闭，朝廷就穷的更为可怜了。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和粮饷都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饥民就起事，没有了粮饷军队就哗变，许多农民军正是饥民和散兵组成的，所以明朝末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为了生存三番五次劫掠农耕文明的明朝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明朝后期边陲频频吃紧的根本原因。


这一系列问题加剧了明朝军队的压力，而明朝军队的问题却更为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北方受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影响频繁发生大旱，屯田的庄稼颗粒无收，军队的粮饷就成了问题，缺饷导致战斗力下降，军饷问题必须解决，由于屯田没有收成就只有买粮食，可买粮食也需要钱，本来国家税收拮据财政就困难，灾民要赈济，军队要粮饷，为了备战蒙古和后金这些北方民族的入寇劫掠不仅要招募新兵，还得置办军械、增发军饷，更要修筑防御攻势抵御入侵，这一切都要钱。


这个时期成为明朝异常困难的艰危时期，一面是粮价、物价飞涨，一面是朝廷财政收入锐减，但财政支出却飞速激增，这种局面下“财政问题”就成为了关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这个大局应该如何对应到辽事的处理上就成为了关键，处理不当则可能祸及根本，处理得当能让大明王朝渡过这段艰辛的岁月，实际上就快要熬过去了，因为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灾难逐步缓解最终恢复正常，明朝却只撑到了1644年

财政亏空的原因，主要是税收征收不上来。第一，大量的土地被很少一部分人兼并占有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贫富悬殊太大，一小部分人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这是财政亏空的社会基础。第二，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人逃税避税现象严重。比如古时候，大地主可以串通地方官员，采取隐瞒拥有的土地面积方法减少纳税。还可以凭借高贵的身份合法的避税，比如有许多朝代有爵位有功名可以少纳税。利用宗教手段避税，比如中国许多朝代寺庙道观名下的田产是不用纳税的，许多地主就把自己的田地假装捐献给寺庙道观，串通逃税。西方中世纪许多基督教国家，教士阶级名下的土地也是不纳税的。这样逃税的方法非常多，因为有许多势力参与进来，中央政府对此无能为力。第三，朝廷征税手段落后。比如明朝，海外贸易利润非常大。据统计，美洲大发现出产的十三万吨白银，大约有六万吨左右通过贸易流入了明朝。但是因为朝廷对商业不熟悉，民间家产上百万两白银的商人很多，但是大量的商业税没有征收上来。造成南方富北方穷，财富又不能通过税收转移救助穷困。结果最后你懂的。
其实，这种事情很容易就明白的，你看看当今世界富人聚集财富的方式，和逃税避税的方式就知道了。

被统治阶级中少数人据为己有。明朝末年李闯王进北京后，国库空空，结果农民军从那些豪门富绅身上追赃助饷，一个月得银7000万两。土地革命那会，打土豪、分田地，再次证明，钱总是有的，就看在谁手里了！

其一：国家灭亡的原因是战争，战事一起是最耗费国家财力的；其二：地主、官僚、富强趁机发国难财…

地主富商呗，你看到最后农民起义哪个不是杀了豪强地主分了地才好的。地主富豪把钱财都垄断了，农民起义把财富评论分配。周而复始！

朝代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灾难，也不是贫穷。关键是执政者失去了民生。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有农民起义之始，都不是什么也没有？最后不照样推翻了执政者？

各种老地主，老官僚，老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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