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代大小官员职位表

中国汉代职位表~

　　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 【内容提要】汉代以禄秩标志官员等级。如果从品位与职位的视角加以观照，禄秩等级便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属于职位的，从而有异于先秦的卿大夫士爵制与南北朝隋唐的散阶制。在爵制和散阶制下，官员个人的品位与官职的品级是分离的；但在禄秩制度下，有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即从其秩。文章从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从“故公”与“故二千石”的任用，从增秩贬秩问题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禄秩大致上还未构成从属于个人的品位。

　　【关 键 词】品位与职位/汉代/禄秩

　　一、引言

　　在揭著“禄秩从属于职位”这个论题之时，对这个论题为何得以成立，我们首先做些解释。一般说来，文官等级结构有“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两大类型。在职位分类下，等级与职位是合一的，无官则无级、位可言；而在品位分类之下，在职位之外别有官阶。职位确定权力、职责和任务，而官阶则确定官员自身的地位、资格、报酬等等。在后一情况下，阶与职是分开的，既可以有阶无职、有职无阶，更可以阶高职低或阶低职高。职位分类重视效率，同工同酬，是以“事”为中心的；品位分类则有利于保证官员的个人资位薪俸，赋予其安全稳定之感，是以“人”为中心的。（注：以军衔制为例，大将、中校、少尉之类军衔与各种军职分离为二，这就是一个品位分类的典型例证。又如我国曾经实行多年的27级干部制度，在其之下，同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及相应工资可能颇为不同，由此就出现了同工不同酬现象；在工作调动之时，这“行政级别”是跟人走的，将跟随干部到达另一职务。美国则最早实行了职位分类制度，日本、中国台湾也已完成了从品位分类到职位分类的发展。我国的有关改革仍在进行之中。）古今政制和社会当然有复杂的差异，我们不好直接拿这两种分类到古代去套用。不过中国古代有很发达的文官制度，它已具现代分科分层的官僚体制之雏形；“品位”、“职位”这类概念，对于分析各代官员等级制度的变迁，仍然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工具。

　　比方说，先秦存在的卿、大夫、士这些爵级以及“命数”，就构成了与官职分离的“品位”。越在历史早期“身分”越是个人的立身之本，相应地爵位也比官职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它是各种权势、利益和声望之所归依。直到秦代的二十等爵，依然是“爵”重于“官”。又如在南北朝和唐代的官阶制度下，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由散官构成的散阶，当时称为“本品”，它标志着官员的个人资位。在任满解职之时，这本品依然维系着官员的个人资位不至丧失；在授予职事官之时，本品的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由于散阶跟随人走而与职位相分离，这时就会产生散阶高于或低于职事官品的现象。如王寿南之概括：“职事官有职、有位、有权、有责，乃是真正的文官，不过，每一职事官必带散官，职事官乃是现职，通称‘官’，散官则为铨叙之阶级，亦称‘阶’。……职事官可随时调动，而散官则须按部就班升级。”（注：王寿南：《唐代政治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页。）就此而言，唐代散阶体制明显构成了一种“品位”。宋代改以“寄禄官”为本阶，也具有相近意义。

　　汉代则不相同，这时的禄秩是附丽于职位的。“若干石”所确定的是职位之高低，它并不跟随人走，如无职位，则官员本身无等级可言。比方说，某位郡守被解免，那么其“二千石”的禄秩也就非其所有了。陈梦家先生指出：“所谓俸给或吏禄制度，其内容是秩别、俸禄数量、官职和俸禄性质；即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每年或每月应得多少俸禄（所谓岁禄或月俸），用什么物资作为俸禄（如钱、谷或二者各半）。”（注：陈梦家：《汉简所见俸例》，《文物》1963年第5期。）陈先生并无意图透过现代文官理论审视汉代禄秩，但他对禄秩内容的叙述却颇精确，尤其是“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一句，一语道出汉代禄秩的如下特点：秩级与官职直接相应，而不是与官员的个人品位直接相应的。杨树藩在总叙历代“阶职分立制”之时，也明确指出：“阶称代表一切文官之共同身分标准，职称代表各官府个别职务性质及权力范围。……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至隋始见‘阶制’之初型。”（注：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绪论”第10页。）这“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一语，就在事实上表达了不把汉代禄秩看成是“官阶”的意见。尽管禄秩也以“若干石”构成了序列，但与“阶职分立制”仍有很大不同。

　　这样看来，汉代禄秩既不同于先秦爵制，也不同于南北朝和唐宋的官阶，由此便能够窥见汉代官僚政治的特色与倾向。不过在作此发挥之前，有必要对“汉代禄秩从属于职位”这一特点作出论证，并通过官员的任用情况作出切实说明。可如何更明快地证成这个论断呢？在此我们打算提出这样一个思路，这就是对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后的再任情况进行考察。

　　相比之下，寻常的迁升降黜由于涉及了才干专长、功过奖惩，过多的因素纠缠其间，将之用为证据就不够明快简捷。此外汉代官职大多没有确定任期，所以也无法像后世那样，可以对任满解职后的安排加以排比。在这个时候，考察因病、因丧等情况下的离职及再任，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便利的视角，因为这既不涉及因罪过而来的左降，也不涉及因功次而来的升迁，疾病或丧事甚至是个人所不能左右的遭遇，那么在官员为此而一度不能提供勤务之时，朝廷对官员已往所曾达到的秩位作何安排，显然就与前揭主旨密切相关。如果在无罪过情况下一度去官离职，官员通常也要丧失既往秩位，那么就能清晰显示，在汉代禄秩之下，官员未能获得从属于人身的品级。说得再直截一点儿：如果他丧失了秩次仅仅因为离开了职位，那么这秩次显然就是从属于职位的。

　　汉代官员在遇病时则须提交“病书”（请病假的文书）“移病”，经批准后在三个月内可以保持原有职位；但如果到了三个月未能痊愈视事，朝廷即予免职，除非皇帝特恩“赐告”（注：参看宋杰《汉代休假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下册，第488-493页。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休假与告”，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据杨鸿年所论，有一种“长假”、“长告”，或为变相免职，或有优待之意。其所举例证中的郑小同，是以郎中长假在家，并未丧失官职。其余则大抵都属“变相免职”。）。日人大庭修对汉代“病免”问题专有研究，但对病免后的再仕，则未予深论。（注：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节“病免的规定”。）至于服丧，汉文帝以来法定丧假为三十六日。此后儒家力倡的三年丧期制朝廷时行时废，如赵翼所谓：“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不过“士大夫有独行己见、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注：赵翼：《陔余丛考》卷16“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2页。）。除此之外，官员的离职还可能是出于辞职。由于这是个人自行退出官场，因而与本文论题无干。不过，三公因灾异而引咎辞职者却有不同意义。这个制度始于西汉中期。（注：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灾异策免三公”条，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47-48页。）即使在最初人们确实认为灾异的出现罪在宰相，但后来它也已成为“例行公事”了。就本文论题而言，不妨也将之算在“无过错一度离职”的范畴之内。

　　二、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

　　稽之史料，病免或服丧之后官员的再仕，至少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有重新拜郎中者，有重新接受察举者，有接受三府征辟者，有接受州郡征辟者，有直接征举任命者。对由此引起的秩位变动情况，下面抄拣史料一一以明之。

　　（一）以拜郎再仕者：

　　郭旻：数迁敬陵园令、廷尉左平、治书侍御史。……以父忧去官，还拜郎中、侍御史。遭母忧，服除，复拜郎中、治书侍御史。（《丹阳太守郭旻碑》）

　　王纯：还谒者官，迁左都侯。丧父服除，复拜郎，敬北（阙三字）……（《冀州刺史王纯碑》）

　　范丹：以处士举孝廉，除郎中，菜芜长。未出京师，丧母行服。故事，服阕后还郎中，君遂不从州郡之政。（《范丹碑》）

　　首先来看郭旻，他两次服除后都拜为比三百石郎中，依汉代选官通例，为郎是士人出仕朝廷的起点；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则为六百石官。也就是说，郭旻曾两次丧失了六百石的秩位而重新从郎官仕起。与之类似，王纯初任的左都侯亦为六百石官，他也因丁忧而丧失了昔日秩位。《王纯碑》之“敬北”当作“敬丘”，即沛国太丘，其地东汉设长。（注：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沛郡有敬丘为侯国。应劭注：“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大丘。”《续汉书》卷20，《郡国二》沛国有太丘。《后汉书》卷62《陈寔传》：“迁除太丘长。”时约桓帝。知太丘设“长”而不设“令”。据《王纯碑》，王纯举孝廉在顺帝永和2年，为敬丘长更在其后，此时敬丘仍未更名太丘。应劭“明帝更名大丘”之说似乎不确，或桓帝始更其名也。）王纯直至为敬丘长时，仍未达到昔日都侯之秩。《范丹碑》谓“服阕后还郎中”是“故事”，但我想范丹当时未能离京上任便遭母丧，其行服时的身份仍为郎中；这“服阕后还郎中”仅是针对郎署而制订的，且仅是朝廷允许官员服三年丧时的制度。但东汉行丧“迄无定制”，在三年丧被废止的时候，“服阕还拜郎中”的规定恐怕是要一并废止的。再看后面的各种服除再仕事例，就知道这“还拜郎中”不是普遍适用的。

　　（二）重新接受察举者：

　　辕固：拜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汉书》卷88，《儒林传》）

　　杜邺：哀帝即位，迁为凉州刺史。……数年以病免。……（元寿二年）诏举方正直言，扶阳侯韦育举邺方正。……邺未拜，病卒。（《汉书》卷85，《杜邺传》）

　　谯玄：后迁太常丞，以弟服去职。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车对策，复拜议郎。（《后汉书》卷81，《独行谯玄传》）

　　杨弼：举孝廉，西鄂长，伯母忧去官。复举孝廉，尚书侍郎。（《司隶校尉杨淮碑》）

　　曹全：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忧弃官。……光和六年，复举孝，除郎中，拜酒泉福禄长。（《郃阳令曹全碑》）

　　辕固、杜邺后来未得任用，但其仕历可以证明察举是病免再仕的途径之一。哀、平之际谯玄自千石之太常丞去职，后因察举对策方复拜比六百石之议郎。东汉杨弼、曹全都官居三百石至千石的令长，因丧去官后以又举孝廉再度起家。举孝廉者依例入三署为郎中，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与上述“还拜郎中”之例相似；然而从仕途上看二者的意义便不同了：不是直接再拜郎，而是经过“举孝廉”才再度拜郎，这更多地意味着仕途的重新开始。杨弼和曹全并未得到“服阕后还郎中”的待遇，可见那只是朝廷允许行丧时的一时之制，并且是只针对郎署的。

　　（三）重新接受中央三公、大将军之征辟者：

　　杜钦：后为议郎，复以病免。征诣大将军幕府。……优游不仕，以寿终。（《汉书》卷60，《杜钦传》）东汉大将军有掾属29人，其禄秩应与三府掾属相类，约在比三百石、比二百石至百石之间（注：据《续汉书》卷24《百官一》。《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西汉将军幕府组织没有叙述。大庭修谓：“《汉书·百官表》……还记载了位比三公的将军幕府的组织系统。其中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为千石之官，司马主兵。还有从事中郎二人，为六百石之官，参与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见其《秦汉法制史研究》，第323页。按，大庭修过于粗率，把《续汉书·百官志》中的东汉制度，误叙为《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容了。《续汉书·百官一》叙公府掾：“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这段史料所叙颇有含混不清之处：掾属“皆自辟除”之后，似乎也不会有掾、属“通为百石”之事。从“或曰”看，作者对大将军掾属的秩位并不十分清楚。《宋书》卷39《百官上》：“公府长史、司马秩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东西曹掾四百石，他掾三百石，属二百石。”这是晋宋制度，但也可供推测东汉。）；西汉将军幕僚大概也是如此。不过《杜钦传》后文又称其“优游不仕”，似乎他是以私人身份入幕的。无论如何，这个例子可资说明大将军征辟是病免者再仕之一途。又：

　　鲁峻：举孝廉，除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丧父如礼，辟司徒府，举高第，侍御史、东郡顿丘令。（《汉故司隶校尉鲁峻碑》）

　　鲁峻已仕至郡守，只因父丧归宁，便失去了二千石的秩位，只能从二、三百石的司徒掾属再仕；此后所迁侍御史、县令，亦不过六百石。与三署郎中相似，公府征辟也构成了出仕朝廷的起点；鲁峻再辟公府，也等于其仕途重新开始了。以征辟再仕者又如：

　　杨仁：拜什邡令。……行兄丧去官。后辟司徒桓虞府。……后为阆中令。（《后汉书》卷79下，《儒林杨仁传》）

　　王纯：复拜郎，敬丘（阙三字）失妹宁归，遂释印绶。司空辟，举高第，选侍御史。（《冀州刺史王纯碑》）

　　王元宾：察孝廉，郎、谒者、考工苑陵叶封丘令。……以母忧去官，服祥，辟司空府，补阙（下阙）……（《封丘令王元宾碑》）。

　　张纳：迁甘陵、冤句令，亲病去官。念（阙二字）复义章海内，辟司空、司徒府。……复辟大尉。举高第，拜侍御史。（《巴郡太守张纳碑》）

　　樊敏：察孝除郎，永昌长史，迁宕渠令。布化三载，离母忧，五五断仁，大将军辟。（《巴郡太守樊敏碑》）

　　其中《樊敏碑》中的“五五断仁”一语指服丧期满。（注：汉碑称三年丧期为“五五”，二十五月也。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5“三年之丧”，《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上册，第244-245页。）以上诸人，也都因服丧而丧失了昔日三百石到千石的令长秩位，而从较低的府掾再仕。

　　（四）重新接受州郡征辟：

　　虞延：建武初，仕执金吾府，除细阳令。……后去官还乡里。太守富宗闻延名，召署功曹。（《后汉书》卷33，《虞延传》）

　　李翊：拜广汉属国侯，……至建宁元年，遭从事君（其父）忧，去官。……礼服既尽，州郡争取。……栖迟不就，童冠相娱。（《广汉属国侯李翊碑》）

　　胡硕：除郎中，宿卫十年，遭叔父忧，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后以大将军高第拜侍御史。（《陈留太守胡硕碑》）

　　虞延原任之县令六百石至千石，李翊之原任当是属国都尉之下的侯官，其禄秩约比六百石。他们仅因丁忧就失去了旧秩，而面临着接受州郡征辟的局面。李翊、胡硕虽然未就州郡之辟，但其事例可以反映这是丁忧再仕的途径之一。这州郡掾属大抵以百石者居多，州郡征辟又低于公府征辟，往往是布衣白民的发身之阶。并且众所周知，汉代出仕州郡与出仕朝廷有很大不同：州郡掾属是地方长官的私属，而不是朝廷王官。那么，再仕州郡者的已往仕历就等于白费，又与布衣初仕者处于同一起点上了。

　　（五）接受朝廷征召或再次任命而起家再仕：

　　刘歆：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汉书》卷36，《楚元王传》）

　　王骏：迁赵内史。（父）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故骏道病，免官归。起家复为幽州刺史。（《汉书》卷72，《王骏传》）

　　萧由：为大鸿胪，会病，不及宾赞，还归故官，病免。复为中散大夫，终官。（《汉书》卷78，《萧望之传》）

　　朱博：徙为山阳太守，病免官。复征为光禄大夫，迁廷尉。（《汉书》卷83，《朱博传》）

　　召信臣：超为零陵太守，病归。复征为谏大夫，迁南阳太守。（《汉书》卷89，《循吏召信臣传》）

　　李咸：征河南尹，母忧乞行，服阕奔命。孝桓皇帝时机密久缺，百僚佥乞，诏拜尚书。（《太尉李咸碑》）

　　刘歆、萧由、朱博、召信臣原来均是郡守二千石，再仕之属国都尉比二千石，中散大夫六百石（注：中散大夫，《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不见。《资治通鉴》卷76魏劭陵厉公纪嘉平5年胡三省注：“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谏议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时在平帝元始年间。），光禄大夫比二千石，谏大夫比八百石（注：据《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谏大夫比八百石：据《续汉书》卷25《百官二》，谏议大夫六百石。这个变化大约发生在汉成帝时。《汉书》卷10《成帝纪》阳朔二年：“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师古注：“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查召信臣为零陵、南阳二郡太守之事均在宣帝以前，故此时谏大夫应为比八百石。），均低于原官。王骏原任之王国内史约二千石（注：按，王国内史禄秩，《汉书·百官公卿表》无载，不过记有“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又查《汉书》卷11《哀帝纪》：“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由国相二千石，推知王国内史原亦二千石。），再仕为六百石刺史；李咸原任之河南尹中二千石，再仕为六百石尚书（按，以议郎再仕当然也可以系于“以拜郎再仕”部分。但郎中多为初仕之职，而议郎官秩已高，故归于此类）。下面再把几位三公的情况列示如下：

　　陈球：迁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复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以日食免。复拜光禄大夫。明年，为永乐少府。（《后汉书》卷56，《陈球传》）

　　乔玄：遂陟司空、司徒，托疴逊位。起家拜尚书令。以痴笃称，拜光禄大夫。后拜太尉，久病自替，复为少府、太中大夫。（《太尉乔玄碑》）

　　胡广：……进作太尉……援立孝桓，以绍宗绪，用首谋定策，封安乐乡侯。……致位就第。复拜司空。……功遂身退，告疾固辞，乃为特进，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礼。……复拜太尉，寻申前业，又以特进逍遥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逊位辞爵，迁于旧都。征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引公为尚书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阃外之事。……乃拜太仆，……迁太常、司徒。成宗晏驾，推建圣嗣，复封故邑，与参机密。寝疾告退，复拜太傅、录尚书事。（《太傅胡广碑》）

　　刘宽：迁……太尉。股肱元首，宣□□□，臣工允敕。帝载粤熹，寝疾逊位，复拜光禄大夫、卫尉、太尉。□□交会，独引其咎，□□□□□，拜永乐少府、光禄勋。（《太尉刘宽碑》）

　　杨赐：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阴阳不忒，公遂身退。又以光禄大夫受命司徒。（《太尉杨赐碑》）

　　他们以疾病、灾异或其它原因逊位后的再仕之官，有比千石之太中大夫，千石之尚书令，比二千石之光禄大夫，二千石之永乐少府，中二千石之少府、太常等，却不是直接恢复旧职或旧秩。

　　还可看到，汉代官员之再仕有多种方式。有时会同时面临多种选择，如前举胡硕之例，他有幸得到了州郡征辟和大将军征辟两个再仕机会。其例又如：

　　刘宽：迁梁令，丧旧君去官。博士征，三府辟，皆又不到。司隶校尉察茂材，太尉公车举有道，征拜议郎、司徒长史。（《太尉刘宽碑》）

　　在这个时候，刘宽有征召、征辟和察举等多种再仕途径可供选择。这说明朝廷对离职再仕并无一定之规。

　　类似事例当然不止于此，恕不一一征引，以免烦秽。以上事例足资显示，在非因罪过的去官再仕情况中，再任官的官秩低于原官决不是罕见现象。尽管原官较高者的再任官往往也会较高，但无论如何，官员离职后便丧失了旧日秩位，“若干石”的禄秩并没有跟随官员本人走，它是附丽于职位的。

　　三、“故公”与“故二千石”的任用

　　在官员并非因罪过而一度中断勤务之时，朝廷不予保有其昔日官资，这便使一种观感油然而生：当时统治者对官员的个人利益尚是较为漠视的。当然，官僚阶级构成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其权益朝廷不能完全视若罔闻；曾经仕宦者的经验能力是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对此统治者也不会错过。事实上，“故官”确实被朝廷视为一种有异于白民的资格，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即令如此，汉廷仍未设立品位序列来满足安排离职官员的需要。

　　首先，“故官”在汉代仍是一种身份，故将军、都尉和故吏二千石的家庭依制有免役特权。（注：《汉书》卷2《惠帝纪》：“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如李广赎罪以庶人家居，称“故李将军”，后值匈奴入犯，“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故将军”在朝廷需要时可随时起之于家，这个称呼不仅仅是泛称而已。又武帝天汉年间所遣镇压徐勃起义者中有“故九卿张德”，昭帝始元元年所遣循行郡国者中有“故廷尉王平”，而刘向也曾“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注：《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卷122《酷吏列传》；《汉书》卷7《昭帝纪》，卷88《儒林传》。）。颜师古谓：“前为此官今不居者，皆谓之故也。”语中“今不居”如果改云“今不居官”，则更为准确。他们虽无现职，但仍为朝廷承担着临时性差使。然而也很明显，这种“故官”身份并不十分清晰确定。

　　一些史料反映，对故官的任用，朝廷还有些具体安排。请看如下史料：

　　《续汉书》卷26《百官三》：“尚书令一人，千石。”注引蔡质《汉仪》：“故公为之者，朝会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铜印墨绶。”

　　所谓“公”即三公，在西汉则为丞相。昔居三公而无现职者如被任命为千石之尚书令，则增其秩为二千石，但其昔日秩次——姑且视为“万石”——则不能维持。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对“故公”所尊重的无论是其个人资位还是其才能经验，总之是有所尊重的，所以在其屈居千石之官时，朝廷要略增其秩；但另一方面，相应的优待依然有其限度；昔日的“万石”之秩，并没有跟随官员个人走；所增二千石之秩，比起九卿的中二千石还要低下一级。顺便指出，此时“故公”所佩之“铜印墨绶”亦依从尚书令之职位而定，既不是其故官三公之金印紫绶，亦不是其现秩二千石之银印青绶。增秩并不导致印绶的变化，这作为权责象征物的印绶也是从属于职位的。

　　三公居政务官之首，朝廷在秩次地位上仍有些许优惠。至于二千石故官，请看：

　　《汉书》卷7，《昭帝纪》：“丞相征事受斩捕桀。”文颖注：“征事，丞相官属，位差尊，掾属也。”张晏注：“《汉仪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赃罪免者为征事，绛衣奉朝贺正月。”

　　又《汉旧仪》：“刺史奏幽隐奇士，拜为三辅县令，比四百石，居后六卿；一切举试守令；取征事。”本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赃罪免，降秩为征事。”

　　《续汉书》卷26，《百官三》：“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注引蔡质《汉仪》：“丞，故二千石为之，或选侍御史高第，执宪中司，朝会独坐，内掌兰台，督诸州刺史，纠察百僚，出为二千石。”

　　对“不以赃罪免”的“故吏二千石”，朝廷认为他们仍有利用价值，承认其“故吏”身份。刺史在循行州部之时，有义务从中选取有用之才奏报中央，任用为丞相征事。不过在这个时候，对其曾经达到的二千石秩次，就不像对“故公”那样给予照顾了：征事比六百石而已，比旧秩二千石低好几个等级呢。朝廷还从“故二千石”中选择御史中丞，他们可能是因丧、病或人事变动等而离职，估计也是“不以赃罪免”的；但这时也只能被“降秩”使用，而依从新职御史中丞之千石秩次了。

　　这就再度显示了汉代禄秩的一个重要特点：秩次是从属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官员此前达到的等级一般不能带到新职上去。“故公”就任低秩之官时，或可稍增其秩，但“故吏二千石”就连这种待遇也没有了，只能“降秩”处理。至于二千石以下故官，朝廷任用时的优待又应较此更为淡薄，如前一节离职再仕之例所显示的那样。

　　当时再任官也常常有同于甚至或高于旧位者，西汉已是如此，东汉仍是如此。说那些有幸再次起家的官员，其再仕之官必定就低于原职，这并非本文论点。虽然再仕官高于原官的例子确实也有很多，然而我们之所以要特别揭著再仕官秩低于原官之例，乃因为后一类事例才特别有助于说明，朝廷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职事”是其关注所在，至于对官员个人地位权益的照顾，则很不周到，决不是“无微不至”的。

　　具体说来，对非因罪过而中断勤务者，朝廷并不是全盘否定其昔日资格；曾经仕宦者业已积累了工作经验，朝廷对此也并非视而不见，如果他们才干优异，自不妨再度授予较高职务。但是我们尤其关注如下一点：朝廷不大考虑昔日资历，让其从较低位置重新仕起，甚至听任他们从头再来（如听其出仕州郡），这也是屡见不鲜的处理。为父母行服本应受到“以孝治天下”的朝廷的大力褒彰，在职罹疾也有可能是忧勤政务所致，当局应有体恤的义务；然而在官员为此一度离职、不能为王朝效力卖命之时，朝廷便另眼相看，漠视其既往官资权益；二千石以上故官尚有免役待遇，至如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夸张说几乎有点儿视同路人。这不但远较唐宋朝廷苛刻寡恩，甚至都不及许多现代国家的做法。（注：法国规定，文官病假可以长达一年，三个月内领全工资，超过三个月领半工资：需支付昂贵医疗费的长期病号，其病假可以延长到三年，一年内领全工资，一年后领半工资。英国病假六个月内付全工资，超过六个月则付半工资。我国改革之前的干部制度是事实

1是大夫
2是京师的将领
3是掌管军事的人
4是领兵打仗的将士
5是太尉
6是都督
7是都护
8是大将军
9是将军
10是左将军
11是右将军
12是前锋
13是中将
14是校尉
15是祭酒
16是旗门
17是骁骑
18是小校
19是少将

　　中国汉代大小官员职位表

　　汉代官职一览表

　　大司马：汉武帝（刘彻）废太尉设大司马，光武帝（刘秀）又废大司马为太尉，故大司马即太尉，为掌管军政和军赋的最高官职，即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东汉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

　　大司农：秦时称治粟内史，景帝改称太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为大司农。魏初设大农，文帝（曹丕）黄初二年（221年）改称大司农，蜀、吴亦各有大司农。两汉时大司农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支，而到了三国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则只能负责这些物资的保管工作了。九卿之一。

　　大鸿胪：秦时称典客，汉初称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胪，掌管接待宾客之事。九卿之一。

　　卫 尉：秦时始置，汉景帝（刘启）初更名为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掌管宫门警卫。九卿之一。

　　太 尉：同大司马。曹丕即位后任贾诩为太尉。

　　太 傅：辅弼国君之官，作为重臣参与朝政，掌管全国的军政大权。曹睿即位后人钟繇为太傅。

　　太 常：秦时称奉常，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为太常，掌管礼乐社稷、宗庙礼仪。其属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药、太医（为百官治病）、太卜六令及博士祭酒。九卿之一。

　　太 仆：秦和两汉均设太仆，王莽一度更名为太御，掌管舆马及牧畜之事。九卿之一。

　　太 守：秦时设郡守，汉景帝更名为太守，为一郡之最高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

　　少 府：秦和两汉均设少府，王莽称共工，与大司农一同掌管财货。不过大司农掌管国家财货，而少府则管供养皇帝。其属官有掌管御用纸、墨、笔等物的守宫令、掌管刀剑弩机等物的尚方令、掌管衣物的御府令、为宫廷治病的太医令。九卿之一。

　　中常侍：秦时始置，东汉时由宦官担任，掌管文书和传达诏令，权力极大。

　　中书监令：曹操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以处理尚书章奏。曹丕于黄初初年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并特置中书监，使之排在中书令之前。

　　中领军：曹操为丞相后置领军，不久改为中领军，掌管禁卫军。

　　中护军：曹操为丞相后置护军，不久改为中护军，掌管禁卫军，地位略低于中领军。

　　长 史：秦时始置，西汉时丞相下有两长史，其职务相当于秘书长，即最高国务机关中事务主管。将军幕府中亦有长史，为幕僚之长；可分令部队出战的称为将兵长史。东汉的太尉、司空、司徒三公府亦设长史，职任颇重。三国沿置不改。

　　从 事：刺史的佐官如别驾、治中、主簿、功曹等都称为从事。

　　仓曹掾属：主管仓谷之事的官员，正者称掾，副者称属。

　　司 徒：西周始置，东汉时掌管教化，三公之一。

　　司 空：西周始置，东汉时掌管水土及营建工程，三公之一。

　　司隶校尉：汉武帝始置，负责督率京城徒隶，从事查捕奸邪和罪犯，简称司隶。刘备在蜀称帝时以张飞为司隶校尉。

　　司金中郎将：曹操于建安十年（205）置，掌管冶铁、钱币和农具的铸造的官员。

　　主 簿：汉始置，掌管文书簿笈，司空、丞相府及刺史的佐官中都设有主簿。

　　功 曹：刺史的佐官，掌管考查记录功劳。

　　东西曹掾属：曹操为丞相后下设东、西曹掌管人事工作，东曹主管二千石官员的任免，西曹主观丞相府官员的任免。其负责人员正者称掾，副者称属。

　　丞 相：战国时始置，为百官之长。东汉不设丞相，建安十三年（208）复置，曹操自任丞相。“丞”与“承”相通，“丞相”就是承君主的旨意来处理国家事务的人。

　　丞相理曹掾：丞相府中掌管司法的官员。

　　光禄勋：秦时称郎中令，汉武帝更名为光禄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禄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220年）又称光禄勋，掌管宿卫宫殿门户。其属官有掌管宾赞受事的谒者、掌管御乘舆车的奉车都尉、掌管副车马匹的附马都尉、掌管羽林骑的骑都尉，而大夫、中郎将等官是否是光禄勋的属官尚有争议。九卿之一。

　　执金吾：秦时称中尉，汉武帝更名为执金吾。王莽称奋武，东汉复称执金吾。曹魏先称中尉，黄初元年更名为执金吾，掌管宫外巡卫。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则徼偱京师。天子出行，执金吾为先导。“吾”当御讲。

　　别 驾：刺史的佐吏，刺史以巡行视察为职，别驾则另乘传车，辅助刺史出巡，故称别驾。

　　廷 尉：秦时始置，汉景帝更名为大理，自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廷尉掌管刑法狱讼，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关。“廷”字系直、平之义，治狱贵直而平，故以为号。廷尉的属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监，成为廷尉三官。九卿之一。

　　县令长：春秋战国时始置，一县的行政长官，人口在万户以下的县的长官称为令，万户以上的称为长。县令长的佐官有掌管军事、治安的县尉和掌管文书、仓狱的县丞，一般每县有丞、尉各一人，大县有尉两人或更多。

　　尚 书：“尚”就是执掌的意思。秦汉时，尚书只是少府的属官，掌管殿内文书，地位很低。汉武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治事，因在皇帝周围办事，地位逐渐重要。曹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吏部又称选部，掌管选用官吏；左民掌管缮修功作、盐池园苑；客曹掌管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务；五兵掌管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度支掌管军国支计。其中以吏部尚书最为重要。

　　尚书令：秦时始置，为尚书台首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掌管一切政令的首脑。尚书令的副手为尚书仆射，曹魏置尚书仆射一或二人，二人并置时称左右仆射。若尚书令缺，由左仆射代行令事。曹魏时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

　　尚书郎：尚书台内负责起草文书的官员。东汉选孝廉中有才能者入尚书台，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

　　侍 中：秦时始置，为丞相的属官，掌管拾遗补缺、赞导、陪乘、出而负玺以及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等事。

　　宗 正：秦时始置，王莽称宗伯，东汉复称宗正，掌管皇族与外戚事务。两汉皆以刘姓宗室充任。九卿之一。

　　征东将军：统领青、兖、徐、扬四州，屯驻扬州。

　　征南将军：统领荆、豫二州，屯驻新野。

　　征西将军：统领雍、凉二州，屯驻长安。

　　征北将军：统领幽、冀、并三州，屯驻蓟州。

　　刺 史：秦时始置，掌管一州的军政大权。刺，检举不法；史，皇帝所使。

　　治 中：刺史的佐吏。古代簿籍文书之类称为“中”，“治中”即为管理文书档案之意，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固定的官职。

　　参 军：东汉末曹操以丞相总揽军政，其僚属往往以参丞相军事为名，即参谋军务，简称“参军”。

　　河南尹：东汉建都于河南郡洛阳县，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官不称太守而称尹，掌管洛阳附近的二十一县。

　　典农中郎将：汉末曹操置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均掌管农业生产、民政和田租，仅有所治郡国大小之别，职权相当于太守。

　　城门校尉：西汉始置，掌管京师城门的屯兵。

　　相 国：即丞相。

　　将作大臣：秦时称将作少府，汉景帝更名为将作大臣，掌管宫室、宗庙、路寝、陵园地土木营建。

　　给事中：秦时始置，西汉沿置，东汉省，魏复置。为将军、列侯、九卿，以及黄门郎、谒者等的加官。

　　都 督：三国始置都督和大都督，为领兵官，其中大都督为最高军事统帅。

　　校 事：曹操临时设置的小吏，负责伺察群臣的微过小罪。

　　监冶谒者：三国时魏置，掌管冶铁的专官

　　御史大夫：掌管弹劾、纠察的官员，其位仅次于丞相。

　　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的副手。

　　黄门侍郎：秦汉时，宫门皆黄色，故号黄门。黄门侍郎因在黄门内供职而得名。

　　散骑常侍：三国魏置，即汉代散骑（皇帝的骑从）和中常侍的合称，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

　　督 军：高级统兵长官，位在相国、太尉、御史大夫之下。

　　督 邮：汉代各郡置督邮官，掌管督察纠举所领县乡违法之事，兼管宣达教令、讼狱捕亡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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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区19160713111： 高分求汉代官职表,谢谢求汉代的官职表,不管是位极人臣还是微末小吏 ？
崇怪卡立： 大将军:战国时始置,是将军的最高封号,东汉时多由贵戚充任.具体名号有建威大... 仓曹掾属:主管仓谷之事的官员,正者称掾,副者称属. 司 徒:西周始置,东汉时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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