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外卖我们下单骑手能不能看到我们买的是什么？

美团外卖下单后，商家和骑手会在同一个群里，然后聊天三个人都能看到，为什么我没有？只能单独联系呢？~

1、首先打开手机桌面，找到并点击【美团】，如下图所示。

2、进入到美团的首页，点击页面下端的【订单】，打开要查询的外卖订单，如下图所示。

3、进入到如下页面，点击页面下端的【在线联系】，如下图所示。

4、进入到与骑手的对话框，可以用文字的方式联系，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电话图标进入电话联系，如下图所示就完成了。

不能的，查看不到。
给骑手差评除了扣钱，还会扣分，这个分数对于客户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外卖小哥关系就很大了，这关系到他们接单，如果分数低的话，接单次数自然会少很多，这直接就关系到他们的收入。

美团软件是会保护顾客信息安全的，所以用户的个人信息不会到美团骑手哪里，所以大可不必担心骑手会上门报复。但投诉差评都会导致骑手被罚款，骑手肯定也会知道有差评。
给骑手差评除了扣钱，还会扣分，这个分数对于客户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外卖小哥关系就很大了，这关系到他们接单，如果分数低的话，接单次数自然会少很多，这直接就关系到他们的收入。
2016年8月，北京市食药监局利用高科技手段对互联网违法行为进行搜索监测，为监管部门提供了一批违法线索，查处了一大批违法案件。8月10日，北京市食药监局对美团进行立案调查。2018年6月22日，美团正式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9月20日，美团登陆港交所。
2021年10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计34.42亿元。

只要包装透明就能看到，卖家有隐私保护，骑手不会恶意查看的。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早就推出了“号码保护”功能，但不少用户对此并不知情，知情用户在下单时也经常会忘记勾选这项隐私保护选项。

一般美团对每一笔订单的买家姓名、手机号等信息做自动屏蔽处理，用户不再需要手动勾选“匿名购买”选项。自此以后，骑手和商家都将只能通过虚拟电话号码和APP内置聊天工具联系用户，订单完成后，虚拟号码和聊天页面永久失效，骑手和商家端保存的用户地址信息也将被隐藏。

美团“号码保护”

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启用“号码保护”之后，商家和骑手只能通过临时生成的虚拟号码联系用户，订单结束后，虚拟号码自动作废，商家和骑手也无法获知用户的真实电话号码，从技术上避免了用户信息的泄露风险。

推出隐藏号码功能对用户隐私保护是一种有益探索，但更应该在机制建设上多下功夫。平台如能在用户下单时以更明显方式提示用户勾选“号码保护”功能，并声明如不勾选可能产生的隐患风险，将更有助于用户的隐私保护。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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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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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推荐阅读：
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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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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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区13499923814： 我在美团上给朋友订东西朋友能知道我是谁吗? - ？
泰垄三乙： 可以,因为在美团上的订单可以看到下订单的人的信息和电话,如果你朋友知道你的电话就可以知道了

江海区13499923814： 美团骑手会看到顾客的差评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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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垄三乙： 美团商家不能直接看到用户的个人信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隐私,第三方平台不允许商家直接获取买家的个人信息.但是,在订单详情中,美团商家可以查看买家的姓名、性别、电话号码、地址信息、服务偏好(如就餐人数等)等必要信息,以便更好地处理订单和配送商品.同时,商家在后台只能看见顾客的虚拟号码.在三小时内,商家可以通过这个虚拟号码找到用户,保证用户号码的私密性.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如有疑问,可咨询美团官方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