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苏轼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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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政治理念~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早年曾有匡扶社稷的宏愿,提出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变革方略。但是在王安石变法中,他被认为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后来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他又对保守派提出了批评。苏轼的政治思想和变法态度十分复杂,他的政治主张和为政理念在其散文中多有流露。本文将对苏轼散文中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与剖析,总结其为政理念、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

关键词:文豪;苏东坡;政治理念

苏轼不单是一代继往开来的文学泰斗,一名诗书画乐兼通的艺术大师,更是一位广受人民爱戴的政治家。尽管一生深陷于党争漩涡之中郁郁不得其志始终无法全面践行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苏轼却一直坚持着躬行仁政、为民请命的政治理想终生不渝,建立了卓越的政治功勋。其显赫的政绩背后更是蕴藏着丰富而广博的为政思想,对当下之中国亦有着颇多的启示意义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苏东坡的民本思想

苏东坡民本理念运用于他的为官实践,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把对老百姓是否有利作为改革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苏轼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他的“渐变论”。苏轼的改革观和王安石的改革观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主张“激变”。苏轼主张“渐变”的理由有很多,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辨试馆职策问子》)。意思就是说,要让改革在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推进。他认为国家就像一辆快速奔驰的马车,如果突然来个急转弯,非翻车不可。第二,把是否对老百姓有利作为衡量决策正确与否的重要尺度。元釜六年,朝廷决定开挖八丈沟,但是苏东坡经过科学的测量,在淮河水上涨时,水位要高于八丈沟上游蔡河口水位八尺五寸。由此得出结论,新沟若开,大汛时,不仅起不到排水作用,反而遭淮河逆灌,颍州将遭到上下游洪水袭击。因此,他三次上书朝廷,例举八丈沟不可开挖的理由,终于说服朝廷不开八丈沟,避免了一件劳民伤财贻害百姓的事情。第三,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作为为官从政的一项重要职责。苏东坡从政为官40年,无论是在朝廷和地方做官,还是在流放遭贬,他始终心系百姓,为民谋利,为民办事,因而赢得了老百姓的赞扬。在徐州,他找到煤碳,为百姓解决了燃料和炼铁问题;在诸城(密州),他收养弃婴,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在惠州,他设计并推广了秧马,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

节选自文豪苏东坡的政治理念

苏轼生活的北宋中期,正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扩展资料:
苏轼在文化上的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安石变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苏轼的治国理念:

一、治国之道从根本上来讲不能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应该用儒家的仁爱精神。就是说要“以人为本”来构建和谐社会。苏轼认为你王安石搞的这套变法,是在理财根本之道不是理人心,不是“以人为本”,是从老百姓身上抓钱,这从根本方向上是错的。

二、苏轼认为改革不能急功近利,要从长计议,不能用休克疗法,不能一蹴而就。苏轼在改革上是个稳健派。苏轼的变法原理就是循序渐进。

三、苏轼认为国家的体制和制度不能说变就变,要维持它的稳定性。可以改变用人制度,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国家体制。

四、苏轼认为国家缺钱,但取之要有道,不能从老百姓身上拿钱放到国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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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艺术成就

1、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2、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枯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苏轼生活的北宋中期,正bai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du王安石zhi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dao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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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文化上的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

许多时候,东坡实干家的身份总是被他飘逸洒脱的形象遮盖了去。人们觉得,实干与飘逸是水火不容的反义词,实干家就要不苟言笑、兢兢业业,若是似东坡这般随性恣意,多半是个如同赵括一般只会夸夸其谈而不靠谱的人吧。

恰恰相反,比起范文正公、王荆公,东坡的政治实干毫不逊色。

治国平天下,本就是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所在,哪怕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这是为理想的英勇献身,是对光明的无限憧憬,是对责任的毅然担当。三代,这个数千年来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国,将天下人心聚拢在了一起。

致君尧舜 东坡画扇
少年时的东坡在朝堂中“庆历新党”的影响下,暗暗立下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他发誓要像张载那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朝一日“西北望,射天狼。”还北疆一片安宁。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无奈的是,世间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既然有追光者,那就有逐暗人。

他也想过放弃,甩甩手不干了,一走了之,找座深山隐居起来。“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可最终,东坡还是舍不得,舍不得深居庙堂的赵官家,舍不得朝趁暮食的苍生百姓,更舍不得可恨却又可爱的凡尘俗世。

东坡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他更像一个勤奋耕耘在朝堂间的农人,天生就和百姓们合得来。

东坡初入仕途时,在西北凤翔任佥判,不顾朝廷禁令私自为难民营造村落;牧守杭州时,利用疏浚西湖时挖出的葑草和淤泥为百姓修建了一座长近三公里的“苏堤”;知徐州,退洪水,修黄楼。比起百姓的福祉,他个人的生死荣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百姓们也是即为感激爱戴他的。东坡因“乌台诗案”下狱后,杭州百姓沿街设立香案,为他们曾经的父母长官“苏青天”焚香祈福。

旷达飘逸 随遇而安
有人说,“乌台诗案”前,苏轼只是苏轼;而“乌台诗案”后,苏轼才蜕变成了“苏东坡”。

当他从那座幽暗冰冷的囹圄中踉跄着走出来的时候,一百多日的牢狱生活几乎将他撕成了碎片,身心俱疲。之后,便是如同“缓刑”一般的罪臣生活。黄州、惠州、儋州,曾一度与死神相会的他被一再放逐,竟到了天涯海角、贬无可贬的地步。

欧阳修为何赏识苏轼?除了治国理念好,另一点不容忽视
宋仁宗景祐三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在小佛家不远处的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人日后必然震惊整个宋王朝,他就是苏轼。苏轼的家庭文学氛围十分浓郁,其父苏洵岁少年时不喜欢读书,但是后来却是沉迷于书中不能自拔,在家中,苏洵就是苏轼最好的老师,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中,苏轼开始熟读经史子集,他常常文思如泉涌,并且胸怀大志,准备成年后为国家效力。
嘉祐元年,苏轼21岁,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毕竟在封建王朝时期,一个读书人想要出人头地,参加科举考试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很少有人走其他路途能够成功。父子三人从眉州出发,一路上边走边看,两个月后终于抵达北宋都城汴京,当年九月,苏轼顺利通过举人考试。

嘉祐二年正月,宋仁宗命礼部侍郎欧阳修为礼部考试主考官,国子监直讲梅尧臣为副手,两人共同主持这一年的礼部考试,考试内容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命题作文。苏轼认认真真学了十多年,对这样的考试简直是信手拈来,洋洋洒洒六百字文章很快的就写完了。
梅尧臣负责文章初审,而后分类转给欧阳修,当梅尧臣拿到了苏轼的试卷时,他直接被苏轼的文笔和思想惊艳到了。在试卷中,苏轼毫无保留地阐明自己以仁政治国的理念,苏轼主张,治国一定要赏罚分明,“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强调“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同时苏轼认为,在赏罚分明的基础上,还有做到赏罚得当,“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在梅尧臣看来,苏轼的这篇文章简直就是继承了孟子的思想,“有孟轲之风”,赶紧将好文分享给欧阳修。
欧阳修看到苏轼的文章之后,十分喜爱,“惊喜以为异人”,准备让这篇文章为第一,猛然间想到自己的爱徒曾巩也在参加考试,如果这篇文章是自己学生写的,又被自己点为第一,那些御史又要有话说,为了避嫌,将苏轼的文章点为第二。欧阳修估计忘了祁奚当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一事,更何况试卷被封掉了考生名字。小佛其实还有一个好奇,欧阳修难道不认识自己学生的字迹?
苏轼在通过例不考试之后,又参加复试,这一次他取得了第一名,紧接着仁宗殿试,苏轼与苏辙都考中进士。这时,苏轼不过二十二岁,欧阳修当初的顾忌让他有点感觉对不起苏轼,于是常常在同僚面前盛赞苏轼,并以国士之礼对待苏轼。

其实,欧阳修对苏轼赏识不仅仅是苏轼在考试时表露出来的治国理念与自己相同,更多的则是欧阳修喜欢苏轼的文风,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宋朝六人中排名第一,他本就一直有意推动诗文革新,尤其在出任主官之后,阅读学生的试卷时,特别强烈。宋初文人基本继承了五代那种浮夸的文风,宋仁宗也有意改变,希望整个文学界的风气能够恢复到朴实的境界,同时当时文学派别“太学体”也在流行,他们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以让人读不懂为傲。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轼朴实无华的文风自然被领导和提倡古文革新运动的欧阳修青睐。欧阳修希望苏轼能够参与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之中,毕竟苏轼的文风具有这样的特点,诚如苏轼自己所言:

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

苏轼没有让欧阳修失望,他的文学成就超过了欧阳修,同时也是诗文更新主要的推动者之一。

我觉得应该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因为他就是传统的士大夫,所以我觉得从中应该能看出一点,或者说是传统的文化方面的东西,也就是修身治国起家平天下这些东西,这个是儒家的一贯追求,其实也是他个人的追求,可以从后面的行为能够看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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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过不吝,从善如流的意思是什么?
创作背景 宋神宗熙宁二年,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青苗、募役、均输、市易、保甲等政策相继推出,欧阳修、司马光、韩琦、富弼等变法的反对派相继退隐。两年之后,目睹变法诸多不便的苏轼忧心忡忡地写了《上皇帝书》,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反对王安石的变法逻辑。苏轼认为王安石与商鞅、桑弘羊一样,本质上就...

《宋史 苏轼传》全篇翻译及注释。
嘉祐二年,他在礼部试中,欧阳修对其《刑赏忠厚论》大加赞赏,殿试中榜列乙科,从此,苏轼的名声开始在朝廷中崭露头角,特别是他注意到周公在《尚书•多方》中的刑法讨论,展现出严谨的治国理念。苏轼执法如山,以促使罪犯悔过为己任,但严惩并非初衷,而是希望引导他们向善。中进士后,苏轼因母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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