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坧的人物生平
人物：神贞王后(朝鲜语:신정왕후，1808年-1890年)，姓赵，是朝鲜王朝孝明世子李旲(追尊为朝鲜翼宗或文祖)的妻子。本贯丰壤赵氏，为赵万永之女。
赵氏在朝鲜纯祖时被册封为王世子嫔，并生下了王世孙李奂。其夫孝明世子先于纯祖去世，所以赵氏生前没有做过王妃。1834年李奂即位，即朝鲜宪宗，她亦晋升为王大妃，徽号"孝裕"，因此又称孝裕大妃或赵大妃。
随着赵大妃儿子的即位，丰壤赵氏形成新的势道政治，并与安东金氏争权夺利，此消彼长。1863年赵大妃收李熙为自己的养子，并继承王位，即朝鲜高宗，随后又被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夺权，再也没有掌握实权。1890年去世，谥号"神贞"，大韩帝国建立后追封为"神贞翼皇后"。
简介：
早年经历
丈夫孝明世子(朝鲜翼宗)神贞王后赵氏，通称赵大妃(조대비)。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年，朝鲜纯祖八年)十二月六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豆浦坊双湖亭私宅中。她的父亲是赵万永，母亲是恩津宋氏(牧使宋时渊之女)，她还有一个哥哥赵秉龟。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纯祖十九年)八月，12岁的赵氏被拣择为朝鲜世子李旲的世子嫔，并于当年十月十三日行嘉礼于於义洞本宫。赵氏入宫以后，每日都向王大妃金氏(孝懿王后)、王妃金氏(纯元王后)请安，呵护备至，两殿都称赞赵氏为孝妇。[1]
道光七年(1827年，纯祖二十七年)，赵氏生下儿子李奂，并在道光十年(1830年，纯祖三十年)被册封为王世孙。然而就在这年五月，赵氏的夫君王世子李旲病逝了，谥号为孝明世子。这对于赵氏来说无疑是飞来横祸。尽管他的儿子已被封为世孙，但她在宫中的地位也随着丈夫的死去而下降，此后她"不进常膳，日夕哀号"，熬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终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纯祖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赵氏的公公纯祖国王病死，8岁的世孙李奂于十一月十八日继承王位，是为朝鲜王朝第24代国王--朝鲜宪宗，尊其母赵氏为王大妃，纯祖之妃金氏升为大王大妃，垂帘听政。孝明世子也被追尊为朝鲜翼宗。两年后又给王大妃赵氏上徽号"孝裕"。神贞王后赵氏终于翻身，而她的家族--丰壤赵氏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主导一股新的势道政治。
金赵之争
朝鲜宪宗即位后，丰壤赵氏一门作为国王的母族而鸡犬升天。神贞王后的父亲赵万永被封为丰恩府院君，他的弟弟赵寅永被擢为领议政，而神贞王后的哥哥赵秉龟、堂兄赵秉铉等人也跻身中枢，掌握大权。这自然引起了先前把持朝政的势道安东金氏家族的不满。当时朝鲜国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较快，广大商人迫切希望打开国门，天主教传播也逐渐广泛起来。安东金氏由于镇压不力导致影响力衰退，丰壤赵氏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的排外行动。道光十九年父亲赵万永(1839年，宪宗五年)，赵万永、赵寅永制造"己亥邪狱"，大肆捕杀天主教徒，并趁机打压安东金氏及开放派的势力。赵万永、赵寅永兄弟终于巩固了丰壤赵氏势道政治的地位。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宪宗七年)底，大王大妃金氏撤帘归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宪宗十一年)，安东金氏集团成员纠弹赵秉龟的不法行为，赵秉龟忧惧而亡。赵万永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第二年就病死了。赵万永死后，他的弟弟赵寅永暂任丰壤赵氏的首长。赵寅永虽然地位很高，但由于兵权在安东金氏手中，所以很难发挥作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宪宗十五年)六月六日，神贞王后唯一的儿子--宪宗逝世，得年二十三岁。因宪宗无子嗣，金赵两族为王位继承问题明争暗斗，最终纯元王后金氏利用自己的长辈身份压制了神贞王后赵氏，指定将居住在江华岛的李元范过继给自己当养子，继承纯祖大统而即位，改名李昪，是为朝鲜哲宗。同时将丰壤赵氏试图拥立的李夏铨流放济州岛，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神贞王后被迫远离政坛中心，而丰壤赵氏的势道政治也被遭到安东金氏压制，走向了低谷。
垂帘听政
咸丰七年(1857年，哲宗八年)八月，纯元王后金氏去世，被纯元王后压抑多年的神贞王后成为了宫中最高长辈，晋升大王大妃。她一直试图推翻安东金氏，卷土重来。当时朝鲜国势衰落，全国农民起义不断，欧美列强的威胁也愈发严重。神贞王后利用这个机会，准备重振丰壤赵氏的势力。赵宁夏、赵成夏等年轻一代挑起了大梁，而神贞王后也属意没落王族兴宣君李昰应，准备立他的儿子继承无嗣的哲宗的王位，藉此击垮安东金氏。兴宣君也透过结托赵成夏、赵宁夏及赵大妃近侍宫女，并受到赵大妃召见，说服赵大妃将他的儿子立为王位继承人，延续翼宗大王大统。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体弱多病的哲宗终于死去，金赵两族围绕王位又一次发生对立。神贞王后以丰壤赵氏家族为后盾，联合李昰应及朝中郑元容、金炳学等元老大臣，压 制住了安东金氏，以宫中最高长辈的身份宣布立兴宣君李昰应之嫡二子李命福为自己的养子，继承其夫翼宗之大统，登上王位。这一招也是从安东金氏的纯元王后立哲宗之事如法炮制学来的。李命福即位后，改名李熙，是为朝鲜高宗，而高宗的生父兴宣君也加封为兴宣大院君，命其"参决庶政，待之以不臣之礼"。神贞王后本人仍为大王大妃，因高宗当年才十二岁，无法处理朝政，便由神贞王后以高宗养母的身份垂帘听政，丰壤赵氏再度得势。而此时的朝鲜政局也一度出现了大院君与赵大妃联盟的状况。
高宗即位后的3年为赵大妃垂帘听政的时期，所有朝廷政令都以大王大妃的名义发出。野史记载，赵大妃垂帘听政时，大院君就坐在她身后。不过事实上大院君当时并未上朝，而是等宫中的内官或承旨将赵大妃在朝中作出的决议通报给大院君，最后由大院君致书于政府禀决。高宗刚即位时，神贞王后就发表了她作的《谚书训诫》与《谚教》，提出了"谨慎节俭"、"济生民、裕国计、惩贪墨、振纪纲"的施政方针。在她垂帘听政期间，扶助大院君重建景福宫，严禁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广泛赈恤，去除贡弊。她还镇压了东学道的势力，处死其教祖崔济愚，同时向大院君施压，迫使其加紧对天主教的镇压，制造"丙寅邪狱"，屠杀了8000多名天主教徒。此外，神贞王后还让高宗将黄海道作为自己家族的地盘，此后十余年间，黄海道监司(观察使)都由丰壤赵氏及其姻亲担任，因此民间将黄海道监司称为"赵大妃监司"。
晚年生涯
然而大院君与赵大妃的蜜月期并不长久，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哲宗祔庙以后，大院君就逼退了神贞王后，神贞王后宣布撤帘。而在当年三月的王妃拣择式中，神贞王后家族推荐的秀女县监赵冕镐之女也落选了，大院君的亲戚闵兹映被选为王妃，即后来的闵妃(明成皇后)。于是，丰壤赵氏昙花一现后又再度一蹶不振。大院君还强行将神贞王后搬到昌德宫乐善斋居住，而王室则前往新宫--景福宫。而且大院君还曾进入赵大妃的寝殿，与宫人徐氏及张氏淫乱，甚至还收徐氏为妾，赵大妃因而对大院君大为不满。赵大妃受了大院君的欺骗，反感大院君的专横，由此对大院君恨之入骨，她联合自己家族的势力时刻准备恢复权势。赵大妃重用她的侄子赵成夏和赵宁夏，两人秘密联合了骊兴闵氏的闵升镐、闵谦镐兄弟和安东金氏的金炳冀等人，不断策划击退大院君，但大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大院君种种过分的铁腕政策，迫使贵族与士大夫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甚至包括他亲自选定的媳妇--闵妃。神贞王后终于和闵妃联合，在同治十二年神贞王后陵墓(1873年，高宗十年)十一月发动宫廷政变，成功逼退了大院君的势力，史称"癸酉政变"。大院君倒台后，神贞王后重新得势，她的侄子赵宁夏也升任武卫都统使，控制了兵权。但这触犯了骊兴闵氏的利益，加深了闵赵两家的矛盾。很快，闵妃以清朝为后台，于光绪二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将自己的儿子李坧立为王世子，迅速赶走了丰壤赵氏的势力，神贞王后被迫又一次退居幕后。
至此之后，神贞王后本人再也没有掌握实权。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二月赵成夏过世后，丰壤赵氏的势力已是日落西山。但高宗十九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爆发"壬午兵变"，大院君赶走闵妃，又成为丰壤赵氏振兴的一个机会。壬午兵变时清军来朝，神贞王后的侄子赵宁夏引导清朝的矛头指向大院君，并参与了马建忠等人的大院君逮捕计划，甚至当时朝鲜和清朝都有人建议借神贞王后之命杀掉大院君，比如金允植主张:"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大院君)第，以康穆王妃命数其罪，而赐之死，则名正言顺，为国除害，此一机会也。"(清朝赐翼宗谥号"康穆"，因此赵大妃也被称为"康穆王妃")，薛福成主张:""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国，而乱党有劫夺之虑，不能不便宜从事，则临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赐昰应死可也。"不过后来因计划改变而没有实现。清军进入朝鲜后，不但压制了日军，还俘虏大院君，将其押送天津，被监禁于保定府。凋零殆尽的丰壤赵氏因此一度回光返照，赵宁夏控制了兵权，并与闵台镐联手，扶植金炳国为傀儡领议政，把持了朝鲜的军政大权，神贞王后也对清廷充满感激。然而，神贞王后一生的命运经历随着家族兴衰而跌宕起伏，经历了政坛的大风大浪之后，她愈发感受到世态炎凉。特别是其爱侄赵宁夏在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爆发的甲申政变中被杀，丰壤赵氏彻底没落，再加上风雨如晦的时局，更是让晚年的神贞王后悲伤痛楚。史书记载"国家祸变频仍，其艰险万状，(神贞王后)皆备尝之。尝对宫人流涕，叹不死。"
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于景福宫之兴福殿升遐，享年八十三岁。高宗虽是赵大妃的养子，却对她十分孝顺，史载"上于君人之德无一允蹈，而惟事大妃以孝谨闻"，赵大妃生前上尊号25次，其中18次是高宗所上，足见高宗对赵大妃的尊崇。赵大妃死后，高宗又亲自撰写《神贞王后行录》，以示祭奠。赵大妃谥号曰"神贞"(民无能名曰神，大虑克就曰贞)，徽号曰"景勋哲范"，殿号曰"孝慕"，与翼宗合葬于绥陵。大韩帝国建立以后，朝鲜翼宗被高宗追尊为"文祖翼皇帝"，而神贞王后也于光武三年(1899年)获得了皇后封号，其尊号与谥号合为"孝裕献圣宣敬正仁慈惠弘德纯化文光元成肃烈明粹协天隆穆寿宁禧康显定徽安钦伦洪庆泰运昌福熙祥懿谟景勋哲范神贞翼皇后"。
死后风波
神贞王后之死曾引发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外交争端。按照过去宗藩关系的规矩，像朝鲜这种属国的国王、王妃等薨逝时，须派"告讣使"前往京师，向礼部告知丧事，而中国则派出专使前往属国赐祭，称为"赐奠使"或"吊祭使"。然而自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壬午兵变"以后，清朝全面加强对朝鲜的干涉与控制，朝鲜也欲摆脱清朝，追求独立自主，因此这种矛盾造成了1880年代一系列涉及多国的外交争端，如朝俄密约事件、朴定阳事件等。而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四月神贞王后去世，又成为一个围绕宗藩关系而产生矛盾的敏感时刻。朝鲜虽然告知了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关于神贞王后死亡的消息，但不愿按照惯例派遣"告讣使"。事实上，在赵大妃还没死时，袁世凯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电告北洋大臣李鸿章，以赵大妃"历事四朝，倾心慕华"，且依成例应派使赐奠，主张在赵大妃死后行"吊赙礼"，以"彰明体制，宣示各国"，借此机会强化宗主权。等赵大妃一死，朝鲜果然不愿派使，在袁世凯的敦促下，朝鲜才勉强以承旨洪钟永为告讣使赴华，而名义上是告讣，实际上却担负着恳请清朝不要派"赐奠使"的任务。但是遭到了清廷的断然拒绝，中国还是根据旧例派遣了以户部左侍郎续昌、右侍郎崇礼前往朝鲜致祭神贞王后，只是不走陆路、改由海路，以减免朝鲜方面的"支应烦费"。
朝鲜方面仍不罢休，因为仁川外国人口众多，不愿行藩属礼，故先要求中国钦差"改道"马山浦登陆，被拒后又提出取消在迎恩门(今独立门)举行的"郊迎礼"，于是正使续昌干脆在出使前发表声明:一、有关宗藩礼仪不得宽假;二、不接受朝鲜馈送;三、不接见驻朝各国使节。清朝使团到仁川以后，又宣称如果朝鲜国王不亲自出迎，则绝不入汉城。关于高宗是否举行"郊迎礼"的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各国的注意，从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记录便可见一斑:
"大家都很注意朝鲜国王怎样接见这两位钦差，美国人和主张朝鲜的那一派人力劝朝鲜国王不接待这两位钦差(指续昌和崇礼)，或即使接见时也不行跪拜礼或其他足以表现中国的宗主身份和朝鲜的藩属地位的仪式。如果国王听了这些人的话，就不免迫使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对策;如果他不听从，并且公开表示他的藩属身份(因为跪拜仪式必须公开举行)，就可以迫使这些人打消想要证明朝鲜是独立国的企图。"
果然，在清政府的强硬态度下，朝鲜高宗还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亲自前往敦义门(西大门)外的慕华馆迎恩门迎接中国钦差，并行三跪九叩之礼。在此之前，朝鲜请美国让停泊在仁川港的军舰上的50名海军士兵登陆入汉城护卫，亦被袁世凯以不合宗藩体制为由阻止。事后，英国驻朝总领事禧在明向本国报告说:"我们曾经怀疑过中方所要求的对朝宗主权有效一事，现在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 我认为，无论对朝鲜内治外交的自主(the independence of this country in respect to her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nd her foreign relations)有何种意见，只要看一下朝鲜国王对谕祭文和吊祭使所表示的敬意，就可以看出朝鲜无疑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就连主张朝鲜独立自主、反对高宗迎接吊祭使的美国驻朝公使何德也不得不承认:"朝鲜国王对谕祭文所表示的敬意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见，通过神贞王后之死，中国利用"告讣"和"赐奠"这种延续数百年的宗藩仪式成功地宣示和巩固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在列强面前保住了宗主国的面子。这也是中朝关系史上最后一次中国以宗主国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
送走清朝使臣后，又在十月初一为神贞王后举行"朔祭"，然而众臣皆因接待敕使而精疲力竭，加上当天又是雨天，因此本该参与祭祀的文武中有480余人没去，只有6人参与，高宗震怒，下令将没参加的人下义禁府治罪。于是朝鲜的宗戚百官被迫前往义禁府待罪3日，朝鲜政府在这3日中遂处于"停摆"状态。当时的纲纪松弛可见一斑。
阮福晪 即保大帝（Bảo Đại），原名阮福永瑞，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第13任、也是末代君主。他响应人民的号召退位，他宣称：“愿为独立国之民，不作奴隶帝王”。保大放弃了君主身份和姓名阮福晪，改用原名阮福永瑞。2天以后的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河内成立，保大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位公民”。
结果：改造成功 ，后流亡法国。
1：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生平：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原名拿破仑·布宛纳，人称奇迹创造者。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数学家。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4)(1815)，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保护人，瑞士联邦仲裁者。
改造：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被流放到达圣赫勒拿岛“改造”。
结果：改造失败，在圣赫勒拿岛因砒霜中毒而死。
2：朝鲜末代皇帝 李坧
生平：朝鲜纯宗讳李坧，字君邦，号正轩，是朝鲜高宗皇帝李熙与明成皇后仅存之子。大韩帝国第2代皇帝、朝鲜王朝第27代(末代)君主，于1907年7月20日—1910年8月22日期间在位。因高宗皇帝被日本强逼退位而即位，年号隆熙，所以又名隆熙皇帝。日韩并合在他任内发生。其后他被日本废为昌德宫李王，安葬在京畿道近郊南杨州市金谷的裕陵。
结果：改造失败，1919年高宗去逝后，李坧想起母亲被日本人凶杀、父亲又被日本人毒死，后郁郁寡欢，于1926年4月25日病死。
朝鲜王朝的亡国之君——李坧于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二月初八日出生于李氏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昌德宫观物轩，他的父亲是朝鲜高宗李熙，母亲是明成皇后闵氏（闵妃）。李坧是他们二人之间仅存的儿子。
李坧之父高宗15岁时大婚，其王妃即是长其一岁的闵妃。但高宗对闵妃敬而远之，而迷恋另一个女人尚宫李氏（李顺娥），李尚宫于同治七年（1868年）首先生子。王室素有母以子贵的传统，闵妃深感不安。后来高宗又宠幸闵妃，闵妃先后怀孕三次，流产一次，夭折两次，因此摄政的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坧的祖父）对闵妃的生育能力产生怀疑，主张立永保堂李氏（李尚宫）之子完和君李墡为王世子。这使闵妃和大院君的矛盾逐渐激化。李坧还在闵妃娘胎中时，闵妃联合自己家族的闵升镐、闵谦镐及其他反大院君势力，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发动宫廷政变，将她的公公大院君赶下台。由于高宗生性懦弱，反被闵妃所制，所以开始了名义上由高宗亲政，实际上闵妃集团掌握实权的时代。
扳倒大院君后不久，李坧就出生了。闵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求立刻将刚出生的李坧封为世子。此时，联合闵妃击垮大院君的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不满闵妃单独掌权，站出来反对，并和先前大院君一样主张立高宗庶长子李墡为世子。朝鲜国内闵妃不断培植自己的势力，高宗已经完全倒向闵妃一边，而对外闵妃亦费尽心机。原来朝鲜国王即位、册妃、立世子、世孙等等活动都要经过宗主国中国的允许，而神贞王后作为宫中大长辈，主张立李墡为世子，她的意见自然得到中国的首先尊重。所以当闵妃向中国清朝政府提出立李坧为世子时，清廷面有难色，主张以长幼顺序立嗣。闵妃以族人闵奎镐为礼曹判书，负责对华外交，又急忙派人赴中国巴结李鸿章等清廷重臣，甚至与东莱倭馆接洽，透过倭馆贿赂日本驻华公使，使其从中斡旋让清廷回心转意。 用时一年多，糜费百万金，终于达到目的。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一，高宗决定册封不满周岁的李坧为王世子，李坧成为朝鲜王朝五百年来受封年龄最小的世子。正月初七，派李裕元为世子册封使，前往中国讨封。二月十九日，在昌德宫仁政殿举行世子册封仪式。八月，李裕元启程前往中国。由于已经打过招呼，所以清廷很快拍板同意。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清政府派前盛京户部侍郎吉和、内阁学士乌拉喜崇阿为正副敕使前往朝鲜，正式册封李坧为王世子。 随着还是婴儿的李坧被立为王储，闵妃在朝鲜的统治地位完全巩固。
李坧的“竞争对手”李墡，则在世子册封后被封为完和君，搬出宫廷居住。光绪六年（1880年），李墡死去，年仅十三岁。坊间盛传为闵妃所害。 李坧出生时，朝鲜已进入多事之秋。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发生了日本军舰“云扬号”攻击朝鲜江华岛的“云扬号事件”，朝鲜举国震惊。到了次年正月清朝敕使册封李坧为世子时，日本已经派了黑田清隆、井上馨率7艘军舰兵临江华岛，以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为由强逼朝鲜签订条约。清朝敕使为此警告李坧的父亲高宗李熙：“倭情本多难测，海防戒严不可疏忽矣！” 随后，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华条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日本轰开，并为后来沦为日本殖民地作了铺垫。这对刚出生的李坧来说似乎是一种凶兆。
李坧出生后，备受高宗和闵妃的疼爱。在李坧出生后不久，高宗就特地下令以“增广庆科”的名义举行科举考试，以示庆祝。但李坧出生后身体并不好，经常生病。高宗和闵妃对此十分着急，除了召集御医进行医治以外，闵妃还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希望世子平安。 高宗和闵妃又招来大批僧道、巫祝为世子作法祈福，弄得宫廷乌烟瘴气。 李坧出生后四年间，闵妃又生下二子，却都夭折了。李坧作为闵妃的独子，更是视若珍宝。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王世子李坧入学，行冠礼，闵妃命自己的亲戚闵台镐为博士，担任世子的首席老师。 紧接着，开始进行王世子嫔拣择式。闵妃又内定闵台镐之女为世子嫔，并于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决定。二月二十一日，九岁的李坧与闵氏行嘉礼于安国洞新宫（闵氏就是纯明孝皇后）。闵妃之所以将闵氏家族与世子安排成如此亲近的关系，正是为了巩固和延续骊兴闵氏的权势。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爆发了反对闵妃集团的壬午兵变，闵妃急忙将世子李坧转移到景祐宫后，化装成宫女逃跑。 利用兵变再次执政的兴宣大院君宣布闵妃已死，世子听说噩耗后“至恸无穷”。 后来兵变被清军平定，大院君被抓到中国，躲在外地的闵妃回到宫廷。闵妃还宫时，世子又亲赴宫门迎接。 闵妃和世子的感情经过这次变乱后也就更深了。
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认为高宗昏庸无能，已经没有希望，劝高宗禅让于世子李坧，由大院君辅政，希望如此能振兴朝鲜。高宗听说后非常害怕，急忙命世子南面正位，接受百官朝贺，效仿肃宗、英祖、纯祖故事，命储君代理听政。后来经过李容元力劝而罢，但李容元也遭到流配。 亦有一说是这次代理风波是因为世子的庶弟义和君李堈远比世子优秀，且大院君威望甚重，闵氏一族感到威胁，遂企图以世子代理听政的方式来加强自身的权势。
甲午战争以后，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王世子李坧于开国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5年1月10日）被进封为王太子，而高宗的称号也由国王升为大君主，闵妃由王妃升为王后。 此时李坧已经21岁了。 李坧被加封王太子九个月以后，就发生了日本浪人入侵景福宫的“乙未事变”，李坧当时在父亲高宗李熙所居的长安堂，而母亲闵妃在乾清宫坤宁阁，而闵妃正是日本的暗杀目标。李坧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暴行，他本人在变乱中遭日本人虐待，更可怕的是母亲在宫女群中被日本人杀死。后来李坧从当时在现场的一个宫女那儿听到了她目睹的一些事实，于是向美国公使馆寄去了披露真相的材料：“……受了惊吓的王妃说：‘我是来串门的。’宫女们也异口同声的这样说。但凶手们仍把她们扔到院子里，在王妃的胸口连踹3下，又用刀乱刺乱砍。同时，还有3名宫女一同被害，据说这3名宫女长得像王妃，凶手为了不漏掉目标，所以将她们一起杀害。” 另外，李坧还目睹了朝鲜人禹范善参与刺杀闵妃，据说八年后在日本暗杀禹范善的高永根就是他委派的。
乙未事变发生两日后（八月二十二日），高宗在日本人的强迫下下诏废闵妃为庶人。王太子听说后更加悲愤，便于废后诏下当天上疏要求辞去太子之位。高宗于次日下诏说：“顾念朕王太子诚孝与情理，废庶人闵氏，特赐嫔号。” 算是为闵妃稍稍挽回了些名誉。此后一连数月，李坧都难以从这一惨变中清醒过来，他的眼前总是重复那一血腥画面，以至于经常毫无缘由地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并不停地呼喊着妈妈。每逢此时，身边的宫女侍从无不泪流满面。从此他性情大变，由活泼开朗变得沉默寡言。
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李坧随其父高宗乘坐妇女轿子逃出了被日本人控制的宫廷，来到俄国驻朝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高宗下令逮捕亲日大臣金弘集等人，至此亲日内阁垮台，李范晋、李完用为首的亲俄派掌握政权。高宗和太子李坧在俄国人及亲俄派的压力下被迫居住在俄国公使馆中一年之久，其间大量国家主权被亲俄派出卖。建阳二年（1897年）2月20日，高宗终于搬出俄国公使馆，偕太子李坧来到庆运宫（今德寿宫）。8月，改是年为光武元年，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王太子李坧被封为皇太子。
高宗为了培养这个软弱的儿子，遂于光武二年（1898年）6月29日开大元帅府，高宗亲自任大元帅，统辖陆海各军，皇太子李坧为陆海军元帅。 此时的李坧虽然寡言少语，对政务鲜有介入，但他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难以摆脱政治阴谋和伤害。光武二年（1898年）9月13日，发生了所谓的“茶毒事件”，亲俄派官员金鸿陆指使御膳厨师孔洪植和金钟浩在进呈给高宗和太子的咖啡中下毒，高宗感觉咖啡味道怪异而没喝，太子接过杯子喝下少许，竟然昏厥在地，高宗大惊，急命御医抢救。后来金鸿陆等三人都被逮捕并判处死刑。但李坧在中毒倒地时摔断了两颗门牙，并且毒药永久地损害了他的脑神经和身体，以致他的身体更加虚弱。
此后，太子又负责接待德国亨利亲王，操办高宗五十大寿，这都是高宗对他寄予厚望而命他进行的活动，以此来锻炼太子。当时严淳妃（纯献皇贵妃）专擅，于光武五年（1901年）指使群臣伏阙上疏，要求册立严妃为皇后，掀起一场立后风波。高宗虽然非常宠爱严妃，但考虑到如果立严妃为皇后，将会伤害太子的心灵，所以最终没有同意。光武八年（1904年）11月5日，太子妃闵氏去世。两年后又娶尹泽荣之女为妻，是为朝鲜半岛历史上唯一一位生前做皇后的纯贞孝皇后。
此时已经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再次控制韩国。日本打败俄国以后，于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强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使韩国沦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高宗在被日本人监视的情况派密使李相卨、李儁、李玮钟前往荷兰海牙参加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不料其亲笔信和委任状被日本发现后，日本驻韩统监伊藤博文指使李完用（此时由亲俄转向亲日）、宋秉畯等奸臣进行逼宫，以违背《乙巳条约》为由，强迫高宗退位。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高宗宣布“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日本人仍不罢休，载来6门大炮对准庆运宫，强迫高宗退位。7月20日，在日本人和亲日派的操纵下，代理听政仪式转变为禅让仪式，并以“权停例”的形式举行，即皇帝、太子都不出席，而由宦官做替身代行，并匆忙结束了仪式。8月2日，李完用上“隆熙”、“太始”两个年号，李坧决定以“隆熙”为新年号。 在这样迫近亡国的危急时刻，做了三十年储君的李坧继承了大韩帝国皇帝宝座。 李坧受禅后4日，日本又强迫韩国政府签订新的日韩协约，史称《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根据这个协约，韩国的司法权被剥夺，军队也与8月1日以纯宗诏敕的形式宣布解散。这个条约引发了反日义兵运动的高潮，但大韩帝国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被日本吞并只是时间问题罢了。高宗本来就是以“代理”的名义让纯宗接管政务，从来没有传位于纯宗，而是在日本人和亲日派的操纵下才变成“让位”，因此纯宗的皇位可以说是非法的。另一方面，纯宗时期所颁布的重要诏敕和法令，都不是纯宗自己的签名，而是日本的韩国统监府伪造的，伪造纯宗签名的人叫前间恭作，这个事实已由韩国首尔大学李泰镇教授详细考证。 因此，纯宗做了三年皇帝，既是不合法的，又是完全任人摆布的傀儡，没有丝毫的实权。
隆熙元年（1907年）8月16日，纯宗下诏说：“朕之将施政改善、图一世维新，必始自朕躬。当于即位日断发戎装，臣民知悉，克遵朕意。” 8月27日，纯宗身穿西式制服，在庆运宫中的一座西洋式宫殿——惇德殿举行即位式，正式登基为帝。这种西式即位仪式在朝鲜半岛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一次。前太子妃闵氏（闵台镐之女）被追尊为纯明孝皇后，太子妃尹氏被封为皇后。此时纯宗已经34岁了，可一直没有子女。从长幼排序来说，理应由义亲王李堈继承皇位，可是高宗的严贵妃趁机结纳日本人，仗日本之势要求立其子英亲王李垠为纯宗后嗣。于是李垠便于隆熙元年（1907年）9月7日被册封为纯宗的皇太子。同年11月13日，纯宗、皇后和太子在日本的压力下移居昌德宫，庆运宫（德寿宫）则留给高宗单独居住。日本之所以如此，为的就是割裂韩国皇室的关系。而瓦解韩国皇室的举动，并非只有这一个。
隆熙元年（1907年）10月16日，日本皇太子嘉仁（后来的大正天皇）访问韩国，韩国皇太子李垠亲自去泥岘御旅迎接，纯宗下诏热烈欢迎。 这份事实上是韩国皇室被吸收进日本皇室的先兆。嘉仁走后，日本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就一直对纯宗和高宗软硬兼施，强迫他们将十岁的皇太子李垠送到日本留学，并说日本太子既然来了，韩国太子也该到日本去。11月19日，纯宗下诏将太子李垠送到日本留学，并封伊藤博文为太子太师，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为太子少师。此后伊藤博文在韩国的称呼又变为了“伊藤太师”。李垠被送走时，太皇帝高宗只能挥泪告别，而纯宗皇帝对此自然也是无可奈何。至此，韩国皇室被日本弄得七零八落，已经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了。
隆熙二年（1908年）是义兵运动最炽盛的一年，这年2月，各地义兵一度包围汉城，但被日本击溃。此后日本调集大量兵力，镇压义兵运动。在这一年中，各地义兵斗争被日军次第削平，已经很难形成气候了。在这种情况下，伊藤博文建议纯宗皇帝南巡，安抚民心，而伊藤的真实目的则是“欲使南北韩民知道，除了信赖我之外别无他途”。 隆熙三年（1909年）1月7日，纯宗乘坐汽车自汉城南大门出发，南巡大邱、釜山、马山浦，宫内府大臣闵丙奭以下大批韩国大臣及伊藤博文等多名日本人陪从。到釜山时，一度谣传日本人要把纯宗绑架到日本去，于是数万釜山市民围堵在港口，呈抵死护驾之形，很快辟谣后就解散了。 纯宗到达釜山海港时，一些渔民一齐驾驶五六艘船包围成一圈，大呼道：“陛下若东渡，臣等一齐赴水死，不忍见吾君被俘也！”岸上陪驾众臣急忙辟谣，说得唇干舌燥，那些渔民才离开。据说伊藤博文在陪纯宗巡游釜山时趾高气扬，下车仗剑向群众问道：“吾伊藤博文也，有欲杀之者乎？”群众不敢回答，有一人高声回答：“没有！”伊藤因此更加得意。 他还在途中作了首诗：“日照金銮瑞色新，庆南草木始逢春。悲歌亡国腐儒事，不许乱民轻帝钧。”陪驾诸臣纷纷相和。 伊藤又到马山浦，对群众演讲日韩两国的友谊，群众听了怒不可遏，伊藤后悔了，还没说完就走了。 南巡6天后，纯宗一行又乘坐汽车返回汉城。
南巡刚结束，纯宗又开始西巡，隆熙三年（1909年）1月27日，纯宗一行乘汽车西巡平安道，伊藤博文亦陪同。这次西巡的规模比南巡更大，纯宗一行途径开城、平壤，一直开到中韩边境的义州。2月3日返回汉城。在这次巡幸中，不时传出暗杀伊藤博文的传言，甚至还在开城发生爆炸事件。 这个月，韩国统监府强迫成均馆儒生剃发。
隆熙三年（1909年）6月14日，伊藤博文归国，复任枢密院议长，曾祢荒助继任韩国统监，仍然对纯宗为首的皇室进行严密监控。此时韩国政府已经完全被日本架空，在韩国各级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日本人就有2480人。是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火车站被韩国青年安重根击毙。以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为契机，日本朝野大力鼓吹立即吞并韩国，韩国亲日组织“一进会”也掀起了“合邦请愿运动”，延续五百多年的朝鲜王朝终于走到尽头。
隆熙四年（1910年），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吞并韩国，并以寺内正毅为新任统监，专门负责此事。7月23日，寺内正毅来到汉城。8月16日，寺内正毅向韩国总理李完用摊开了日韩合并的要求，李完用没有拒绝，只是提出不要更改韩国国号以及合并后封纯宗和高宗为贵族这两项意见。8月21日夜晚，李完用偕纯宗尹皇后之伯父尹德荣谒见纯宗，要求他同意合并。这一切早在纯宗的预料之中，但纯宗仍然唏嘘着不允许他的要求，在一旁的皇后也大哭，尹德荣恳请皇后停止哭泣，并威胁道：“若是，则有赤族之祸！”纯宗不得已应允了李完用等的要求。李完用走后，纯宗夫妇再度掩面痛哭流涕。
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13时，纯宗皇帝在昌德宫之兴福轩举行大韩帝国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会议上众臣一致同意日韩合并，纯宗只好允许，并授给李完用以全权委任状，由他代表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同日16时，李完用在统监府与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10年8月29日，纯宗皇帝下诏退位。据说退位诏书颁布时还有一段小插曲，纯宗尹皇后在屏风后面听到李完用、尹德荣与纯宗商讨退位事宜，便出来阻止并把玉玺藏起来，后来玉玺还是被她的伯父尹德荣强行夺走。不过，虽然在《让与诏书》中加盖了“敕命之宝”的玉玺，却并没有纯宗的签名。日本在这天公布了《日韩合并条约》，并将纯宗皇帝的《让与诏书》、明治天皇的《合并诏书》及寺内正毅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一齐粘贴在汉城的大街小巷。纯宗下诏说：“朕以否德，承艰大之业，临御以后至于今日，关于维新政令，亟图备试，用力未尝不至。由来积弱成痼，疲弊到于极处，无望时日间挽回之施措，中夜忧虑，善后之策茫然。任此而支离益甚，自抵不得收拾于终局，则无宁托大任于人，不如奏完全之方法，革新功效。故朕于是瞿然内省，廓然自断，兹以韩国之统治权，让与于从前亲信依仰之邻国——大日本皇帝陛下，外以巩固东洋之平和，内以保全八域之民生。惟以尔大小臣民，深察国势与时宜，勿为烦扰，各安其业，服从日本帝国文明之政，共受幸福。朕之今日此举，非忘尔有众，亶出于救活尔有众之至意。尔臣民等克体朕之此意。隆熙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至此，延续519年的朝鲜王朝暨14年的大韩帝国宣告灭亡，纯宗李坧也成为了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位君主。 李坧退位后，被日本降为“昌德宫李王”，软禁在昌德宫这座四百多年历史的悠久宫苑中，成了自己国家土地上的异国囚徒。而李坧的父亲太皇帝高宗李熙被降为德寿宫李太王，均被列入日本皇族。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10月1日，日本正式成立了朝鲜总督府，开始进行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韩国的国号恢复为“朝鲜”，汉城改名“京城府”。亡国之后，李坧和他的家族，以及在这次空前的卖国行为中出过力的李完用等勋贵重臣，总数达76名，都得到了日本的奖赏，获得了爵位、奖金和岁费。李坧每年从日本人那里支取一笔尚算可观的生活费用，在表面上继续维持着其帝王生活。但是，他已没有任何权力，甚至于连他的寝宫家具布置他说了也不算数。按照日本人的规定，那是新设的朝鲜王室事务管理机构“李王职”的权力，而“李王职”的负责人是日本人任命的。
这时的李坧虽然仍居住在昌德宫，但他像笼中鸟一样被严格限制了活动范围。除去他的寝宫大造殿以外，别处都是禁区。日本禁止他和他旧臣们到过去上朝议事的外殿去，因为此时“议”有关朝鲜的事时根本无须他们参加了。
李坧可以彻底休息了。他无国可治、无政可理，躲在深宫秘苑里默默背诵着“小楼昨夜又东风”。大正六年（1917年）昌德宫一场大火，把他的“小楼”大部分烧毁，而别有用心的日本人则借修复昌德宫需要木料为由大肆拆毁景福宫，先后拆毁多达4000余间。原来，日本人听信了某些风水先生的主意，有意毁弃朝鲜王宫，断其“龙脉”，破其“王气”，以期永久统治朝鲜。对此，李坧明知日本的险恶用心，但他无力保护祖上留下的宫殿，惟有叹息而已。
大正六年（1917年）5月，李坧前往咸镜南道咸兴，瞻仰朝鲜太祖李成桂故居并祭扫李子春等祖先的坟墓；同年6月，李坧在尹德荣的策划下东渡日本，朝觐大正天皇。 大正八年（1919年）1月，高宗去世，李坧想起母亲被日本人凶杀、父亲又被日本人毒死，他与日本人有着算不清的血海深仇。但他无力也无法去报仇雪恨，只把它作为永久的痛苦压在心底。这时，他变得异常迷信。他开始深信人死后是有魂灵的，人们是可以向死去的亲人倾诉心声的。他经常到高宗生前的寝宫和高宗、闵妃死后归葬的洪陵，面对空明长诵不已。后来王宫里有了电话，他便命人架设了通往高宗昔日居所和陵区的专线电话，每逢他因身体不适不能前往时，他便令侍从接通电话，令对方接听者把话筒对着被认为是高宗魂灵寄居之所，然后着素衣，正襟危坐对着话筒轻声诉说起来。凡看到这种场景的侍者无不动容。他这一习惯坚持数年，直到他病重不起。 李坧本性是个善良而懦弱的人。他的身心皆受到难以治愈的创伤。大正十五年（1926年）3月，李坧病重。当时已被王室立为储君的其弟李垠闻讯从日本东京赶回京城。见李坧病到如此程度，仍是医疗不周，李垠曾指令有关部门调配专职护士照料，广请良医，而且要中西医兼用。但李垠走后一条也未能落实。 大正十五年（1926年）4月25日拂晓，李坧逝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享年五十三岁。李王职为其上庙号“纯宗”，谥号“文温武宁敦仁诚敬孝皇帝”。纯宗去世以后，曾秘密将遗诏口述给自己的姑父赵鼎九（兴宣大院君之女婿），由赵鼎九听写，并于1926年7月28日将其公开到在美国发行的《新韩民报》上。纯宗遗诏这样写道：
一命仅存之予，为破弃并合认准事，诏曰：曩者并合之认准乃强邻与逆臣辈自为之、自宣布之，皆非予之所为也。惟幽闭我、胁制我，使不得明白言非予所为也。呜呼！古今宁有是理耶？予苟活不死，于今十七年矣，为宗社之罪人，为二千万生民之罪人。一息未泯，不能暂忘，困于幽囚，无出言之自由，至于今日。今一病沉重，曾不得一言而死，予将死不瞑目矣。故今予托卿，卿其以此诏宣布中外，使吾最爱最敬之吾民晓然知并合之非予所为也。前所谓认准与让国诏敕自归破弃。咨尔有众，努力光复，予魂魄当佑启汝焉。
纯宗遗诏明确否认了自己承认《日韩合并条约》，也可印证《让与诏书》中没有纯宗签名的事实。这份遗诏既是纯宗对历史的交代，又表达亡国阴影下内心的悲凉。
朝鲜总督府为了收买人心，便下令为纯宗举行朝鲜传统的盛大国葬。大正十五年（1926年）6月10日，纯宗李坧的葬礼正式举行。陵墓被选定在其父皇高宗皇帝与母后明成皇后的南扬州市金谷洞洪陵旁，命名为“裕陵”。早上8时，大舆驶出敦化门，由宗室、贵族臣下和各地赶来“望哭”的民众共计数十万人组成的送葬队伍长达20余里。亡国后的李王此时成了国家独立的象征，市民百姓用对已故君王的悼念来表达亡国的悲痛。激动的人流渐渐失控，他们再次拿出秘藏的太极旗，高呼起“独立万岁”的口号。早在4月28日，一位名叫宋学先的青年见日本人乘着汽车从昌德宫驶出，他认定此人必是日本总督斋藤实，便冲上去把短刀刺进了他的胸膛，附近的一人挡住而被刺死。可惜的是，被刺者不是日本总督，而只是一个日本商会头目、京城府协议员佐藤虎次郎，他受到重伤；而挡住他而被刺死的则是京城府协议员、日本人高山孝行。宋学先当场被巡查击伤并逮捕，后来遭严刑拷打，终于被杀害。但他的壮举激励了全国青年人，到了6月10日纯宗葬礼那天，他们散发反日檄文，展开罢课斗争。日本军警到处抓人，进一步激起民众反抗，终于演变成全国性的“六·十万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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