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宋代理学产生的伟大艺术成就

从宋代社会论述伟大的艺术成就~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其阶级结构基本上可以从户口分类制度和实际的阶级状况两方面综合考虑，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于笔者已经出版了《宋朝阶级结构》一书，而此处又不得不作简单的介绍。中外学者对宋朝的阶级结构作了许多研究工作，依笔者个人之见，是否有两点不足之处，第一，人们注重从宋朝官方拟定的户名，如主户、客户、上户、下户等探讨阶级结构，是不错的，但对官方拟定的户名与实际阶级状况的差别注意不够，有时产生混淆。第二，对宋朝官方拟定的户名缺乏综合整理，有的学者提出户等制的概念，是不错的，但户等制又显然不能囊括宋朝所有的重要户名。由于宋朝的户名是多种方面、多种角度和多种层次的，而宋代史籍中又找不到相应的名词，笔者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摸索，才决定提出户口分类制度的概念。

　　宋朝政府为了处置各种社会经济事务，创设了不少户名，至少其中的部分户名，是沿袭前代旧制者。各类户名，如家中只有一个成丁男子，称单丁户；家中有男子未成丁者，称未成丁户；单丁而家产物力贫乏者，称孤贫户；无夫无子的人户，称女户；军人及其家属，可称军户；僧寺和道观，可称僧、道户或寺观户；从事盐业者，称畦户、亭户、灶户、井户和铛户；产茶以至种桔、养花者，都可称园户；从事酒业者，可酒户、坊户、槽户、拍户和扑户；从事炼矾者，称镬户；从事采矿和治炼者，称坑户、冶户、矿户、炉户和炭户；烧制陶瓷者，称陶户和窑户；工匠称匠户；从事纺织、印染、刺绣等，称机户、绫户、锦户、染户和绣户；拥有船只者称船户，而从事远洋经商者称舶户；城市的商铺称市户、行户、铺户和店户；从事造纸者，称纸户；包揽代纳赋税等类称揽户；山中打石者称宕户；良人女子犯奸三人以上，贬为杂户，如此等类，其名称之多，难以悉数。

　　但是，就主体而言，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大致有以下四组户名所构成：

　　一、按人户的身份区分，则有官户与民户，形势户与平户之别。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三]然而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规定，依出身等差异，另有不少细则。宋时经常将官户与民户对称使用，民户当然是指官户以外的人户，如宋光宗时记载：“和籴非正赋，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四]形势户“谓见充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五]形势户以外的人户称平户，平户一词在今存的宋代文献中使用不多，如南宋时有人建议设甲头催税，“以形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六]总的说来，形势户包括官户和富有的吏户，其范围显然宽于官户，而与之对称的平户，其范围又窄于民户。

　　二、按人户居住地区分，则有乡村户和坊郭户之别，分别居住乡村和城市。

　　三、按有无田地等重要生产资料，房产等重要生活资料，则有主户和客户之别。主户又称税户，“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七]据《弘治徽州府志》卷2载：“宝庆三年（公元1227），见管户一十二万四千九百四十一，口二十三万一千七百六十四。主户：坊郭三千九十八，口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五；乡村户一十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九，口一十九万二千九百七十五。客户：坊郭七百八十九，口三千五百二十七；乡村户九千四百六，口二万一千八十七。”

　　可见主、客户与乡村、坊郭户是交叉的，有乡村主户和乡村客户，也有坊郭主户和坊郭客户。宋代社会是个农业社会，乡村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人们有时以主、客户代表乡村主、客户，但决不可忽略坊郭主、客户的存在，特别是在开封、临安等府，坊郭主、客户在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乡村主、客户的区分主要在于有无田地，而坊郭户主、客户的区分看来在于有无房产。

　　四、按财产多少，乡村主户分为五等户，坊郭主户分为十等户。司马光说“今时坊郭十等、乡村五等户”。[八]乡村五等主户一般是第一、二、三等户称上户，第四、五等户称下户，有时也将第三等户称乡村中户。宋朝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可谓五花八门
　　可见划分乡村主户的户等，往往是综合田地多少和肥瘠两种因素。划分坊郭户等更为复杂，有的地区是依据屋税，其基础则是房屋的好坏，有的地区甚至是将坊郭主、客户混通分为十等。

　　在某种意义上说，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的确立，正是隋唐以来阶级结构变化的终结。宋朝的乡村客户、乡村下户、乡村上户、官户、形势户等法定户名，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反映了宋朝的阶级结构。但从另一角度看，宋朝户口分类制度所反映的阶级结构只是近似的，户口分类可以成为研究阶级结构的入口和突破口，却不能等同于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结构的分析。由于宋朝人户的贫富状况经常发生变动，农民的逃亡和反抗，地主的作弊等因素，官府的户籍登记和统计必然是漏洞百出。官府至少也是三年一次作户口人丁、财产等登记，有时甚至一、二十年不作清理。有些户名，如乡村中户作为乡村人户的中间等级，阶级状况就比较复杂，并不单一。坊郭户只是城市居民的统称，其阶级结构也须另作具体分析。

　　宋朝是以租佃制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其主体阶级无非是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在当时手工劳动的生产水平下，北方旱地一个男劳力使用牛耕，大约可以耕种四十宋亩，所谓“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九]但是在南方的水田，一个男劳力的可耕地约二、三十宋亩。[十]一个乡村主户拥有的耕地若是超出，甚至大大超出本户劳动力的可耕面积，其出路无非有二，一是出租，二是雇工。此外，宋代也有类似于近代贫困线的概念，一般以二十宋亩以下的农户作为“贫下之民”的标准。[11]无地或少地的农户有多余的劳力，为了维生，租地和被雇，也是势所必然。宋代史籍中常说：“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12]就是宋代社会最普遍、最常见的现象。田地不均，是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存在的基本条件。宋代社会固然也有乡村雇佣制的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租佃制。

　　宋朝的乡村客户和下户虽然也有一些复杂的成分，但其主体无疑组成了宋代社会的农民阶级。客户往往成了佃农的代名词，宋诗称“凡农主客两相依”，[13]“客户耕田主户收”，[14]租田缴纳对分租，可称“主、客分”，[15]也有所谓“主客四六无偏颇”。[16]但列入乡村下户户籍者，则不仅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有佃农。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使大量没有田地，本应算作乡村客户的佃农，也列入了乡村下户的户籍登记。按宋人的说法，“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17]“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18]看来佃农和半自耕农的数量应多于自耕农的数量。若以北宋各代主、客户统计数平均计算，客户数约占总户数的34·5％，而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43·7—59％。宋朝户口统计本无准确性可言，但在乡村下户和客户的法定户名之下，其所包括的宋代农民，约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三至十分之九，还是多少反映和接近了宋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实际情况。

　　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实际经济地位是相似的，同处于社会底层，“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19]有的学者认为乡村第四等户相当于自耕农，第五等户相当于半自耕农，似乎是将复杂的社会现象过于简单化，在今存史料中也难以找到依据。

　　宋代乡村的商品经济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农民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密切，与农民关系密切的当然是地主。地主拥有大部分田地，其主要经营方式则是出租。宋代的货币地租有一定的发展，却仍以实物租为主。在实物租中，分成租包括主客对分，主客四六分、三七分、六四分、七三分等，定额租在北方约每宋亩几宋斗，南方很多在每宋亩几宋斗到一宋石之间，有的高达二宋石以上。江淮以南地区较多地实行晚稻和冬麦两熟制，水田不收麦租，也有相当的普遍性。此外，耕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出租，也有牛租。高利贷也是地主盘剥农民，兼并田地，将农民束缚于田地的重要手段。北宋和南宋的法定借贷年利率分别以100％和50％为限，并且禁止“回利为本”的复利，“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20]但实际生活中的高利贷却不以官方所定的利率为限。编入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农民分别有不同的赋役负担。宋朝摊派赋役，始终注意了乡村主户与客户的区别，乡村上户与下户的区别，对下户和客户有一系列减免的规定。但由于地主转嫁赋役负担等各种原因，乡村下户和客户不可能得到轻徭薄赋的实惠，却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地主阶级大致可划分为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人等几个阶层。除了赵氏皇室外，官户作为一个法定的阶层，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宋朝的外戚大体可列入官户，宗室的一部分也可列入官户。官户享有若干特权，也有不少禁约，在宋朝的庞大等级结构中，即使同属官户，其特权和禁约也有很多身份性的差别。官户绝大多数拥有数量不等的田产，他们收取地租，很多人又兼营工商业，官场中也有各种贪污腐败的情况。宋朝的中高级官员虽有荫补特权，但官户的成员却仍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仕宦之家的子弟往往破落败家。这与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士族形成鲜明对照。

　　宋朝官与吏的流品区分甚严，从体制上贵官而贱吏，这与金元社会也形成鲜明对照。但从另一角度看，吏户却是仅次于官户的统治阶级，其户数也多于官户，对广大民众说来，则是更为直接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甚至有“吏强官弱”之说。[21]吏户兼并田产，放高利贷，贪污、行贿、勒索等行为，也史不绝书。

　　乡村上户大体上是指没有官和吏的身份的地主。尽管各地的划分户等标准不一，但乡村上户往往拥有几百亩以上的田产。按照宋朝制度，乡村上户须服职役，即吏役，即担任州县衙门公吏或乡村基层政权头目，他们轮差服役期间，就由平户升格为形势户，退役之后，又降为平户。乡村上户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是子弟们读书应举，由科举入仕，上升为官户。此外，宋朝的进纳制度，即乡村上户通过向国家捐献钱粮之类，也可入仕。但官场中对进纳入仕者的升迁有许多限制，被视为是一种并不荣耀的出身。

　　僧道户是指僧寺和道观，宋朝的户口登记中，一般是将一座寺观作为一户，而“附入主户数”。[22]寺观往往出租田产，也兼手工业、商业、典当借贷业、房地产出租业等。有的地区，例如福建路，僧寺的田产更远富于民户。僧道原则上不能繁衍后代，寺观的田产等由住持僧和知宫观事掌管，而此类人的选拔往往由官府世俗权力所操纵。

　　干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官户和地主的高等仆人，为官户等经营田地出租，收取地租，买卖田地，主管财务，放高利贷，经营商业等，但对农民而言，却是直接的盘剥者。部分干人也有自己的田产，或向农民转租官私田地。

　　宋朝的坊郭户作为城市居民，其上户包括城居官户、吏户、地主、干人、房主、大商人、贷主、手工业主等，宋朝常有地主兼商人、官吏、贷主、房主几位一体的情况。坊郭下户包括小商贩、工匠等。宋代社会的商人势力较前朝壮大，轻商的传统观念有所削弱，大商人已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宋代的私人奴婢的法定名称是人力和女使，具有雇佣性质，其社会地位显然比唐律中的奴婢有所提高。

　　总的说来，唐宋时代农业、商业、手工业以至家内劳动中雇佣制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农业作为主要的产业部门，秦汉时农业中有奴隶制和雇佣制，但租佃制至少也占据重要地位。降及宋、明、清三代，农业中以租佃制为主，雇佣制为辅。但在工商业以至家内劳动中，其演变的方向则是由奴隶制转变为雇佣制，而唐宋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宋真宗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1234年联蒙灭金，1235年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宋朝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又称“道学”。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也称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后来成为理学家的经典文献。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理学家邵雍、张载等。程颢、程颐兄弟，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南宋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二程的学说,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学说,完成了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故宋代理学又被人们或称为程朱理学。宋理宗以后约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程朱学说被定为官方哲学，获得迅速传播。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撰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南宋朱熹对其著作大力阐明之后,才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

张载反对“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太虚”即“元气”、“气”,是万物生成的本源。晚年融合《易》、《礼》和《中庸》的思想，撰《西铭》，把天、地、君、亲合为一体，以及事天、地、君、亲之道，综述了义理和伦常，备受理学家的赞赏。

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这显然是受佛教“真如”、“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说的影响。人性说等则有道家的影响。二程理学当时没有多大影响。大致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朱熹的论著很多，有文集、语类和《四书集注》等。二程创立的理学，经过朱熹的发展和阐述，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号为“心学”，是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本心”即是真理,可以采用“易简工夫”,只要“根本者立”,再“发明人之本心”,即在自省上下功夫，“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就可成为圣贤。深受佛教禅宗“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说的影响。他反对朱熹那套博览群书,“格物致知”的做法,认为是“支离”。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
是“禅学”。 这就是淳熙二年(1175)，两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鹅湖之会”争论的主要内容。

宋代理学之起源
从唐末五代之乱以来，道德沦亡，廉耻尽失。宋代士子为振衰起敝，从学问修养上挽救人心社会，加之当时国家的统一，君主的提倡，与书籍流传之盛，而大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的发达。

宋代理学的起源有两个思想的背景：一是外来的影响、一是内在的变化。

外来的影响：就是无形中受到「佛」、「道」的影响。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最为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论者遂以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之士进一步探究的欲求。因此唐代儒学虽为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戒五代之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学，并为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於宇宙的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部份。但是理学家著述立法的目的，在於救世济民，寻求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和人生，故此仍以伦理为主。故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的结果，乃产生「理学」。

内在的变化：就是儒家本身的思想变化。儒学自两汉以迄隋唐，已由孔、孟、荀的儒家之学变为经学。而且所谓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亦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学经，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又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为「注」作「注」的「疏」了，致力於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已有偏重书本研究之嫌，去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日远。而且经生喜欢自夸博学，笺注日趋繁锁，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纰漏，亦必曲说以为弥补。这种繁屑的讲疏，有遗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遂末，正是经学末流之弊。到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儒家思想开始转向一新的路向。韩愈的「原道」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并感慨地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真传焉！」从此孟子的地位提高，《孟子》一书亦得与《论语》并列。同时「原道」又引《大学》：「明明德」、「正心诚意」之说，表而出之。李翱之「复性书」三篇：上篇论性、情及圣人。中篇论修本成圣之法。下篇论人必须修养，其思想备受佛学的影响，为儒家学说开创一条新途径，更走向「经学」的境界。

所谓「理学」，便是「体认性命之学，而求配当事物之理，合天理物理而一之。」的一种学问。《宋史‧道学传》云：「道学之名，古无是也……孟子没后无传，至宋中叶周敦颐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程颐、程颢受业周氏，表章大学、中庸与论、孟并行……迄宋南渡，朱熹得程氏之传……大体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说明宋代理学发展的大概。而在黄宗羲等人所辑的《宋元学案》中所记，宋代的理学家著名的有，胡瑗、孙复、司马光、邵雍、张载等人。但宋初诸儒的思想理论，还是陈义粗浅，未能深入精微之处，所谓理学，也末建立起来。故宋初诸儒努力的结果，只是开其风气，为理学家铺平道路而已！及至周敦颐起，凭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碓切地发挥儒家「心性学」之精微处，而后理学始成立。故周敦颐实是称为理学创始者，传之程颐、程颢而定理学之基础。

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

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思想的背景外，其实还有一些的客观因素影响的。分述如下:
(一)
宋代君主的提倡:由於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社会风气及士人的道德尽败坏，朝秦暮楚的臣子屡见不鲜，如有历四朝之丞相冯道，厚颜无耻，自称「常乐老人」，尝唾面自乾，士子风败坏至此；而且由於政治风气亦为之腐化，篡弑的行为，无日无之，严重影响政府运作。故宋代统一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君主大倡重视气节，及重文轻武之政策，故理学中的修身思想正合於时势也。
(二)
私人教学之风盛:於宋代，私人讲学之风极盛，盖由於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累世经学之家遭受打击，而流落民间，而且部份大儒者亦为了逃避战乱，又无心政治，故纷纷逃入山林开馆受学。此等私人讲学所多重视者为「修身」之学，而少谈治世之学，并且重视发扬经义的研究，重视道德教育。盖由於时势所限也，而此种修身之学术，也正合於理学者之要求。
(三) 印刷术的发展:唐宋以前的书籍都由手抄，故流传不广，而至唐代已发展出雕版印刷术，至宋代毕升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使到书籍流行更广，理学传播更易、更广，此亦为促进理学之发展也。

宋代理学重要学派学说之大要
宋代理学之宗派，就地域而分论者，以为濂、洛、关、闽四派。濂学的开宗者为周敦颐。洛学的代表则为程颐、程颢兄弟。关派则关中的张载。闽派为侨居建州的朱熹。此外尚有邵雍的百源学，陆九渊的象山学说等，合之便构成宋学的整个系统。
(A)
濂派–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是为濂派。其学说乃源自道家太极阴阳五行之说，从宇宙观讲到人生观。他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於「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阴静而生金、木、水、火、土五气，分布四时行焉。」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阴阳为二气，五行为五气)。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此为周敦颐宇宙论之要旨。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为灵秀，禀太极之理，其五行之性，接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亦本来是善。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阴阳)。仁义之性皆是善的，然用之不得其当，则皆可以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主静无欲，故圣人能主静，而立人极，故其德与天地冥合为一。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由是规模逐渐碓立。
(B)
关派–张载，世称横渠先生，著有《东铭》、《西铭》、《正蒙》等书。其学说从现象的开展立论，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於「气」的聚散动静。一气之中又有「阴阳二性」，气之涵有阴性的，是静沉而下降的；气亦有阳性的，是动浮而上升的。气有聚散，气聚则物盛，气散则物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故物的成有一定的秩序。此则所谓「理」。人亦由气聚而成，故亦得「性」的部份。故人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与万物俱生於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此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使之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子所说之「理」。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吾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以为「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吾人应该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事之，应视天下人皆为兄弟，天下之物皆如同类。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故张载是碓立「气」在理学中心地位的理学家。
(C) 洛派–程颢、程颐，程颢世称明道先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著有《语录》一书。二程幼年曾受学周敦颐，后居洛阳，是为洛派。宋代理学虽创始於周敦颐，而能碓定宋代理学地位者，则为程氏两兄弟。

二程认为「一物须有一理」，天下万物皆可用理去理解，而且永远不变，「放诸四海皆准」。吾人心中能具备众理，故曰：「万物皆备於我。」而人心既具众理，即能应万事，故：「叔然不动，感而遂通。」於是程颐由此衍出「用敬致知」之说，他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用敬涵养，勿使非僻之心生。一方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穷其理，而求贯通。然吾人心中本具众理，故格物以穷理，实穷吾人心中之理，「性」又是「理」，穷理亦即尽「性」。

至於程颢则衍出「识仁」之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此所谓仁，即万物一体之仁，浑然与万物同体，就是仁者的仁。吾人识得此理之后，即常记而不忘一切行事，皆本此心作之，此即所谓以「诚敬存之」。如此久而久之，自可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到达万物一体的境界后，则吾人之性即得到最大的发展，是谓尽性，将性发展到至善。
(D) 闽派–朱熹，学者称之为紫阳先生，为南宋人，讲学於闽，成闽派。朱子思想宏大，集北宋理学的大盛，使之融合为一，再上接孔孟组成一大理学系统。

朱子的宇宙观，是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本，而融合邵雍、张载与二程之说，而提出一个「理」和「气」。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一个「理」的存在，这个客观的「理」就是「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而「太极只是极好至善的道理」，及至表现而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於「气」，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身的形成，「理」与「气」合构而成人，而「气」中之「理」，即人之「性」。他又认为气有清浊，禀气清者，为圣人；禀气浊者，为愚人。人之所以明德修身，就是用来涤除此「浊气」。

根据上述原则，朱子乃提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主张。他认为修养的目的在於「存天理，去人欲」。方法便是要在「持敬」与「致知」方面用力。「持敬」所以专心致志，「致知」在於「格物」，即「物而穷其理，穷理以故其知」。若能将宇宙事物一一研究，用力既久，自能豁然贯通。至此时，则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中，「众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E)
百源学–邵雍，学者称之为康节先生。其学说从宇宙论推论到人生观，认为人为万物之一，亦万物之灵，而「人心」为一切的主体，宇宙万物万事的变化，皆由於人心的观察而生。所谓「万化万事生於心」，而以心为「太极」，因此人要「养心」、「去利欲」，而任「至诚」，则宇宙之道，无所不通，亦可穷天地性理之奥。
(F)
象山学–陆九渊，学者称之为象山先生。陆九渊特别著重於持敬的内在工夫，主张「心即理」，不容有二。以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其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尝曰：「学苟知本，六经皆我驻脚。」与朱子读书穷理的见解，大异其趣，下开明代王阳明之心学。
(G) 淅东派–吕祖谦，学者称之为东莱先生，与朱陆同时。吕祖谦虽讲理学，然重视学以致用，论者称之为「事功派」。此外叶通与陈亮亦同样反对正心诚意之学，而提倡事功。浙东派为宋思想界一大转变。

综合上述各派之学理内容分析，实可分为「象数」、「理气」与「心性」三种主要派系。趋向「象数」者，本《周易》象数之义及道教所传的图书而立论，如周敦颐、张载等的理学属於「象数」这一派。另趋向於「理气」与「心性」者，理论多根据《四书》以发挥，程颐、程颢与朱熹以「理」为形式法则，「气」为实质内容，皆为「理气派」之代表人物。陆九渊之学说，重在探讨主观之心，阐发天赋之性，得「宇宙则吾心」之论，为「心性」派之代表。有宋一代的理学家，其所发挥者都不外循著这种以「象数」、「理气」、「心性」三种趋势而行。

理学之影响

宋明理学对后世影响甚大，由朱熹发展并集大成的理学，成为其后几百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元朝恢复科举以朱熹的《四书集注》来考试文人，明清两代也以朱熹的思想为科举的标准答案，康熙在《朱子全书》作序说：“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

陆九渊强调发明本心，轻视一切权威，谓“六经皆我注脚”。王守仁讲求理于心。陆王强调主观意志、自立精神、独立意识，不依赖别人不迷信权威、不拘于习俗、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凝固了的程朱理学都起着冲击和破坏的作用，对封建朝代的异端思想家、改革家都有启迪作用，对近代、现代的革命人士也有一定的影响。

从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看，宋明理学存在着浓厚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自始就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理想超越现实的弊端，特别是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者以其道德说教进行片面利用，致使伦理异化，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扼杀人的本性的武器，使之愈益教条化和僵化，必然受至历史的批判。

纵观宋明理学的思想，宋明理学实际上是儒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体，汲取易学、佛学、道学中某些思想养料以丰富儒学理论，建立了以“理”或“心”、“气”为本位，以“格物致知”或“穷理尽性”“致良知”为方法，以“内圣外王”为目的哲学理论体系，使它具有在哲学思维的深度上、理论体系的严密精致上超过先秦子学、汉唐经学的成就与特色。宋明理学还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人文主义哲学，确立道德为主体的独立性，执着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对培养气节情操，发奋立志，重视品德，以理统情等主体意识结构以及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对宋明理学，应当进行切实的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求真务实”之原则，结合我国当代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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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19168313661： 论述宋代哲学和美学的伟大成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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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郭美特：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你好! 程朱理学建成之后,曾在金国和蒙古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元朝定理学为官学,其影响超过了宋代.明承元制,崇奉朱学为正宗,直至明末清初之际王夫之等人对理学展开总批评、建立起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之后,才宣告理学的终结 具体的请参见http://wenwen.sogou.com/z/q709907053.htm 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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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郭美特： 理学的初创者为北宋的周敦颐,而发扬光大者是程颢、程颐两兄弟以及南宋的学者朱熹.周敦颐提出“无极”是宇宙之源,而二程则更进一步提出“理”是天下万物之本,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阳阴、五行都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