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 前期能开疆拓土主要依靠哪支部队?

作者&投稿:乐正谢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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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傍相对定额边兵而言是补充,但在征战时,他们并不只为辅助,而是主力军。城傍因其部落组织及骑射之强,是唐开疆拓土战役中主要依赖对象,城傍是唐兵中最为善战者。

唐代“城傍”为兵士的一种,史界已成定论,但城傍究竟为何种兵,中日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1]笔者在这些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城傍,认为城傍是一种兵牧合一的制度,唐对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城傍不但是大唐帝国赫赫武功的重要创造者,而且对唐后期历史及军事均有较大影响。正确与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城傍的设置状况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略云:

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这是有关城傍子弟的重要史料。日野开三郎先生指出,城傍是与城傍子弟同样的称呼,正如土团、坛丁也称土团子弟、坛丁子弟一样。方积六先生也认为城傍是对城傍子弟的省称。[2]笔者以为,唐代子弟问题还需具体研究,但诚如日野及方先生所论,这里的城傍子弟是一词,城傍子弟指城傍兵。不但与土团、坛丁称土团、坛丁子弟同,而且也与神策兵又称“神策子弟”[3]同。

方积六先生指出城傍子弟为蕃兵,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城傍为蕃兵,不但对唐代兵制、军事,而且对唐代民族关系等都影响至深且巨。笔者在方先生的基础上,再就城傍的设置、制度及作用等,补充论述如下。

1、东北城傍

《陈伯玉文集》卷一O《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云:

营州士[4]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

这里士(土)人与城傍子弟并举。同卷《为建安王与诸将书》称“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未点明待官军者的身份,但《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书》则云:“营州饥饿,人不聊生。诸蕃首领百姓等,唯望官军。”可见城傍子弟即指营州诸蕃首领百姓,他们在这次孙万荣叛乱中心向唐室,谋求归顺。

营州城傍子弟,其来已久。《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略云:

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H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铃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侵侮,二人举兵杀,据营州作乱。尽忠即窟哥之胤。

契丹孙敖曹与H突地稽武德四年内附,被置于营州城傍,据此而形成的辽州、归城州都属于营州城傍。 同传又云:

〔贞观〕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附,乃置松漠都督府。

李尽忠为这次内附的窟哥后代,世袭松漠都督。《旧传》未记松漠都督府的位置, 但同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略云:

(万岁通天元年)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攻陷营州。

可知窟哥内附,也被置于营州城傍。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所领兵为窟哥部及孙敖曹部,占据了营州因饥饿而“唯待官军”的城傍子弟,应包括这些部落兵(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详见下论)。他们因被置于城傍,而名之为城傍。《陈伯玉文集》中提到的“营州城傍子弟”指诸蕃部落(包括首领、百姓),这是显而易见的。

武德四年内附置于营州城傍的还有H人,因此营州城傍不只契丹一族。《旧唐书》卷一九九下H条略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一子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

结合上引契丹条,以H部落置燕州,也在营州城傍。麟德中,李谨行领这一部落仍称雄于营州,“其部落家僮”,即营州城傍。

东北城傍中,除契丹、H外,尚有奚及其他部族。 《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云:

范阳城旁奚族也。

《新书》二一一李宝臣传作“范阳内属奚也”,可见《新书》作者已不知道“城傍”为专有名词。“旁”与“傍”在现代汉语中是两个字,读音亦不同,而唐时“傍”在表示旁侧的用法上与“旁”通。如《全唐诗》3220页“路傍一株柳”,3306页“惊秋路傍客”,3367页“青襟在师傍”,3368页“若无傍人见”,“岂合离市傍”,这些“傍”均指“旁”。“傍”也有写作“旁”者,如3363页“浮云道旁起”,旁、傍含义相同。[5]“城傍”也是如此,故而《旧唐书・李宝臣传》作“城旁”。“城傍”即城旁侧之义,“傍”在这里读为“旁”。同书管一九九下奚国条云:

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

贞观年间内属的奚应与契丹一样,置于营州城傍。《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门贞观十八年七月诏,提到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H,往辽东问罪”,这里的契丹、奚与H,都是营州都督可控制的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后,奚率众属突厥,其后,奚、契丹与唐或降或战,开元二十年,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大将军同正,仍充归义州都督,赐物十万段,移其部于幽州界安置”[6],《新唐书》二一九作“置其部幽州之偏”,偏者,旁也。奚部落被置于幽州城傍,李宝臣为“范阳城旁奚族”,当是与李诗同内附的奚族后代。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略云:

燕州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旧领县一,实无土户,所领户出粟皆H别种。户五百。

威州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

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H乌素固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

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

崇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

夷宾州乾封中,于营州界安置,处H莫愁思岭部落,隶幽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师州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府。

鲜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

带州贞观十九年,于营州界内置。处契丹乙失革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放还,隶幽州都督。

黎州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H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宋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

沃州载初中。析昌州置,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州陷契丹,乃迁幽州,隶幽州都督。

昌州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

归义州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

瑞州贞观十年,置于营州界,隶营州都督,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咸亨中改为瑞州。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信州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青山州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

凛州天宝初置于范阳县界,处降胡。

自燕以下十一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焉。

我认为这十七州部落皆为幽州、营州城傍,理由如下:

(1)燕州领H别种。前文已论,武德初突地稽降,以其部落置燕州,《旧唐书・契丹传》称其与契丹别部一起置于营州城傍。天元二十五年后燕州移隶幽州,当为幽州城傍。

(2)威州原名辽州。上文已论,契丹孙敖曹降,于营州城傍安置,行辽州总管,可见辽州为营州城傍。改威州后隶幽州,成了山州城傍。

(3)慎、玄、夷宾、师、鲜、带、黎、昌、瑞、信十州因H、契丹、奚、室韦、突厥等部落置,万岁通天元年前隶营州,孙万荣、李尽忠攻陷营州后,移于淄、青、宋、徐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这些州部落也是城傍,因为《新唐书》卷一一一王传略云:

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

王主张将归降的铁勒九姓迁置淮右、河南宽乡,因有的大臣认为降胡不可徙,故举出高丽人迁沙漠之西、城傍迁青徐之右的成例。关于高丽人的迁徙,《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条云:

(仪凤中)高藏至安东,潜与H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邓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余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

仪凤中因高藏叛乱,高丽人被迁至河南、陇右,可能主要迁于陇右,上引《六典》“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高丽兵即由迁徙陇右的高丽人组成。王疏中“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指的就是高丽人被迁陇右一事。那么“城傍编夷置青徐之右”何指呢?

《旧唐书》卷九三王传此旬作“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全唐文》卷二九八同。查唐代史籍,开元十年因康待宾作乱,“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7],但王上表在开元五年,不可能预书五年以后事,疑《旧传》不解“城傍”之义而混于河曲残胡开元十年后的移隶,将“城傍编夷”改为“西域编氓”。实际上,《新传》作“城傍编夷”是有实指的。

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称“西戎、东夷、南蛮、北狄”,夷者,一般为东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而结合上引慎、玄等十州契丹、奚、H、室韦等东北部落的移徙看,“居青、徐之右”的“城傍编夷”正是原隶于营州的慎、玄等十州部落。古人称方位时,以西为右,如陇西称陇右,山西称山右等。“青徐之右”即青、徐之西。慎、玄等十州部落分别迁徙于淄、青、宋、徐四州,淄州在青州之西,宋州在徐州之西,这四州确实可称为“青、徐之右”。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慎、玄等十州部落正是“城傍编夷”的结论。《旧书・地理志》记叙慎、玄等十州时,只记其先隶营州,后隶幽州,并未记其为城傍,但王疏中一句话,就点明了居青、徐之右的慎、玄等十州部落为“城傍编夷”的性质。慎、玄等十州原隶营州,为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孙万荣等攻陷营州后,十州无所属,移于青、徐之右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成了幽州城傍。

(4)剩下的崇、沃、归义、青山、凛州无移隶青、徐北还的经历。但崇州分饶乐置,沃州析昌州置,青山州析玄州置。上文已论饶乐奚为城傍,昌、玄州亦城傍,则三府州的分州也应属于城傍。归义州总章元年置,处新罗,隶幽州,无移隶问题;凛州天宝初因降胡置,时间较晚,也不需移隶。在东北其它部落州府皆为城傍的大形势下,这二州也应是城傍。

经上论可以看到,《旧志》所列燕州以下十七州虽“以州名羁縻之”,但不是羁縻州,而是城傍。《旧志》所记的“无所隶属”,也不确,这十七州城傍在天宝年间皆隶属幽州都督府,故能为安禄山所用。而这些城傍改变了安、史后河朔的性质则是中国中古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2、北方城傍

这里的北方包括河东及朔方两部分。《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愍征役门开元十五年条略云。

北河遭水处城旁及诸蕃投降人,先令安置,及州县被差征行人家口等,去年水涝……不知并得安存与否……宜令州县简责,有乏绝者准例给粮,俾令安堵。

开元十四年秋唐数十州大水,至十五年未息,《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略云:

(开元)十四年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怀、卫、郑、滑、汴、濮人或舟以居……十五年五月,晋州大水。

位于河曲之地除河北道外,尚有河东道,开元十五年晋州大水,可见这次水灾波及了河东。开元十五年存抚北河的诏令应不专指河北道,而应指包括河东道在内的河北区域,厂”义而言。“北河遭水处城旁”可能包括了朔代等位于河曲之地的河东道城傍。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O《命吕休Z等北伐制》略云: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张仁愿……与副大总管右监门卫大将军鲁受信等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为朔方节度使的前身[8],景龙四年敕中要求朔方道城傍与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一起参加北伐突厥,可见朔方道有城傍。

河东朔方的城傍有哪些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条云:

闰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喀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节度。

《唐大诏会集》卷五九《王朔方道行军总管制》作“可持节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仍兼安北大都护,丰安、定远、三城等军及侧近州军,宜依旧例,并受节制”,《旧书》卷九三王传作“侧近军”。“侧近州军”、“侧近军”与“旁侧诸军”同义。五城旁侧诸军何所指呢?《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六月条略云:

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足+夹)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言其阴引突厥……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之侧者,闻之皆凶惧。秋,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

开元四年默辍被斩首后,在其控制下的铁勒部族拔曳固、回纥、同罗、I、仆固等部来降,被置于大武军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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