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成为逐鹿中原最后的胜利者的原因

清王朝第一任睿亲王是那一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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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亲王始封祖为清太祖奴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崇德元年四月晋封睿亲王，曾被称为“台星可汗九王、墨尔根王”。实际上是他一手打下了大清的万里江山，他也是清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睿亲王世袭共传12世，除去追封的，共8王。提起睿亲王多尔衮，大家就不免想起太后下嫁等一系列传说。的确，多尔衮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大家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 睿亲王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母是大妃乌拉纳拉氏。 与他的诸位哥哥相比，它的出生晚，但童年却很悲惨。它的生母乌拉纳拉氏在太祖死后，被迫殉葬，多尔衮自小就被八哥皇太极收养，不过好在八嫂对这个小兄弟非常关照，才使多尔衮尝到了一丝母爱。与很多有苦难身世的孩子一样，多尔衮从小就刻苦学习，尤其对汉族文化非常感兴趣，这为他以后的定鼎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尔衮的才华很快就显露出来，在对锦州明兵和察哈尔蒙古的战争中，多尔衮利用自己的智谋连连取胜，从此深得皇太极的赏识。皇太极初设六部的时候，就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了他。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其他众王商议，立皇太极九子福临即位，对清朝政权的稳定过渡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多尔衮就开始了他逐鹿中原的计划。并在明总兵吴三桂的协助下，大败农民军，占领北京城。入城后，多尔衮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当时的北京城稳定下来，清军也得到了一些明朝官绅的支持。接着，多尔衮令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出兵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为清朝最后的定鼎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顺治七年，多尔衮在喀喇城病逝，年三十九岁。死后他曾被尊为皇帝，这也是一些文章称清朝有十三帝的原因。又过了一些时候，他又由于被告叛逆而被削爵。到了乾隆年间，多尔衮又被平反，重新被称为和硕睿亲王，配享太庙。　第一代：睿忠亲王 爱新觉罗·多尔衮 　　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崇德元年（1636）因功晋封睿亲王。谥忠，为睿忠亲王。 　　第二代：睿亲王 爱新觉罗·多尔博 　　多尔博，多尔衮的嗣子，多尔衮同母十五弟豫通亲王多铎之第五子。生母为多铎继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达哲，为蒙古科尔沁大妃（和硕福妃，孝端文皇后之母，孝庄文皇后和敏惠恭和元妃之祖母）之女。是多尔衮五娶福晋巴特玛的亲姐妹。 　　顺治七年（1650）袭封睿亲王；八年，革爵、归宗。顺治十四年封贝勒。康熙十一年卒。 　　乾隆二十七年追封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追赐复封睿亲王。 　　第三代：睿亲王 爱新觉罗·苏尔发 　　苏尔发，多尔博次子，生母为庶福晋刘氏，刘伯鲁之女。康熙三年五月十九日生。 　　康熙十二年袭贝子；三十七年三月授镶黄旗满洲都统；三十九年革退，降镇国公。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五日卒，年三十八。 　　乾隆二十七年（1762）追封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追封睿亲王。 　　第四代：睿亲王 爱新觉罗·塞勒 　　塞勒（亦作 塞勤），苏尔发长子。康熙十九年生。 　　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十年七月袭辅国公；五十六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六十一年十月解都统任。 　　雍正七年五月十四日卒，年五十。后人称其为醉公。 　　乾隆二十七年追封信郡王，四十三年追封睿亲王。 　　第五代：睿亲王 爱新觉罗·功宜布 　　功宜布，塞勒第五子。 　　袭辅国公。 　　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三十三岁。谥恪勤。 　　乾隆二十七年追封信郡王，为信恪勤郡王；乾隆四十三年追封睿亲王，为睿恪勤亲王。 　　第六代：睿亲王 爱新觉罗·如松 　　如松，功宜布第三子。乾隆二年二月十六日生。 　　乾隆十一年六月袭辅国公；二十年赏散秩大臣职衔、乾清门行走；二十二年正月署理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宗人府右宗人，二月授兵部侍郎；二十四年九月署理兵部尚书，十二月授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二十五年十月授绥远城将军；二十六年调补西安将军。 　　乾隆二十七年（1762），信悫郡王德昭卒，清高宗让如松袭信郡王，并追封其诸先祖为信郡王。 　　而后授予宗人府右宗正、管理宗人府银库和粘杆处事务。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薨，年三十四。谥恪，为信恪郡王。 　　乾隆四十三年（1778），追封睿亲王，为睿恪亲王；并追封其诸先祖为睿亲王。 　　如松别号素心道人，工画山水。后人称其为儒王。 　　第七代：睿恭亲王 爱新觉罗·淳颖 　　淳颖，如松第三子。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生。 　　初袭辅国公。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袭睿亲王。 　　而后担任过宗人府宗令、左总政、右总政、玉牒馆副总裁、正黄旗汉军都统、镶红旗满洲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总理正红旗觉罗学、理藩院事务，授御前大臣等职。 　　淳颖的嫡福晋富察氏为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女，是孝贤纯皇后的侄女；侧福晋有三位。子九人。 　　嘉庆五年（1800）十一月初七日卒，年四十。谥恭，为睿恭亲王。 　　第八代：睿慎亲王 爱新觉罗·宝恩 　　宝恩，淳颖长子。 　　嘉庆六年（1801）袭睿亲王。 　　嘉庆七年，袭爵一年半后就去世了。谥慎，为睿慎亲王。 　　第九代：睿勤亲王 爱新觉罗·端恩 　　端恩，淳颖第四子。 　　嘉庆七年（1802）袭睿亲王。 　　第十代：睿僖亲王 爱新觉罗·仁寿 　　仁寿，是端恩的长子（一说，第六子）。嘉庆十五年三月初六日生。 　　道光三年赏戴花翎；六年八月（1826）袭睿亲王；七年担任正白旗总族长；后担任镶白旗汉军都统、正红旗蒙古都统等职，管理过左右两翼宗学，做过玉牒馆总裁、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同治三年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五。谥僖，为睿僖亲王。 　　第十一代：睿亲王 爱新觉罗·德长 　　德长，仁寿第三子。 　　同治四年（1865）袭睿亲王。 　　第十二代：睿亲王 爱新觉罗·魁斌 　　魁斌，德长第四子。 　　光绪二年（1876）袭睿亲王。

礼亲王代善 提到礼亲王代善,应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二子，生母佟佳氏。 代善从小在军中长大，逐渐成为其父帐下的一员猛将。当时建州刚刚统一，海西女真对建州女真还有很大威胁，稍一疏忽，就会灭亡。代善就是在攻打海西女真的战争中一举成名的。他在对乌拉和叶赫的战役中履历战功，于天命元年被封为贝勒，列四大贝勒之首。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光辉的军旅生涯。在以后对明朝的用兵中，他几乎仗仗参加，而且都是独当一面的统帅。抚顺与铁岭的用兵，著名的萨尔浒之战，都留下了代善的足迹。 天命十一年，太祖驾崩，代善与其子岳托，萨哈廉，推举太宗皇帝即位，对清初政权的稳定过渡起了重要作用。而后，又大力支持皇太极的中央集权政策，主动放弃与皇帝同座，分理政事的权利。 由于代善不可磨灭的战功，及对皇太极的大力支持，崇德元年，代善被封为和硕礼亲王。皇太极死后，代善的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因被告发，密谋立多尔衮为帝，代善大义灭亲将其处死。可见代善对大清的一片忠心。 顺治五年，代善去世，年六十六岁，代善可以说是清代亲王中的第一人。 睿亲王多尔衮 提起睿亲王多尔衮，大家就不免想起太后下嫁等一系列传说。的确，多尔衮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大家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母是大妃乌拉纳拉氏。 与他的诸位哥哥相比，它的出生晚，但童年却很悲惨。它的生母乌拉纳拉氏在太祖死后，被迫殉葬，多尔衮自小就被八哥皇太极收养，不过好在八嫂对这个小兄弟非常关照，才使多尔衮尝到了一丝母爱。与很多有苦难身世的孩子一样，多尔衮从小就刻苦学习，尤其对汉族文化非常感兴趣，这为他以后的定鼎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尔衮的才华很快就显露出来，在对锦州明兵和察哈尔蒙古的战争中，多尔衮利用自己的智谋连连取胜，从此深得皇太极的赏识。皇太极初设六部的时候，就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了他。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其他众王商议，立皇太极九子福临即位，对清朝政权的稳定过渡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多尔衮就开始了他逐鹿中原的计划。并在明总兵吴三桂的协助下，大败农民军，占领北京城。入城后，多尔衮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当时的北京城稳定下来，清军也得到了一些明朝官绅的支持。接着，多尔衮令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出兵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为清朝最后的定鼎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顺治七年，多尔衮在喀喇城病逝，年三十九岁。死后他曾被尊为皇帝，这也是一些文章称清朝有十三帝的原因。又过了一些时候，他又由于被告叛逆而被削爵。到了乾隆年间，多尔衮又被平反，重新被称为和硕睿亲王，配享太庙。 安亲王岳乐 安亲王岳乐，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之子，排行第四。是顺治，康熙两朝功勋卓著的亲王，为清朝入关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顺治三年，岳乐跟随肃亲王豪格征讨盘踞四川的张献忠，他作战英勇，颇具谋略，率部击斩了大西王张献忠，被晋升为贝勒。之后由于他在工部及宗人府的政绩，被擢升为安亲王。岳乐与其先辈不同，他是清初改革派的代表，他全力支持顺治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大胆启用汉人，缓解与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停止圈地，使人民能正常从事生产活动。 这一系列措施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顺治帝迫于压力，在弥留之际颁布罪己召，全盘否定以前的改革，并任命保守派为顾命大臣，使得清朝在康熙初年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岳乐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郁郁不得志。好在康熙帝及时铲除了鳌拜，大清才没有续写元朝的悲剧。 岳乐并没有寂寞多久，随着吴三桂和耿精忠的叛乱，安亲王被重新启用，封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师讨伐吴三 桂。他仔细的分析了当前的形式，认为先攻湖南，与吴三桂正面交锋，即使胜利，所得的土地也不容易保住，不如先攻江西，即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与耿精忠的联系。事实证明岳乐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率师很快占领整个江西，并乘胜直捣湖南，不久，吴三桂病逝，清军胜利在望。此时岳乐奉调回京，军队暂交他人。康熙帝亲自赴卢沟桥迎接，对岳乐大加褒奖。并让他重回宗人府掌印。 康熙二十七年，岳乐再度领兵驻防苏尼特，二十八年死于军中。 岳乐是清代亲王中少有的集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于一身的人物，他对大清王朝所做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康亲王杰书 康亲王杰书，礼亲王代善孙。与电视剧《鹿鼎记》中的康亲王不同，杰书并不是趋炎附势，碌碌无为之辈。杰书在顺治年间就已被晋升为亲王。而他的成名作却出现在康熙年间。 随着吴三桂和耿精忠的叛乱，康熙皇帝急需在亲族中找一位智勇双全的亲王领兵作战。安亲王岳乐，不仅威望高，而且身经百战，是首选之人。但面对从云南和福建两路杀来的叛军，仅岳乐一人恐怕不能兼顾，这样，康亲王杰书就脱颖而出，被封为奉命大将军，率师讨伐耿精忠。 战斗一经打响，康亲王的大智大勇便显露了出来。清军在他的指挥下屡战屡胜，收复了很多州县。康熙十五年，清军在移师途中，遭到伏击，与叛军展开了白刃战。杰书此时正在军中，他的大旗被敌人的火器打烂了，炮弹不断在他身边爆炸，亲兵从附近破庙中拆来了门板，为杰书遮挡。但杰书毫不畏惧，指挥作战谈笑自若，使士兵深受鼓舞，大败叛军。不久，耿精忠无力低档清兵的攻势，被迫投降。 但是，东南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台湾的郑锦还盘踞在金门、厦门一带。康亲王马不停蹄，协百战之师横扫金、厦，将郑锦残军赶回了台湾，彻底平定了东南各地。杰书凯旋之时，康熙帝亲自到卢沟桥迎接，荣誉达到极点。 康熙三十九年，康亲王杰书病逝。康亲王靠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平定了耿精忠的叛乱，使大清得以继续稳定的发展下去。康亲王的丰功伟绩无愧于清代六大亲王的美誉。 怡亲王胤祥 怡亲王胤祥，圣祖康熙帝第十三子。他从小就深受康熙皇帝的宠爱，每次父皇谒陵，巡幸都带他前往。在皇位的争夺过程中，他始终站在四哥胤礻真（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一边，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胤祥与其他皇子不同，他不爱财，生活也非常简朴。他家中除了一应生活用品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修饰，他曾多次婉言拒绝皇帝的赏赐，为他增加仪仗和侍卫，他也从不敢接受。他的清廉之名在当时就被百姓传为了佳话。 胤祥不仅清廉，而且有才。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全面地改造和治理了北京周围的水系。在治水过程中，他具体分析了每条河流的状况，采取了清淤，筑坝，分洪，改道等当时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对京郊水系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治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使得当时京畿的农民可以放心的进行生产，也为雍正皇帝解决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可惜怡亲王刚过不惑之年就匆匆离开了人世，使雍正皇帝如同断了左右手，悲痛之余，他亲临祭奠，并将没有按时到达的诚亲王允祉交部议处。他下旨，将允祥的允字改回胤字，以示最大的褒奖。因为康熙帝诸子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胤字，但雍正皇帝即位后，为了避讳，其他皇子的胤字都该为了允字，现在将怡亲王的名字改回，可以体现皇帝对他的重视程度是何等之高 恭亲王奕讠斤 恭亲王奕讠斤，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生母孝静皇后。恭亲王从小聪明过人，文武全才，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但由于缺乏经验，不善于揣摩老皇帝的心理，在皇位的竞争中败在了杜受田调教的咸丰皇帝的手下。 老皇帝遗嘱，封他为恭亲王，使他得以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一展才华。咸丰皇帝在位期间，由于南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直隶也有少数农民起来响应，恭亲王就担当起了保卫京畿的重任。他善于谋划，精于用兵，在咸丰五年，打败了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北伐军。彻底肃清了直隶省的叛党。 咸丰帝去世后，他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打垮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全面掌握了中央政权。之后，由于他的老道与精明，慈禧太后决定吃掉这个政敌，但恭亲王在朝威信很高，加之亲信大臣与王室成员的支持，慈禧的计划终究没有得逞。同治七年，恭亲王打败了以张宗禹为首的西捻军队，再次保住了京师重地。 恭亲王不仅屡立战功，还参与了洋务运动。他利用掌管总理衙门之便，全力支持李鸿章，张之洞，丁日昌等地方大员以强兵、富国为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强国之举。这次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算一次大胆的尝试，并为国家培养了像詹天佑这样的人才，也扶植起一批民族工业，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恭亲王病重期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曾三次亲临探视。 光绪二十四年，恭亲王去世，中年六十七岁。光绪皇帝亲临祭奠，并辍朝五日。

希望采纳

1、明朝自身的问题，党争和宦官专权问题，搞得民不聊生，错过了将后金遏制的最佳时机。
2、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等消耗了明朝部分精锐军队。
3、万历皇帝在位期间，万历三大征极大的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和经济，转为被动防御。
4、明末自然灾害，明朝末年恰巧遇上地球小冰河期，气温降低，旱灾蝗灾导致粮食大量减产，繁重的赋税激发民变起义。
5、在位者崇祯皇帝本人的疑心很重，导致明末最有力的两员大将，孙传庭和袁崇焕成了牺牲品。

明初，洪武爷确立了士绅优待的国策，减免秀才、举人、进士不同程度的赋税、徭役，取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迅速地稳定了统圌治。

洪武爷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剪除了很多一起和他打天下的武将勋贵，可以说大明从一开始，文武就有点失衡。

永乐爷靖难之役，又册封了很多新的武将勋贵，这时武将还是能起到牵制文官士绅集圌团的作用。

但正统帝亲征卫拉特蒙古，惨败于土木堡。很多武将勋贵战损，剩余的从此抬不起头做人。

土木堡之变是一个转折点，不仅大明的盛世从此一去不返，武将勋贵集圌团也从此失去了制衡文官士绅集圌团的力量。大明历圌史进入了文官士绅集圌团权力逐步扩大，最后与大明天子共治天下的阶段。

正德爷等大明皇帝企图用阉党来制衡文官士绅集圌团，但事实最终只证明了阉党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明初洪武爷制定的士绅优待国策，日渐一日变成满是孔的筛子，赋税、徭役都转嫁到了没有权圌贵后圌台的自耕农、小地主那里。自耕农纷纷破产，一遇灾荒就卖儿卖女，或成为流民。中小地主没有背景的，很多也只是权圌贵阶层的肥羊而已。

明末，先后有蒙古、女真虎视眈眈，大明财政却几乎到了破产的窘境。除了文官士绅集圌团不断钻空子逃避税收外，大明宗室也是一大毒圌瘤。比如万历爷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拥有数百万亩田地，并在河南一带横行不法。

明亡，不能怪拓跋自成、张献忠，但凡他们及他们的手下有一口饭吃，也不会、不敢造圌反。或者说，如果不是北方数省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发生了食物危圌机，他们也没有任何成事的可能性。

拓跋自成，生于李继迁寨，是李继迁的子孙。李继迁者，西夏太祖也。拓跋自成称帝后，追封李继迁为他的大顺国太祖。据《北史》、《魏党》等记载，党项羌的话事人李继迁、李圌元昊一族是北魏拓跋氏的一个支脉。

本来，大明不内乱，即使女真领圌袖野猪皮、黄台吉再英明神武，也不可能入关取得天下。

大明之亡，亡于内乱。内乱源于财政危圌机。财政危圌机的根源又在于占有全国主要财富的文官士绅集圌团+宗室集圌团逃避税收。

1 明朝末年，皇帝多疑杀死大将袁崇焕，导致官兵寒心。
2中用宦官，导致大权集中在太监手里。
3抢了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冲天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来ネ揪叮蛭看瘟餍卸技??。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挥斜鸬呐丫嗟纫荒暧泻尾豢桑空饩褪撬剿来摺?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耆涮欤柯宓奈侍庀确旁谝槐撸骺芎褪笠咂涫低矗际且蛭恋丶娌ⅰ?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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