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辞令与纵横说辞的关系和区别

行人辞令与纵横说辞的关系和区别~

行人辞令与纵横说辞的关系和区别
　　一 陈说方式的不同
　　《左传》以情理服人，《战国策》以声势逼人。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衰微，但礼乐仍然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据劳孝舆《春秋词话》统计，《左》中行人辞令共引用《诗经》七十五则，如《左传•昭公元年》“楚令尹享赵孟”一段，叔向引用《诗经》“赫赫周公，褒姒灭之”来阐明强大却不符合道义就会走向灭亡的道理。这些大量广泛的引用形成了《左》的陈说方式上的特点，行人们大量引用诗经等经典，借用其中的道德伦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用情理服人，达到行人的外交目的。而《战》则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许多策士们更是出自民间，《诗》所代表的西周时期的礼乐离他们越来越远，因此《战》的说辞体现出多用排比，声势逼人的特点，如苏秦在游说魏王时说：“今窃闻大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这段说辞可谓句句夸大，气势滂泼，通过夸耀魏国的强大，来体现魏王事秦想法的愚蠢，从而达到六国连横的目的。可见，构成《战》说辞以声势逼人的，就是其中大量的夸张和排比，策士们彻底抛弃了礼约经意，开始赤裸裸的陈述现实，以势逼人，从而达到他们的外交目的。
　　二者的阶级立场页有所不同：《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的不同，本质上体现着《左》中行人与《战》中策士阶级立场的不同。周王朝延续八百年之久，所依赖的正是一整套完备的阶级秩序，这套阶级秩序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以宗法分封制为内容，以礼乐制为外表和纽带，以嫡长子继承与大宗小宗制为核心。最终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的相对稳定的阶级序列。然而西周统治者无法预见到这种以血缘纽带维系的阶级序列存在着根本的漏洞：随着血缘的疏远，大宗小宗间的力量一旦产生不平衡，这种秩序就再也无法维持，而血缘纽带的断裂，体现在大宗衰微，权力逐渐下放的过程。春秋时期，周天子衰微，权力逐步下放至原属小宗的诸侯和卿大夫，《左》中的行人，即属于服务于诸侯的卿大夫群体。这些卿大夫享受着世卿世禄，属于地位较高的贵族，自小受到良好的礼乐教育，和为大宗诸侯尽忠的宗法思想，自然在辞令中也显示出这种委婉道来，以德服人的特点。例如《宣公三年》中周王室使者王孙满面对气焰嚣张，问鼎中原，实则有觊觎周室之心的楚王，巧妙地以“在德不在鼎”为题，说明了周王室虽然衰微，但还没有到灭亡的地步，周鼎关乎正统，因此轻重不能问，打击了楚王的狂傲之气。不难看出，这种庄重委婉的语言辞令，正来源于卿大夫贵族们在某种意义上[2] 渴望维持西周的统治秩序的诉求。而一旦进入战国，可谓形势大变。春秋与战国的分野，即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为代表事件，在深层上正反应出战国较之于春秋的区别，就在于权力进一步下放至士阶层，乃至于平民阶层。战国的诸子百家，纵横策士，大部分皆属于士阶层的一员。士阶层属于西周封建序列中被贵族边缘化的一批人，随着血缘的逐渐疏远，无法分得爵位与封地的次子或庶子逐渐成为了平民化的贵族，也就是士。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士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中站稳脚跟，谋取功名，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诸侯，于是战国纵横家产生了。我们以其中的代表人物苏秦为例，来阐释纵横家们的辞令风格产生的原因。苏秦是战国时韩国人，出身农家，也就是平民阶层。随着战国各国变法，井田制崩坏，世卿世禄被打破，农民阶层终于突破了井田的束缚，有了凭借自己能力，获得荣华富贵的机会。《苏秦以连横说秦》中“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反应的正是战国纵横家普遍具有的，为了功名利禄而游说诸侯的心理。没有祖先荫蔽、氏族封地，被排除于贵族阶层之外的士人和平民，必须凭借夸张的说辞、气势逼人的语言和平实具体的比喻，才有可能打动诸侯，官拜卿相，这在本质上反映着新兴地主阶级渴望得到经济、政治地位，彻底推翻旧有阶级序列的迫切愿望。例如《燕策二》：“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在这里，苏秦的族弟苏代[3] ，以“鹬蚌相争”的寓言为例，巧妙地劝阻了赵国攻打燕国。试想，若此时苏代仍引经据典，向赵王申明同族大义，劝阻赵王不做同室操戈之事而是共同拱卫周王室，恐怕赵王的大军早已从苏代的尸身上碾过。综上所述，《左》与《战》行人辞令的不同，显示的是卿大夫与士人、世卿世禄与选贤举能、没落地主与新兴地主间的不同。这些通过自己努力，功成名就的士人们，最终取代旧贵族成为了新兴地主，西周的阶级序列被彻底打破，社会经过了巨大的动荡后再次形成了稳定的、新的阶级序列，也就是自秦开始的“地主——自耕农”的封建阶级序列。所以说，《左》与《战》行人辞令在阶级立场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左》到《战》行人辞令的巨大差异，本质上反映着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过程。
　　二 陈说内容的不同
　　关于《战国策》与《左传》说辞的风格比较，历代大家前辈都有各自精辟微妙的见解与想法，这里仅仅涉猎其中二三位先生之作品，借鉴其思想观点。
　　将《战国策》和《左传》相比较，以烛之武秦师为例，就像蒋先生说的那样，《左传》内容上持之有故，信儿可证；张文先生认为，《左传》与《战国策》在表现形式上有文野之分，而以烛之武为例子的《左传》则更偏向文了，烛之武的说辞更加平静易懂，道理明晰，毫无遮拦，形象鲜明，层次分明、组织严密，说理透彻、逻辑有力。
　　烛之武在左传中的令词只有一段：“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4]
　　在《左传》中烛之武对君王的说辞没有太多华丽的描述，句句道理浅显易懂，字字朴实在理，使秦王很明晰的了解了秦郑两国的利害关系，相比之前，撤兵行李往来的好处远远大于“越国以鄙远”。
　　将苏秦和烛之武说辞内容相比，极大极典型地体现出《左传》与《战国策》的说辞风格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前人前辈才每每将二者拿出相比较，分析二者的特点与各自原因吧。
　　《战国策》是记载我国古代战国时期政治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各派行人策士辞令说辞的锦集。而苏秦是《战国策》中表现当时策士谋略说辞的重要人物，《战国策》中一共记载描述苏秦演说说辞八篇《苏秦连横说秦》、《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苏秦说齐闵王》、《苏秦为赵合从说楚》《苏秦说李兑》、《苏秦从燕之赵》、《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而加上有关苏秦的书信更是多达十三篇。因此将苏秦为例来分析《战国策》中各家行人的说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也成为大部分前辈的选择的论述对象。
　　蒋寅先生说《战国策》内容“强词夺礼，巧言令色”。这句蒋老先生并没有对《战国策》中各家精妙的说辞有丝毫编贬低之意，反而正是通过这两个贬义成语生动的描绘出其说辞的精彩之处，高明之道。即看似“强词”“巧言”，而其实每句都体现着他们严谨的思维逻辑。例如在《苏秦为赵合从说楚》中：“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故为王至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早计之。”[5] 苏秦指出了楚国连横事秦的众多不利结果，同时指出了合纵抗秦的众多好处、指明了只有合纵才是唯一的出路。苏秦先是奉承楚国的强大，说明如此强大的国家没必要侍奉秦国，相反地应该成为其他国家侍奉的对象，在极力渲染了合纵的美好前景后，苏秦集中攻击了连横战略的弊端，使楚王深感连横战略之恶劣，合纵的确是唯一的选择。这个很典型地说明了苏秦说辞的逻辑性，一“弊”一“利”是楚王不得不放弃连横选择苏秦主张的合纵。再如《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今秦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至闱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百人守险，千人不能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高跃而不敢进，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固愿大王少留计”[6] 也同样彰显出苏秦的严密的逻辑，一推一拉巧妙地说服了齐宣王。
　　重点我想写一些熊宪光先生的观点，熊宪光先生在《战国策研究与选择》中说：战国策辞说内容生动形象，敷张扬力，明畅通俗。
　　首先生动形象是说战国策善用比喻和寓言。先生认为：比喻寓言往往描述自然界生物的某一种状况，介使人们从它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关联中，得到一种普遍的意义的启示和教训。如：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利，则不能远杀矣。再如：“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夫驽马、女子，筋力骨劲，非贤於麒骥、孟贲也。何则?后起之藉也。”[7] 这些都是苏秦在建议帝王时所举例的寓言与比喻，通过寓言来说明一些抽象的道理，这种风格在《战国策》中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敷张扬力是说战国策中策词辞藻华丽，气势雄伟。像张一坤说“肌丰而力沉，骨劲而气猛[8]”，朱鹤龄也说“雄深峭健[9]”，在说辞中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内容铺陈夸张。例如：“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10]。这非常著名的一段以四字为一组，气势恢宏，内容华丽，赞美了秦国的富饶与优势。
　　另外，先生认为辞说内容博引史事。引古例今，以古例今。《战国策》中苏秦常常使借助历史，然后阐明某种观点，是对方深信不疑，从中获得信任。如：“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11]。
　　最后，明畅通俗，在这里，贾传棠说“胸怀之忠诚，言辞之诚恳”，表达的淋漓尽致，像这样感人肺腑的文章在《左传》还不曾有过，而在《战国策》中这样的笔墨所在多有。
　　三 陈说态度的不同
　　蒋寅先生认为：“《左传》言辞恳切，彬彬有礼，《战国策》强词夺理，巧言令色。”先看看《左传》中的陈说。《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秦晋肴之战中孟明战败，全军覆没，心中愤怒难当，可是他面对敌人却依然彬彬有礼“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咎于秦；寡君以之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12]
　　胡安莲女士在其科研论文《论左传>‘行人’及其辞令特色》一文中写道：春秋“行人”的艺术特色表现在“谦和委婉，刚柔并济”，显示出一种张弛有节，从容儒雅，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如《王孙满对楚子》一文，鲁宜公三年，楚庄王克陆浑之戎，回兵观师于周疆，周王室惊恐，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师。楚庄王问周鼎之轻重，对周王室心存轻视。当时楚国力量正盛，横行中原，而周王室衰微，大有被楚取代之势。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下，王孙满并不从正面回答，而是从侧面沉着冷静地徐徐应对，巧妙地以“在德不在鼎”为题，说明周德虽微，实则并未到灭亡之际，打击了楚庄王的狂傲之气。这样的辞令也不止存在于一般外交场合，即使两军兵戎相见时言辞也不失谦和委婉之美。如《晋楚城濮之战》一文中，面对楚军主帅子玉的无理挑战，晋文公使栾枝回答说：“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13] 倒更像是君臣之间的相互勉励，哪像是大敌当前针锋相对的对手所做的对话？又如《齐晋鞌之战》一文中，战争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再次，《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两国围攻郑，局势万分危急，烛之武临危受命，抛开个人感情和利益，承担起关系郑国生死存亡的重任，用“亡郑以陪邻”“若舍郑以为东道主”阐释了晋帮助秦国的弊端和退兵的好处，又深入采用秦晋两国之历史来警醒晋国不要忘记秦国的过河拆桥之痛，从正反两面用委婉妥帖的语言将原本紧张的环境舒缓，并且委婉且不失道义地说服晋国退兵。由此观之，《左传》虽以细密婉曲著称，但又不尚铺陈，不事夸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用唐人刘知己在评价《左传》行人辞令中的话概括就是“其文曲而美，其语博而奥。”[14]
　　再来看看《战国策》。郭预横在其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称，《战国策》策士辩词“纵横驰骤，酣畅淋漓，放言无惮，雄辩恣肆”。王觉更称之为“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15] 以《鲁仲连义不帝秦》为例，鲁仲连力主抗秦，而辛垣衍却劝赵王“帝秦”，二人各持己见，水火不容。辛垣衍帝秦的理由是“畏之”，鲁仲连则单刀直入，以历史上殷纣王曾“醢鬼侯”“脯鄂侯”的史实来说明“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又举过去鲁、邹二国坚决不承认齐王自称天子，齐王不能使之屈服的史实，从而提出：“欲从而常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鲁仲连辞丝毫不留情面，最后警告辛垣衍，“帝秦”只能让梁王不得晏然，辛坦衍自己不得“故宠”。鲁仲连陈辞激昂又言之成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使辛坦衍“不敢复言帝秦”。又如《苏秦以连横说秦》一文，苏秦以大量铺陈排比和夸张渲染的手法强调了“连横”的优势，驰辩骋说，富于气势，连续四字词语如“上下相愁，民无所聊”“ 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夸大了如今政坛的弊端，也突出了“连横思想”的必要性，直截了当又盛气凌人。由此可见《战国策》中辩词之激烈。
　　《左传》行人辞令与《战国策》策士辩词虽呈现不同风格，但二者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是《左传》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而酣畅淋漓的文风”[16]，直接影响了《战国策》“优雅的修辞及磅礴文风”[17]。归根结底，二者陈说不同风格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政治背景和思想道德原因。顾炎武对春秋战国不同风习作了比较：“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皆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亨，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则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18] 可见战国时期是礼乐崩溃的，士人的风貌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春秋时，王室衰微，“礼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各种矛盾急剧发展，而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齐、晋、秦、楚及吴、越等相继崛起，为争霸主地位，各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激烈战争。各国统治者为了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取胜，常派遣善于辞令的行人来开展外交活动。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或战败国的“行人”，常奔走于诸侯间，凭自己卓越的外交才能，特别是靠自己出色的外交辞令来折服对方。所以，他们必须阐明充分的道理，而且又要说得既委婉又有分量，令人无言以对，于是造成语言运用上的艺术和技巧。
　　春秋时期，礼法信义思想仍是对当时行人起主导作用的传统观念。他们信奉儒家思想，《左传》中行人常引《诗经》中诗句以明礼法仁义，人物性格与时代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左传》中曾记录了多处行人赋诗明志的事，可见《诗》在当时外交场合的广泛运用。如鲁成公二年，宾媚人(国佐)在反驳晋人提出的苛刻无理条件时，曾引《诗》中“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和 “我疆我理，南东其母”、“布政优优，百禄是道”来说明对方无礼，仿佛信手拈来，却无不中的。由此可见宾媚人对《诗》的熟谙程度，这
　　在当时士人中很有代表性。重礼，贯穿于整部《左传》。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礼的作用在《左传》中被空前强调。即使两国开战，在战场上两国将领临战交锋也是讲礼的。对于行人，礼义的道德信念就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外交辞令上，表现出委婉含蓄，不
　　卑不亢而又不失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
　　战国时代，诸侯兼并更为激烈，各诸侯国都想“并天下，凌万乘”。秦以其变法而走向兴盛，并逐渐蚕食诸侯，企图独享天下。在这种形势下，除使用武力外，各诸侯国间的外交活动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于是，纵横策士应运而生，在政治外交舞台上空前活跃，影响巨大。他们“一怒面诸侯惧，安居而天下安”。[19] 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间奔走游说，“扶急持倾，转危为安，运亡为存。”[20] 《战国策》树立了一个通过外交辞令来为强权政治的策略作辩解的先例，那机智的说服方法和游说者的生动形象，他们睿智的幽默，都可以看到《左传》中行人的影子。所不同的是，这些纵横策士已不讲春秋时的礼法信义而重权谋谲诈。统治者是“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21] 那些纵横策士也是“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22]其辩辞所体现出的思想，更是“美食中的毒药”。[23]他们专以名利蛊惑煽动人主,这与《左传》中行人大多为国为民的思想迥然而异，一己之利，成为战国策士的辩说原则。
　　战国时代，策士少羁绊，大多能畅所欲言。这与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局面密切相关。因时代政治和思想背景不同，人物道德标准不一，《左传》和《战国策》形成了明显不同的论辩风格，一委婉曲折，不卑不亢；一纵横驰骋，汪洋恣肆。但不可否认，《左传》行人辞令和《战国策》纵横策土辩辞又有着渊源关系。
　　清人章学诚曾言：“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胜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奇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行人辞命之极也。”[24]可以说这是对《左传》行人辞令和《战国策》纵横策士辩辞风格及成因的最好说明。
　　四 辞令风格的不同
　　《左传》的辞令委婉平实，但有着内在丰富的意蕴；而《战国策》辞令相对来说要比前者更加雄辩和外向。如蒋寅先生在他的论文《〈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中所言：“在辞令风格上，《左传》平实典重，委婉蕴藉；《战国策》铺张扬厉，夸饰鄙俗。”张宏生先生在他的同题论文中也提到：“《左传》与《战国策》辞令，在语言风格上，有婉与恣的不同。”关于《左》《战》在辞令的风格上各自的特点及其成因，下面我们根据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分析一下。
　　首先看看左传中的记言文字。唐朝的刘知几评价《左传》的行人辞令：“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25]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左传》行人说辞的风格，即：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同时做到栩栩如生。
　　例如下面这段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26]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 一边：“郑既知亡矣。”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说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此， 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27]烛之武一番分析，并非长篇大论，言辞恳切谦恭，却步步为营，切中要害，采用直率而深入的方式，利用矛盾抓住秦不信晋的心理，讲晋国“朝济而夕设版焉”如何失信于秦，“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火上浇油，紧紧地抓住了秦伯的心理，有力地打动了秦伯。同时语言简练富有说服力，展现了《左传》行人辞令简洁精练、却能委曲达意的鲜明特点。
　　《左传》的辞令以“美”而为人所称道。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春秋时期，贵族文化高度发达，社会盛行重礼尚文的风气。在外交场合要公平应对，需要表现出温文尔雅的风度以及贵国的文化修养，要讲究辞令之美。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经很讲究，外加《左传》编年记事体例的限制，史家记述时又要对语言辞令加以修饰，故而文采斐然，使《左传》的语言呈现雍容典雅，简约矜持的宫廷气息。
　　下面再来看看《战国策》中策士的辞令。王觉在《题〈战国策〉》中评价：“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28]“辩丽横肆”四字，很好地表现了《战国策》中策士说辞的主要特征。《左传》中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无不体现出战国策士铺张扬厉，气势纵横的辞令风格。
　　《战国策》的辞令以雄壮之美称道，其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也再次印证了时代影响文学创作这个观点。
　　综上所述，《左传》和《战国策》，一个含蓄蕴藉，一个气势豪放，但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两种不同的辞令风格各有其长处，也对后世文坛史家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左转》和《战国策》说辞，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蒋寅、张宏生有同题论文《<</SPAN>左传>与<</SPAN>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蒋文认为：⑴在陈说方式上，《左》以情理服人，《战》以声势夺人；⑵在陈说内容上，《左》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战》则杜撰寓言，间杂鄙俚；⑶在陈说态度上，《左》言辞恳切，彬彬有礼，《战》强词夺理，巧言令色；⑷在辞令风格上，《左 》平实典重，委婉蕴藉，《战》铺张扬厉，夸饰鄙俗。张文则认为，《左传》和《战国策》辞令在表现形态上有文与野的不同，在层次逻辑上有密与疏的不同，在语言风格上有婉与恣的不同（《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一期，第120、128页）。[1] 我们在此基础上讨论二者的不同。
　　一 陈说方式的不同
　　《左传》以情理服人，《战国策》以声势逼人。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衰微，但礼乐仍然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据劳孝舆《春秋词话》统计，《左》中行人辞令共引用《诗经》七十五则，如《左传•昭公元年》“楚令尹享赵孟”一段，叔向引用《诗经》“赫赫周公，褒姒灭之”来阐明强大却不符合道义就会走向灭亡的道理。这些大量广泛的引用形成了《左》的陈说方式上的特点，行人们大量引用诗经等经典，借用其中的道德伦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用情理服人，达到行人的外交目的。而《战》则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许多策士们更是出自民间，《诗》所代表的西周时期的礼乐离他们越来越远，因此《战》的说辞体现出多用排比，声势逼人的特点，如苏秦在游说魏王时说：“今窃闻大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这段说辞可谓句句夸大，气势滂泼，通过夸耀魏国的强大，来体现魏王事秦想法的愚蠢，从而达到六国连横的目的。可见，构成《战》说辞以声势逼人的，就是其中大量的夸张和排比，策士们彻底抛弃了礼约经意，开始赤裸裸的陈述现实，以势逼人，从而达到他们的外交目的。
　　二者的阶级立场页有所不同：《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的不同，本质上体现着《左》中行人与《战》中策士阶级立场的不同。周王朝延续八百年之久，所依赖的正是一整套完备的阶级秩序，这套阶级秩序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以宗法分封制为内容，以礼乐制为外表和纽带，以嫡长子继承与大宗小宗制为核心。最终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的相对稳定的阶级序列。然而西周统治者无法预见到这种以血缘纽带维系的阶级序列存在着根本的漏洞：随着血缘的疏远，大宗小宗间的力量一旦产生不平衡，这种秩序就再也无法维持，而血缘纽带的断裂，体现在大宗衰微，权力逐渐下放的过程。春秋时期，周天子衰微，权力逐步下放至原属小宗的诸侯和卿大夫，《左》中的行人，即属于服务于诸侯的卿大夫群体。这些卿大夫享受着世卿世禄，属于地位较高的贵族，自小受到良好的礼乐教育，和为大宗诸侯尽忠的宗法思想，自然在辞令中也显示出这种委婉道来，以德服人的特点。例如《宣公三年》中周王室使者王孙满面对气焰嚣张，问鼎中原，实则有觊觎周室之心的楚王，巧妙地以“在德不在鼎”为题，说明了周王室虽然衰微，但还没有到灭亡的地步，周鼎关乎正统，因此轻重不能问，打击了楚王的狂傲之气。不难看出，这种庄重委婉的语言辞令，正来源于卿大夫贵族们在某种意义上[2] 渴望维持西周的统治秩序的诉求。而一旦进入战国，可谓形势大变。春秋与战国的分野，即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为代表事件，在深层上正反应出战国较之于春秋的区别，就在于权力进一步下放至士阶层，乃至于平民阶层。战国的诸子百家，纵横策士，大部分皆属于士阶层的一员。士阶层属于西周封建序列中被贵族边缘化的一批人，随着血缘的逐渐疏远，无法分得爵位与封地的次子或庶子逐渐成为了平民化的贵族，也就是士。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士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中站稳脚跟，谋取功名，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诸侯，于是战国纵横家产生了。我们以其中的代表人物苏秦为例，来阐释纵横家们的辞令风格产生的原因。苏秦是战国时韩国人，出身农家，也就是平民阶层。随着战国各国变法，井田制崩坏，世卿世禄被打破，农民阶层终于突破了井田的束缚，有了凭借自己能力，获得荣华富贵的机会。《苏秦以连横说秦》中“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反应的正是战国纵横家普遍具有的，为了功名利禄而游说诸侯的心理。没有祖先荫蔽、氏族封地，被排除于贵族阶层之外的士人和平民，必须凭借夸张的说辞、气势逼人的语言和平实具体的比喻，才有可能打动诸侯，官拜卿相，这在本质上反映着新兴地主阶级渴望得到经济、政治地位，彻底推翻旧有阶级序列的迫切愿望。例如《燕策二》：“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在这里，苏秦的族弟苏代[3] ，以“鹬蚌相争”的寓言为例，巧妙地劝阻了赵国攻打燕国。试想，若此时苏代仍引经据典，向赵王申明同族大义，劝阻赵王不做同室操戈之事而是共同拱卫周王室，恐怕赵王的大军早已从苏代的尸身上碾过。综上所述，《左》与《战》行人辞令的不同，显示的是卿大夫与士人、世卿世禄与选贤举能、没落地主与新兴地主间的不同。这些通过自己努力，功成名就的士人们，最终取代旧贵族成为了新兴地主，西周的阶级序列被彻底打破，社会经过了巨大的动荡后再次形成了稳定的、新的阶级序列，也就是自秦开始的“地主——自耕农”的封建阶级序列。所以说，《左》与《战》行人辞令在阶级立场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左》到《战》行人辞令的巨大差异，本质上反映着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过程。
　　二 陈说内容的不同
　　关于《战国策》与《左传》说辞的风格比较，历代大家前辈都有各自精辟微妙的见解与想法，这里仅仅涉猎其中二三位先生之作品，借鉴其思想观点。
　　将《战国策》和《左传》相比较，以烛之武秦师为例，就像蒋先生说的那样，《左传》内容上持之有故，信儿可证；张文先生认为，《左传》与《战国策》在表现形式上有文野之分，而以烛之武为例子的《左传》则更偏向文了，烛之武的说辞更加平静易懂，道理明晰，毫无遮拦，形象鲜明，层次分明、组织严密，说理透彻、逻辑有力。
　　烛之武在左传中的令词只有一段：“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4]
　　在《左传》中烛之武对君王的说辞没有太多华丽的描述，句句道理浅显易懂，字字朴实在理，使秦王很明晰的了解了秦郑两国的利害关系，相比之前，撤兵行李往来的好处远远大于“越国以鄙远”。
　　将苏秦和烛之武说辞内容相比，极大极典型地体现出《左传》与《战国策》的说辞风格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前人前辈才每每将二者拿出相比较，分析二者的特点与各自原因吧。
　　《战国策》是记载我国古代战国时期政治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各派行人策士辞令说辞的锦集。而苏秦是《战国策》中表现当时策士谋略说辞的重要人物，《战国策》中一共记载描述苏秦演说说辞八篇《苏秦连横说秦》、《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苏秦说齐闵王》、《苏秦为赵合从说楚》《苏秦说李兑》、《苏秦从燕之赵》、《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而加上有关苏秦的书信更是多达十三篇。因此将苏秦为例来分析《战国策》中各家行人的说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也成为大部分前辈的选择的论述对象。
　　蒋寅先生说《战国策》内容“强词夺礼，巧言令色”。这句蒋老先生并没有对《战国策》中各家精妙的说辞有丝毫编贬低之意，反而正是通过这两个贬义成语生动的描绘出其说辞的精彩之处，高明之道。即看似“强词”“巧言”，而其实每句都体现着他们严谨的思维逻辑。例如在《苏秦为赵合从说楚》中：“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故为王至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早计之。”[5] 苏秦指出了楚国连横事秦的众多不利结果，同时指出了合纵抗秦的众多好处、指明了只有合纵才是唯一的出路。苏秦先是奉承楚国的强大，说明如此强大的国家没必要侍奉秦国，相反地应该成为其他国家侍奉的对象，在极力渲染了合纵的美好前景后，苏秦集中攻击了连横战略的弊端，使楚王深感连横战略之恶劣，合纵的确是唯一的选择。这个很典型地说明了苏秦说辞的逻辑性，一“弊”一“利”是楚王不得不放弃连横选择苏秦主张的合纵。再如《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今秦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至闱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百人守险，千人不能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高跃而不敢进，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固愿大王少留计”[6] 也同样彰显出苏秦的严密的逻辑，一推一拉巧妙地说服了齐宣王。
　　重点我想写一些熊宪光先生的观点，熊宪光先生在《战国策研究与选择》中说：战国策辞说内容生动形象，敷张扬力，明畅通俗。
　　首先生动形象是说战国策善用比喻和寓言。先生认为：比喻寓言往往描述自然界生物的某一种状况，介使人们从它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关联中，得到一种普遍的意义的启示和教训。如：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利，则不能远杀矣。再如：“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夫驽马、女子，筋力骨劲，非贤於麒骥、孟贲也。何则?后起之藉也。”[7] 这些都是苏秦在建议帝王时所举例的寓言与比喻，通过寓言来说明一些抽象的道理，这种风格在《战国策》中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敷张扬力是说战国策中策词辞藻华丽，气势雄伟。像张一坤说“肌丰而力沉，骨劲而气猛[8]”，朱鹤龄也说“雄深峭健[9]”，在说辞中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内容铺陈夸张。例如：“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10]。这非常著名的一段以四字为一组，气势恢宏，内容华丽，赞美了秦国的富饶与优势。
　　另外，先生认为辞说内容博引史事。引古例今，以古例今。《战国策》中苏秦常常使借助历史，然后阐明某种观点，是对方深信不疑，从中获得信任。如：“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11]。
　　最后，明畅通俗，在这里，贾传棠说“胸怀之忠诚，言辞之诚恳”，表达的淋漓尽致，像这样感人肺腑的文章在《左传》还不曾有过，而在《战国策》中这样的笔墨所在多有。
　　三 陈说态度的不同
　　蒋寅先生认为：“《左传》言辞恳切，彬彬有礼，《战国策》强词夺理，巧言令色。”先看看《左传》中的陈说。《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秦晋肴之战中孟明战败，全军覆没，心中愤怒难当，可是他面对敌人却依然彬彬有礼“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咎于秦；寡君以之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12]
　　胡安莲女士在其科研论文《论<</SPAN>左传>‘行人’及其辞令特色》一文中写道：春秋“行人”的艺术特色表现在“谦和委婉，刚柔并济”，显示出一种张弛有节，从容儒雅，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如《王孙满对楚子》一文，鲁宜公三年，楚庄王克陆浑之戎，回兵观师于周疆，周王室惊恐，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师。楚庄王问周鼎之轻重，对周王室心存轻视。当时楚国力量正盛，横行中原，而周王室衰微，大有被楚取代之势。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下，王孙满并不从正面回答，而是从侧面沉着冷静地徐徐应对，巧妙地以“在德不在鼎”为题，说明周德虽微，实则并未到灭亡之际，打击了楚庄王的狂傲之气。这样的辞令也不止存在于一般外交场合，即使两军兵戎相见时言辞也不失谦和委婉之美。如《晋楚城濮之战》一文中，面对楚军主帅子玉的无理挑战，晋文公使栾枝回答说：“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13] 倒更像是君臣之间的相互勉励，哪像是大敌当前针锋相对的对手所做的对话？又如《齐晋鞌之战》一文中，战争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再次，《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两国围攻郑，局势万分危急，烛之武临危受命，抛开个人感情和利益，承担起关系郑国生死存亡的重任，用“亡郑以陪邻”“若舍郑以为东道主”阐释了晋帮助秦国的弊端和退兵的好处，又深入采用秦晋两国之历史来警醒晋国不要忘记秦国的过河拆桥之痛，从正反两面用委婉妥帖的语言将原本紧张的环境舒缓，并且委婉且不失道义地说服晋国退兵。由此观之，《左传》虽以细密婉曲著称，但又不尚铺陈，不事夸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用唐人刘知己在评价《左传》行人辞令中的话概括就是“其文曲而美，其语博而奥。”[14]
　　再来看看《战国策》。郭预横在其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称，《战国策》策士辩词“纵横驰骤，酣畅淋漓，放言无惮，雄辩恣肆”。王觉更称之为“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15] 以《鲁仲连义不帝秦》为例，鲁仲连力主抗秦，而辛垣衍却劝赵王“帝秦”，二人各持己见，水火不容。辛垣衍帝秦的理由是“畏之”，鲁仲连则单刀直入，以历史上殷纣王曾“醢鬼侯”“脯鄂侯”的史实来说明“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又举过去鲁、邹二国坚决不承认齐王自称天子，齐王不能使之屈服的史实，从而提出：“欲从而常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鲁仲连辞丝毫不留情面，最后警告辛垣衍，“帝秦”只能让梁王不得晏然，辛坦衍自己不得“故宠”。鲁仲连陈辞激昂又言之成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使辛坦衍“不敢复言帝秦”。又如《苏秦以连横说秦》一文，苏秦以大量铺陈排比和夸张渲染的手法强调了“连横”的优势，驰辩骋说，富于气势，连续四字词语如“上下相愁，民无所聊”“ 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夸大了如今政坛的弊端，也突出了“连横思想”的必要性，直截了当又盛气凌人。由此可见《战国策》中辩词之激烈。
　　《左传》行人辞令与《战国策》策士辩词虽呈现不同风格，但二者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是《左传》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而酣畅淋漓的文风”[16]，直接影响了《战国策》“优雅的修辞及磅礴文风”[17]。归根结底，二者陈说不同风格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政治背景和思想道德原因。顾炎武对春秋战国不同风习作了比较：“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皆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亨，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则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18] 可见战国时期是礼乐崩溃的，士人的风貌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春秋时，王室衰微，“礼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各种矛盾急剧发展，而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齐、晋、秦、楚及吴、越等相继崛起，为争霸主地位，各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激烈战争。各国统治者为了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取胜，常派遣善于辞令的行人来开展外交活动。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或战败国的“行人”，常奔走于诸侯间，凭自己卓越的外交才能，特别是靠自己出色的外交辞令来折服对方。所以，他们必须阐明充分的道理，而且又要说得既委婉又有分量，令人无言以对，于是造成语言运用上的艺术和技巧。
　　春秋时期，礼法信义思想仍是对当时行人起主导作用的传统观念。他们信奉儒家思想，《左传》中行人常引《诗经》中诗句以明礼法仁义，人物性格与时代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左传》中曾记录了多处行人赋诗明志的事，可见《诗》在当时外交场合的广泛运用。如鲁成公二年，宾媚人(国佐)在反驳晋人提出的苛刻无理条件时，曾引《诗》中“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和 “我疆我理，南东其母”、“布政优优，百禄是道”来说明对方无礼，仿佛信手拈来，却无不中的。由此可见宾媚人对《诗》的熟谙程度，这
　　在当时士人中很有代表性。重礼，贯穿于整部《左传》。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礼的作用在《左传》中被空前强调。即使两国开战，在战场上两国将领临战交锋也是讲礼的。对于行人，礼义的道德信念就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外交辞令上，表现出委婉含蓄，不
　　卑不亢而又不失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
　　战国时代，诸侯兼并更为激烈，各诸侯国都想“并天下，凌万乘”。秦以其变法而走向兴盛，并逐渐蚕食诸侯，企图独享天下。在这种形势下，除使用武力外，各诸侯国间的外交活动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于是，纵横策士应运而生，在政治外交舞台上空前活跃，影响巨大。他们“一怒面诸侯惧，安居而天下安”。[19] 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间奔走游说，“扶急持倾，转危为安，运亡为存。”[20] 《战国策》树立了一个通过外交辞令来为强权政治的策略作辩解的先例，那机智的说服方法和游说者的生动形象，他们睿智的幽默，都可以看到《左传》中行人的影子。所不同的是，这些纵横策士已不讲春秋时的礼法信义而重权谋谲诈。统治者是“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21] 那些纵横策士也是“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22]其辩辞所体现出的思想，更是“美食中的毒药”。[23]他们专以名利蛊惑煽动人主,这与《左传》中行人大多为国为民的思想迥然而异，一己之利，成为战国策士的辩说原则。
　　战国时代，策士少羁绊，大多能畅所欲言。这与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局面密切相关。因时代政治和思想背景不同，人物道德标准不一，《左传》和《战国策》形成了明显不同的论辩风格，一委婉曲折，不卑不亢；一纵横驰骋，汪洋恣肆。但不可否认，《左传》行人辞令和《战国策》纵横策土辩辞又有着渊源关系。
　　清人章学诚曾言：“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胜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奇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行人辞命之极也。”[24]可以说这是对《左传》行人辞令和《战国策》纵横策士辩辞风格及成因的最好说明。
　　四 辞令风格的不同
　　《左传》的辞令委婉平实，但有着内在丰富的意蕴；而《战国策》辞令相对来说要比前者更加雄辩和外向。如蒋寅先生在他的论文《〈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中所言：“在辞令风格上，《左传》平实典重，委婉蕴藉；《战国策》铺张扬厉，夸饰鄙俗。”张宏生先生在他的同题论文中也提到：“《左传》与《战国策》辞令，在语言风格上，有婉与恣的不同。”关于《左》《战》在辞令的风格上各自的特点及其成因，下面我们根据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分析一下。
　　首先看看左传中的记言文字。唐朝的刘知几评价《左传》的行人辞令：“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25]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左传》行人说辞的风格，即：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同时做到栩栩如生。
　　例如下面这段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26]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 一边：“郑既知亡矣。”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说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此， 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27]烛之武一番分析，并非长篇大论，言辞恳切谦恭，却步步为营，切中要害，采用直率而深入的方式，利用矛盾抓住秦不信晋的心理，讲晋国“朝济而夕设版焉”如何失信于秦，“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火上浇油，紧紧地抓住了秦伯的心理，有力地打动了秦伯。同时语言简练富有说服力，展现了《左传》行人辞令简洁精练、却能委曲达意的鲜明特点。
　　《左传》的辞令以“美”而为人所称道。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春秋时期，贵族文化高度发达，社会盛行重礼尚文的风气。在外交场合要公平应对，需要表现出温文尔雅的风度以及贵国的文化修养，要讲究辞令之美。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经很讲究，外加《左传》编年记事体例的限制，史家记述时又要对语言辞令加以修饰，故而文采斐然，使《左传》的语言呈现雍容典雅，简约矜持的宫廷气息。
　　下面再来看看《战国策》中策士的辞令。王觉在《题〈战国策〉》中评价：“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28]“辩丽横肆”四字，很好地表现了《战国策》中策士说辞的主要特征。《左传》中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无不体现出战国策士铺张扬厉，气势纵横的辞令风格。
　　《战国策》的辞令以雄壮之美称道，其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也再次印证了时代影响文学创作这个观点。
　　综上所述，《左传》和《战国策》，一个含蓄蕴藉，一个气势豪放，但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两种不同的辞令风格各有其长处，也对后世文坛史家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纵横说辞普遍存在诡辩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运用以偏概全的逻辑方法，纵横家大多是诡辩论者，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总是按照主观的需要任意选取事物的某一面作为游说的借口，甚至不惜用夸饰非实的文辞肆意渲染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证，而不是由客观出发从事物的全面联系把握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论证，或者以事物的表面相似为根据象其事而比其辞牵强附会任意造说。
行人辞令虽然是一种即时性语言但不是普通的人物对话，可以随意的表达既定想法，而是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的。作为一种外交工具，这些专对之词不能像日常用语一样随心所欲的，保持其原生态的性状，他们要与出使的目的，外交场合的大氛围，句式语言，表达方式等都要有慎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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